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仇恨遇见绿洲

秀儿

一 那个夏夜，父亲放下茶杯时，杯底与木桌碰撞的轻响，至今仍在我耳边震颤。他郑重地对我们兄妹说，"你们也不小了，这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 他说，曾经两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飞行中突然遇到狂风和气流，飞机就像一片小树叶，被狂风裹挟着以最快的速度向一座雪山山峰撞去，眼看着峭壁瞬间冲到了眼前，他们吓得头皮发炸双眼暴突，拼死命拉操纵杆，满载抗日物资的飞机咆哮嘶吼着终于升高，逃过了这一劫。　　 还有一次，那天怎么就发起高烧来了？42度多，浑身滚烫视力模糊，头晕眼花走路踉跄，怎么能够值班去飞行呢？本来，父亲他们是绝不能请假的，因每一次飞行都有可能是此生的最后一次绝飞，谁该来代替你呢？但是一位年轻的美国飞行报务员站了出来，代替父亲值班。也就是在那天傍晚传来噩耗，那架满载抗日物资的C-47运输机失事，在茫茫雪山中消失，后来知道，三位美国飞行员全部遇难…… “为什么是美国飞行员？你为什么和美国人一起飞行？在哪儿飞？那是什么地方？”小学三年级的我不甘心地问。只见父亲的瞳孔在灯下收缩，仿佛又看见那堵扑面而来的冰墙，他什么都不说了。更痛的记忆藏在他的沉默里——那个替他踏上死亡航班的美国青年，连名字都成了不能言说的禁忌。在"打倒美帝"的红色浪潮里，这段往事被深深埋进冰川。 二 1937-1942年，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烧碎了山河。随着香港、印度支那、苏联和滇缅公路四条国际补给线相继被日军切断，中华民族命悬一线。1942年5月中缅战区的美军司令史迪威发给美国陆军部的电报说："蒋告诉我，如果三个月内不能重新打通缅甸补给线，中国将被迫退出战争。" 罗斯福总统誓言开辟新通道："我们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抗战和以后必然来到的反攻，因为这是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哪里还能开辟新通道？ "只能飞越喜马拉雅！" 当这个疯狂的建议被宋子文和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邦德提出时，美国将军们摔了咖啡杯："你们是要用运输机去撞珠穆朗玛峰吗？" 但大家都知道，如果战略援助再运不进来，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就会陷入绝境。 这条被称作"驼峰航线"的空中走廊，平均海拔4500-700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是上帝的弃地。美军称其为"军官的墓地"，"寡妇航线"。飞行员要面对零下40℃的极寒、5米厚的浓雾、未经测绘的冰川和每分钟700米的狂暴气流。C-47运输机只能在陈旧地图和简陋罗盘指引下盲飞，就连准确的天气预报也无法获得。 1941年11月，在日寇全面封锁下，喜马拉雅山几亿年的沉寂被隆隆的轰鸣声打碎。 世界航空史上最艰难、最凶险、也是最昂贵的空运——耗费6吨汽油才能运送1吨汽油的驼峰航线艰难地诞生了。 飞越驼峰对于飞行人员而言是近乎自杀式的航程。 1943年的一个夜晚，30架盘旋在浓雾中的飞机仅18架幸存。 7架着陆时坠毁，5架无法降落在空中耗尽燃料被放弃。 一滴汽油一滴血！这是那个时期毫不夸张的口号。 由于失事的飞机太多，在航道的山谷中散落着很多坠机碎片。天气晴朗时，在阳光照射下，这些碎片在闪闪发光，竟然成为了后续飞行员的恐怖导航参照！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呼啸前进。 　　三年来，中美两国牺牲了1600多名飞行员，损失了609架飞机，平均两天就损失一架飞机。但他们完成了8万架次飞行，运送了70万吨前线急缺的抗日物资和3.3万官兵。 直到现在，还有1500多名中美飞行员长眠在喜马拉雅峡谷中，无法找到他们的遗体。 　　父亲始终没说的名字，或许就在那1500具未寻回的遗骸中。他们躺在冰川里，依然保持着紧握操纵杆的姿势，像一尊尊飞翔的雕塑。我想，替父亲值班的这位青年一定有着湛蓝的眼睛，金色的头发，或许口袋里还揣着未婚妻的照片，上面印留着他的吻痕。 他也是我的父亲。如果有机会去喜马拉雅，我会在冰川前长跪不起。祈祷他们的来生平安幸福，祈祷世界和平，再不要有战争。 