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故宫文物南迁

何京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回顾历史，纪念先烈，是今年的热点。上海东方电视台关注于一段史实，也就是抗战时期故宫有一批珍贵文物南迁到贵州。他们据此要拍一部大型记录片。摄制组辗转于南京、湖南、贵州、重庆等地，十分辛苦。非常年轻的创作拍摄团队，沉浸于历史往事，非常敬业，令人感动。

　　他们通过宣传部和文物局的渠道找到我，希望采访，聊聊意义之类的话题。欣然接受。

　　我们一起回顾了那段峥嵘岁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进占中国内地的野心隐约可见。为了使中华文化瑰宝免遭劫掠，政府当局考虑将北京故宫博物的文物南迁。1933年春，根据行政院训令，故宫博物院精选院藏的1.9万余箱文物，及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单位的文物，分五批陆续起运，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运至上海法租界暂存。同时，加紧在南京修建新的库房，以便永久保存这批文物。1936年，南京新库房顺利落成，暂存于上海的所有文物全部运抵南京，藏于新库房内，并设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故宫院内，文物装箱待运

　　刚在南京落定的文物，还没来得及开箱整理，1937年，日军在北平发动了七七事变，随即又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南京岌岌可危。故宫博物院又不得不再次组织这批文物转移，先后分北、中、南三路向西南后方转移。北线有7286箱文物，从南京出发，由铁路经陕西宝鸡入四川成都终至峨眉；中线有9369箱文物，从南京出发由水路经湖北汉口、重庆、宜宾最后运抵乐山；南线应该有近3000箱文物，但战事紧迫，只得仓促将最珍贵的80箱文物，从南京装船沿水路运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还有2900箱文物没来得及转移，被日军虏获。好在日本人在南京烧杀抢掠，却未敢破坏这批文物。1945年日军仓惶投降撤离时，又无暇顾及，它们依然留在南京，完好无损地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故宫文物运输途中

　　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日军对中国内地的纵深轰炸日烈。长沙接连受到轰炸，故宫博物院决定继续把80箱文物转移到贵州。从安全考虑，转移线路是从湖南绕道桂林，再迁贵阳。要求湖南、广西、贵州三省配合，先由湖南省公路局派出十辆汽车将这批文物运至广西边界，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经桂林、柳州至与贵州交界的六寨，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经独山、都匀转运到贵阳。

1938年1月除夕之夜，第一批文物运抵贵阳。当时贵州还没有找到能妥善安顿这批文物的地方。此刻全民放假，家家团聚，文物无处可去。为了不让文物停放街头，时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决定动用永乐路蒋介石战时的贵阳官邸，民国早期贵州省主席毛光翔的宅院毛家公馆暂时存放。两个月后，在六广门附近租到一幢带花园的民宅，这批文物暂时移放到这里。

刚修缮一新的贵阳毛公馆，抗战期间蒋介石行辕，临时存放故宫文物。

　　贵州相关部门四处寻找最安全的长期存放地。贵阳是区域中心城市，有被轰炸的可能，因此寻找存放地的范围很广，超出贵阳的行政区域范围。此举后来证明是明智的。1938年以后，贵阳遭遇日机52次轰炸。其中以1939年2月4日最为严重，史称4.2大轰炸。市中心城区被投掷航空炸弹和燃烧弹129枚，摧毁房屋1000多幢，数千人死伤。 贵州多方选择藏宝地点，到1939年元月，经当时民国行政院审定批准并下令，80大箱文物全部安放到安顺城区东南的华严洞。地方政府派兵警戒，历时5年10个月。直到1944年底，日军进犯到贵州独山境内，贵州省政府和故宫博物院奉命于十二月六日在安顺分装，后方勤务部拨借汽车十五辆起运，将全部文物装车，运往重庆巴县，以龙岗乡飞仙岩为新藏址。

