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城，贯古通今》——路县故城遗址

一叶轻舟10524536

路线故城遗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形成于西汉时期，2016年开始发掘，是现存已发掘的通州区唯一的秦汉城址。 路线故城遗址总占地面积达35万平方米，整体呈方形，现存的城址全部深埋在地下，城墙保存比较完好，共分为城墙基址、城内遗存、护城河和城外遗存四个部分。 其中，城墙基址保存相对完整。路县故城遗址是通州区现存已发掘最早的古代城址，反映了汉代北方县级城市的形制和规模，为研究汉代郡县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路县故城遗址处于燕山南麓东西通道上，这里是燕蓟地区中心城市蓟城（今北京西城区西南部）的门户之地，控遏着蓟城与辽东地区往来的交通要道，是中原王朝经略东北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战国时期，该区域长期隶属于燕国。 燕昭王和惠王时期（公元前311～前272年），燕国袭破东胡，拓地千里，在北境修筑长城，並自西向东先后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路县故城遗址位于渔阳郡内，考古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遗存，表明迟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生息繁衍，形成早期聚落，为路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古有人居） 燕都蓟城的故址在今北京城西南部。这里在春秋战国时期为燕国国都，两汉时期先后作为燕国、广阳国都城，以及广阳郡和幽州的治所（行政中心）。《史记》记载其为“勃（海）、碣（石山）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燕都蓟城） 玉石串饰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后屯655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串饰由天河石、滑石、红玉髓珠饰组成，这些材质的珠饰多见于内蒙古、辽宁和吉林等地。北京地区出土的同类珠饰，成为先秦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后屯战国时期墓群距路县故城城址西北约0.85公里，潞城镇后屯村一带，发现了329座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其中战国时期墓葬231座，分组分布、排列规律，表明这里是一处有专人管理的家族墓地。后屯墓地遗物组合分布有一定规律性。陶鬲具有浓郁的燕文化特点，多分布于墓地中东部。鼎、豆、壶、盘、匜具有浓郁的中原文化特点，多分布于墓地西半部。另有2例墓葬同时随葬了陶鬲和鼎、豆、壶、盘、匜，见证了两种区域文化的交融。 陶鬲（立）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后屯581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燕式鬲，陶质中夹云母碎屑，呈红色或红褐色，表面饰纵向绳纹，主体部分形似圜底或平底的釜。这种鬲是京津冀地区文化连续发展的结果，其源头可追溯至本地区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在路其故城城址外南侧，发现一座大型木构水井。该水井修建于战国晚期，废弃于西汉早期。水井中出土大量文物，与先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充分证明在战国晚期就有人定居于此，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聚落。 铁锛战国～西汉（前475～8年）路县故城城郊遗址区13号水井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山云纹半瓦当战国～西汉（前475～8年）路县故城城址区13号水井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戳印“亭”字陶罐战国～西汉（公元前475～公元8年）路县故城城郊遗址区13号水井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秦代（公元前221～前207年）大都小邑均设有市亭机构，以管理手工业生产和销售。陶器、漆器完成制作后，需经市亭检验合格、并加盖带有“市”“亭”字样的印记，方可进入交易流通环节。这一制度可追溯到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后经秦统一推广至各地。市亭制度与秦代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等措施同步进行，促进并保证了这些政策的推广实施。 戳印“临姑”陶罐战国～西汉（公元前475～8年）路县故城城郊遗址区13号水井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临姑”不见于以往著录或出土的陶文，很可能是陶器生产的地点，并与路县置县、建城前的名称有密切关系。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王朝，开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时代。西汉初年，渔阳郡境内有水系沟通南北，要道贯通东西，是四方汇聚之地。约在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郡内新设一县，位于蓟城以东，临近蓟城通往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的驰道，便命名为“路县”，同时营建城市，作为县治，是县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这就是后世所知的“路县故城”。（水陆要会，营城立邑） 路县故城平面近方形，由四面城墙、南城门、壕沟和道路等重要遗迹。