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往矣：大学的时光印迹

教书匠

　　2025年，被称作首个卡布列克怪数年，酷暑也格外灼人。立秋已过，暑气却未消退，稍一动弹仍汗流浃背。群里有比天气更热几分的同学，张罗着要来一场“相识半世纪”的聚会。我们这辈人多半已迈过了古稀，前尘往事己淡了、散了。如今不过是看看云卷云舒，或约三五老友围坐桌前，对着“108号文件”细细琢磨，较量谁先在“混乱里理出秩序”来，自称“预防老年痴呆”。但大学那段青衿岁月，是后半生“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分水岭，依然记忆犹新。那些藏在时光印迹里的星宵往事，不时会像清辉漫过山头，既有温温的情愫，又带着些许说不清道不明的遗憾，一闪一闪地亮起来。

提起上大学，思绪总忍不住飘回五十年前，我是在紧靠缅北云南勐撒的深山老林中，从“屯垦戍边”的建设兵团，一路回到成都来上大学的。于我而言，那段在“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日子里，经历了筚路蓝缕的晨霜，碾过了栉风沐雨的晚霞，能侥幸踏上返乡求学之路，命运的轨迹从此拐了个大弯。

至今记得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瞬间：其实在我已默认了“时也命也”之际，“飞”来的这薄薄一张纸，在手中重如千钧。如一个穷困得只能在自己身上抓虱子吃的人，忽然被老天爷从云端抛来一块金砖“咣当”一声砸中了，我用微微发颤的指尖，小心翼翼地把它藏进粗布行囊时，胸腔里翻涌的哪止是兴奋！那是久困荒漠的绝望后，从根源上解黏去缚的一种解放！

　　虽是归心似箭，“大巴”一路翻山越岭到昆明，再转乘坐火车到成都……，紧赶慢赶，到学校报到时终究还是迟了几天，全年级新生早都去了成都郊区的洛带镇军训。这镇子之名据传是后主刘禅曾在此上“茅房”去“方便”时，裤腰上的玉带不慎滑落，故而得名“落带”，后来为避讳“落”字不吉利，才改成了“洛带”。

　　车站上站满了穿着黑蓝布衣衫的农民伯伯，一个身着白衬衫的小哥哥立在芙蓉树下，阳光透过树叶筛下斑驳的光影印在他身上，白衬衫成了迷彩服，他的身姿笔挺得像面旗，一看就是个当过兵的。他也看见了我，快步迎上来，伸手时笑意格外爽朗：“你好，我叫钟兴华（右）。是李老师（年级总支书记）派我来接你。”初来乍到的局促，被这声热情的招呼瞬间焐暖了。他又接过我那只磨破了边角的行李，背包上的水渍还清晰可见，那痕迹象幅山水画。立马让我想起了那刚刚离开云南流向缅甸的南汀河，在雨季时山间云雾晕染开来的模样……。

钟同学领我走进镇上的一座庙楼，还摆着香案旁的楼板上，先来的同学们早已挨挨挤挤铺开了一排排地铺。他扬声问：“哪位挪挪地儿，挤一挤？来了新同学。”周遭静了片刻，没人应声。或许是我想多了，只觉得空气里飘着几分尴尬；连带着心底也泛起一丝涩涩的自卑。正手足无措时，一个娃娃脸的小个子同学一边往旁边挪着铺盖卷，一边抬头笑说：“来我这儿吧。”他叫黄国威（左一，左二：李书记），从威远来。那一个月的军训，我们就“同衾共枕”挨着睡在庙楼的楼板上，他成了我大学里结识的第一个朋友……。

　　军训的日子，月光总爱悄悄溜进庙楼的窗棂。白天在操场操练一天，根本比不上云南“屯垦”时那般筋骨俱疲，躺到地铺上，听着房樑间燕子低低的呢喃，鼻尖萦绕着地板木纹里浸了百年的香火味，眼睛一闭就踏踏实实进了梦乡。这份安稳，大抵只有我们这些从边疆农村大山里熬出来的“知青”才真懂。

