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乡村稻草置 》文 宋红莲

宋红莲（原创）

乡村稻草置
□ 宋红莲

在乡村，农家人的一张脸至关重要，一有机会，都会拿出最显眼的东西来挣足脸面，比如起一幢大房子，装修精致。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显示方式，那就是在门口的稻场边，置（动词）一个超级大的稻草置（名词），这在七八十年代十分盛行。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稻草的重要性。它不仅能煮饭，喂牛、做床铺草，还能打草垫、盖猪屋牛屋顶盖……用处多得说不尽。生产队有很多稻草置，一溜儿排在偏僻的稻场上，看得人眼睛发亮。

生产队置置，场面很热闹。一大波人捆草，一大波人挑草，几个人用胡叉顶草，几个会置置的师傅在置上来回跑动，很是灵活。如果置头过高，超过了胡叉顶举的高度，就用木材扎十字架吊运稻草上置。多数时间，置上的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这种置又高又大，像一座横卧的山岭。我们曾像壁虎一样，手脚并用往上爬过，但往往爬到一半就手脚瘫软，使不上劲了，或者抓不紧稻草滑下来。
尽管有这么多稻草，并不是都分给老百姓的。因为要烧窑，要烧砖制瓦，每年冬腊月，这么多的稻草置，都会被窑上的滚滚浓烟，一个一个“无情”吞没。分给老百姓的少之又少，少得可怜，跟分口粮一样，一斤不多，一斤不少。

父母用钎担挑草回家之前，会在稻场上将稻草捆子两端刷一些零散的草头出来，重新扎捆，以防路上撒落。尽管如此，路上还是有不少散落的稻草铺满了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小孩该上阵了。我们拿着爪耙（一种扒草的农具），早就等候在路上了。一旦碰上有落下来的稻草，就飞快地跑上前去，将稻草爪成堆，叉开腿站在草堆旁，用爪耙在地上划个圈，仿佛圈住的就是自家的宝贝，谁也别想碰。

父母将稻草挑回家以后，会尽量码成一个小置，然后再长年累月地使用。父母置这个置时很用心，尽量下窄脚，能置两捆宽的绝不置三捆。草置边缘像被精心裁剪过，斜斜地收成八字形，远看像个敦实的小粮仓，雨水顺着斜坡滑下去，一滴也渗不进草芯里。置顶上一般都要铺上一些旧塑料纸、旧蓑衣，像给稻草置穿一件衣服那样认真仔细。

这多是六七十年代的光景。分了责任田后，到了七八十年代，乡村的稻草置便换了模样。这时候，收成好坏是自己的，收上来的稻草当然也归个人所有。这时候的置就不止一丁点了，都是高头大置。首先得有宽大的台基和稻场，还得特意留出足够的空间。

这样的置一般是“松三捆，紧五捆”，也就是三捆草平摆，两捆草压缝。置脚是头一年的烂草，是准备让其浸地气雨水烂成渣的，否则第一层新草就会浪费掉，不符合乡村人爱惜物品的性格。

靠地面会选大草捆置三层紧边脚，最底层的大草捆用草腰子勒得紧紧的，脚一踩上去“咯吱”作响，三层叠下来，比石碾子碾过还平整。如果天气无雨，情况允许，一般不会一口气将稻草全部置上置，至少分三天，多的分一个星期。这样置的置，结实，四平八稳，不渗雨水，连走路蹭痒的牛都撞不垮。当然，如果赶急，一口气置上去，不是师傅，很难保证一次性成功。有时候，置置的人还没下来，置就垮了，置置的人随置垮落，一阵惊险。

置大，就证明种的田多，收的谷多，卖的钱多。别人有的青黄不接，这家就有可能没有。别人说，哎呀，你今年的一个置好大呀！就等于说，你这么会种田，这么会挣钱呀！这家主人脸面上一定是熠熠生辉。

当然，有些稻草置放的时间长了，就得想办法处理。处理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卖。不用担心没有人来买，那些专门往造纸厂拖草的稻草贩子早就盯上了你，就是那种拖一车草堵死整条村路的拖拉机们。置大、质量好，一般都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再过来是九十年代以后，对稻草的需要就越来越少了。究其原因，主要有这四条：一是起屋的人家，都买的商品砖瓦，也就是轮窑厂生产的砖瓦，又便宜又结实，不需要自己辛辛苦苦烧制了；二是低等级造纸厂因为环境问题被关停了；三是使用收割机，基本上没收稻草上来；四是家家户户使用上了煤气灶。就这么几年功夫，曾经金贵的稻草，忽然成了田间地头多余的东西，大多数在田里就被一把火焚烧了，草木灰当钾肥，很助庄稼生长。

像我的老家，千禧年过后，就很少大面积种水稻了。取而代之的是种棉花，近十多年又养起了小龙虾，更是与稻草不沾边了。没了稻草，自然就没有了稻草置，乡村人的稻场宽敞明亮了许多。
　　
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老家，发现不仅家家户户都起了一幢漂亮的小楼房，几乎所有的稻场都进行了硬化，露出水泥混凝土幽蓝色的光芒，也是农家人脸上的亮光。我记得几家原来置置的地方，现在都摆放着小汽车，有的人家还有几辆。有人说，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儿女们回家时，小汽车还没有地方放，恨不得像置稻草置一样置起来。
　　
原来，在乡村人心目中，一直揣着“置”的念想——六七十年代置稻草，是为了囤住日子的底气；八九十年代置高置，是为了撑起家门的体面；如今置起小汽车，是把日子过兴旺的崭新模样。这“置”里，藏着的一直都是对好日子的热望啊！

后记：乡土书写的源与流

我累计写下五百余篇农村题材的小说与散文，常有人问起：何以能捕捉到如此多乡土细节？

答案藏在母亲生命最后的六年里。那位走过八十八载光阴的老人，在晚年与我朝夕相伴的两千多个日夜中，成了我最珍贵的"乡土教材"。无论俗务多繁、身心多累，每日雷打不动抽出一小时，或于檐下闲坐，听她讲早年田间的春播选种、灶间的油盐酱醋；或沿小径散步，听她忆起村口的老槐树与老井、邻里的家长里短与暖心事。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细节，那些浸着岁月温度的故事，便在这日复一日的絮谈中，慢慢融进血脉，在笔端生了根。

我们这代人，恰是站在农耕文明与现代社会交界处的摆渡者：上承乡土文明的余温，亲历传统社会的嬗变，既见过土地里长出的岁月，也见证着钢筋丛林的崛起。母亲那辈人用一生沉淀的生存智慧——如何与四时相和、与天地共生，如何在朴素甚至贫瘠的日子里活出韧性、开出花来——藏着一个民族最本真的精神密码。

这些记忆若不及时拾起、落笔成文，或许用不了多久，就会像村口老槐树一样在时代风里悄然枯去。下一代或许能精准计算作物产量、熟练操作智能系统，却可能再也无法理解"汗滴禾下土"的分量，无法想象"看云识雨晴"的古老经验，无法体会"邻里互助"的淳朴温暖。
　　
所以坚持书写，从来不是个人怀旧，而是为文明存证：让那些正在消失的田埂、炊烟、乡音，在文字里获得永恒；让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坚韧、善良、智慧，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这既是我们这代人对历史的交代，更是对文明根脉的守护——毕竟，一个记得来路的民族，才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