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褪色的军营记忆（四）

庞岩

1970年 秋天，中央统一安排，主要是要解决文革夺权后，军队占用地方房子的问题。沈空（沈阳军区空军）就此下文，严查所属部队占用地方住房的问题，要求违规占用的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退还。我们师问题不少，执行起来阻力挺大。最难啃的骨头 - 老红军师长：这位全师唯一的一位老红军干部（12岁参加革命的“红小鬼”55年上校）坚决不搬出自己住的日式小洋楼。他的理由是：沈空司令员王毓淮（64年少将）住什么标准，他就要什么标准。这位师长是1933年1月参加革命，比王司令员早5年多；他1920年12月生，比司令员还小2岁。 他之前是师长，1969年珍宝岛事件时被撤换（传闻是因抗命或指挥不力），调去沈空五七干校当校长，地位下降很多。他敢和司令叫板，凭的就是资历老。（我非常感慨：司令员和这位老红军师长都只活到72岁，老师长还差了大半年才72岁，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按当时政策，老红军待遇很好，他本应有更好发展。）我2017年回鞍山，得知老师长92年去世后，他家人还一直住在台町这的红军楼。

老红军师长在解放战争时就担任团长职务，这是他与警卫员

配合退房的领导是高副师长，他顶不住压力退了房。他是江苏盐城人，新四军老兵，28岁就当团长了。他全家四口搬到了师部招待所旁边的平房（三间）。 李云副参谋长： 也退了房，搬到和高副师长一样的平房区。有一天我被抽出与施工队老师傅帮高副师长家垒炉灶，我是当小工。和高夫人聊天，她对腾房非常不满，还去师里闹了一通，得知她有两个女儿（老大54年出生，16岁；老二12岁左右）。老大真是实诚，中午放学进门就叫了我一声叔叔（她仅比我小一岁）又去洗了一脸盆足有二十个国光和黄元帅苹果给我们两个干活的人吃（家里苹果有几筐）。老二样板戏唱得非常好，大方地给我们唱了好几段。高副师长中午回来也和我们聊天，似乎淡忘了退房折腾的不愉快。

李云副参谋长家也搬到了五连附近。 他家有两个男孩（比我小三四岁，上中学）几乎每天都找我玩，他们有一个姐姐（15岁），这姐弟仨人又黑又瘦但规矩老实。李云本人非常严肃，不苟言笑（看任何节目都不笑）。一天夜里，李云打电话到五连连部，怒气冲冲地指责站岗的士兵从外面窥视他家（夏日没拉窗帘），这事把站岗的兵和连长都吓得不轻。后来李云被派到钢铁学院搞“三支两军”去了。

清退工作结束很久后，沈空反馈说还有人没退。师里查来查去才发现是34团的马政委。马政委是1969年底刚从沈空机关调来的，他住的地方房屋师后勤部门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师里也没想到要查到各团团级领导占住房，但这事地方房管局非常清楚，估计是他们向沈空举报的。马政委只能立刻搬走，师里临时在卫生科住院处给他安排了三间房应急。1973年我在师部住院时，常看到马政委一家，还和他儿子（比我小三岁，但高我半头，篮球打得非常好）打过几次球。同时，去绥芬河执行任务的炮一排干战回来了，明显增强了连里的施工力量。王彦如班长干了一段时间后，被调去管理连队在铁西大营盘的“自留地”稻田（当时各连都有，汽车连条件好因此收获最多）。

战友黄广兴、朱凯利从绥芬河回来后，我（左一）与他俩一起合影。

我是倒了血霉了，施工时一不留神，铁锹竟铲了我的右脚，皮开肉绽，血肉翻起。战友扶我到卫生科竞空无一人，只得去把外科高手秦大夫从礼堂会场匆匆拽回。我看着他麻利的为我缝了四针，他叮嘱一番后，转身又急忙奔会场去了——那被铲破的脚面，稍一动弹便如撕裂般剧痛，伤口时时挣开，高锰酸钾水日复一日冲刷着创口，痛楚如影随形，竟足足纠缠了我两个月。脚伤未愈，坑道里自然没了我的位置，待略能活动时，我便只在洞口干些力所能及的零活（开卷扬机往上运土）。一日近午时，洞口只有我一人，李逢瑞师长忽然出现，他向我询问情况时，只见老吴那胖胖的身躯小跑而至。他脸上堆起那副近乎卑微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唉，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那一刻竟惶然如同罪人！后来有次随李连长去拉材料，师里派了辆解放卡车，司机是位鸡西市66年老兵。回来车行至胜利宾馆由北向东转弯之际，司机只顾与我和连长闲聊分了神。可我在车厢里看得分明：一骑车男子正从对面路口直行而来！司机却浑然不觉，一把方向打了过去。我急叫“小心”，只听得车外传来一声我平生唯一听过的凄厉惨叫——“啊”！刺耳的刹车声里，骑车人已被卷入了车底。待我冲到车头向下看时，那男子面无人色，正从车底挣扎着向外爬……铁定是我们全责！李连长一时也没了主意，忙让我跑步回师部找老吴。未跑多远，却又被他喊回——原来围观群众竟纷纷指责那被撞者是“违章”！那人自己默默从车底拖出自行车，幸而人无大碍，也幸亏解放牌大卡车底盘高。我们竟在众人“主持公道”下全身而退。解放军在那年月威信实在太高了，群众压根就不相信军人也会违章。这旧事许多年后仍令我心头沉甸甸：部队里开车那股“霸气”与随意，终将酿成苦果，无人能幸免。

