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4日的回顾和反思

忧天下

　　1967年8月4日，上海爆发了文一革期间规模最大的武一斗事件——“8.4砸联司行动”。这件当时轰动上海乃至全国的武斗大事件，现在70岁以上的上海人一定印象深刻。时光已经过去了58年，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该被模糊、被遗忘！每年的8月4日我都会被这个特殊的日子所触动，当年的情景在头脑里盘旋。

那一年我16岁，是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的初中生 ，班级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这天早上，学校接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电话，要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去参加砸“联司”的行动，并说要我们学校的两派组织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联合起来。不多久，开来了四辆解放牌的卡车，我们都爬上了卡车，总共有一百六七十人。卡车朝着外滩方向开去，但开到黄浦区的一所中学就停了下来。大家正纳闷，有人说赤手空拳怎么去砸“联司”？于是大家跑进教室（文革学校已停课）去拆课桌椅，把课桌椅上的三角铁一根一根拆下来，再找布条把手握的地方裹起来，这样砸“联司”就有武器了。我们当时虽年少气盛，但没有参加过武斗，况且面对的是身强体壮的成年人，不由十分忐忑，心里一点底气都没有。

　　为什么上海“工总司”要调动十万人马兴师动众去砸上柴“联司”？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呢？

位于上海市东北角军工路上的上海柴油机厂，文革时有两大造反组织：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联合司令部）、上柴东方红（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总部），以下简称“联司”、“东方红”。两派都是老造反，但矛盾由来已久，表面上看“联司”是要保厂长，“东方红”是要打倒𠂆长，更主要的原因是谁来掌权，谁说了算，谁代表上柴厂进入市革会。

1967年1月24日，徐景贤在张一春桥、姚一文元处汇报工作，王一洪文打电话来报告说，他已带了很多人冲到上柴厂去，那天厂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武斗。当时张、姚还不清楚上柴两派是什么关系，只是说，“不要造成重大的伤亡”。此时，王一洪文已经介入到上柴厂两派的矛盾中去了。两派都宣称自己是造反派，在厂里为打倒谁、结合谁、解放谁，谁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而争吵的很厉害，一直吵到八机部。

后来，上柴“联司”、“东方红”两派都来找市委机关联络站，他们知道联络站是张、姚的办事机构，但联络站中也分两派，所以並没有得到上面明确表态。

　　1967年3月月，“市革会”成立以后，曾经派军宣队进驻上柴厂，宣布“东方红是“左派”，立场支持“东方红“。“联司”不满意了，把军宣队的办公室给砸了。对方报公安局，把砸办公室的人给抓了。于是“联司”组织人到市公安局去静坐，把“联司”的问题闹到社会上去了。

根本的原因是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以后，导致基层单位面对权力再分配的局面，不同的群众组织都打着“造反”的旗号宣称自己是“左派”，压制对立派 ，搞唯我独“革”，欲大权独揽，把对立派打倒、压下去。上柴厂的“联司”和“东方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交大汤福坤（化名全向东），在与“联司”杨仲池长谈之后，观点十分接近，于是“全向东”不断以“联司”代言人散发传单，发表言论，並帮助“联司”建立了六百多个“支联站”及“支联总站”，把社会上反对张一春桥、徐景贤、王一洪文的人全部聚集起来，“联司”有“全向东”及众多“支联站”的支持，他们底气更足了。

王一洪文指挥的“工总司”（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当时的做法是支一派、打一派，这样使派性斗争更激烈了。基层那些受压的、丢权的、失意的造反组织对市革会、“工总司”和“支左”部队的做法很有意见，他们也是积极造反，为什么得不到上级的支持反而受到打压？现在上柴“联司”敢于静坐市公安局，不怕事情闹大，敢于向上海市革委会挑战，他们是一条战线上的 ，于是纷纷表示支持“联司”，并且成立了“支联站”组织，全市最多时有627个“支联站”计几十万人，后来又成立了支联总站。面对这么庞大的对立派，“工总司”不可能坐视不管，一场潜在的大冲突势在必行。

67年5月始，“全向东”（支联总站负责人）发表言论，称上海政法机关对“联司”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必须改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是向“市革会”公开叫板！《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批评“联司”，“全向东”又反击“文汇”、“解放”是资产阶级的喉舌，并说上海政宣部门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

他们还提出：“徐景贤、王一洪文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倒陈、曹的黑秀才”，“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等口号。徐景贤也下达指示，要《文汇报》、《解放日报》收集《全向东》、《联司》的言论，组织批判文章，编成几版报纸版面，夹在“文汇”、“解放”中发行，形成对“联司”的宣传攻势。

“联司”、“东方红”双方还在上海人民广场设台大辩论。支持“联司”的和支持“东方红”的辩手都不买账，辩论很激烈，看热闹的群众很多，双方都在为自己造势。此时，上海已形成了明显的两大派别组织，一派是以张、姚、徐、王为首的“市革会”，另一派是以“联司”、“全向东”、“支联站”为代表的势力，这股势力中有“炮司”，“红革会”的人，也有一些失意的原“工总司”、“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头头，以及一些没有掌权的造反派，其中一些人曾几次参加过“炮打张一春桥”。