三2017年，我担任导演和撰稿的电视纪录片《悲壮的驼峰空运》在香港进行首映。参加首映式的有很多是驼峰空运飞行人员的二代。 我在首映会上发言，热泪盈眶。 　　这是我的发言稿片段: ″在参与这个工作之前，我一直无法把自己的父亲还有我们的父亲，和英雄划等号，我爸爸是那么的平常普通，除了对工作近乎苛刻的认真负责，就是对生活和老妈的爱。 每周从首都机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住妈妈温情地亲吻，而且并不避讳孩子们。这么浪漫的老爸，还有从小就熟悉的那么多叔叔伯伯等，都是英俊潇洒的绅士，大玩家，我们的妈妈们都是风华绝代的淑女，他们怎么会是叱咤沙场的英雄？ 后来开始对视频进行撰稿，才真正深入了进去，一年多来，穿越时空回到血雨腥风的二战时期，每日徘徊在这场人类大荣大辱的浩劫中。 我进一步了解了我们的爸爸们，在这场战争中怎样奇迹般地从大男孩蜕变为勇士，体悟着他们温暖热烈悲怆的心路历程。看到他们用自己的弱弱的肩膀担起了民族的危亡，看到他们生命的血泪闪烁在喜马拉雅，如此，爸爸军团在我心中逐渐清晰、高大、伟岸。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英雄不是口号更不是符号，就是我们最亲爱的爸爸。十年浩劫中他们备受摧残侮辱，但对这片热土爱心不变。 我是个女儿家，反战反杀戮，以前最不愿意看的就是战争片，也不愿意面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受屈辱历史。但此时必须逼着自己去了解，随着大量的阅读和深入的了解，知道了二战时期中日有二十二次血雨腥风的大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南京保卫战等等，国军将士阵亡了322万之多！但是在影视作品中，除了血战台儿庄，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表现国军抗日的影视大作品出现，而我们父辈的事迹被尘封了七十年！ 所以，我越发地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千斤万斤重！我的一位同事说：“这样的二战内容，如果在西方早就不知出了多少作品给予讴歌了！你们这部作品其实是一个重大题材的领衔之作和创作渊源！” 也许，我们怀念父辈的时候，只能写一些自己小小的家事。但正是父辈的命运和后来的结局，才是时代真实的血脉。那些能写的和不能写的，与时代的大背景融合起来，就是真实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 还原历史真相，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让真正的英雄永垂青史，就成了我，还有我们二代们当仁不让的责任。″ 在整理父辈的飞行日志时，我的手指曾多次在键盘上停滞——那些记录日军扫射跳伞飞行员的文字，那些记载战友在冰峰上冻成雕塑的照片，让我的血液至今都会凝固。这种刻骨铭心的痛，是任何岁月都无法冲淡的伤痕。 四 1997年，电视台给我下达了一个任务，去采访一个在帮助中国植树治沙的日本鬼子远山正瑛，他是日本的治沙英雄，国际治沙专家。 接受这个任务时，手中的采访本突然变得异常沉重。我似乎看到了驼峰航线的坠机残骸、重庆大轰炸的焦土、3500万同胞的累累白骨，刺刀砍下孩子头颅血液喷射的瞬间——那些亡灵的质问在黑暗中回荡:你要为敌人歌功颂德吗？ 火车停在包头站时，我的指甲已经掐进了掌心。窗外掠过的防护林带在夕阳中投下细长的阴影，恍若无数未愈的伤痕。我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不可愈合的历史创伤与人类环境保护事业的碰撞，它们在一起拧巴打架。作为抗日战士的后代，我该从什么角度来拍摄这位日本人？ 　　临行前查阅资料时，一个关键信息震撼了我：远山正瑛能在恩格贝创造奇迹，全因一位中国伯乐的坚持——他叫王明海。 时间回溯到1989年。时任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副总裁的王明海带队考察恩格贝，原计划在此建立绒山羊繁殖基地。但眼前景象令人绝望：黄沙漫天，寸草不生。集团投入600万巨资治沙（相当于如今近亿元），却如泥牛入海。当总部决定撤离时，王明海却像被沙漠施了咒——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可能。 这个倔强的内蒙汉子做出了惊人决定：辞去副总裁职务，独自背负150万元债务（约合现今2500万元），与政府签下30万亩沙漠的治理合约。