抗战胜利后，迁移在外的故宫文物分批运回南京，1947年全部完成。但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南京政府摇摇欲坠。1948年，时任故宫博物院的理事长翁文灏主持理事会商议，决议挑选故宫、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南京的文物运往台湾。从1948年12月起，分三批将文物运到台湾。当年运到贵州的这批文物，在运往台湾之列，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到南京解放时，南京故宫博物院尚存11,178箱未及运往台湾，于20世纪50年代陆续分批由南京运回北京故宫。至1958年北运结束，但当时仍留有部分文物存于南京博物院。

安顺华严洞 抗战期间故宫文物藏于此。

台北故宫博物院，贵州抗战文物现存于此。

　　东方卫视摄制组主要在安顺华严洞采访拍摄。但当我给他们说道，当时故宫文物藏于安顺时，还在贵阳举办过展览，全市轰动。摄制组对此极有兴趣。于是我与他们来到当时展览举办地省立贵州艺术馆旧地，现中华南路附近，我们壮怀往事，又梳理了那段历史。

当时这批文物保存在安顺华严洞，条件十分简陋。洞里阴湿。负责守护的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常年坚持防火、防潮、防鼠、防白蚁。每逢有阳光的天气，还需把文物搬出洞外晾晒。后来文物经清点无一损毁。

尽管工作繁重，故宫博物院工作组仍不忘发挥文物的现实价值，在艰苦的条件下还组织策划文物展，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1943年冬季，重庆多雾，日军很少来轰炸，环境相对安全，故宫博物院从存储安顺华严洞藏品中选书画142件，由庄严等人将参展文物押运至重庆中央图书馆展览，展览名称为“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轰动战时陪都。时任贵州省立艺术馆馆长陈恒安先生知道消息，即刻找到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表示应该让贵州人民有亲眼目睹国宝的机会，不能守着宝山后手而回。吴鼎昌联系故宫博物院，与马衡院长商议，马衡欣然同意，表示要以此回报贵州人民对保护国宝做出的贡献。

　　于是，待重庆展期结束后，故宫博物院以重庆展品为基础，又作了充实调整，组织展品190余件，于1944年4月，在贵阳市省立贵州艺术馆作为期两周的展出。展品包括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书法、名画精品。有晋代王羲之三帖、唐代唐玄宗唯一存世书法《鹤鸽颂》，以及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的书法，还有宋徽宗的《腊梅山禽》、巨然的《秋山问道》、唐寅的《山水》等绘画，均为国宝级的真迹。展览轰动贵阳，为贵阳抗战时期文化艺术活动的繁荣带来了新气象。

　　历史过程聊完以后，编导还要我谈谈意义之类的话题，于是我说了两点。

其一。1944年4月在贵阳举办的这次书画展，是贵州建省600年以来艺术价值最高的一次展览。若以今天的市场价值论，展览的任何一幅字画价值都在几千万至几亿元。不仅本地民众蜂拥而往，就连抗战时期滞留贵阳的大艺术家徐悲鸿、叶浅予、关良等等，也兴奋不已，前往观摩。贵州远离京畿江南文化发达地区，可谓山高皇帝远。借此机会能够亲睹大家墨迹，感受先贤气息。因此，这次展览在贵州文化发展史上，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二、我们必须铭记，这次展览是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为了激发人民保家卫国的民族感情，以极大的历史责任感策划展览，同时又以极为周全仔细的工作来保障文物安全。当时在展厅外甚至准备好卡车。万一日机来袭的警报响起，将立刻有序安排文物撤离到安全地带。当时的资金比今天困难得多，条件艰苦得多，风险大得多，这是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极致案例。我希望今天的文物工作者们，好好学习前辈的这份深厚情怀和担当精神。

王羲之远宦帖 藏台北故宫

苏轼 字 藏台北故宫

米芾字 藏台北故宫

宋赵颉 腊梅山禽图 藏台北故宫

宋赵颉字 藏台北故宫

唐伯虎画 藏台北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