二中

牛牛（何学飞）

　　我是1976年9月初到益阳县第二中学（以下简称二中）读高中的。 高中两年毕业后，在这里又复读一年。

学校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由当地的谢氏家族九位乡绅出资建立的。创办人从《诗经》中关于谢氏起源的“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的诗句取“式南”为校名，叫“式南中学”。解放后，改为公办，其校名也改为“益阳县第二中学”，招收初中学生；文革时，学校第三次改名为“岳家桥五七学校”，直到我高中毕业那一年，都是用这个名字。我复读的那一年，恢复了“益阳县第二中学”的校名。现在叫“益阳市第十二中学”，但很多人还是习惯用“二中”这个名字。

学校坐落于眠牛山的南麓，在学校南面约500米的地方，有一条叫做石牛坝的小河。山叫“眠牛山”，河叫“石牛坝”，创办人选择在这里办学，是无意中的巧合，还是期待这里培养的学子们能够“牛气冲天”，中华民族能够牛起来，不得而知！

学校依山势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四栋主体建筑：第一栋是学校的礼堂，建在山下的平地上；第二栋是学校办公的地方；第三、第四栋是学校的教室。每栋房子相距约莫三、四十米，从山下的礼堂，拾级而上，到最后一栋教室，由一条笔直的约200米长，10米宽的风雨走廊串连，可以直达半山腰的运动场。在第二栋学校办公室的东头和第三栋教室的西头是两栋学生集体宿舍，分别住着部分寄宿的男女学生。学校创办人独具匠心，师生到教室、到食堂、到宿舍、上厕所，下再大的雨不用打伞，也不会打湿鞋。

距离学校南面不到200米，有一条公路从学校正面经过，从公路到学校大门，有一条宽阔笔直的大道与学校连接，大道的西面，是两口方方正正的池塘，靠学校一侧的那口池塘靠学校的那一侧，用青砖砌了一口井，井上面建了一个小亭子，学校师生的用水就取自这口井里。大道的东面是一片面积不大的良田。进入学校有两个通道，一般学校西面、北面的学生要翻过约莫百十来米的眠牛山，经过学校的操场，从通向操场的风雨走廊的后门进入学校，其它方向的学生一般从南门进入学校。

在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所在的生产队，从这所学校，曾经出了两个高中生；我家隔壁的那个村，有两位大姐姐在这所学校读书，每天上学、放学回家，必须从我们家门口经过，从那时起，我就好生羡慕她们，心想，要是我也能到这所学校读高中就好了，那是当时我心目中的最高学府了。轮到我到这里读高中时，应该是我们生产队第三个高中生，也是第三个到这所学校就读的高中学生了。

那年月，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并不多，从小学到初中，年年都 有辍学的，我所在村和我一起读小学的几十号同学，真正读完了高中的只有六位，其中三位转到了“六九一”军民子弟学校，三位是在二中完成高中学业的。

76年，是我们国家的多难之秋，刚刚入学几天，9月9日毛泽东去世，之前这一年的1月8日周恩来去世，4月5日天安门事件，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7日唐山大地震。到二中参加的第一次大型活动是9月18日下午集体组织到公社收看毛泽东追掉大会电视实况转播。那天，在炎炎烈日下，约莫超过一万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公社地坪上，挤在约莫只有十四寸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前，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电视机。之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

我们这一年级同时招了两个高中班，学生主要来自附近的国庆、堤卡子、大泉、岳家桥四个公社和煤碳坝煤矿。 班级的编排是按照学校办高中以来累计开办的高中班个数来计算的，轮到我们这个年级的两个班，应该叫高十九、二十班了，我被编在高十九班。当时高中的学制是两年，这样除了我们两个班，在校的还有比我们高一个年级的75年入学的十七、十八班。四个班都在第三栋以风雨走廊为界的东头四间教室上课，我们班的教室，是最靠近风雨走廊的那一间，其他三个班的教室都在我们东头。早上到教室、下午放学回家，那三个班的学生都必须从我们那间教室外面经过。