城墙总长2300多米，城址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达到战国秦汉时期“千丈之城”的标准。（城址考古发现）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一带出土一枚汉代关传简，记录了路县安平里人张安，驾两辆小车出入边关（“客子渔阳郡路县安平里张安上马二匹轺车二乘”）。这也是目前出土文献中所见最早的“路县”。 “千秋万岁”瓦当汉代县城内一般会包含衙署、仓库、市场和马厩等建筑设施。路县故城城址内外出土了板瓦、筒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是城内存在官署等较高等级建筑的证据。瓦当是中国传统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具有保护建筑和装饰屋面的作用。“千秋万岁”是西汉时期一种常见的吉语文字，反映了汉代人的美好祈愿。（西汉时期建筑遗存） 铜戈西汉（公元前202～8年）后北营129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路县所属的渔阳郡，是汉王朝重要的北方边郡。汉代边郡城市往往屯驻军队，边民则过着生产与军事相结合的生活，成年男子都要在本郡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家中常备弓弩等武器，所以西汉桓宽所撰《盐铁论》中有“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的说法。（西汉边郡城市居民生活） 陶壶西汉（公元前202～8年）后北营102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在路县故城城址外南侧，发现了一批手工生产相关的考古遗存，表明西汉时期的路县具有制造和维护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武器的能力，甚至可能是区域性的手工业生产中心。（西汉时期手工业遗址区） 带盖陶罐西汉（公元前202～8年）后北营143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在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发现多处西汉时期墓葬群。墓葬以竖穴土坑木棺（椁）墓和瓮棺葬为主。木棺椁墓的墓圹平面多呈长方形，少见墓道。葬具多为一棺一椁，椁室内有头箱，专门用于放置随葬品。（西汉时期墓葬） 瓮棺西汉（公元前202～8年）胡各庄212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瓮棺葬是一种以陶釜或陶瓮等器物作为葬具的墓葬形制。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发现的瓮棺葬均为竖穴土圹，南北向，少见随葬品。儿童瓮棺葬的葬具以釜、瓮、盆为主。成人瓮棺葬的葬具为专门烧制的筒形瓮，两件以子母口对扣。战国至西汉时期，瓮棺葬主要见于燕文化区，并影响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地区，成为见证燕文化东渐和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形成过程的一种文化遗存。到了西汉晚期，瓮棺葬逐渐消失，表明汉王朝作为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已经形成并逐步发展，汉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占有主导地位。 人头骨上的开颅痕迹西汉（公元前202～8年）后屯694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医生在汉代属于百工之一，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职业。在后屯西汉墓群中，清理出一具女性人骨，其头盖骨上有一个椭圆形的穿孔，长30毫米，宽15毫米。创口出现骨再生和骨愈合现象，根据愈合程度判断，患者经过手术治疗后存活了两个月至数年时间，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开颅手术实证。（北京地区最早的开颅手术） 铜钱西汉（公元前202～8年）后北营129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西汉末年，朝野动荡，渔阳郡远离中原纷争，经济富足、民生安定，充沛的兵粮为光武帝刘秀的统一大业提供了后盾。东汉初年，路县历经两次更名，最终定称“潞县”，其区域枢纽地位持续强化，一度擢升为渔阳郡治所。考古发现遗址范围内东汉时期房址、水井、窑炉、墓葬等遗迹分布密集，出土文物数量与丰富程度居各历史时期之冠，揭示出东汉潞县作为边疆重镇所达到的社会规模和发展高度。（由路而潞，传承延续） 公元9年，王莽实施改制，在全国范围内大改郡县地名，路县改称“通路亭”。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政权，各地先后恢复旧称，此时的沽水在通路亭境内被称为西潞水，鲍邱水被称为东潞水，县名便随水名改称为“潞县”。据文献记载，东汉初年，潞县成为渔阳郡治，由此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经济、政治的发展。（变迁勃兴） 货布新莽（公元9～23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地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布币自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黄河流域，仿农具镈而制成。初期的布币和铲的形状相似，是铲的微型化，空首可以纳柄，称为“空手布”。后来逐渐脱离原型，首亦变平，称为“平手布”。新莽时期四次变更币制，天凤元年（公元14年）第四次改革铸行货布。 公元23～25年，天下纷乱，刘秀受命镇抚河北州郡。渔阳郡太守彭宠在吴汉劝说下，选择支持刘秀，为其提供粮草兵马。由吴汉等人率领的精锐骑兵强悍异常，天下闻名，被称为“渔阳突骑”，为刘秀平定河北，乃至统一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世就用“渔阳突骑”比喻精锐之师。