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吉祥文化在汉代玉器上的体现

叶生

吉祥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石器时代的岩画创作上，都是以部落图腾的形式出现的。随后在夏、商、周的青铜器，以及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等艺术品上都有不同形式的体现。

“吉”和“祥”两字最早出自《周易.系辞》中“吉事有祥”的句子。“吉祥”两字的组合最早出于《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说文解字》：“吉，善也”，“祥，福也，从亦羊声，一云善”。自古以来，吉祥被认为是美好和喜庆之事来临的先兆。因此，古人把美好的事物和喜庆的征兆，制作成各种艺术形象，用以表达求吉驱凶观念。可以说，吉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永恒的主题，是民族精神的要素之一。

汉代的吉祥文化比之前历代更加兴盛，不仅反映在社会的精神文化中，也丰富地体现在物质文化中，如玉器、青铜器、画像石和画像砖等器物上。本文仅讨论吉祥文化在汉代玉器上的体现，以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吉祥文化的整体形态和其独特之风貌。

首先，汉代吉祥文化最直接地反映在用途不同的玉羊雕件上。在古人的心目中，玉石本身就是吉祥的象征，因此有“吉玉”之说，以及“君子比德与玉”之论述。“祥”与“羊”声近且通用，《说文解字》：“羊，祥也。”在商周时期，“羊”字就是“祥”字，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吉羊”就是“大吉祥”。既然玉被视为吉玉，所以汉代的玉羊直接表达了吉祥的意思。如下图故宫博物院收藏玉羊砚滴。（文中所用照片基本为馆藏作品，通过网络下载，下文不再说明。）

汉代文人雅士用玉来雕琢羊形文房用具，体现出对吉祥的渴求，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汉代羊形文房用具时有出现，如201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出一件汉代羊形玉水丞，以一千九百八十六万港币成交（见下图）。

由于玉羊象征着吉祥，汉代玉雕中多有圆雕玉羊的器物，用于富贵官宦人家的陈列品，以示吉祥，并借此元素表达祈福寓意，如下图的玉羊摆件。

吉祥文化在汉代玉器上的第二种表达方式就是直接用吉祥文字（即吉祥祝词）雕刻在玉器上，通常以玉璧为多，请见下图中的汉代“宜子孙”出廓玉璧。

在玉璧的出廓部分，镂空雕刻“宜子孙”三字，两旁用龙纹装饰。

少数玉璜也有类似的表达，如安徽博物馆的玉璜。在玉璜的上方镂空雕琢了“长宜子孙”四字，表达了墓主人对子孙万代的祝福（见下图）。

“宜子孙”出自《山海经·西山经》：“有木焉……其实如枳，食之宜子孙。” “宜”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表达了古人的思维方式。古人的一切活动都在“宜”和“不宜”之间选择，尽可能地避“不宜”而趋“宜”。趋宜辟灾也是古人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基础，如孔子的儒学思想、老子的道家理论等。

汉推翻秦政后，社会稳定，经济相对发达，人们的思想主流是对生活的积极态度。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使得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安定环境存有美好的期待，因此汉代玉器常出现“长乐”和“长乐未央”的吉祥语。故宫博物院有一件刻有“长乐”的出廓玉璧，请看下图。

下图所示的“长乐未央”汉代玉璧由台湾原金华堂收藏，曾参加199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展览。玉璧的内圈的上下部位镂雕“长乐”和“未央”铭文。

“长乐”一词源于《韩非子·功名》：“以尊主御忠臣，则长乐而功名成。” 汉高祖刘邦则把“长乐”物质化，他在咸阳设都，修建自己的宫殿，尽情享乐，起名“长乐宫”，几年后又建“未央宫”，构成“长乐未央”一词。《而雅·释诂》：“央，尽也。” “长乐未央”意为享受安乐，永无尽头。

汉代是道教盛行的时代，虽然汉武帝“独尊儒术”，但仍然尊崇道教。他本人就是请道家为他炼丹，以求长生不老的第一个帝王。在汉武帝的推动下，汉代人求长生不老，延年益寿之风颇盛。《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愿请延年益寿药”，《汉书·刘向传》：“邹衍重道延命方”。在这样的风气下，汉代玉器不免会出现“延年益寿”的吉祥语，如下图所示的出廓玉璧。

此玉璧廓内分内外两圈，外圈为镂空工艺，“延”字刻在上部，“年”字在下方，布局合理，有序。该“延年”玉璧原为清宫旧藏，后流落民间，1995年在台湾故宫展出。下图是出土于咸阳的汉代出廓玉璧残件，出廓的中间部分镂空雕刻“延年”二字。

汉代流行的玉刚卯和玉严卯上所刻的驱凶避邪的诗文也属于吉祥语之列，虽未直言吉祥，但表达了祈求平安吉祥的愿望，是典型的汉代吉祥玉佩。

玉质刚卯和严卯为长方体，上下两端对穿一孔，可穿绳佩带。在4个长方形的平面上，刚卯刻了34个字，严卯刻了32个字的诗文。刚卯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严卯文曰：“疾日严卯，帝令夔化。顺尔固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有些刚卯、严卯的文字稍有不同，但意思基本一致。近百年来，学者们对其铭文的解释分歧甚多，但总体意思还是明确的，意在以吉煞凶，祈祝吉祥平安（见下图的刚卯）。

