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叠盘龙 天禄遗珍——辽代九叠篆天禄元宝源流、意蕴与历史影响考‌

九叠篆

魏国锋

‌摘要： 辽代九叠篆“天禄元宝”，乃中国货币史上的一颗璀璨遗珠。其铸行于辽世宗耶律阮“天禄”年间（公元947-951年），以其独特的九叠篆书体、深邃的皇权寓意和复杂的历史背景，成为研究辽代政治、文化、军事乃至多民族融合历史的珍贵实物载体。本文将从“溯源考证”、“形制析览”、“寓意钩沉”、“史事钩稽”与“影响广布”五大维度，对九叠篆天禄元宝的来龙去脉、艺术特征、政治意图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多重影响进行系统性、深层次的剖析与论述。

壹・溯源考证：天命所归，契丹雄心

“天禄元宝”之诞生，非一时兴起之物，实乃契丹民族由部落联盟迈向中原式皇权帝国，于历史转折点上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宣告。欲解此钱，必先入其史。

一、国号与年号之初定：从“契丹”到“大辽”

辽朝，乃由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所建。其国主耶律氏，自太祖耶律阿保机始，便怀有“混一天下”之志。公元916年，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至其子辽太宗耶律德光，于公元936年得后唐石敬瑭所献“燕云十六州”，势力大张，深入汉地。公元947年，耶律德光攻入后晋都城开封，接受百官朝贺，遂改国号为“大辽”，意在昭示其已非昔日草原部落，而是承袭中原正统之皇朝 。此举，乃契丹政权汉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亦是其政治野心的一次集中体现。

二、世宗践祚：动荡中的皇权宣示

“天禄”年号，为辽代第三位皇帝——辽世宗耶律阮所用 。耶律阮的即位，充满血雨腥风。公元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南征还师途中病逝，契丹内部爆发了激烈的皇位继承之争。耶律阮乃辽太祖阿保机之长孙，被随军南下的宗室贵族拥立为帝，于镇阳（今河北正定）即位。然而，远在契丹本土的皇太后述律平（阿保机之妻）意图另立其子耶律李胡。耶律阮被迫率军北上，与祖母的军队对峙于潢河（今西拉木伦河）之上，史称“横渡之约”。最终，耶律阮凭借军事实力与政治手腕，迫使述律平承认其帝位，成功巩固了权力。

正是在这样一种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外部对中原虎视眈眈的复杂背景下，耶律阮登基后，定年号为“天禄”（公元947-951年） 。“天禄”二字，语出《汉书》，意指“天之俸禄”，即皇权天授，名正言顺。这不仅是对其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皇位的合法性追认，更是向契丹贵族和中原汉人宣告：自己的统治乃是天命所归，不容置疑。铸行“天禄元宝”，尤其是采用代表国家最高权威的九叠篆体，便成为这位年轻皇帝宣示主权、稳定人心、彰显文治武功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三、发行之主张与目的：谁人擘画，意欲何为？

关于“九叠篆天禄元宝”的具体倡议者与设计者，史料阙如，未有明确记载。然依情理推之，此事必由辽世宗耶律阮亲自首肯，甚至直接授意。其发行的核心目的，可归结为以下数点：

政治合法性之构建：此乃首要目的。耶律阮以“人皇王”身份即位，面临着来自守旧派贵族的巨大压力。铸造镌有“天禄”年号的钱币，即是以国家名器，将“皇权天授”这一抽象概念实体化、普及化，反复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

国家认同之塑造：辽朝初期，实行“一国两制”，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天禄元宝”采用汉字、中原形制，显然是针对境内外汉人社会的一次文化与政治喊话。它表明辽朝皇帝亦是中华之主，意图以此凝聚汉人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向心力，消解其作为“异族”统治的隔阂感。

皇权威仪之彰显：九叠篆，自宋代起便被定为官方印章的专用字体，象征着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与至高无上的皇权 。辽朝选择这种当时最为繁复、最具官方色彩的书体入币，无疑是要向世人展示其国力之强盛、典章制度之完备，以及皇帝本人不输于中原天子的威仪与气度。其所传递的信息是：大辽非但武力强盛，其文化与制度建设亦足以比肩甚至超越中原王朝。

综上，“九叠篆天禄元宝”的诞生，是辽世宗耶律阮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应对内忧外患，精心打造的一件政治宣传品。其源流深植于契丹帝国的崛起、汉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帝王个人的权力焦虑之中，是一枚承载着厚重历史信息的“政治钱”。

