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一〇九）奸臣何以“奸”的历史回味——来自《明史·奸臣列传》的启示（上）

平民

《明史》读到《奸臣卷》，猛然惊悟，原来在古人那里，奸臣不是一般的坏官，只有进入权力核心，祸国殃民，坏到极致的官，才能以以“奸臣”论。大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清人为其修史，最终以“奸臣”列为正传的却只有区区六人，加上附录、再附录，也不过一十有五，与常人之明朝印象，相差何止“径庭”，怎一个难以置信了得。为此，《明史》在《奸臣列传》卷首语即特加说明，申明自己对奸臣的认定，源于《宋史》“论君子小人，取象于阴阳”之说，明确指出，“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直白的讲，就是小人与奸臣并非等同概念，官中的“小人”并不都可以“奸臣”相称。“奸臣”者，“必其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论官，他们至少是手握重权的公卿之辈，否则，何以撼动皇权和社稷；论人品，他们则无疑是小人中的小人，可谓恶人中登峰造极的“凤毛麟角”。也正因为如此，有史以来，被正史和社会舆论公认为“奸臣”的，绝对是一种“稀罕”的存在，而被确定的“奸臣”，则必定是遗臭万年的权奸民贼，如秦时赵高，汉时董卓，隋时杨素，唐时李林甫、卢杞，宋时蔡京，秦桧 ，恶贯满盈的他们，即使到今天，一旦提起，亦无不是千夫所指，令神人共愤。

明朝自然少不了“奸臣”存在，但其表现形式却因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别具一格。最大的改变，正如《明史》所言，“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求之于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其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朱元璋推行政治改革，终结宰相制度，大幅度强化皇权专制，从而使大一统体制一直存在的皇权与相权的普遍矛盾，转化为专制的皇帝与理政的文官集团之间的制衡冲突。为了维护皇权，控制文官势力，高高在上的皇帝就在法定政治架构之外，另起炉灶，建立凌驾于法治和文官制度之上、由皇帝直接掌控的特务机制，譬如臭名昭著的“厂卫制度”，这样就为离皇帝最近的内廷太监参与朝政，充当皇帝监控抑制外廷文官的鹰犬打手，创造出令人恐怖的可能性和施展空间。明朝中后期此起彼伏的政治祸乱，其中危害最烈的部分，基本都与不怎么靠谱的皇帝和擅权乱政、误国贪婪的大太监密切相关，如导致“土木堡之变”、让英宗朱祁镇沦为瓦剌阶下囚的王振，负恩怙势、权擅天下、败坏朝纲的刘瑾，独揽朝政、操弄党争、贪渎无度的魏忠贤，他们对大明的危害，比起前朝“奸臣”，无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就是因为在朱元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祖训约束下，这些人没有在外廷任职，因而在极其鄙视仇恨文人精英那里，他们就连做“奸臣”的资格都被剥夺干净。而除去他们，明朝留给“奸臣”形成的时间和空间便极为有限，再加上废相分权，诺大的朝堂之中，在法理上已难在出现独揽大权的宰相之类的角色，即使在永乐年间开始设立内阁，不少人延续旧习称阁臣为“相”，但他们与历史上的“相”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是一码帐。这样就让“奸臣”赖以生成的资源变得非常稀薄，“盖亦鲜矣”，与之相对应，“奸臣”自然也就“盖亦鲜矣”。

