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 物镜》（嘉德20250730）

心纯姿在

闲来无事，邀约小妹一起来到嘉德艺术中心，看了两场收费但非常物有所值的展览，其中之一就是这个《风雅·物镜：明清文人艺术生活展》。

走进展览入口，透过“月亮门”的造型就可以看到展厅内明亮雅致的展陈。“是非不入松风耳，花落花开只读书。”是明末清初书画家、诗人陈洪绶所作的诗句，一个“避世自守、潜心向学”的境界，一种 “以读书避世，以自然养心” 的情怀不觉投入心怀。

前言

古代文人深受儒、道思想影响，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既有『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抱负，又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世情怀。

明清时期，文人追求物境之美，成就了格调高雅的造物艺术。这些雅物，于内，是文人构筑精神世界、寄托审美理想及品格意志之物；于外，则是借以展示其韵、才、情之门。在文人的诗里、画里、生活里，香令人幽，酒令人远，茶令人爽，琴令人寂，棋令人闲，金石鼎彝令人古……

本展览撷取北京艺术博物馆藏一百一十八套明清时期文物精品，反映文人审美风尚与艺术生活，探寻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精神坐标。

——北京艺术博物馆

壹，芸馆致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北宋理学家张载的理想，被后世文人所推崇。

书房，作为文人精神世界的具象缩影，既是赓续文脉之地，也是修身养性、俯仰宇宙、涵养情怀之所。文人崇尚高雅，讲究品位，对书房的陈设布置格外重视，以文具清玩为点缀，营造出一种充满思想与灵魂的文化围，具有雅俗之辨的象征意味。

松窗临池

『数间茅屋临闲水，一盏秋灯夜读书。』文人置身书斋读理义书，学法帖字，鉴古知今，探赜索隐。

赵孟類曰：『临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临帖既是在与先贤对话，又是一个系统学习书法的过程，更是文人修身养性的方式之一。

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第一册）

清（1644-1911）

纵30厘米，横36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三希堂法帖》，全称《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共三十二册，是清乾隆时期由宫廷编刻的一部大型法书丛帖。乾隆十二年（1747），梁诗正等奉命编次内府所藏魏钟繇至明董其昌共一百三十五位书法家的墨迹，钩模镌刻，选材极精，共收三百四十件楷、行、草书作品，另有题跋二百多件、印章一千六百多方，共九万多字。因丛帖中收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和王献之《中秋帖》，三件希世珍宝的收藏地称为三希堂，故法帖取名《三希堂法帖》。帖中珍品原件多已散佚，惟有三希堂法帖中保存着仅有的遗迹，浓墨、渴笔等特殊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映，镌刻水平在当时可列为第一流。此本为清代晚期所拓。

诒晋斋法书（第一册、第二册）

清嘉庆（1796-1820）

纵28厘米，横30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诒晋斋法书》乃清成亲王永瑆书写，钱泳汇刻的法帖丛书。清嘉庆四年（1799），钱泳北游京师谒郑亲王，受命双钩刻石，得《诒晋斋帖》四册。后十年（1805），与盛松雪商议，借诸家所藏永瑆手书，汇得二、三、四集，合为十六卷。此本原箱旧装，四集十六卷，经折装，每册均有墨笔题签。每集前附墨印目录，帖名隶书，下无卷数。墨色乌亮，撫印精良。

永瑆是乾隆第十一子，别号诒晋斋主人。其书学董其昌，书风清劲秀逸，名重一时。钱泳亦是一代钩勒大家，故此帖为清宫杰出的书法艺术代表之一。

案上清友

『文人之有砚台，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傍。』笔、墨、纸、砚等文房器具不仅在功能上满足了书写需求，还由于文人情趣的浸润，逐步发展成艺术品，可观可赏。

朝夕相伴间，文人将各种文房器具视如良友，一笔、一纸、一砚都具有了鲜明的性格和文化内涵，备受珍视。

例如，法帖为范友，良砚为砺友，宝镜为明友，净几为方友，古瓷为虚友，旧炉为熏友……

大富贵亦寿考墨

清 (1644-1911) 