贰・形制析览：方圆之间，曲直之艺

“九叠篆天禄元宝”作为一件融合了钱币学与书法艺术的珍品，其形制、布局与字体之美，皆有精妙之处，值得细细品味与剖析。

一、钱体概观：折二规制，铜光古雅

根据钱币学界的普遍发现与共识，“九叠篆天禄元宝”多为“折二”形制 。所谓“折二”，是古代钱币的一种规格，意指其价值或重量约等于两枚标准的“小平钱”。其直径与重量通常大于小平钱，显得更为厚重、大气。具体尺寸虽因铸造差异、流传磨损而略有不同，但大致轮廓与手感均体现出一种超越日常流通货币的庄重感。其材质主要为青铜，历经千年，钱体表面多呈现出古朴温润的包浆，色泽或绿或红，与复杂的篆文交相辉映，尽显沧桑之美。

二、字面布局：旋读有序，天圆地方

“天禄元宝”钱文的布局，遵循了中国古钱“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圆形方孔的钱体上，四字均匀分布于穿孔四周。其排列方式，多为“旋读”（又称“环读”），即依上、右、下、左的顺序，读作“天禄元宝” 。这种旋读方式，与汉代以来的五铢钱等传统一脉相承，符合中原铸币的习惯，亦是其力图融入并主导华夏正统的又一佐证。四字各占一隅，布局均衡，结构稳固，既保证了信息的清晰传达，又在视觉上形成了一种向心与离心并存的动态平衡，暗合宇宙运转、皇权居中之意。

三、字体精研：九叠之法，皇家气象

此币最为核心的艺术价值，在于其钱文所采用的“九叠篆” 。

何为九叠篆：九叠篆，又称“上方大篆”，是篆书的一种特殊变体，盛行于宋、金、元、明等朝代，尤以作为官印字体而闻名 。其特点在于笔画的反复盘曲、折叠，以填满印面或指定的空间。所谓“九”，并非实指折叠九次，而是取其“多”与“极”之意，象征着尊贵与权威的极致 。其线条横平竖直，转角处多为直角，笔画粗细均匀，整体呈现出一种整齐、匀称、繁复而又庄严的装饰美感。

天禄元宝上的九叠篆：在“天禄元宝”这枚小小的钱币上，书法家将九叠篆的艺术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天”字：其顶部的横画被拉长，下方的“大”部笔画则蜿蜒曲折，与外郭和内穿的线条几乎平行，充满了整个区域。

“禄”字：左边的“示”部与右边的“录”部，所有笔画都被几何化处理，通过反复折叠，形成一种类似电路板或迷宫的视觉效果，繁复而不失秩序。

“元”字：简单的几笔被赋予了极强的设计感，笔画的延伸与盘曲，使其在视觉上与其他三字保持了同等的复杂度和体量感。

“宝”字：宝盖头下的各个部件，如“玉”、“缶”、“贝”，都被巧妙地拆解、重组、盘曲，共同构成了一个饱满的方形图案。

这四字九叠篆，其字体大小几乎占据了钱面上除了穿孔与边郭以外的所有空间。笔画的屈伸盘绕，如龙翔凤舞，却又被严格限制在各自的方形区域内，动静结合，收放自如。这种设计，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钱币的防伪性能，因为如此复杂的字体极难模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创造出一种威严肃穆、神秘莫测的皇家气象，令人望而生畏，不敢小觑。

四、书写者之谜

至于这手惊艳的九叠篆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史籍无载，已成千古之谜。然可以确定的是，其书写者必定是当时辽国宫廷中一位顶级的书法大家或专门从事印信设计的“少府监”官员。此人不仅要深谙汉字书法，尤其精通篆书的源流与演变，更要具备高超的设计能力，能将皇权思想与文字艺术完美地熔于一炉。他或许是契丹贵族中的汉文化精英，也可能是在辽为官的汉人翰林学士。无论其谁，他所留下的这方寸艺术，都成为了辽代文化高度的一个缩影。

《九叠篆字集》

叁・寓意钩沉：九五至尊，皇权天授

一枚钱币，尤其是由皇家敕令铸造的非流通性或纪念性钱币，其价值远超货币本身，而在于其承载的深层文化寓意与政治象征。“九叠篆天禄元宝”便是如此，其每一个元素都经过精心设计，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皇权天授，九五至尊”的完整叙事。