在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的时候，他却要让这片苍老的沙漠，重新焕发少女的光彩。 让这片吞噬一切的荒漠产生2500万价值？这简直是要向死神讨债。 王明海 　　展开恩格贝的气象档案，每一个数据都在诉说这片土地的绝望： 这里的时间被极端气温切割——夏季正午，沙粒会烫熟鸡蛋（地表62℃）；冬季深夜，呼出的水汽瞬间凝成冰晶（-32℃）。全年降水量还不够浸透一件衬衫（250mm），其中大半都随着暴雨匆匆逃走，剩下的刚落地就被饥渴的空气吞没。 风是这里永恒的暴君。它时而轻佻地卷起沙砾（5米/秒），时而狂暴地撕扯帐篷（28米/秒）。每年有50多天，它裹挟着整个沙漠移动，黄沙军团以每天3厘米的速度（年推进5-10米）向600公里外的北京逼近。 而土壤，不过是磨碎的岩石。有机质只有0.3%，碱性比肥皂水还强（pH9.0）。中国科学院专家曾苦笑着计算：在这里种活一棵梭梭，相当于在北京城培育一片森林。 　　当王明海团队正以愚公移山之势改造着这片荒漠——推平沙丘、筑坝拦洪，硬是在黄沙中劈出碧波荡漾的水库，又在洪水冲刷出的沟壑间淤出海绵田时，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那年春天，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布赫将一位特殊的客人引荐到恩格贝。远山正瑛，这位在日本将24万公顷沙丘变良田的"治沙魔术师"，本只是来进行例行考察。但当他看到王明海团队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身影，听到"让沙漠变绿洲，让绿洲养百姓"的治沙理念时，他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 与其他考察点只提供试验田不同，王明海张开双臂对远山说："这30万亩沙漠，就是您的画布。"这句承诺，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远山尘封多年的心结。他曾在日本创造的治沙奇迹，终于在中国这片更需要绿色的土地上找到了归宿。 两位志同道合的治沙人，一个带着东方的智慧，一个携着海外的经验，在恩格贝的沙丘上紧紧握手。远山抚摸着沙地里刚冒头的梭梭苗，心中暗想："我的余生，就交给这里了。" 王明海和远山正瑛 五 从包头下了火车，来接我们的是一位精神抖擞的小伙子王喜太。恩格贝的烈日把他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我说，很想今天就能采访到远山正瑛，小王无奈地摇了摇头："要找到远山正瑛可不容易。老爷子每天天不亮就下地，谁也不知道他今天在哪块沙地干活，每天他在外面要干将近10个小时的活。" 小王还说，这位固执的老人不爱接受采访，你问你的，我干我的，有时候记者问多了，他还会发火。 我可不想让他发火，必须了解到他内心的一些真实感受。我拟着腹稿，先问什么，后问什么…… 小王带我们来到了远山的住所。"他就住在这儿。你们看，没人吧。" 这是一间十几平米的旧砖房，木门关着，只能透过玻璃窗看一下屋里的陈设。屋内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磨得发亮的桌椅和一个旧衣柜。墙角整齐地码放着劳动工具，门口堆着的铁锹和箩筐沾着沙土。 这哪里像是一位国际治沙专家的居所？分明就是当地最普通的老农之家。阳光透过窗棂，在斑驳的墙面上投下细碎的光影，照见桌上那本翻开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写着什么。也许是苗木生长的记录？还是把中国的生态状况向日本汇报的间谍数据？ 他是否曾扛过枪？这个问题如鲠在喉。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远山28岁，正值日本全民征兵的高峰期。如果他真的曾是侵华日军的一员，那么此刻我脚下这片沙地，是否也曾被他的军靴践踏？ 小王回答："远山先生1935年就来中国留学了，研究的是农耕文化。战争爆发后，他被迫中断研究回国。" 这与我查到的资料吻合——作为京都大学的农学生，他更可能以学者而非士兵的身份见证那场战争。 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王喜太 王喜太和远山正瑛 　　望着远处无垠的沙海，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惊人的事实："等等，你是说远山先生1991年来到这里时已经84岁了？