明朝“奸臣”数量虽少，但几乎每一个都是现象级存在，“质量价值”不容小觑很高。

以时间为序，排在首位的是洪武朝的胡惟庸。此人与太祖朱元璋同为凤阳梓里，定远人氏，后虽贵极人臣，但却很少提及其家庭身世，偶有涉及，也只有“父务农”的寥寥数言而已，甚为诡异。元朝至正十五年，胡惟庸在和州（今安徽和县）投奔朱元璋义军，任元帅府奏差、宣使，两年后外放皖赣，任职县、府、省十年，吴王元年，胡惟庸贿赂李善长，获其推荐回朝任太常少卿、“进本寺卿”。洪武三年，执政中书的杨宪被诛，朱元璋“以维庸为才”，擢其为中书省参知政事，次年升中书左丞（协助宰相理政的辅助大臣）。洪武六年正月，右丞相汪广洋降任广东参政，胡惟庸遂“独专省事”，七月任右宰相，洪武十年升左宰相，直至洪武十三年被诛。这一过程显明，胡惟庸绝非庸才，他之成“相”，完全来自他的聪明、用心和长时间的实践磨练积累形成的治理能力。但他亦有一致命弱点，即心术不正，“凶狡自肆”，有相才而无相器，一旦得势，便分不清大小王。“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更有甚者，他还涉嫌毒死刘基，有与淮西侯爵武将“密相往来”、隐瞒外国使节来朝、私杀车夫等敏感的越轨行径，挑衅皇权威严。对此，雄主朱元璋岂能容忍，先以副相汪广洋纳“没官妇女”为妾违制追责，坐胡惟庸罪，再凭胡惟庸党羽、御史中丞涂节等人密告，以“谋不轨”罪名处死胡惟庸，诛连九族。谁知胡惟庸的死，还成了朱元璋开启一场“大局”的发端。身居相位的胡惟庸企图“谋逆”，让朱元璋得以正义凛然，名正言顺地废除持续逾千年的宰相制度，在体制上将国家治理大权独揽于己，登临皇权专制的最高境界，这应该才是胡惟庸案件的核心和本质。

朱元璋拿胡惟庸开刀，还有一层用心，就是借以打击和遏制骄横滋事、冲击治国理政方略底线的淮西勋爵势力。 洪武十八年，淮西勋爵头号人物李善长胞弟李存义“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时隔五年，再度将李存义受胡惟庸指派游说李善长同谋的旧案重启，在进一步做实胡惟庸谋逆、通倭罪行的同时，用二年多时间，株连蔓引，最终将“胡党”扩大为“逆党”，受株连而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淮西勋爵，包括李善长在内，共有一公二十一侯，因涉及而株连受死者多达三万余人 ，“数年未靖”。

至于胡惟庸是不是“奸臣”，一直异议不息，以为这是朱元璋为加强皇权专制，消除政治异己做的一个局，胡惟庸只是朱元璋投下的一枚弃子。但从《明史》记载看，胡惟庸的许多做法确实有违朝纲臣德，性质恶劣，以“奸臣”论之并不过分。事实上，清朝撰史者，对他还是比较宽容的，如果真的认同其为“谋不轨”，有谋反篡位的心迹，就一定不会就这么轻易地将他放在“奸臣”册中。也不能抹杀胡惟庸为非作歹、作死的基本事实。不过，胡惟庸因此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宰相，史上留名，也不失为是一种“幸运”和福利补偿。



胡惟庸之后的“奸臣”，便是滁人陈瑛，永乐朝都察院左都御史，二品大员。此人入选“奸臣”，多少有点附会意味，应该是一个特例。洪武中，陈瑛“以人才贡入太学，擢御史，出为山东按察使”，建文元年调任北平佥事，与汤宗等人一道负责监视燕王朱棣动静。可他偏与燕王亲近，被汤宗密告“受燕王金钱，通密谋，逮谪广西”。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称帝，即召回陈瑛，任其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主持院务，次年升左都御史。成祖朱棣用陈瑛，主要原因当然是其在自己身处困境的忠诚，此外还有他唯命是从以及行事时的雷厉风行，手段凌厉，以非常手段夺取皇位的朱棣，急需有一位酷臣作利刃，清除反对自己的异己之臣，而陈瑛在他眼中，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天性残忍的陈瑛，得此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前期剪除建文旧臣，他大肆株连，手段残暴，不仅对所谓“罪臣”本人横加暴虐，就连他们的家人亲族，也毫无人性地肆意摧残，力求斩草除根，致使“诸忠臣无遗种矣”。朝廷稳定之后，他“阴希帝指”，对朱棣心有疑虑的朝中重臣，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任意罗织罪名，不择手段地迫害打击。为都御史数年，被其论劾迫害的勋戚大臣就在十人之上，其中包括朱元璋最中意的爱婿，嫡长女宁国公主的丈夫梅殷，以及同为驸马都尉的南康公主丈夫胡观。梅殷遭暗算，被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故意推拥，坠湖溺亡，而胡观亦因涉嫌参与李景隆谋逆被捕，在狱中以死明志，提起弹劾的是陈瑛，而指使安排灭人行动的也是陈瑛。文武大臣，遭陈瑛劾处，肆意打击的亦有数十人。他的这些举动，引起内外震动，最后连指使放任他这么干的成祖朱棣也看不下去，说他“刻薄，非助朕为善者”，话至此，结局可想而知，永乐九年春，陈瑛便遭报应，被其虐人伎俩反噬，“得罪下狱死，天下快之”。一个“快”字，恩仇立判，是非灼然。