一、“天禄”之名：承天景命，永享福祚

“天禄”，二字本身即蕴含着强烈的君权神授思想。

“天” ：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天”是最高意志的体现，是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帝王自称“天子”，其统治权力来自于“天命”。耶律阮以“天”字为年号之首，开宗明义，直接将其政权与最高神祇“天”联系起来，意在表明其统治乃上天之意，无可撼动。

“禄” ：本意为福气、俸禄。在政治语境中，特指上天赐予的福运与统治权柄。《论语》有云：“君子谋道不谋食……禄在其中矣。”“天禄”即“天之禄位”，是上天赐予皇帝的职位与福泽。辽世宗以此为年号，是在向天下宣告，他不仅是契丹的大汗，更是受命于天的中华皇帝，理应享有天下的供奉与臣民的效忠。

将“天禄”二字铸于钱币之上，流通或赏赐于国中，就如同将皇帝的政治宣言分发到各地，时刻提醒着臣民其权力的神圣来源。

二、“九叠”之形：法度森严，威加四海

九叠篆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皇权至上的寓意。

“九”之尊：在中国文化中，“九”是阳数之极，象征着最大、最多、最高。皇帝被称为“九五至尊”，其地位之崇高，以“九”来形容。九叠篆的“九”，恰好与此暗合，通过字形的极度繁复，视觉化地呈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与不可僭越。

“叠”之序：篆文笔画的反复折叠、均匀排布，形成了一种严整的秩序感和仪式感。这种近乎偏执的工整，象征着国家法度之森严、官僚体系之严密、皇权运行之有序。它所传递的是一种“无规矩不成方圆”的治理理念，表明辽朝已经建立起一套成熟、规范的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治理广袤的疆土和复杂的社会。

三、钱币之用：名器之重，宣示主权

综合来看，“九叠篆天禄元宝”的整体寓意，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视觉加冕礼”。它并非为了解决市场流通问题，其铸量稀少 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它更像是一种“国家名器”，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使用价值。

其寓意可概括为： “朕（耶律阮）之皇位，乃承天命（天禄）而得；朕之国家，法度森严、威仪赫赫（九叠篆）。尔等臣民，无论契丹或汉人，皆应顺天应人，归心臣服。”

通过这枚小小的钱币，辽世宗将抽象的政治口号、深奥的文化符号与具象的金属货币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极具冲击力和说服力的宣传工具。这在中国货币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也体现了辽代统治者在运用汉文化符号进行政治构建方面的高超智慧。

肆・史事钩稽：横渡之约，立国之本

“九叠篆天禄元宝”的铸行，并非孤立的文化事件，而是与辽世宗在位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关键注脚。

一、重大事件背景：横渡之约与政权巩固

前文已述，辽世宗耶律阮的帝位来之不易。公元947年的“横渡之约”，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也是他面临的第一次巨大挑战。在此次事件中，他虽然凭借武力压制了以祖母述律平为首的反对派，但其统治基础并不稳固。契丹旧贵族势力强大，对于这位通过“兵变”上台的皇帝心存疑虑甚至敌意。

在此背景下，耶律阮亟需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权力、树立威信。“天禄”年号的设立和“天禄元宝”的铸造，正是这一系列组合拳中的重要一环。它可以被视为“横渡之约”在文化与经济领域的延续。军事上的胜利需要政治上的合法性来加固，而铸币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无疑是最佳的载体。可以想象，当这些制作精美、寓意深刻的钱币被赏赐给有功的宗室、大臣时，其所传递的政治信号是明确而强烈的。

二、书写与发行之推测‌

书写者：尽管无法确定具体人名，但可以推测，此人必定是深得世宗信任的近臣。在辽初，朝中既有耶律倍（辽太祖长子，耶律阮之父）这样精通汉学的契丹皇族，也有如韩延徽、康默记等汉族谋臣。为耶律阮书写九叠篆的，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熟稔汉家典章制度，又能深刻领会皇帝政治意图的人物。

主张发行者：毫无疑问，最终的决策者和最大的主张者必然是辽世宗本人。对于一个在权力斗争中险胜的年轻帝王而言，任何能够强化自身权威的手段都会被优先考虑。铸造一枚前所未有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九叠篆钱币，正是向所有潜在的挑战者宣告“新君已立，天命在兹”。