　　有一天破晓前被尿意涨醒，迷迷糊糊睁眼，看见曾留学苏联的总支书记李老师，正轻手轻脚替大家掖好被角。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壁画上，与那些持着莲花、宝瓶的神仙们叠在一处，晕成个剪影。恍惚间，我那年在“兵团”曾染上疟疾，连队的俞指导员也是来给昏睡的我盖被子，突然间，“海归”与“南下”老革命的影子就合在一起了……。

　　军训结束返回校本部。像老爷爷一样带着岁月的教学楼、宿舍楼，“文革”时“打砸抢”的余痕仍在，走廊的墙面上隐隐约约还留着各个“造反派”的涂鸦……。我们男生宿舍还没修缮妥当。便临时安置住进了教学楼的大教室，书记李老师会上会下都非常彬彬有礼，不断说表示很抱歉。从洛带庙宇中冰凉的通铺地板，到如今教学楼里的上下木床，条件还是有了提升。同学们大多打农村、工厂里来，对密集的集体寝室生活早就不陌生。在狭小空间里朝夕相对，彼此的脾性样貌都在日常琐碎里迅速清晰。一群性格各异的年轻人，在磕磕碰碰里慢慢磨出了温润的包容来。

　　还记得每到夜深，鼾声便成了此起彼伏的“交响曲”，经历不息，床铺都被震得直晃，还带起风。从大凉山来睡我旁边上铺有位李同学，是这“交响乐队”里比较“突出”的那一个。有次午睡，他也是鼾声如雷，搅得我们实在没法了，我便悄悄摸过他扔在床下的臭袜子，蹑手蹑脚往他鼻尖一放。不消几分钟，那股“独特的香氛”就威力尽显，硬生生把他从酣睡里呛醒。引得满寝室的哄笑，在窗外的蝉鸣都好像是掺了几分戏谑。如今再想起来，当年那点孩子气的恶作剧，倒成了那大学生时代里童心未泯的鲜活印记。

　　终于，正式开课的日子来临。我们作为文革中复课“闹革命”后的前几批大学生，正赶上小平同志“复出”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各行业“整顿”的要求，学校将我们选为试点年级。为了给我们提供最优质的教学，还特意从全院范围内，精挑细选了各科业务最为精湛的老师来为我们授课。

各科老师的讲课风格迥异，精彩纷呈。教《生物力学》的石老师，风格严谨持重。他对每个知识点的讲解都细致入微，公式推导与理论论证逻辑严密、步步扎实，就连板书也工整得一丝不苟，尽显理科教学的精准与规范。而教《大学语文》的蔡老师则截然不同。每当讲解到精彩段落，他总能声情并茂、眉飞色舞，语调与神情间满是感染力，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跟着他的节奏共情那些诗文的魅力。

而系主任裴老师的风格最具幽默感与辨识度。无论是系上的政治学习、宣讲，还是他平常教育教学，都始终保持风趣诙谐的风格，时不时冒出几句搞笑的段子；教学中或是用生动有趣的类比、调侃化解抽象内容，总能让我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自然领会上级精神，扎实掌握知识要点。当然，我们年级的各科老师无一不是功底深厚、学识渊博的行家。他们用专业精神与全心全意的热忱诠释着“师者”的意义，的确是值得我们由衷敬仰的良师。

教我们《生理学》的范老师，他的课讲得尤其特别，不急不躁的言语间，既带着骨子里的幽默，又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笃定。作为曾受前苏联专家悉心栽培的高材生，他身上总带着种兼容并蓄的气度，沉稳中透着洒脱。第一堂课他就用自信、自豪又带点自嘲的语气自我介绍：“我教了几十年书，教材、教案都能倒背如流，但你们别以为我就多能耐，啥都晓得。这世界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咱们已经落后差着先进科技一大截。不过，你们也别因此就觉得我一点本事也没有……”。前半段话刚落，我们心里已暗暗佩服；后半句一出口，教室里顿时又爆发出满堂大笑。那番话里藏着的清醒、谦逊与底气，就像他讲课的风格一样，亦庄亦谐。