现在都90岁了还在每天干活？" 小王点点头："六年了，雷打不动，每天将近十个小时。"他指了指远处起伏的沙丘，"这会儿不知道在哪块地里呢，我们得去碰碰运气。" 我下意识地又从窗外看了看老人的房间，一个问题萦绕心头：这位90岁的老人是什么身子骨？铁打的吗？ 　　想到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些治沙资金，是政府拨款还是王总自筹的？" 小王的回答让我心头一震："最初政府没有参与，全靠王总团队自力更生。远山先生一来，就被王总聘为总指导。"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老先生把老家的房产都变卖了，全部投到了这里。" 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这位耄耋老人，竟斩断了自己的所有退路！ 但这笔钱仍是杯水车薪。于是，一个令人动容的画面在日本NHK电视台播出：白发苍苍的远山站在演播室里，用颤抖却坚定的声音向国民诉说："中国对日本有三大恩：鉴真东渡传佛法，战后放弃战争赔款，抚养日本遗孤......"他深深鞠躬，"我在这里种树，是在替日本还债。" 老人继续呼吁："如果每个日本人每周少吃一顿午餐，一年省下的钱就能在恩格贝种活一棵树。" 远山的赤诚之言，在日本掀起了一场"绿色赎罪"的热潮。无数普通民众省下饭钱，汇成治沙基金；十几个民间组织自发组建"绿色使团"，跨海而来。他们带走了一身身黄沙，留下了一片片新绿。 远山正瑛在日本NHK电视台呼吁民众为中国的植树治沙事业捐款 六 在恩格贝的第三天，我们依然没能找到远山正瑛，却意外邂逅了一支来自日本的义务植树团队。 清晨的薄雾中，这支队伍已经整装待发。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更有带着孩子一同前来的几个家庭。孩子有十几岁的，最小的大约只有七、八岁。他们欢快的笑声在院子里回荡，为这片荒漠带来了难得的生机。 天刚破晓，这支队伍就扛着白杨树苗，推着水车，带着工具向沙漠深处进发。 他们严格按照远山规定的标准挖坑：深度80厘米，宽度60-80厘米。种下树苗后，每棵都要浇足六桶水。看着他们跪在沙地上奋力挖掘的样子，我的心情异常复杂。这难道不是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赎罪吗…… 中午食堂来送饭，送来的是非常简单的白米饭和一包包咖喱汁。他们只吃咖喱汁拌饭，再喝点水。 这些年轻人是否真正了解那段历史？我无从得知。但此刻，他们确实在用尽全力，将一棵棵希望的树苗栽种在这片干涸的土地上。我没见到一个日本人偷懒耍滑，他们几乎都在跑着扛树苗，浇水，跪着挖坑，连话都不说。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衣衫，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望着他们的身影，我的思绪渐渐清晰。仇恨的荒漠终将吞噬一切，而生命的绿洲才能孕育未来。 正如日本学者山田正美所言："战争罪责不应由每个日本人背负，但和平的使命却值得每个有良知的人承担。"远山正瑛和他的团队，正用铁锹和汗水在这片曾经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上，书写着超越仇恨的答案。 七 第四天清晨，刚吃完早饭，小王和翻译气喘吁吁的跑来告诉我们，远山正瑛就在不远的育苗温室里干活呢，快去！ 太好了！这是我到恩格贝第一次高兴地笑出来。 他蹲在地上。像所有的中国老农民那样，膝盖可以弯曲到最深的角度。我没有他的蹲功，只能勉强蹲着。刚想问候他一下，他却直截了当地笑着说:"我最近干了一件大事，非常高兴。″ ″是吗？什么大事？告诉我可以吗？″ "我找到育苗的好东西了！日本有很多小孩子扔掉的一次性纸杯，那些杯子用来育苗太合适了！" 我赶紧接他的话茬:"您的这个创意可真好。一次性纸杯可以保水，保住小苗的湿度，纸杯埋到土里还可以自然降解，给土壤增加一点肥力。″ 远山扭过头，浑浊的眼睛有些惊讶地看着我，好像奇怪我怎么有这些知识。幸亏我做了多年环境保护栏目，在这方面可以没有障碍地和他交流。我感觉他对我的距离感一下子就拉近，开始信任我了。 他接着说:"我回到日本去宣传，让孩子们把扔掉的纸杯都收集起来运到这里，已经运来几万个了！" 在1997年，中国还没有一次性纸杯。不得不说，远山的这个创意真是好，真正的智慧，就藏在这种返璞归真的创造里。 