在师部还有一件事令人不快。机关里有个小游泳池，却极少安排我们五连干战享用。有次吕排长和王秉珠想去碰碰运气，值班参谋却任凭好说歹说，就是不让进。吕排长据理力争：“我们在师里干活，总该有些机关福利待遇吧？况且机会难得……”可那瞎参谋不为所动。排长终于急了：“我好歹也是抗美援越下来的老兵（61年兵），如今又为你们挖‘保命’地道，回到‘家’里，倒不是人了？”那参谋竟揪住“保命”二字不放，两人就差动起手来——机关里总有那么些人，对基层士兵居高临下，傲慢如冰。这公共设施本该人人有份，却俨然成了他们专享的禁地。排长最后只得和秉珠去了219公园人少的湖里游泳。排长于1974年夏复员，四十年间我们一直联系不断，聚首多次，情谊如昨。可世事难料，2018年夏，他竟因急性心梗猝然离我们而去。老排长这一走，我与战友们皆痛彻心扉！

转业回到老家浙南江山县后吕排长全家福

早在1970年的5月1日，空军就准备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简称“三代会”）。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让林立果在会上作《讲用报告》，空军“三代会”推迟了三次。会议代表人数一再增加，从原定的2000人增至4054人，创下了空军历次会议之最。会期原定15天，实际开了50多天，成为空军大型会议时间最长的一次。直到7月31日林立果在空直机关干部会上作完《讲用报告》后，空军“三代会”才于次日（8月1日）正式在北京开幕。8月6日和8月13日，空军“三代会”两次听了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有人吹捧《讲用报告》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放了一颗政治卫星。

我们指导员商长林和四连长丛胜发（不久升副营长），作为四好连队代表赴北京参加会议。由于会议代表众多，我连炊事班还派去了一位江苏籍姓牛的老兵，他的任务就是去会上做饭。他是连里厨艺、品德俱佳的老炊事员。这次会议代表都集中住在空军学院学员宿舍（当年是四人间，现在都是两人或单人间）。这地方离我父母家非常近，现在我住的小区与学院紧邻。商指导员和丛连长在北京开会近两个月时间，这两位领导还专门去看望了我父母，我弟弟也去学院拜访过他们。这些都是后来在师部见到他们时才知道的。

他们完成在北京的会议和学习后，师里又紧接着召开了同样形式的代表大会，他们两人在师里又重新学习了一遍。在那个特殊年代，共产党的会议确实很多。当年会议为何开了50多天？我现在分析还是因为当时庐山会议政治势力角逐，吴法宪的重心在庐山。“三代会”有什么必要开50多天啊！这完全是吴法宪在控制这个大会，是等待着最高领导人接见。在当时政治斗争形势下，这是谁也左右不了的，因此临近十一国庆节前才散了会。1970年庐山会议争斗的结果是将陈伯达搞下去了，党内斗争潜在的危机一直没停过，结果在一年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再往后就是持续不断的“批林批孔”运动。

秋末时分，我和梁根兰班长被安排收割连里的稻子。当我们背着包扛着枪走到师部东院门口时，正巧黄俊生师政委进院门，他问：“你们干什么去啊？”……我们在七岭子见过他。1969年4月6号我们全连为赴珍宝岛的一营搬运炮弹时，他在深夜时分来慰问干部战士。黄政委夫人是个非常朴实的妇女，她在师小卖部工作，这也是我常去光顾的地方。我这次离开师部后就没再回去，但短短几个月已对这块地方产生了感情。现在我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师部处于鞍山最有名的地方台町，就如同北京的东交民巷一样。我从进入师部第一天起，就对这里的街道和建筑产生了非常美好的印象。这和我看见的鞍钢严重的污染状况不同，这里就像是另外一处世外桃源！我对这里的东山宾馆、众多的日式小楼以及幽静的环境赞叹不已！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台町这片地方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许多老房子拆除了，但现在依然能从这些楼宇之间找到些保留下来的老房子。