　　还记得范老师第一次带我们去解剖室看人体标本的情景。刚到门口，已有同学面露怯色，脚步迟疑着不敢往里迈。走到泡着标本着福尔马林池边，药水味扑面而来，范老师掀开盖布，几具没有皮肤的人体标本赫然显露，大家齐刷刷往后缩了半步，空气里顿时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就在我们屏声静气时，范老师突然转头看向我语气平静地说：“来，帮我把标本抬上解剖台。”说实话，隔着距离看标本时倒不觉得怕，可真要伸手去碰就心虚了。我咬了咬牙，赶紧挪到标本脚部的位置，指尖刚要触到那冰凉僵硬的躯体就有些发颤。心里猛地打起了鼓，但最终硬着头皮托住，和他一起将标本抬了出来。

　　范老师见大家一个个缩着脖子，脸上写满了畏惧，放下标本便开口了：“都别怕。先给你们说个最基本的概念，生命和非生命的本质区别，那就在于新陈代谢。一旦新陈代谢停了，生命也就终结了。这时候的人体标本，跟门外石头、自行车没啥两样……！”说着，他连手套都没戴，直接伸手在标本上比划着讲解人体构造，讲得兴起时，还随手在自己脸上抓了抓痒。课间休息，他就用刚碰过标本的手掏出香烟点上，泰然自若地享受这片刻的宁静与心灵自由。可我们这群学生就没这般定力了，下课去食堂就餐，往常被大家“哄抢”的瘦猪肉，此刻瞧着却格外刺眼，脑子里总不受控制地闪显解剖室那一块块人体肌肉的画面，筷子停在半空迟迟不敢往嘴里送。

　　日子久了，大家对各类人体标本渐渐见怪不怪了。为了让我们熟记骨骼上的每一处突起、凹陷……等骨性标志，教室里常年立放着一具完整的人体骨架，供大家随时复习。某天课前，有同学突发奇想，往骨架嘴里塞了支粉笔。远远望去，那骨架竟像个站着抽烟的人，引得不少女生窃笑。范老师走进教室，一眼就瞥见了这幕。他没说话，先默默抽出那支粉笔，转身时，脸上已没了平日的笑意。“这是真实的人体骨骼，”他声音不高，教室里的立即安静下来，“生前，它是活生生的人。无论这人曾是什么身份、做过什么，死后能把身体留下来供我们学习，这份馈赠，应该被我们尊重。”自那以后，再没人敢跟标本胡闹了。每次用过任何标本，大家都会仔细擦净、归位，摆得整整齐齐，再没人敢拿它开过半分玩笑。

　　范老师为了提起我们的学习兴趣，在正式讲课前总是要抛些悬念。第一次开课他是这样讲的：这世界上有三大秘密至今无解，甚至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一是宏观世界，宇宙的“无边无际”究竟是何种存在，无解；二是微观世界，从分子、原子到夸克，可否无限分割，无解；三是人的秘密。恩格斯说：“人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反杜林论》），马克思又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类是怎样孕育出复杂的语言与意识，有了相互联系、形成更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想要真正理解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的人，就得从学习了解人的各种生理学机制开始……。

　　我其实当时人虽然来上大学了，想起那时在云南的“理想”：只要回成都，即使当一个扫大马路的环卫工人，也心甘情愿。总觉得能有如今的光景，早已超过我的预期，足够满足了，上课学习便反倒生出些懈怠来，竟把偷懒当作了对过去的补偿。学院规定的早操一般不出，特别是冷天常被系主任裴老师（下图）从床上被窝里逮起来，偶有老朋友相约，便请假去喝茶聊天，没有下苦功的动力。

　　然而在某一天，范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叫到健身房的窗外，那里有棵玉兰树，落英铺了一地，像撒了层碎雪。他先讲起列宁在饥荒年月，还特批给巴甫洛夫拿粮食喂养实验犬；还有那句著名的“巴甫洛夫很忙”的故事，正是这份极致的专注，让巴甫洛夫创立了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即条件反射学说，更被誉为“生理学之父”。末了，范老师望着我们，眼神恳切：“我想成立个专修组，课余时间能让你们多学些东西，愿意参加吗？”就是他这番话，连同那些故事，像一盏灯突然在心里亮了。我忽然明白过来，自己来大学究竟该怎么做，才是真正对过去的补偿。