（两汉之际的渔阳突骑） 陶灶东汉（25～220年）后北营65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东汉时期的潞县，仍然是一处宜居之所。路县故城城址外围，发现了大量东汉潞县时期的房屋、水井、作坊等生产生活设施遗存，真实地反映出县城一带居民劳作和生活的状况。在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陶灶、陶井、陶仓、陶楼等明器则反映了当时人们观念中的家宅庄园。（宜居家园） 东汉时期幽燕地区的汉墓形制多样。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发现的东汉墓以砖石墓为主，分为单室、双室和多室墓。用砖以素面青砖为主，部分铺地砖或墙砖用花纹砖。随葬品中反映日常生活的明器增多，成为我们了解东汉社会的重要窗口。（东汉墓葬的新变化） 动物乳钉纹方砖东汉（25～220年）胡各庄187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多纹饰组合型花纹砖。画面布局对称，方框内以五个双层圆圈内装饰圆形乳钉为主体，中心乳钉较大，向外有平行双线四出呈“X”形，并串联其余四枚较小乳钉形成界格，界格内装饰动物纹。方砖边缘另装饰一周菱形纹。 菱形圆圈乳钉纹方砖东汉（25～220年）胡各庄4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多纹饰组合型花纹砖。画面布局对称，两条单线交叉成“X”形为界格，串联起五个圆圈纹，每个圆圈纹内有一大圆乳钉。四角的四枚乳钉由线条串联成方框，四框中间各装饰一个菱形纹，菱形纹内又有菱形乳钉。方砖边缘勾勒线框一周。 陶楼东汉（25～220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地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陶楼是汉代人模仿现实中的楼阁景台创造的明器，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观念。陶楼可以用于象征墓主生前居所，或是营造现实中无法到达的灵魂居所，反映了当时求仙神游的社会风气。 潞县少见于历史典籍文字记载，潞县居民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城址周边，来自生产生活遗址区的实用器物和墓葬中的随葬品，共同反映了潞县社会的基本面貌，勾勒出历史文献未曾触及的潞县人形象，为我们描述了当时士、农、工、商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状态。（生息在潞） 石案东汉（25～220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地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陶案东汉（25～220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8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陶扁壶东汉（25～220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8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陶盘东汉（25～220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8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陶勺东汉（25～220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8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陶耳杯东汉（25～220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8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陶猪东汉（25～220年）后北营224号墓等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陶狗东汉（25～220年）后北营332号等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铁钩东汉（25～220年）路县故城城郊遗址区2号水井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庖厨俑东汉（25～220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地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铁棘（及）轮东汉（25～220年）路县故城城郊遗址6号水井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铁棘轮在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福建等地区东汉遗址中都有发现，以16齿居多，是一种制动零件，用于水井、矿井、盐井的提取装置或弩的待击发装置。 汉代以后，潞县县治的位置几经变化，汉代遗留的旧城失去了县域内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但古城仍不失为养育一方民众的家园，历史记忆也未被岁月完全抹去。此后潞县故城经历千年的历史变迁，渐渐蜕变为大运河畔的村落，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充分揭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深厚的文化底蕴，见证了北京延绵不绝的城市文脉。（沧桑故城，时代变迁） 魏晋至隋唐时期，前代遗留的潞县城不再作为县治，因而被称为“潞县故城”或“古潞城”。考古工作在城址周边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存，包括手工业作坊、窖藏和墓葬等，遗存类型丰富，特色鲜明，证明城市的基本功能仍然得到延续。 