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抗战文艺之4：张耀曾、张昭麟、王懋林的掷地之声

羊大为美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激发了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们的爱国情怀。在大理这片文化积淀较为深厚的热土上，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和野心侵略，出现了许多揭露日寇罪恶和讴歌救亡图存的大批文艺作品，造就了以抗日救亡为己任的一大批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谨以此系列文章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

张耀曾、张昭麟、王懋林的掷地之声

张耀曾（1885-1938年），大理喜洲人，祖父张其仁是道光间的进士。1902年考取传播维新思想的“北师大学堂”，学成后得到官费选送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深造。武昌起义使张耀曾等不及大学毕业就返回祖国参加革命，参加草拟《临时约法》。1913年国会成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兼法制委员长，袁世凯解散议会时被革职，只得返回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求学。1915年学成归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不久，赴上海从事反对袁世凯帝制活动，创办了反袁秘密组织“泰东书局”和《中华新报》，任社长。黎元洪任总统时，任司法总长。后段祺瑞上台，辞职迁上海从事律师工作兼任大学民法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张耀曾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咄咄逼人，国家陷入危难之中，张耀曾爱国之心被激发了，写出了长篇檄文，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呼吁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还发起和成立“新中国建设会”，联络和动员人们用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洪流。他积极向政府提出抗日方略，认为要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除了军事上予以坚决反击外，还必须研究日本在外交、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弱点，加以利用，才能克敌制胜。他的观点引起了各方人士的重视，1937年“七·七”事变后担任国防参议院参议员；1938年武汉成立“国防参政院”，又任参政员。在此期间，他充分利用这个讲台，积极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工作。当时他因内忧外患积劳成疾而病倒在床，仍以“不误国、不卖身、不做官、不见日本人”的座右铭保持了晚节。

　　张耀曾善诗文，长写作，擅演讲，专司法。他的主要著作除了《考察司法记》10卷、《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2卷、《民法讲义》若干卷外，他还创作了以抗战为题材的大理诗文。在《云南人之责任》一文中，张耀曾认为：身为云南大理人，每一个有志者都应该“勿谓事难而观望徘徊，勿因阻力而隐忍退避，勿惮烦劳而逡巡不前，勿自相戕置桑梓于不顾，当和衷共济，杜外患之凭陵。”以此达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危地而后传。”他告诫有责任的每一个云南人：在日寇入侵时，每一个人都要以主人翁精神，负起责任心，与官方和政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而在《云南人之民气》中他进一步认为：“国家的盛衰取决于人民，而关键在于民气。”而外敌入侵时 “不问土地之能保与不能保，只问滇人抵抗力之强与不强。”而抵抗力之强与不强，又视乎民气之伸与不伸：“夫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民气之常伸，忆苦思甜之常厚也”。他解释民气就是：民众团结一致争权御辱的“联络心”和“团结心”，“独立不拔”的“坚韧性”，以民众利益至上的“公德心”，敢于拯救回家而献身的“勇敢心”，开知识、兴产业的“奋发心”，勇于进取的“冒险心”等等。张耀曾认为，只要我们振奋起民气，就一定能拯救、兴旺我们的国家。类似这样的大量抗战诗文编入他的《知非集》4卷和《大理氏诗人存遗》4卷中，爱国居民、积极抗战构成了他众多诗文的主基调。

　　类似这样的抗战诗人还有很多——

白族诗人张昭麟，剑川县人，1924年卒业于金陵大学后调南京陆军军官总校任少校教官；1930年调遣调武汉军校任中校教官；1932年职调洛阳中央军校第一军校任上校教官；1939年乘机由武汉飞抵昆明，任中央校军校第五军校政治部主任，晋级少将；1941年奉调贵州省行政督察团团长，巡行贵州第四行政区；1945年任《武汉日报》主笔，《宜昌日报》社长等职。他在军校担任教职之余，著《海天楼诗集》数卷，共辑诗作3000余首，多以抗战为题材，如1938年洛阳军官分校西移汉中，出紫柏山，过留侯庙，题献七古诗有：“我原公居谒公庙，时艰无暇荐江篱，眼中大仇深九世，誓本公志歼虾夷！”诗中盈满勃勃生气，充分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念。由于他的古诗造诣极深，且善功长诗，在军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广为流传，对宣传抗战起到了极大作用。

教育学家王懋程，鹤庆县人，在长期从事教职工作，创作发表大量文学作品。抗战期间，他先后发表了《九·一八三事迹》、《九·一八三感赋》等众多爱国诗篇。《九·一八三感赋》中云：“关东沦陷已三秋，何日方能痛复仇？废帝甘心为傀儡，倭寇得意逞阴谋。文明古国成残局，奴隶尊衔欲上头。奇耻须凭热血洗，会者黑水变红流！”爱国之情流于笔端。

事实上，出生于白州的许多抗战名将如周保中、杨杰、王德三、杨益谦，都有创作了众多的抗战文艺作品和学术思想，不论在抗战期间，还是对以后的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为宣传抗战作出了杰出贡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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