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卿山下

自由行

　　四川绵阳梓潼县的长卿山，它的轮廓在夏日的暮色里渐渐沉凝，像一尊沉默的巨人，守护着川北大地的褶皱。上世纪六十年代，当第一缕勘察队的炊烟在山坳里升起时，这座以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字长卿）命名的山峦，还不知道自己将承载起一个民族最沉重也最炽热的期盼。

那时的中国，正被冷战的阴云笼罩。青海金银滩的原子城已点燃了第一簇希望的火花，但从战略纵深的考量、复杂局势的倒逼，让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将目光投向了川北这片群山环抱的盆地。长卿山下的梓潼县，凭借其隐蔽的地形、相对便利的交通，成为了继青海之后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决策和指挥中心——后来，人们在解密的档案里，郑重地称它为“两弹城”。

没有奠基仪式，没有喧嚣鼓乐，只有卡车轮胎碾过泥泞的声响，和科研人员行李箱里书籍碰撞的轻响。数万双脚步，从繁华都市、从高等学府、从军营哨所，向着这座陌生的大山汇聚。他们中，有戴着眼镜、手握公式的科学家，有扛着工具、满身油污的技术工人，有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子，也有放下锄头、拿起图纸的当地百姓。邓稼先来了，这位“两弹元勋”把家安在了山脚下的平房里，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窗纸上的身影与桌上的核物理公式重叠成最坚毅的剪影；王淦昌来了，他隐姓埋名，在实验室里与辐射为伴，只为让中国的“争气弹”早日升空；于敏来了，这位“国产土专家”没有留洋经历，却凭借惊人的毅力，在理论物理的迷宫里蹚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

长卿山的风，吹过简陋的实验室，吹过临时搭建的宿舍，也吹过那些写满公式的黑板和堆积如山的演算纸。冬天没有暖气，科研人员就裹着棉被工作；夏天蚊虫肆虐，他们就用脸盆装满水放在桌下，双脚泡在水里抵御叮咬。最难的是物资匮乏，一根铅笔要用到握不住为止，一张草稿纸要正反两面写满，就连计算用的算盘，都被磨得发亮。但没有人抱怨，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团火——那是对国家的忠诚，是对民族的担当，是“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的倔强。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消息传到长卿山下，寂静的山谷瞬间沸腾。有人欢呼着拥抱在一起，有人蹲在地上泪流满面，更多的人则默默走向实验室，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开始。随后的日子里，氢弹原理突破、武器化试验成功……一个个捷报从远方传来，而长卿山下的灯光，始终明亮如初。这里是决策的中枢，是智慧的源泉，是数万科研工作者心照不宣的约定——把最危险的工作留给自己，把最安全的生活留给祖国。

如今，长卿山依旧沉默，而山下的“两弹城”已成为铭记历史的地标。那些斑驳的办公楼、简朴的旧居、深邃的防空洞，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邓稼先旧居里，那盏陪伴他深夜工作的台灯，仿佛还在散发着温暖的光；国魂碑林中，那些镌刻着名字的石碑，在阳光下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长卿山记得，那些年轻的面孔如何在岁月里刻下沧桑；长卿山记得，那些平凡的身影如何成就了不凡的事业；长卿山更记得，有一种精神，从这里出发，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那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一座长卿山，因那段历史而厚重；不朽“两弹城”，因那些英雄而光荣。长卿山下的红色历史故事，永远鲜艳明亮、光彩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