后来，范老师带着我们参与了院里的课题研究，在重庆氤氲的雾气里、绵阳濛濛的细雨中采集原始数据。遇到问题，他当场拆解分析、耐心答疑。数据带回后，他又特意对我说：“要了解这些数据的规律，须用《概率论》的统计方法来处理才叫科学分析。石老师夸你数学好，说考《生物力学》时，只用三十分钟就交了卷，还拿了97分。要不你来学学《数理统计》，不懂就问我。”

当时年级没开这门课程，我第一次听到“概率”这个概念。也是那段日子，在范老师的指导下，我从学会了精细绘制各类图表，到用计算尺严谨测算误差、还学到了求解回归方程与多元相关以及数学建模等。那时没有电脑，没有Excel，更没有SPSSAU，面对繁杂又味同嚼腊的数据，只能一遍遍手动反复做计算统计分析。深夜里，那钢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竟然像记忆中在边疆烈日下，掠过苞米地的山风！虽然这份作业远比当年中耕玉米心累，可那份心境，早已截然不同。这些知识与方法，不仅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迅速成为一方面工作的骨干；更珍贵的是，他在我们心里播下了什么是科学思维的种子。

范老师是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对教材的理解透彻而广泛，讲解时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他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与非条件反射讲到弗洛伊德的意识与潜意识，从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讲到盖伦对人类神经类型、气质与性格的阐释……；他还向我们推荐弗洛姆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说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是最伟大的两位德国人。他解释道，弗洛伊德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提出要挣脱“俄狄浦斯情结”的束缚，才能成为“完整的人”；而马克思则从人的社会属性切入，指出需打破社会压迫的枷锁，才能成为“解放的人”……。

在当时，学院设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公共课，介绍什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等，再加上专业的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力学、生物化学等基础理论课等，已足够让人觉得“蛋疼”了；至于范老师讲的那些“西洋学者”，我们闻所未闻，相关学说听着更是云里雾里……。但恰恰是他这样的引导，像磁石般牢牢吸住了我们懵懂中的好奇，让人忍不住想去学、想去了解，那份循循善诱悄悄点燃了大家探索未知的火苗……。

　　最让我震惊是在毕业的几十年后，有位朋友的孙女要考研，知我1993年就“评高”的虚名，便满怀期待地来求指点。可一聊才发现，他孙女是转专业考研，基础本就薄弱。而我这些年早以行政工作为主，仅为保住职称才兼带少量教学，不过是照本宣科罢了。近代学科发展我早已望尘莫及，实在没底气也没时间接下这担子，怕误人子弟；可当面推托又实在不忍。思来想去，只能把她引荐给了范老师。

万万没想到，本该含饴弄孙的范老师，竟爽快的一口应承下来。他们具体是如何拆解难题、梳理知识脉络的，我虽不得而知，但一年后传来的消息，是她真的考上了。那一刻，我满心的惊讶里裹着感慨。一位已八十多岁老学者，竟仍一刻不停地吸纳新知，思维还如此清晰，还在科学的疆域里从未停下突围与开拓的脚步。这份坚守，这种不曾褪色的热忱，让我对他愈发心悦诚服。

但是，在那个特殊时期的政治生态下，知识分子仿佛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稍有不慎，便会被汹涌的浪潮吞没，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范老师给我们讲授那些源自西方的“洋科学”时，每一句话都像是在悬崖边缘走钢丝。据说他的性格中本就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执拗”。听闻他年轻时，便是个热血沸腾、敢说敢为的“愤青”，对世间不平之事，总是毫不犹豫地仗义执言。后来，他被划为“右派” ；到了“文革”，又顶着“历史反革命”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沉重帽子，被关进“牛棚”。可即便历经“管教”，他对科学的热爱早已深植心底，一旦有了机会，便不顾一切忍不住口无遮拦了。