远山正瑛与作者在温室大棚里 　　温室旁那间狭小的工具房里，各式农具杂乱地堆叠着，几乎无处下脚。远山先生却轻车熟路地穿过这些老伙计，在角落里搬出两个小木凳。我们就这样，在一片铁锹锄头的包围中，开始了一场触及灵魂的对话。 "带着赎罪的心来的。"老人对着摄像师何健的镜头，一字一顿地用生硬的中文重复着这句话，每个音节都像钉子般沉重。 他告诉我，在中国治沙是他毕生的梦想。那些在日本积累的治沙经验，他渴望能在这片更需要绿意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老人眼中，每一株幼苗都是和平的使者，而恩格贝，就是他赎罪的圣坛。 沉默良久，他忽然低下头，声音哽咽："我的兄长...曾是侵华日军...就死在这里..."他紧紧攥住自己的手。 角落里堆着日本孩子们收集的纸杯。老人随手拿起一个，粗糙的拇指轻轻摩挲杯壁，眼神温柔得仿佛在抚摸孙儿的脸蛋儿。阳光从门缝溜进来，在那双沾满沙土的手上跳动。 我突然想起克里希纳穆提的话："真正的热爱里，从不掺杂野心。"眼前这位老人，不正是最好的诠释吗？他不要名利，不求回报，只是单纯地、执着地爱着这片土地，爱着这份救赎。 成为垃圾的一次性纸杯 　　 作为日本国宝级生态学家，远山正瑛本可安享晚年。他在北海道创造的治沙奇迹，让日本成为全球首个消灭沙漠的国家。东京大学为他设立的实验室里，陈列着17项国际生态奖项，他的养老金足够支撑三代人衣食无忧。 最终，84岁的他带着两大箱专业书籍、三套工作服和一台老式经纬仪，在恩格贝的沙地上划下第一条基线，开始了长达15年的坚守，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在狭小岛屿创造奇迹，中国人同样能在荒漠创造绿洲。恩格贝就像放大版的鸟取沙丘（日本著名沙地），但这里能孕育更具普世价值的治沙范式。" 　　三十载春秋更迭，恩格贝完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绿色革命： *荒漠重生 曾经只能养活5%植被的"死亡之海"，如今75%的土地披上绿装。 30万亩流动的"沙魔"被牢牢锁住，化作生机盎然的绿洲。 肆虐的沙尘暴从每年50次锐减至5次，286种动植物在这里安家落户。 *沙里淘金 3万亩生态农场每年捧出2万吨瓜果蔬菜，甘甜多汁。 肉苁蓉等沙生药材年创收5000万元，让沙地变"聚宝盆" 。 15万游客年年来此，只为见证这场"沙漠变江南"的奇迹。 *世界课堂 联合国的治沙教材里，恩格贝是最生动的案例。 20多个国家的专家带着惊叹而来，载着希望而归。 ″全球生态恢复典范"的奖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鸟瞰恩格贝 5月份的恩格贝 八 1997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由我担任导演并主持的大型环保特别节目《梦通恩格贝》在北京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节目邀请了中日治沙代表人物——90岁的远山正瑛先生与恩格贝治沙带头人王明海先生同台对话，这是两位"沙漠愚公"首次在电视媒体深度对谈。 节目播出后引发强烈社会反响，创下当年环保专题节目收视高峰，收到观众来信近千封。 　　2004年2月27日，97岁的远山正瑛安详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嘱： "我的骨灰一半撒在恩格贝的沙漠里，一半带回日本。请继续种树，直到黄沙变绿洲。" 为纪念这位"沙漠绿化的圣人"，恩格贝治沙示范区在他常年工作的核心区树立了一座等身铜像：身着工作服，手持铁锹，目视远方绿洲。 基座铭文是，中日双语镌刻"绿色使者和平之魂" 。 脚下埋有他生前最后一包从日本带来的沙棘种子 每年植树节，中日和各国志愿者都会在铜像前举行纪念活动。铜像旁的"远山纪念林"已扩展至3000亩，每一棵树都是对他"沙不止，人不还"誓言的延续。 　　执笔至此，万千思绪涌上心头。 我的父亲，那位曾翱翔于驼峰航线的抗日战士，与远山正瑛这位日本老人，竟在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相同的信念——让生命延续。无论是飞越喜马拉雅运送抗日物资，还是跪在沙漠中栽种幼苗，他们都在用生命守护生命。 此刻，世界某处依然炮火连天，无辜的生命仍在消逝。而恩格贝的每一片新叶，都在风中低语着一个永恒的真理:生命对生命的救赎永远比死亡对死亡的延续更接近文明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