三国时期（220～265年），潞县归属于渔阳郡，后并入燕郡。206年，曹操开凿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泉州渠流经潞县。250年，魏国刘靖主持修建车箱渠，连接永定河与高粱河，此后水渠向东延伸至潞县，形成大型灌溉系统。西晋时期（265～317年），潞县由诸侯国燕国管辖。十六国时期（304～439年），潞县历经后赵、前燕、前秦、后燕政权，先后归渔阳郡和燕郡管辖。北朝时期（439～581年），潞县历经北魏、东魏、北齐、北周改权，仍属渔阳郡。县治辗转迁至今通州旧城北部地区。 考古人员在城址外南部发现并清理了一处窖藏，编号H499。出土器物包括铁器94件（套）、铜器15件，以及2件石砚板。这是北京考古首次发现最大规模的魏晋北朝时期窖藏，对于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生产状况等具有重要价值。（魏晋北朝时期窖藏） 铜镜、铜熨斗魏～北朝（220～581年）路县故城城郊遗址区499号灰坑（铁器窖藏坑）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铭文砖北朝（439～581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葬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遗址范围内发现的两座北朝墓M51和M56，分别出土了铭文砖。铭文中有明确的纪年，还有地名和人名。铭文将潞县写作路县，可见这一旧称在本地仍然流行了500多年。 陶钵北朝（439～581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葬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隋代（581～618年）初年，潞县直属幽州，后幽州改称涿郡，潞县又属涿郡。唐代（618～907年）潞县初属幽州，曾短暂作为玄州治所，后仍归幽州管辖。武则天时期，部分北方羁縻州迁入幽州，原奚族领地的鲜州、崇州最终安置在“潞之古县城”。五代十国时期（907～979年），潞县经历后染、后唐、后晋政权，始终隶属于幽州。 唐代艾演墓位于路县故城以南。墓葬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组成，为青砖砌筑的圆形竖井土圹砖室墓。由随葬墓志可知，墓主人为艾演，兰陵（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人，任唐代幽州潞县县丞，卒于开成二年（837年）。 艾演墓志唐（618～907年）辛安屯422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根据出土墓志的记载，墓主人艾演葬于“潞县甄升乡，古潞城南一里平原”。这里的古潞城”即路县故城遗址，“南一里”则表明了墓葬与遗址的位置关系。该墓志的发现为明确城址属性及其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证据。 三彩炉唐（618～907年）胡各庄164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青釉执壶唐（618～907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葬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无釉白瓷刻花执壶唐（618～907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葬区出土北京市通州区博物馆藏 黄釉盘唐（618～907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葬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白釉瓷钵唐（618～907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葬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辽金时期，汉代遗留下来的旧城逐渐失去普通城市的功能和作用。到明清时期，这里已经演变为临近运河名为“古城庄”的村落。考古发现，城址内存在长期沿用的道路，城址周边则分布着世代居民留下的墓葬等遗存。这些来自唐代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成为古代通州和北运河历史变迁的注脚。（运河古村） 辽代（916～1125年），幽州升为幽都府，立为南京，后又改为析津府，潞县归其管辖。1122～1125年间，北宋短暂收复燕京，改析津府为燕山府，潞县归其管辖。金天德三年（1151年），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因漕运需求设通州，州治潞县。元代（1271～1368年），改中都为大都，通州属大都路。 辽代仿木构砖室墓位于城址周边，南北长6.1米，东西宽3.1米，由墓道、墓门（门楼）、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室为圆形，棺床为折尺形，墓壁上保存有砖雕彩作装饰。墓门外侧保存有较为完好的砖作门楼，墓室内出土有陶制明器、铜钱等物。 金代壁画墓位于城址周边，墓葬总长约9米，墓室呈圆形，墓室外土圹直径5.7米，墓室内直径3.5米。墓室顶部坍塌无存，四壁残留砖影作装饰和壁画。砖影作有桌椅、门窗、灯台、建筑等。壁画内容有富人启门图、墓主夫妇宴饮图、女仆点灯图、男仆备马图等。墓室内出土有定窑瓷器、陶制明器等物。 壁画妇人启门图 壁画墓主夫妇宴饮图中的吹奏乐队 壁画：墓主夫妇宴饮图的女主部分 壁画：女仆点灯图 壁画男仆备马图 陶鏊（奥）子辽（916～1125年）胡各庄494号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鏊子是烙制面食器具，始见于新石器时代。辽代和金代北方窖藏遗存中多见实用铁鏊。此陶鏊子为铁器仿制品，属随葬明器。 