七六年初，刚刚复出不久的小平同志再次遭到批判，当时他提出的全国各行业的“整顿”被污为一股“右倾翻案风” ；紧接着，总理、朱总、主席三位伟人相继离世，好在年底，“四人帮”也终于倒台，阴霾逐渐散去。一天，我又见到了范老师，他的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兴奋，眼神中闪烁着光芒。他激动地对我说：“当年我给你们讲那些科学家的故事后，回到家心里就七上八下，生怕又被抓起来。我自己都在想，这罪名恐怕能列出一长串，什么‘现行反革命’，或者‘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青年’，随便哪一条都够我再次被关进‘牛棚’了。幸好你们这些学生，没有一个跑去‘革委会’打小报告，不然我真不敢想象会是什么后果。现在好了，‘四人帮’被抓了，以后不管讲什么，我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范老师是众人敬重的学者，妻子郑医生也是口碑极好的大夫，众人都说他俩是郎才女貌。而遗憾的是命运弄人，自郑医生不幸患上歇斯底里症（癔症）后，起初只是失眠、偶有幻念，后来病情加重，竟渐渐生出偏执，甚至是会无缘无故的情绪失控而向往极端。她是医生，当然深知自己的病，但却控制不住，负面情绪与焦虑像化不开的浓雾，一点点吞噬着自己，也沉甸甸地笼罩着这个家。

出事那天上午，范老师出门上课时，值了夜班的郑医生还躺在床上，呼吸匀净。他把药瓶与开水放在床头，轻手轻脚带上门没敢惊扰。课堂上，系办公室的周主任匆匆敲门进来，压低声音急道：“老范，郑医生出事了！”我们跟着范老师疯跑回家，猛地撞开家门，只见郑医生悬在窗边，脖子缠着晾衣绳，早已冰冷僵硬。床头柜上半瓶药下压着张纸条：“对不起，照顾好自己和女儿。”范老师双腿一软，重重坐在地上，浑身力气仿佛被瞬间抽干。我们帮忙把郑医生抬到床上，范老师伸出颤抖的手，轻轻为她合上眼睛时，郑医生的眼眶里竟滚出一粒晶莹的泪珠。拉遗体的车来了，他又为郑医生系上她平时最喜欢的那条红色围巾，眼眶里像有碎星在闪烁，似要用这最后的温柔，熨平逝者心上的褶皱。

　　虽说我们那时许多课程都没能正常开设，却有个格外特别的教学环节——开门办学。这是当时推行的教育改革举措，核心是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老师们常会带着我们学生深入基层，投身到教学实践中去……。

记得在蒲江开展开门办学时，有个农村娃娃不小心肩关节脱臼了。不知她母亲从哪儿听说我们小分队在这里，还尤其擅长治疗运动创伤，便急忙带着孩子找了过来。巧的是，范老师正好在现场，但治疗运动伤病不是他的专长。只见他轻轻握住娃娃的上臂，一边用柔和的声音哄着“放松，放松”，一边缓缓往下牵拉，同时还耐心地给我们讲解：“肩关节是球窝关节，关节窝浅，所以特别容易脱臼。脱臼后关节囊肯定会收缩，要复位的话，首先得让伤者的关节囊松弛下来……”话音未落，他手腕猛地向上一推，脱臼的关节便稳稳复位了。那干净利落的一幕，让我们个个都大开眼界。几天后，娃娃的母亲挎着一篮新鲜鸡蛋，特意赶来道谢，非要当面把这份心意送到范老师手上不可。

　　那年在德昌县的开门办学，我们年级的同学中，曾拥出过三位英雄。那天的安宁河像是被谁捅破了堤坝，浑浊的河水裹着泥沙疯了似的涨起来，发出沉闷的咆哮。群众正在撤离途中，突然听见有落水者的呼救声，眼看溺水者在激流中命悬一线，正在此地的康笃明、曹平伟、周新民三位同学，便毫无犹豫地跃入了湍急的河水。他们顶着齐头的恶浪，拼死抓住落水者，三人分别抓手顶腰、拽衣领，拼尽全力往漩涡外挣。浪头一次次砸在他们脸上，眼睛被泥沙糊得睁不开，只能凭着本能蹬水。不知挣扎了多久，脚下终于触到了浅滩的卵石，他们连滚带爬地将老乡拖上河岸，回头再看时，康笃明的身影却已经被汹涌的黄浪吞没，永远留在了那片冰冷的安宁河里。