二中当时的师资，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输很多重点中学，他们绝大多数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其中很多是清华、北师大、武大的高材生。文革开始后，“被流放”到这个小地方教书。到我上高中的时候，老师们都已经在这里安家立业十余年了。三、四十岁，正是他们精力最旺盛的年纪。本来就有很扎实、很高的学问功底，加之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口碑很好的师风师德，很多人的名字，在学生中一届一届传下来，如雷贯耳了。

数学任课老师同时又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入学不久，学校按照上级要求组织全校师生观看了一部名叫《决裂》的电影，讲的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向旧的教育制度“决裂”的事，看完电影后，要求每一个学生写一篇观后感，葛存壮扮演的反动学术权威在课堂上怪声怪调讲“马尾巴的功能”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的这位班主任老师“跟不上”当时形势，思想有点“传统”、“守旧”和“较真”。不但数学课堂上推导论证，严丝合缝，认真负责，就连每天放学，也总是最后一个班。其他三个班都放学了，一个班接一个班的同学从我们班的教室外经过，老师还在跟同学们不停地“啰嗦”着他认为应该给同学们讲的话。以至于不知什么时候，同学们给老师起了一个叫“板篾篓子”（有古板、严谨、不识时务、滴水不漏等多重含意）的绰号，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一路“抱怨”老师放学太迟。抱怨归抱怨，在老师的“严管”下，很多同学在这个班都没有虚度，77年恢复高考后，虽然高中毕业的当年没有人考上大学，但后来通过复读，绝大多数学生都陆续跳出了农门，有了一个不错的前程，少数同学即使回家务农，也是那个年代农民的佼佼者。对于我来说，正是老师的严谨、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培养了我的数学兴趣，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不管是后来的复读班入学考试，还是改变我命运的那次高考，也就数学比其他同学多了几分而已。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那股子“较真”的劲儿，也多多少少继承了老师的“衣钵”。

十年浩劫，本来就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临时抱佛脚”，从国家77年10月明确恢复高考制度算起，到我们这一届参加高考，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九个月。

77年12月，当年的高考如期举行，积压了十多年的高中毕业生，连同当年的应届毕业生一起挤向这座独木桥。成绩出来后，那一年二中的应届毕业生没有人考上，往届生考上的也寥寥无几。

最后一个学期，家里为了让我一心一意准备高考，破例让我住在学校里读“住学”。说是读住学，但并不到到学校食堂买饭菜，每个星期回家一次，用一个玻璃瓶装上一个星期吃的“干菜”，带上一个星期吃的米，每天早中晚三次，用一个把罐按照自己吃的量，在前一餐吃完后，把下一餐的米洗好加上适量的水放到学校的蒸笼里，学校帮学生把饭蒸好。

78年的高考在7月下旬如期举行，成绩出来后，同77年高考一样，二中的应届生还是剃了个光头。自然，我也名落孙山。

本以为高考就这样与我无缘了。在当年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那天一大早，我正在田里除草，同村的一位我曾经的小学同学来到我除草的田埂上，告诉我二中当天上午要举行复读生选拔考试，邀我一同去碰碰运气。在那位同学的执意邀请下，我半推半就，稀里糊涂地和这位同学来到了二中。

本来我平常不怎么到老师办公室串门，那天刚进学校，考试开始前，鬼使神差，我和另一位高中同学来到曾经担任我们物理课的老师的办公室，老师详细询问了我当年高考各科目的成绩，说：你的语文、数学成绩不错，物理、化学成绩不好，为什么不改学文科？老师的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来不及多想，自作主张，参加了当天上午文科复读生选拔考试。考数学、语文两科，成绩当天出来，当天就公布了复读生的录取名单，在几百名文科考生中，我的成绩名列第一（可惜的是那位来邀我的同学落榜了），就这样稀里糊涂顺利地考上了复读生。

前面两届，应届生一个人没有考上。这一年的复读，也不知道一年后的高考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但我知道在我这样的家里，父母能送我来参加复读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还让我住校“脱产”学习。凭着这样一个朴素的理念，那一年我心无旁骛。至于结果，就交给老天吧。