钧窑瓷碗元（1271～1368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葬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人物故事铜镜元（1271～1368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葬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八思巴文大元通宝元（1271～1368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葬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钱币正面印有八思巴文“大元通宝”，释读顺序为上下左右，背面无字。八思巴文元朝国师八思巴所创的蒙古新字，作为国书。大元通宝与元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铸行，铸行时间较短。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出土八思巴文铜钱，补充和丰富了北京地区古代钱币与八思巴字文物的考古发现。 “枢府”款白瓷（上）玉带饰（下）元（1271～1368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葬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枢府”是元朝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简称。“枢府”款瓷器为枢密院的定制用瓷。 白底黑花瓷罐（矮）白底黑花四系瓷瓶（高）元（1271～1368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葬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三足盘金（1115～1234年）庙上54号线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执壶金（1115～1234年）庙上54号线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陶剪金（1115～1234年）庙上54号线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陶簸箕金（1115～1234年）庙上54号线墓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明朝时期，为修缮通州城垣、仓场、衙署等官家建筑，补充水运南方砖料不足，于路县设窑烧砖，取用城垣熟土制砖，将路县故城东、南、西面城垣用尽，只余西北垣墙，以抵西北诸河泛冲村庄。 正德印记城砖明（1368～1644年）征集北京市通州区博物馆藏 嘉靖印记城砖明（1368～1644年）张湾镇出土北京市通州区博物馆藏 清光绪年间，路县故城西北角楼台尚存残迹，北垣依旧。 银指甲套、金耳环清（1644～1911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地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银簪、金扁方清（1644～1911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地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寿”字玉牌、人物故事玉牌清（1644～1911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地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青花瓷罐清（1644～1911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地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青花折枝牡丹瓷罐清（1644～1911年）路县故城城址周边墓葬出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藏 青花碗清（1644～1911年）杨坨村西运河沉船出土北京市通州区博物馆藏 民国时期，路县故城城垣渐被村民挖取而减小。1949年后，集体生产组织于路县故城设窑烧砖。 1959年，路县故城仅余北恒东段残址50米。1987年，北京市运潮减河复堤工程将路县故城残存土城遗址掩于堤内。 2016年，城市副中心建设前期考古勘探时发现西汉遗址，命名为路县故城遗址。同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路县故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 2017年，北京市正式批准对该遗址进行原址保护，建设公园和博物馆展示考古发展。 2024年，通州路县故城遗址水井内发现罕见多具人类遗骸。 2025年5月，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通过竣工验收，6月中旬正式对外开放。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路县故城遗址以完整的城市格局和丰富的古代遗存，考古实证北京城市副中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根基，生动描绘北京地区文化多元交融、民族和谐共生的历史图景，深刻见证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伟大历程，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和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高度重视，路县故城遗址得以保存并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历史城市传承保护中国模式的典范和缩影。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已成为我们的共识，古都北京正秉持这一理念，走向新的辉煌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