注：这是日伪时期台町老照片。台町（日语：たいまち）意为“山坡上的村庄”，是日占时期（1917-1945年）为鞍山制铁所（后为昭和制钢所）高级管理人员修建的住宅区。其名称源于地理特征——位于东山分水岭的扇形坡地，符合风水“坐北朝南”的布局理念。‌‌

高炮12师撤编后，师部这栋办公楼还保留着，现在这里是一支防空部队的团部。以前东院的老旧平房早已荡然无存，现在这里成了沈空鞍山干休所，只有正师级干部才有资格入住。我们连73年山东兵小范给我发来微信，说我前面回忆文中所说的高副师长和李云副参谋长他都知道。小范83年在师部筹建干休所至89年转业。他说：“高副师长就住在这个院里，另外严福曾师长也住这里的独栋小楼，后来纪维石师长也搬进来了。”他还说：“老师长还住在台町那边的红军楼，我们在时的老人就剩下3个人了。划分战区后，沈空（沈阳军区空军）也不存在了，以前的师、团都找不到了。”小范说的严和纪二位师长情况我一点都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是75年以后任命的。李逢瑞和黄俊生两位老领导，离休后住在空军沈阳干休所，老红军师长家还住台町这红军楼。

望着台町北部边缘的师部老楼，我不禁回想起这几个月来的点点滴滴——从辽阳冰天雪地中的铁锤钢钎，到鞍山连队评上“四好”时的喜悦与个人失落的交织，再到师部地下挥汗如雨的挖掘时光。这段日子虽然艰苦，却浸透了深厚的战友情谊，成为我军旅生涯中难以磨灭的一章。

我们连在大营盘的十几亩水稻田主要是炮四班在管理，王彦如班长为此没少操心受累。当初为些电力材料和木料，他让王秉珠去鞍钢某厂求助。厂里看就是要个配电盘和电闸箱，当即很痛快就给解决了。另外还需要的枕木，厂里有被热炉渣烫烧坏换下的不少废枕木，也是任我们挑选拉走。连队这些困难，鞍钢工人老大哥全帮解决了。还是那个年代好啊！军人办事处处受到关照。这也让我想到一年后，在辽阳西喻支农时，村里有个二赖子，他有一身带领章帽徽的旧军装。辽阳只要一卖紧俏肉食或商品，他就会马上换上军装赶过去。他说：“穿这身皮不用排队！”他这种行为严重败坏了军人声誉。我们连的种菜能手是江苏老兵汤宝林，他入伍在鞍山这几年全在种菜。我曾和他在四连阵地下小魏屯干过一些农活，当时我见到四连一位太原城市兵也在这种菜，这确实让我很诧异！一个城市兵居然把菜田管理得这么井井有条。他的样子我一直记在脑子里，当时我们没有深入交谈。几十年后在战友群才知道他叫张东生。

我们连队在大营盘的任务结束后，时间也到了秋天十月。师里的大工程快收尾了，我们班又被团里派了新活：去修干部家属宿舍。那片房子在铁西汽车连的院子里，住的都是随军过来的营级干部家属。

团后勤处从鞍山请了两位建筑师傅来帮忙。一个老师傅年纪大些，另一个看着像40岁，但他说自己才29岁，可都有5个孩子了。这位年轻点的师傅家里特别困难。我们在那儿干活，吃饭都是从汽车连的食堂打回来。晚上他经常带些剩饭回家（我们都会故意多打点饭给他），因为部队请地方技术工人来帮忙只管两顿饭，我是没见过付工钱。

汽车连也派了两个兵和我们一起干。一个是上海兵，因为开快车出过事故被停职了，另一个是广东来的新兵，还没资格单独开车。汽车连的伙食比我们炮连好太多了！他们基本不吃粗粮，自己种的稻米新收上来，管够吃。我们在那儿干活也跟着吃上了喷香的新米，这条件我们炮连根本没法比。

活儿干完了，两位鞍山师傅很热情，非要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推辞不掉，我和战友梁根兰就去了那位家里困难点的师傅家。他家在火车站附近一栋旧楼里，地方特别挤，连个能好好坐下的地方都难找。这让我想起1993年有次中午去北大找常务副校长（王义遒）签紧急文件的事。中午12点多去他家，他就在几平米乱糟糟的门厅里，坐个小马扎，对着小饭桌吃饭，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他那时住70多平的小三居，儿子都成家了还和他们挤一块住，确实够呛。说回这次做客，师傅招待我们吃饺子。因为买不到鲜肉，饺子馅是用罐头肉和酸菜拌的。鞍山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算跟我们当时每天只有四毛五伙食费的标准比，也差得挺远的。当年辽宁的老百姓，这还是钢都国企的职工，生活竞是这般艰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