陈瑛“承风旨，倾诬排陷者无算”，罪证确凿，但论无道暴虐的恶劣程度，明朝特务组织厂卫机构的行径远在其上，同时，论官职，陈瑛虽官居二品，但他的职务行为对全局的影响，远不及先前的宰相和后来的内阁学士。其实，就是酷吏，西汉的郅都、张汤与武则天主政时的周兴、来俊臣也是有质的区分的，显然不能一概以“奸臣”而论。陈瑛当然也是如此，更何况，就“心”而论，他对皇帝朱棣的忠诚并无二致，但他“以刻酷济其奸私，逢君长君（逢君之好、长君之恶），荼毒善类”之“迹”，亦足以把他钉在“奸臣”的耻辱柱。更何况，撰史者刻意抬举陈瑛为“奸臣”，极有可能是一种“据事直书”和“为尊者讳”结合、“指桑骂槐”式的春秋笔法，看似贬陈瑛，但真正贬责的却是陈瑛恶行的依据，“阴希”之“帝指”，这或许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所在。如此看，陈瑛之“奸臣”，多少有点“甩锅侠”的委屈。

史学界给过往“奸臣”排序，有诸多版本，但前十名之内必有严嵩，则是不争的事实名次，在明朝更是无可匹敌的第一。然而，让我惊悚的，却不是他臭名昭著的“奸”，而是他何以从一个正经士人变得如此“奸”的根源和过程。

严嵩，字惟中，分宜（今江西分宜县）人。其家于乡村却是书香门弟。高祖严孟衡曾为永乐十三年进士，官至按察使，之后两世皆科考受挫，到了严嵩则一路开挂，五岁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乡试中举，二十五岁进士及第，妥妥地学霸一枚。二甲第二名的他，入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可就在这时，他却因一场大病，不得已退官回籍，一待便是十年，祸兮福依，严嵩也因此而躲过权宦刘瑾横行朝廷的是非纠缠。回到家乡治病调养的他，“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应该说，此时的严嵩宛若白玉，尚未被陈腐污染，十年读书，让他在文学、书法方面大得长进，声名鹊起，就连明朝“博览第一”的大才子杨慎，也不吝溢美，称赞他的作品“字字皆诗，句句有味”，“声响古乐府而情绪更感人”。到了清朝，即使顶着“奸臣”恶名，《四库全书》也还是为他的著述留了空间，多少也是一种认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严嵩十年苦读和文学水平激增，客观上为他日后以“青词”谄媚嘉靖，获取宠任，奠定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正德十年，严嵩还朝复官，五年后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升任国子监祭酒。此时严嵩四十有六，正值旺年，可他已不甘再这么延续看似有为、实则无味的官场生涯，一改清高性情，转而阿谀攀附小其两岁的江西老乡、当朝红人、礼部尚书夏言。夏言受其迷惑，多方举荐，嘉靖七年，严嵩因此而转任礼部右侍郎，进入可直接侍奉皇上的核心层。本就“长身戍削，疏眉目，大音声”，仪表堂堂，再加上一心媚上，善逢圣意和夏言的倾心相助，严嵩大得皇帝欣赏，三年后，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再改吏部。嘉靖十二年，严嵩以贺万寿节（皇帝生日）进京朝觐，被嘉靖留京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进入内阁大臣的替补人选行列。此时，“大礼仪之争”已到“建章立制”的善后期，负责具体事务的礼部忙得不可开交，一心逢迎皇帝的严嵩当然表现得格外勤奋，每逢皇上召见，都是单骑疾驰往来，不敢有丝毫懈怠，甚得帝欢。嘉靖十七年，嘉靖帝“将祀献皇帝明堂”，“又欲称宗入太庙”，“嵩与群臣议沮之”，惹得嘉靖不悦，“著《明堂或问》示廷臣”，不少人还在坚持，而严嵩则惶恐地“尽改前说”，转而全力奉承圣意，“条画礼仪甚备”，嘉靖亦投桃报李，“礼成，赐金币”。尝到甜头的严嵩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凡嘉靖有意，他皆尽力而为，并着力在成事的基础上，再给皇帝奉上锦上添花的意外欣喜，亦因此而获得“寻加太子太保，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的丰厚回报。

