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包”杂谈

大漠孤烟

“草包”一词今人多以为只是“外强中干、徒有其表”的鄙称，但若寻根溯源，它却与古代酷刑 “剥皮揎草” 息息相关。

先说“剥皮”。关于此刑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武帝年间：广川王刘去曾用“生剥活人”的残忍手段惩戒罪犯。此风一开，三国、五胡十六国、北齐、蒙元等纷纷如法炮制。蒙古人甚至将剥下的人皮制成“浑脱”（皮囊），用于盛水或渡河。

再说“揎草”。到了明朝，官员凡贪墨纹银六十两以上者，一律剥皮揎草，悬挂示众，以儆效尤。在各府州县卫的衙门左侧，都建有一座供奉土地爷的小庙，专门用来扒剥贪官的人皮，民间俗称“皮场庙”。

其具体“操作流程”是：先将整张人皮活剥下来，縫如囊状，然后填入稻草，做成标本，是为“草包”。然后，将此物放置大堂之上，旨在震慑贪官。

剥皮时，行刑官先用尖刀沿着犯人脊柱将后背皮肤划开，接着从后往前一点一点地撕剥，整张人皮就像蝴蝶展翅一样慢慢铺开，务求人皮完整无缺。

之所以“活剥皮”，为的就是折磨囚徒，使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到最后一刀不能咽气，否则便算失手，行刑者会受到责罚。据说胖子的脂肪和皮肤粘合得较紧，受此刑时痛苦尤甚。

史料记载，明朝开国大将蓝玉因谋反罪不仅被“扒皮实草”，还“用木笼装载，循驿递送，传示各省”，“所过州县，官吏出郊跪迎”，“沿途搭棚悬挂，以便军民观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草包全国巡展”。

纵观历代之“剥皮”，从最初的“死后剥”，到后来的“活着剥”；从最初的“仅剥面皮”，到后来的“整剥全身”，其血腥残忍，愈演愈烈，令人发指。

虽说“剥皮”之刑自古有之，并非朱氏元璋所首创，但“揎草”的“专利”却非他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