开学后，这次选拔考上的复读生都被分别安排到比我们低一个年级的文、理科重点班。理科到二十一班，改学文科的我，被安排到了二十二班（还有两个普通班，理科二十三班、文科二十 四班）。学校把文科方面最有特长的老师安排到我们班任教，政治课任课老师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

语文课老师，武大毕业，知识渊博，上语文课时，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滔滔不绝，总能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老师讲的《曹刿论战》、《晏子使楚》、《触詟说赵太后》、《谏逐客书》、《捕蛇者说》、《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刻入了我的骨髓。

数学课老师，清华毕业，数理化样样精通，能用拇指做圆心，食指和中指夹一支粉笔，在黑板上信手画一个可大可小的标准的圆。我在十九班的那位数学老师给我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这位老师又给我们找来了高考可能面临的各种各样题型的习题让我们做，帮助我扩大了解题的思路。

历史、地理两门课程是同一位老师，老师上课慢条斯理，在黑板上的板书写得很工整，像是印刷出来的，当然写得也很慢，我总为老师捏一把汗，担心按这样一个进度，不能完成教学任务。但慢工出细活，老师每一节课讲的东西总能让我能及时消化，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再去复习。当然，担心老师完不成教学任务，也是多余的了。

那位班主任兼政治课老师，对于课本上没有的时事政治经常自己刻蜡纸，自己复印，免费分发给同学们做复习资料，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最令我感动是老师把同学们当作自己孩子，无微不至地关爱：在炎热的夏天，老师自备茶叶，中午就准备好两桶开水，到了晚自习的时候每天挑着两桶凉茶放在教室后面，从未间断；老师办公室的门正好与教室相通，春夏秋冬，每天开着门，边备课边陪伴着我们；班上有一位女同学，狐臭很厉害，同学们都不愿意跟她坐在一起，整整一年里，老师把这位同学的座位安排在靠着自己办公室门最近的那个座位；……。

这年的7月9日下午考完最后一门课程，走出校门，意外看见母亲站在校门口靠近学校一侧的那口池塘边，我急急忙忙跑到母亲面前，母亲递给我一把罐荷包蛋，具体几个已经记不清楚了，但不会少于六个。在那个年代，那是母亲能够用来“犒赏”我的最好的东西了，但彼时的我还沉浸在高考的氛围中，哪里能吃得下。从小学到高中十年，又复读一年，之后又上大学四年，这是母亲唯一一次为我专门到学校来。

高考后的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二中。上午班上开了一个班会，班主任老师给我们“训”了最后一次话，告诉我们要走好自己人生的路。没有水果零食，更没有聚餐，只有同学之间、同学与老师之间依依不舍地相互道别。直到太阳快要落山了，同学们你送我、我送你，还是舍不得离开……。

约莫一个月以后，高考成绩出来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年二中约200人参加考试，文科、理科有50多人上了录取线（全国468.5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8.4万人），我所在的文科班有将近一半的同学上了录取线。我有幸在文科考生中拔得头筹。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我收到了湖北财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从这一年开始，二中走过了好长一段辉煌历程，我也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之后很多年，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回二中看看，看看那里的老师，看看那里的校园，看看自己曾经坐过的教室、座位，看看那里的一草一木……。若干年后当年的那两位教过我的数学老师到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支教去了，有的老师调到县城去了，有的老师退休了，我在复读时的那位班主任老师因病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学校后来的老师大多比我还要年轻，我也不认识，学校的那些老建筑也不存在了，到学校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到今年离最后一次到二中，足足有二十一年了。

在二中三年的学习生活，尽管有些艰难，有些苦涩，或许正是这些艰难、苦涩，才让我懂得珍惜。对二中，我一直心存感激：那是改变了我人生命运的地方。那些与我们朝夕相处、德艺双馨的老师的身影、那独具匠心的校园布局、那为我们遮风挡雨的风雨长廊、那炎热夏天教室后面老师每天挑来的一担凉茶、高十九班、高二十二班两个班的同学连同这高十九、高二十二班的班名，……，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也不知多少次在梦里梦见和同一个方向的同学在上学、放学路上一起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翻过那座眠牛山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