这样的过程，让严嵩发生了两个显著变化，其一，严嵩来自父亲严淮权力至上欲望的隐性基因，在官场环境的刺激下，在实践界域得到了疯狂释放，追求权力，成为他之后仕途生涯的灵魂和唯一取向。其二，进入最高权力层面的危途惊险，让他清晰地认识到，实现自己的“权力梦”，最大的靠山和可能，是赢得皇帝宠信和皇权支持，在皇帝面前，只有摆脱道德理性束缚的愚忠顺从，才是实现自我的最佳选择。这两种改变，无论怎么衡量，都是质的蜕化变质，对于严嵩，则无疑是由良而劣的分水岭，其为“奸臣”丑恶的后半生亦从此开启，一去而不返。尽管历史地看，严嵩此后的行径，丑陋不堪，但其效果却是非常出彩。嘉靖二十一年，严嵩入阁，“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仍掌礼部事”，次年便机缘巧合，“政事一归嵩”，加太子太傅、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嘉靖二十七年，如愿以偿地荣膺内阁首辅，擅专朝政，直至嘉靖四十一年被徐阶弹劾罢职，时间长达十五个年头，如果加上他之前主持内阁的时间，则为二十年。严嵩从花甲有余至耄耋出头，持杖入朝，独领朝纲，能如此者，古往今来盖亦罕兮。

严嵩之“奸”，首当其冲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堪称“大奸似忠”的经典样本。“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儒家关于君臣关系的伦理要义和道德底线，但同时，孔子也明确指出，“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把“道”特别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臣道官德，作为“事君以忠”的行为准则，“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此相违，就不是真正的“忠君”。荀子更犀利地指出，为臣之忠应该是“从道不从君”，而严嵩恰恰在这一基点上有违正道，走上“似忠实奸”的邪恶之途。如果说，他展文学所长，妙撰“青词”，迎合嘉靖痴迷道教的变态，被讽为“青词宰相”，尚属曲意逢迎的话，那为满足嘉靖一己私欲大兴斋宫密殿工程，搞得财政疲塌，不得不以收刮民财来弥补空缺，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则完全是背“道”事君的倒行逆施，这样的“忠君”，本质就是不折不扣的“害君”。严嵩媚上，还有一个过人的本领，那就是凡事有所成皆归功于皇上，而一旦有失，或有不好议论，则主动揽责，绝不推诿。勇当“背锅侠”的谦卑和“担当”，经他奇妙运作，竟成了他长宠不衰的斗胜法宝，至于君子品德风范，则早已被他弃之九霄云外的顾忌范围之内。如此行径，不禁令人想起韩非子的名言，“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从这个角度剖决，谓严嵩“奸臣”，不冤也。