面对两派剑拔弩张的局面，7月初， 市革会徐景贤、马天水、王少庸、王承龙等四人，每人带着一个警卫员专程去“联司”总部谈判，经过一番激烈辩论，“联司”同意“东方红”这一派回到上柴厂。但不几天两派又发生了冲突，7月18日，观点倾向“东方红”的工具车间工段支部书记解福喜，在双方武斗中被打死，派性矛盾再次升级。

　　两天后，武汉发生了著名的“7. 一20武斗事件”。武汉的“百万一雄师”这一派，得到武汉军区和司令员陈再道的支持，动用了武器弹药，并包围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住处。当时毛一主席就住在王力的隔壁，为了安全起见，周一恩来即刻安排毛乘飞机离开武汉，于21日凌晨2点到达上海。

7月22日，河南发生大武斗，江一青在北京接见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负责人时，明确肯定了“文攻武卫”这个口号，使全国武斗的规模再次升级。

张一春桥是陪同毛一主席从武汉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后，张特意把江一青讲话的内容批转给徐景贤，并说此记录可以散发。徐景贤就把“讲话“印成传单，夹在《文汇报》、《解放日报》里发行。

7月23日，毛一主席到上海两天之后，上海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大会，内容针对“武汉事件”、河南大武斗、上柴“联司”及“支联站”的问题。

7月29日，上柴“东方红”的队伍全部撤出上柴厂，为几天后的“踏平联司”做好了准备。

7月31日，由公安局出面，把正在泰安路开会的支联总站的负责人25人全部抓获，但“全向东”没有抓到 。当时，游雪涛领导的秘密组织“扫雷纵队”派人打进支联总部，掌握了他们内部的动向，把负责人一网打尽。

8月3日，市革会发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致“上柴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被印成大布告，由“市革会”派人乘三辆大卡车，并通知新闻记者、电影厂摄影师一起到现场。到了上柴厂门口 ，“联司”的人不让进厂，送信人就在卡车上用高音喇叭广播《公开信》，“联司”就派人砸了高音喇叭，抢走了摄影机。这样为砸“联司”获得了充分的理由。、

　　8月4日凌晨3点，王一洪文在华山路888号召开“工总司”全体委员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上柴联司动手。但徐景贤认为，如此重大的行动，必须经过张、姚批准，他多次打保密电话找张一春桥，但张陪毛一主席去了，没有接电话。徐只能请张的秘书转达，张也没有回复。

这天王一洪文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等人找到华山路888号参加“作战”会议，对上柴厂及周边的厂房、仓库、水塔、食堂，黄浦江沿岸，对船只、军舰的配备都做了详细的部署，尤其是让军舰封锁黄浦江，既不能让“联司”的人逃出去，也不能让“支联站”的人马来增援“联司”。

　　8月4日凌晨，王一洪文一声令下，千辆大卡车装载着近十万人向军工路上的上柴厂进发，上海的各条马路上都是川流不息的大卡车，上面满载着头戴柳条帽、身穿工作服，臂上箍着红袖章的工人队伍。参加行动的最前沿是几十名解放军“毛一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文攻”，“联司”也用广播反击：“工总司”镇压“联司”绝没有好下场！“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阶级不打工人阶级”等。

进攻的人群用铁棍、长矛， 甚至用大型吊车、铲车，高压水枪向里冲。防守的人占据屋顶，用砖块、强力弹弓弹射大号螺帽。他们还使用了铁块、自制燃烧瓶、甚至喷射镪水和硫酸进行抵抗，让进攻方不断受阻。

砸“联司”的行动从清晨一直进行到晚上6点左右，由于防守只有二三千人，进攻方却有近十万人，最后当浑身是伤的杨仲池被抓到，砸“联司”行动才告结束。

　　当天晚上，张一春桥陪同毛一主席乘坐一辆苏联造的钢甲防弹轿车到马路上巡视，车辆行驶到外滩黄浦江边时，当天参加武斗的人还没有完全散尽，马路上车辆和行人很多。外滩市革委会大门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手拿钢钎、头戴柳条帽、身穿工作服的工人造反派，当然马路上也有很多支联站的人。

当我们乘坐的卡车到达上柴厂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钟左右了，惨烈的 砸“联司”的行动已经结束了，迎面开来的大卡车上不断有人喊，“杨仲池被我们活捉了！”在返回学校的路上，我们乘的卡车好几次差点被拦下来，有许多支持“联司”的人在喊口号：“镇压‘联司’绝没有好下场！”（有资料上讲，这次砸“联司“行动，共死亡十八人， 伤几千人）。