德昌县革委为笃明开追悼会那天的安宁河也出奇地平静，阳光照在水面上，闪着细碎的光，像无数双含泪的眼睛，望着那个永远留在河底的青年。

　　回望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整个学生时代，幸运的是：我遇见的每一位老师，他们都远不止是知识的传递者。我从没有给老师送过一次礼，从没有请老师吃过一次饭，他们以高尚的师德为灯，在迷茫时予我光亮；以独特的人格魅力为引，于困顿中给我力量。授业解惑之外，他们更像人生路上温暖而坚定的向导，默默照亮着我们前行的方向，像泰戈尔《用生命影响生命》（Influence Life with Life）的诗：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图：我的中学化学老师）

从自己也踏上讲台后，才愈发懂得这份职业的分量。哪怕只学到他们的一星半点，那些藏在言传身教里的热忱与坚守，也成为我竭力效仿的榜样，在物欲横流的历史时期，生活不易，也支撑着我甘愿虽是“两袖清风”，也坚定在这条的路上走下去，不负那些曾被照亮的时光。

　　上学时，谁都有那么几个自己亲近的同学。我们一个寢窒约二十平米的小房间，上下床六个赤条条的挤在一起，像装得满满的罐头。大家商量着把糖票、点心票还有烟票集中统一管理使用。最让人犯难的是烟票总不够，好在我是成都人，家中无人抽烟能弄到额外的烟票，我烟瘾又最小，就都交到我这儿管着。由我来控制大家抽烟的欲望，得等我也想抽了，才每人发上一支，现在想来，这大概是最早的“AA制”了。

要是赶上谁过生日，我们就悄悄翻过高高的围墙，跑到隔壁的南郊公园。攥着那些金贵的票证，换些甜点，再给每人发上一支好烟。大家在草坪上驻足，小口小口地抽着，细品慢尝，看那淡淡的烟雾轻轻摇戈，心里头便像绽放出了一片绚丽的花。那一刻的惬意和轻松，足够让整个人的心房，都铺满一地锦绣……。

睡在我上铺的刘同学，他文化底子薄读书有困难，平时也总爱揪着头发感慨：“头发不停的掉，胡子不停的长”，生怕毕不了业，偏又最肯下苦功。我的课堂笔记，他总要一笔一划抄全了才安心。大概是觉得无以为报，那年他再三邀我去他乡下的家里过年，盛情实在难却，我便应了。

一进院门，老爷子正站在院坝里，脸上的皱纹像被风霜拂过的田垄，看到上大学的儿子回来了，一下子桃花满面，笑得“稀粑烂”，连带着花白的胡茬微颤着说：“就等你们来了好杀年猪呢。”第二天，那头约三百斤的年猪宰下来，肉剔得整整齐齐，沉甸甸满满晾了两大竿子。刘同学指着挂满的肉，敞亮地笑：“你说吃哪块，咱就煮哪块！”在那每人每月只有一斤肉票的时代，可谓是既隆重又奢侈了。

在考试周，阶梯教室海浪般起伏的座椅层层叠叠步步延伸远方，最后一排的那个座位，永远是班上民族学员老沙最早去占据的"专座"。他是要等我悄悄把压在课本下的答案传过去。因为他曾告诉我说，"我学汉语就跟你们学外语似的，老师讲啥都像听天书，班长，你不帮我就只能退学了。"他一幅真诚无邪样子，至今都清晰……。

冬日里，我总爱趁下午没课时踱去图书馆一楼，拣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随手抽本书摊开，多半是装样子。馆里的书本就没什么合心意的，不是艰深的专业书，便是些外文期刊。我外语稀松，对着那些文字只能囫囵看看插图，凑个热闹。倒是阳光懒洋洋淌在书页上，连字里行间都浸着暖融融的意味，看久了，眼皮便渐渐沉下来，打个盹儿都像是要蹭几分墨香。

