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剃须刀

沈建太：火山宝地守护者

1986年，我进入山西社科院工作。 作为文学所（当时还叫文学室）第一个以西方文学为研究方向的研究人员，那时的我，别说踏出国门，就连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一寸异国土地、用自己的双眼饱览一片异域风景，都未曾有过。 即便是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只是在求学与归家的匆匆旅途中瞥见几眼。更令人尴尬的是， 我出生在山村农家，成长于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19岁那年，虽然幸运地赶上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机遇，得以进入大学，但此前脑海里关于英语的储备，几乎仅限于以“Long live”开头的几句革命口号。 半路出家，起点如此，能否在学术上拿出点有价值的东西，心里实在没底。

1989年，社会学所的秦所长要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行前，他请我帮忙将向大会提交的论文译成英文。回国后，秦所长送给我一把双层剃须刀，说是特意在日本为我买的。他还特别介绍说，这种剃须刀锋利好使，不伤皮肤，即便是用上一年都不会坏。

我20出头就长出络腮胡，不到30岁开始脱发，朝着“一头好脸，一脸好头”的“境界”飞速迈进。刮胡子，自然成为每天的必修课。在那个时候，双面刀片几乎是所有普通中国男人居家刮胡子的标配—我也不例外。

1901年，美国人金克·吉列（King C. Gillette）发明了可更换刀片的安全剃须刀，并于1903年投入生产销售，这被公认为可更换剃须刀片的起源。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剃须刀片市场仍主要依赖进口，其中美国的“飞鹰牌”刀片占据主导地位。

不久后，上海刀片厂成功仿制出同类产品，推出了物美价廉的国产“飞鹰牌”双面刀片。凭借价格优势和本土化策略，国产“飞鹰”迅速赢得了国内市场。 1990年代上海刀片厂收购了美国原品牌公司，这一事件被传为一段颇具戏剧性的“山寨逆袭”神话。

记忆中，自从第一次体验“面部割草”（剃须）起，我就一直使用上海“飞鹰”刀片。 它的材质是碳素钢，主要成分为铁（Fe）和碳（C）。这种刀片成本低廉、刀刃锋利，但缺点也很明显：极易氧化生锈。 特别是剃须后残留的水汽、汗渍或皮脂，会加速锈蚀，导致刀片变钝甚至产生锈斑，通常用上两三次就得更换。 即便是三天两头换刀片，刮脸时稍不留神也还会划伤皮肤。

其实，早在国人开始使用上海刀片厂仿制的美国“飞鹰牌”碳钢刀片之前，英国威尔金森公司（Wilkinson Sword）已经于1960年推出了不锈钢剃须刀片。它不仅提供顺滑剃感，而且具有不易滋生细菌、可长期反复使用的优点，因此在西方社会迅速流行开来。

1971年，美国吉列公司推出划时代的Trac II双层刀片。其设计如同精密协同系统：第一层刀片抬起胡须使其直立，第二层刀片随即从根部彻底切断，显著减少残留。这种双刀片结构通过降低单次刮剃压力，有效避免了皮肤红肿或划伤。

由此可推断，上海刀片厂在20世纪60年代能公开仿制美国“飞鹰”刀片而不受专利追诉，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封闭体制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缺位；而三十年后该厂通过股权收购买下品牌所有权，则是因为此类产品在西方社会已经过时。

1989年，当秦所长将那把明晃晃的不锈钢双层剃须刀递到我手中时，我心头一热，真想立刻体验一番。 然而，贫寒的出身早已在我身上刻下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烙印。面对这份珍贵的礼物，我既舍不得立刻使用，更怕就此滋生出喜新厌旧的念头。最终，我将秦所长所赠的刀片仔细收好，束之高阁，继续拿起那片熟悉的“飞鹰牌”碳钢刀片，日复一日地耕耘着自己的脸颊。

1991年，我调任海南省外事办公室工作。一次陪同外宾下榻三亚某四星级酒店时，推开客房洗手间的门，目光无意间扫过洗漱台——只见免费卫生用品盒里，赫然躺着一把白色手柄的双层剃须刀。 那式样，竟与两年多前秦所长赠我的那把别无二致。刹那间，心头猛地一怔。

36载光阴流转，我去过的国家不下30个，华夏胜景饱览无数，住过的宾馆酒店难以计数，用过的一次性剃须刀品牌繁杂莫辨，唯有秦所长所赠那把未曾启封的不锈钢剃须刀，如楔子般钉在记忆深处——它冰冷的光芒始终刺醒着我：落后受制于人，无知终遭人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