发行目的再探：除了前述的政治宣传目的，从史事角度看，其目的更为具体：

对内安抚与震慑：向契丹各部族展示新皇的权威与正统，安抚支持者，震慑反对者。

对外宣示与竞争：当时中原正处于五代十国的混乱末期，后汉、后周等政权相继登场。辽朝铸造如此高规格的钱币，也是向南方各政权宣示其强大的国力和文化自信，展现其作为地区霸主的地位，争夺“天下共主”的合法性。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化示威”。

可以说，“九叠篆天禄元宝”是辽世宗“马上得天下”后，试图“以文化治天下”的一次早期尝试与集中体现。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伍・影响广布：融合之证，国力之彰

“九叠篆天禄元宝”虽然存世稀少，未在经济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但其在政治、文化、军事、外交乃至后世朝代的影响，却是深远而多维度的。

一、对中国政治史的影响‌

‌ 强化了北方政权的“正统”意识：“天禄元宝”的出现，标志着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接受和运用中原皇权理论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再仅仅满足于武力征服，而是开始系统性地、创造性地运用汉文化符号来构建自身的统治合法性。这种做法，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金、元、清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为它们如何处理民族传统与汉家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范例。

推动了辽朝的“二元政治体制” ：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因俗而治 , “天禄元宝”作为一件主要面向汉人社会和中原文化的产物，是其“南面官”系统——即汉制系统——高度发达的物证。它表明辽朝的汉化并非表面功夫，而是已经深入到国家典礼、名物制度等核心层面，是其“一国两制”政治智慧的体现。

二、对中国文化史的影响‌

促进了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天禄元宝”是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晶。它以中原的钱币形制与文字，承载契丹新主的政治理想，本身就是一则生动的文化融合叙事。它的存在，证明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与向心力，即便是强悍的征服者，也最终会被其吸引、改造并融入其中。

丰富了中国钱币文化的内涵：在“天禄元宝”之前，九叠篆主要用于印章 。辽人将其创造性地应用于钱文，开创了钱币书法艺术的一个新门类。虽然宋代也铸有九叠篆“皇宋通宝” 但辽代此举，展示了不同政权在文化创新上的趋同性与竞争性。它与后来的金代“天眷通宝”九叠篆钱 等，共同构成了中国货币史上独特的九叠篆钱币系列，极大地丰富了钱币艺术的表现形式。

三、对军事与外交的间接影响

尽管搜索结果未能提供“九叠篆天禄元宝”在军事或外交活动中被具体使用的案例，但其间接影响不容忽视。在古代，军事与外交往往是国力的延伸，而国力不仅包括军队，也包括文化“软实力”。

军事上的“心理战”工具：此币虽非军饷，但其所代表的国力强盛、制度完备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种对敌国的威慑。当后汉、后周的使臣或将领看到这样一枚制作精良、充满皇家气派的钱币时，他们所感受到的，绝不仅仅是金属的重量，更是其背后一个新兴帝国的勃勃生机与强大自信。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化攻心”。

外交上的“国家名片” ：可以合理推测，这种珍稀钱币极有可能被用作高级别的外交礼品，赏赐给来朝的外国使节或附属国首领。它如同一张精美的国家名片，无声地诉说着辽朝的富庶、文明与威严。通过这种方式，辽朝向周边世界输出其政治理念和文化影响力，为其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服务。

四、对后世朝代的影响

“天禄元宝”所开创的“九叠篆入币”模式，对后世产生了直接影响。紧随其后的金朝，在其“天眷”年间（1138-1140年），也铸造了同样采用九叠篆的“天眷通宝”、“天眷元宝” 。这绝非巧合，而是金朝作为辽朝的继承者，在国家制度和文化象征上对前者的模仿与超越。这表明，“九叠篆”作为一种代表皇权正统的视觉符号，其价值已经得到了北方入主中原的王朝的普遍认同，并成为它们构建自身华夏正统身份的重要工具之一。

结论：总而言之，辽代九叠篆“天禄元宝”虽小，却是一个宏大历史叙事的微缩景观。它不仅是辽世宗耶律阮巩固帝位、宣示主权的政治工具，更是契丹民族与汉文化深度互动、融合创新的历史见证。它以其独特的形制、精湛的书法和深邃的寓意，超越了普通货币的范畴，成为一枚承载着政治风云、文化自信与民族雄心的“国之重器”。从政治的合法性构建，到文化的融合创新，再到军事外交中的软实力展示，九叠篆“天禄元宝”在中国历史的多个维度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它的研究，亦是对一段波澜壮阔的民族融合史的深刻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