砸“联司”行动后不久，张一春桥有个讲话，“比如说上柴问题，我们哪一个人主张要他们两家打呀？我是从来没有主张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从来是反对他们这样打的，反对他们两派这样闹的，多次邀请他们两家谈判，主要是“联司”一方就是不干，特别是后来发展到那样多的支联站，它以为要得势了，就更加不愿意谈判了，非要打不行 ，非要在战场上见个高低， 那你有什么办法？我们解放军去也不起作用，去宣传队也不起作用，反而要把你的人捉起来，他们一定要干嘛，那就干好了，我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他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叫我们批准，他就要打嘛，那就打一场好了，我看那样子打一场也不错嘛，也锻炼了上海的工人阶级。”（张一春桥1967.10.16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1967年下半年，搞武斗的现象在全国蔓延，且各地越演越烈 ，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谁呢？

毛一主席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的“百万一雄师”和“钢工总”武斗最厉害的时候曾经发表过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 ，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为什么仅仅过了十几天，上海就发生了由王一洪文指挥的“工总司”、部分学校红卫兵参加的、近十万人用武力镇压群众组织的大事件？况且这段时间毛正在上海，上海的一把手张一春桥也几乎天天陪同在他身边，王一洪文凭他自己不用请示就能决定这次行动吗？

有回忆文章中说 ，8月3日，王一洪文召集“工总司”的头头们开会 ，讨论第二天砸“联司”的行动。但上海的文革史专家李逊（著作《革命造反年代》）曾经采访过当年“工总司”的头头王明龙、叶昌明、张宝林、黄金海、戴立清等人（采访时他们已刑满释放），当问及他们当时商量怎样策划砸“联司”时，他们异口同声说，在行动之前，他们没有开过会，也没有具体策划砸“联司“的行动计划。那么是谁在操纵这桩大规模的武斗？

　　在《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资料中，关于砸“联司”的交代有几份，分别是王秀珍、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陈阿大、张宝林、王明龙等。从1977——1979受审期间的交代，他们都承认8月4日这天是王一洪文现场指挥，砸了“联司”，但在这之前如何筹备、如何策划却都交代不出内容。

而且市革会的徐景贤、王少庸等人是不同意武力解决的，王少庸还曾经批评过警备区的一些干部支持砸“联司”的做法。

那么砸“联司”这场行动是谁拍板决定的？当时王一洪文虽然是“工总司”的司令（9个月前他只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干事），他能决定砸“联司”这一重大行动吗？况且这次行动出动了东海舰队，有二十余艘军队舰艇配合。我们在当时就听说了浦东有十万“支联站”的人乘船去增援“联司”，但被东海舰队的军舰给拦截了。

　　关于调动军队权限的说法，据说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必须得到军委一主席的批准。那么当时谁有权调动东海舰队的舰艇？

王一洪文为首的“工总司”要武力“踏平联司”很好理解，王当时在上海的排名是在张、姚、徐、马、王（少庸）之后的，平时张、姚不在，一般是徐景贤（所以有徐老三之说）主持工作，徐、王（少庸）並不同意动武，所以他的行动一定是得到了张一春桥的批准，何况他调动不了东海舰队。在指挥这一场行动以后不久，他也逐步高升，先调中央学习，后在“十大”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张一春桥原来是柯一庆施的秘书和智囊，靠揣摸领导的意图和“极左”而发迹，1958年因发表《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而获得毛一主席的赏识，60年代协助江一青抓革命样板戏得到重用。1958年开始进入上海市委常委班子，进而当宣传部长，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而不断升迁，文革开始当上中央文革副组长，成为中央首长。

　　1967年初上海在全国成立第一个“三结合”领导机构“上海人民公社”，后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但上海的许多造反组织对张一春桥的历史问题（叛徒嫌疑）有看法，也因为张春桥没有重用自己这一派，几次组织“炮打张一春桥”，如果不是中央文革及毛一泽东的支持，张早就垮台了，于是这些人和组织在“联司”、“支联站”的旗帜下聚集了一股反对的力量，这股潜在的力量很庞大，对当时成立不久的上海“市革会”存在很大威胁，如不及时剿灭会影响到张、姚的地位和上海文革的成果。

从张一春桥来讲，他是必须要想办法打垮“联司”和“支联站”的。这段时间毛一主席正在上海，所以张一春桥不可能不向毛一主席汇报，何况他一直陪在毛一主席身边。

“8.4砸联司行动”已经过去58年了，对武斗中死去的亡灵没有一个说法，对伤亡者家属造成的伤害无人知晓，历史的悲剧镌刻在“8.4”。当年参与行动的十多万人已垂垂老矣有的已作古，轰动上海的武斗大事件在岁月的风尘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虚无，主要当事人杨仲池、全向东（汤福坤）、陈卜昌等“联司”旗下的三千多人，“东方红”组织的一千多人，参与砸“联司“的近十万人，却不见有人出来回顾、总结这桩触目惊心的流血事件。当事人闭口不谈，后人就更难以厘清此事件台前幕后的真相。梳理以上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

（2025.8.13于伊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