严嵩之“奸”，第二个重要标志，就是图恶阴贼。其为人颇具两面性，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表面上，他温文尔雅，一派君子气度，可内心却是十分傲慢歹毒，凡是有碍于他的人，都会被其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排除。而且他之排斥异己，绝非刘瑾、魏忠贤那样的强取硬杠，而是在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阴招迭出，不动声色即置对手于死地。《明史》录其史实，严嵩毒手戕害之人，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阻碍其达到权力顶峰的朝廷重臣，另一类则是揭露其丑恶行径的言官。前者如对其有提携之恩的内阁首辅夏言，后者则有因弹劾严嵩而扬名于世的沈鍊、杨继盛等御史言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人遭严嵩荼毒，“皆未尝有迹也”。譬如夏言，一个了不起的正人君子、能干忠臣，对朝廷忠心耿耿，政绩斐然，对严嵩也是真诚相待，举荐有加。但他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却使他在嘉靖皇帝心里，成了一个容之不甘，弃之不能的“尴尬角色”，与严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当有求于夏言时，严嵩可以放下一切去谀从夏言，可一旦在皇帝身边站稳脚跟，感觉到夏言已经由提携者变成阻碍自己继续上升的障碍，尤其是察觉皇帝对夏言又心有怨时，严嵩则一面对夏言愈加恭顺，让夏言产生错觉，“谓嵩实下己，不疑也”，而另一面则步步紧逼，不动声色地与夏言切割关系，暗中设陷打击。史载，“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赐言等”，嘉靖将自己最在意的御制道冠赐给五位重臣，面对天大宠幸，夏言和严嵩的表现则截然相反，“言不奉诏，帝怒盛；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这一区别，不仅完成了二者关系的彻底分离，也让彼此在嘉靖帝心中的位置发生了置换，为严嵩最终取代夏言埋下了伏笔，严嵩从此一路顺遂，先是排挤走夏言，代夏言成为嘉靖帝最喜欢的“青词第一人”，后则以精心设计的收复河套、曾铣贿赂以及结交近侍的连环罪名，让夏言在三起三落后，以最为屈辱的方式，成为大明朝唯一一个被公开刑罚公开处死的内阁首辅。夏言的死，尽管祸首是嘉靖皇帝，夏言本人的性格秉性也起了比较大的作用，但严嵩在其中的“阴贼”勾当显然更加卑鄙龌龊。与夏言同案的曾铣，位序在严嵩之前的翟銮，也同样是严嵩此类“阴招”的受害者。而对弹劾严嵩的那一类人，他亦同样以两面手法，巧妙利用嘉靖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的行为特性，“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曾分别以“十罪疏”和“五奸十大罪”弹劾严嵩的沈鍊、杨继盛，都是被严嵩以这种方式害死的。

严嵩之“奸”，第三个显著标志，就是父子狼狈为奸，贻祸万端，用《明史》的表达，叫“父子济恶，贪蒏无厌”。严嵩把持朝政二十年，但真实的他，除了媚上、整人与勤奋，并无太大理政才能，他能够在内阁守二十年，一半以上的功劳应该归其儿子严世蕃所有。别看严世蕃“短项肥体，眇一目，由父任入仕”，一个国子监生，官至尚宝司少卿、工部左侍郎，但他行政理事的能力却远在严嵩之上。因此，严嵩在入阁，尤其出任首辅以后，便“政事一委世蕃” ，有人向他请示政务，他都以一句“以质东楼（严世蕃的名号）”予以回答，以致在坊间有“大相、小相”之说。父倚子才的结果，往负面走，便是子仗父势，为所欲为，本就“彪悍阴贼”的严世蕃，则更是“招权利无厌”，为非作歹，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这么说，严世蕃用自己的“才能”帮了严嵩，同时也用自己的劣迹坑了严嵩。历史就是这么的残酷，当严嵩用阴贼的手段害了夏言一众贤良，在他最得意的时候，老道的徐阶也用差不多同样的方法反噬严嵩与严世蕃，在徐阶的巧妙安排下，御史邹应龙弹劾严氏父子，让对严嵩父子渐生反感的嘉靖帝，借机做起顺水文章，令严嵩致仕归籍，施以“岁给米百石”的恩惠，而严世蕃则被流放雷州，最终被御史林润弹劾，坐实其与海盗倭寇勾结，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罪处以极刑，“斩于市”，并处籍没家产。严氏父子敛取的钱财，《明史》给出的数字，“黄金可三万馀两，白银二百万馀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而严嵩在独子严世蕃死后，又活了两年，“老病，寄食墓舍以死”。苟延残喘的这两年，诙谐地看，亦可算是严嵩“一意媚上”的“现世福报”吧。

相比较而言，严嵩之“奸”，有祸国殃民的影响，但并无这方面过于严重的后果。《明史》在他的《传》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等于说，他的奸臣名号，主要来自他对严世蕃的“溺信”及其“流毒”，但我认为，严嵩之为“奸臣”，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他为了一己之私而丧失原则地一意媚上，为了谋取或维护个人权位而不择手段的阴贼害人，德性的丑恶，再加上将“忠君报国”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情怀，扭曲并引向邪路，才是严嵩被列为千古唾弃的“大奸臣”的真正原因。清代撰史人显然在有意回避作出这方面结论，因为他们知道，天底下的皇帝，没有几个不喜欢严嵩这样的人。公说婆说，各有道理，其实，严嵩本人也心知肚明，他的临终绝笔，“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隐藏其中的不甘，表达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2025.08.17.于淮水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