刚卯和严卯的铭文内容反映了汉代人相信天帝和神的力量可以化凶为吉，希望通过佩带于身，以吉煞凶，驱鬼逐疾。

在汉代，除了羊表达吉祥外，一些猛兽也被认为具有“避凶求安”的吉祥寓意，如熊、虎等。

熊是汉代人最为崇拜的动物之一，因为汉文化与先秦时代的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楚国人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建立并统治了汉朝。楚国历代国君均以“熊”为氏，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熊为吉祥之物，在国君的名字前都要加上“熊”字，成为楚国的传统。显而易见，熊是楚民族的图腾和吉祥动物。汉承楚风，这一现象使熊成为国家吉祥的象征，以熊为主题的玉雕作品在汉墓中屡见（见下图）。

汉代视熊为吉祥动物，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史前上古时期的黄帝。春秋时期晋国史官编著的《竹书纪年》中这样记载：“元年，帝即位，居有熊。”黄帝即位时居住在名叫“有熊”的国家，而且是“有熊国”的国君。上古时代的国君称号与国家名称相同，所以黄帝被称为“有熊氏”。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也是黄帝有熊氏的后裔，故文献中多有鲧、禹死后化作熊的故事。楚人是黄帝部落的后裔，又是夏人的亲族，所以汉代人继承楚人的习俗，视熊为吉祥动物是有根据的。下图是海昏侯墓出土的玉熊佩件，说明墓主人生前佩带玉熊以示吉祥。

虎为百兽之王，威猛无敌，有辟邪作用，可以用于祈福祥，被汉代人视为吉祥动物。东汉泰山太守应劭的《风俗通》：“虎者，阳物，噬食鬼魅，亦能邪恶。” 汉代玉器常用虎形纹饰作为装饰，如下图汉代玉枕上的虎形图饰。

玉虎纹饰镶于枕上，可以得到安睡无忧的吉祥。东汉道教的重要典籍《太平经》卷一：“多威之者，名之为虎。” 虎猛威无敌，因此汉代人用玉虎作为玉佩，随身佩带，用于镇妖祈祥，如下图的玉虎佩。

汉代玉器中也有将熊和虎结合在一起的纹饰，表达了对熊虎神威的崇拜，正所谓“虎熊逐凶邪”。该纹饰打破了以前各朝代仅有“熊虎”并称的文字表达方式，体现了汉代吉祥图案的一大特色，请看下图汉代熊虎纹饰玉板。

虎在汉代也是镇守西方的神灵，与青龙、朱雀、玄武并列为“四神”或“四灵”，共同守护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在“四神”中，虎和玄武是现实世界中的动物，青龙与朱雀（凤凰）是人为想象中的动物。玄武通常是乌龟与蛇的合体形，常一起出现在汉代玉器上，作为吉祥纹饰。下图是上博的“四灵”玉胜，玄武在下，龟与蛇的头部相对应。

下图中的汉代玉铺首运用浮雕和镂空技法刻“四灵”纹饰，左下为玄武。

宋代《续博物志》有这样的论述：“龟见蛇则呷而食之”，这论述与该铺首的玄武纹作龟衔蛇的形状相同（见下放大图）。

关于玄武古代有多种解释，如龟为雄，蛇为雌，玄武即二者交合；另有“玄武，龟也，（《礼记·曲礼上》）” 认为玄武就是龟本身。龟有预兆吉凶的神性，故商代人每逢大事必用龟甲卜未来发生事情的结果。龟一直被认为是神龟，而且也是长寿的象征，汉代人信奉道教希望延年益寿，龟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吉祥动物。

汉代吉祥文化在玉器上的表现还有其他很多方式，由于篇幅有限，题目也较大，不准备在本文详细阐述。最后提及其他两个例子，比如汉代玉器中多有圆雕辟邪兽，既可以当作佩戴物，也可以作为摆件，出土较多，说明汉代将辟邪厌胜作为吉祥的首要目标。因为吉祥的降临必须首先驱邪，如下图的辟邪兽，工艺精湛，彰显汉代人对辟邪兽的喜爱和重视。

辟邪兽是想象中的猛兽，既有虎熊的威武，而且有双翅，头上有角，有甚于“如虎添翼”。汉代工匠认为，越是塑造的威严凶猛的辟邪兽，越有驱邪避凶的效果，因而各种辟邪兽竞相媲美，形态各异，本文不再举例。

羽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飞仙，与其他的仙人不同，有翅膀，在汉代也属于吉祥物。《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人们渴望跨越死亡，永住神仙居的乐土。羽人因身有羽翼能飞，与不死同义。所以羽人的吉祥意义在于汉代人渴望能像羽人一样“羽化而升仙”，在不死之乡永生。下图是羽人驾驭辟邪兽的汉代玉圆雕作品。

总之，汉代吉祥文化在玉器上的体现，说明了汉代吉祥文化是道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碰撞的结果，其中既有楚风的遗韵，也包涵了中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汉代是结束几百年战乱后相对稳定的王朝。汉代的吉祥文化不仅反映出楚文化的源头，也显示了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特征：即生命的存在价值（如“长乐”）、生命的延续价值（如“长宜子孙”、“延年”等）还有超越生命的价值（如“羽化升仙”）。另外，汉代吉祥文化也体现了二千多年前的汉代人观察问题的局限性，他们无法抗拒天灾、人祸、疾病等问题，因而“避凶求安”，“逢凶化吉”的强烈愿望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理因素。所以，汉代人对吉祥的崇拜和祈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汉代吉祥文化在玉器上的表现，为以后各朝代的玉器制作，特别是玉器世俗化后的吉祥玉器的创作和推广起到开先河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