回想起我们的课堂上，会因晓鹰同学平平常常的一句提问，突然炸开一阵哄笑，搞得老师也莫名其妙；刘、罗两个重庆崽儿为个没头没脑的命题，争到面红耳赤，甚至袖口都卷得老高；可毕业聚餐时难舍的哽咽，又堵在喉咙口难以咽下；男生宿舍楼的走廊上，始终飘着一股胶鞋闷出的"脚瓦斯"，混着廉价香烟的气息，特别的呛人，粗粝；但走出宿舍门口，当梧桐树换季的叶子簌簌掉落时，树叶缝隙漏下的阳光，在地上轻轻摇晃，把院子染成了深浅不一的绿与黄，铺在地上，像谁写下的散文诗……。

这些生活，都藏着我们从农村、工厂、部队走出的青年们，青春期最直白的生活气息。大学的感受就是时间如白驹过隙，还没有细细读懂青春这本仓促的书，青春就如风吹过了。那些想爱又不敢表白欲言又止的瞬间，那些卡在喉咙口的字句，终究还是随着风，悄悄埋进了离开后的岁月里，成了再也说不出口的惦念。

几年大学时光倏忽而过，同学间早已结下深植心底的情谊，成了彼此生命里最亲近的人之一。这份情从不止于校园里的匆匆交集，更带着不染尘埃的真挚与纯粹，在岁月里愈发透亮。

我常因公务奔波各地，但凡落脚处有同学在，总会被满腔热忱地款待。推杯换盏间，那些共处的美好回忆便悄悄漫上来：课堂上此起彼伏的哄笑，课间随性的插科打诨，还有那些带着点稚气的恶作剧……这些细碎的瞬间，像一颗颗被时光打磨得温润的珍珠，串联成生命里最动人的项链，也一点点筑牢了我们对同学情谊独有的眷恋与珍重。

　　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若论物质生活，是“正儿八经”的穷学生，与如今的大学和大学生相比，实在是天差地别。那会儿物资不仅紧俏，而且没有可乐、酸奶，更没有网络、手机，但藏在时光里的精神生活，其实同样滚烫鲜活。

因为我们曾经受过广阔天地的洗礼，便更添了几分理性，也更懂得珍惜当下的生活。正如卢梭在《爱弥儿》中所言：“不管是荣华富贵还是田园布衣，不管是纸醉金迷还是捧读圣贤，对幸运与痛苦的情感体验都是一样的。” 那段大学生的生活，我们所感受过的快乐、美感、惊讶与期待，终究成了人生中最清亮的一段光，亮得纯粹，暖得绵长。

我父亲在我们当娃儿的小时间就常教育我们说，人这一辈子，有几样东西得刻在心里头，永远不能忘记，那就是：努力，清白，善良和感恩。有些人事是不该忘的：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夫妻相濡以沫的情分，兄弟姐妹风雨同舟的扶持，恩师点石成金的提点，同学挚友肝胆相照的赤诚……。

童年是不知愁滋味的风，早已悄悄吹过；青年像默不作声的河，也慢慢淌向了远方。稀里糊涂站在中年的路口，转眼又在诸多无可奈何里，蹚进了老年的时光。如今，“光脑壳”里装着的“东东”，留下的已不多了。可到了这把年纪，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知青记忆、学生时代的片段，反倒像落满月光的尘埃，轻轻巧巧，就铺满了整个心房……。

　　想起许倬云先生的那句话：个人虽然只是历史的微尘，但微尘也有属于自己的光。最后，写几句《忆昔求学五十年》作为扫尾：

五秩流光弹指间，黉门往事梦魂牵。

青灯伴读三更月，陋室同研半亩田。

师授箴言凝肺腑，友传赤诚暖心田。

青春作墨书青涩，岁月为弦奏华年。

今对霜丝思故影，松风犹送那时言。

纵使浮生皆墨淡，师恩同窗刻骨间。

鬓边霜色催命去，心底余光总未阑。

2025.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