长9.3厘米，宽14厘米，厚07厘米

北京艺木博物馆藏

汪节庵集锦墨

清嘉庆二十年 （1815）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乾隆款御制墨

清乾隆（1736-1795）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八卦纹色墨

清（1644-1911）

长5.2cm，宽2.2cm，厚0.8cm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象牙雕芦雁纹臂搁

清（1644-1911）

长23.8厘米，宽5.8厘米，厚2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与古同游

『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古代器物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功用与特质。

文人崇古、尚古之风兴于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使他们热衷于通过古器物考证古代典章制度、追求『敦朴古雅』的真趣。『古意』是文人对于艺术的至高评价，他们通过古物共情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文化情怀，虽身居当下，心却与古相通。

青玉西

清 (1644-1911) 

长124厘米，寬51厘米，高4.9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三酸图”干黄印章

明 （1368-1644）

长14.3厘米，宽4.3厘米，高10.6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松年”款山水人物册页

清 （1644-1911） Qing Dynasty

纵38 厘米，横30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此作品描绘了一处极具诗意的庭院环境。画面中心是在临水旷地上，两位文士对坐奏乐的生动场景。其中左侧文士盘坐于地垫上，褒衣博带，姿态优雅从容。身后是一张靠几和一架七弦琴。右侧文士怀抱阮成，神情专注。这种“琴阮合奏”的构图，不仅展示了古代文人的音乐修养，更象征着知音相得的深厚情谊。配景的处理更是强化了画面的空间感，点缀其间的芭蕉、古树和太湖石，表明这是典型的江南庭院景致。画间左下薯款“松年”，后钤印朱文 “及第进士”。署款看似要将作品的作者引向宋代画家“刘松年”，但此作的原本是仇英所绘，细究画风，应该是清代侠名画家的托名之作，风格源自明代吴门画家仇英。

贰，燕闲怡情

『闲庭独坐对闲花，轻煮时光慢煮茶。』世俗纷扰之外，文人营造园林居室，定制陈设器用，研习诸般雅艺，將生活场景艺术化。

三两好友，于荫映岩流之际，偃息琴书之侧，寄心松竹，取乐鱼鸟，在兼具知性与美感的环境中，观古物、品雅器，置身于闲适之中，清心明志，乐而忘忧

菱形花窗 扇形花窗 四瓣花花窗

闲境幽赏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明清文人将审美观念注于生活实践中：焚香重在『香』之美，品茗重在『味』之美，插花重在『色』之美，挂画重在『境』之美。

以文会友、园林雅集是文人追寻高士生活的一种方式，在考究精美的茶具、香具中，优雅气韵得以呈现。他们悠游林下，诗文相和，精神与山水相融。在探索人生哲思的同时，也伴随着文化认同与精神寄托

孔雀绿釉瓶

清乾隆 （1736-1795） 

口径6.9厘米，底径6.9厘米，高20.5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孔雀绿是绿釉中的名贵品种，因呈色翠绿透亮，酷似孔雀羽毛之色而得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窑烧造的孔雀绿釉达到了历史上最高峰。据清佚名《南窑笔记》载：“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由于釉层厚薄不同，呈色亦深浅不一。分法翠、法蓝二色。釉面多开细碎纹片，垂流积釉处透明呈现出玻璃质感。

此瓶洗口，细长颈，溜肩，圆腹，高圈足外撇，底涩胎无釉。通体内外皆施孔雀绿釉，釉面布满细碎的鱼子纹开片。釉层厚薄不均，腹下部有积釉现象。

深蓝缎绣博古图片

清康照 （1662-1722） 

纵56厘米，横94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绣品以深蓝色缎为地，其上绣错落排布着方鼎、熏炉、梅瓶、蒜头瓶、花觚、水盂、山子、书册、卷轴等十余种器物，并插摆有花卉果实等。器物的造型优美，装饰精致，与花果搭配，请逸雅致之外又寓吉祥含义。绣品综合运用了平绣、网绣、钉金、打籽等技法，同时通过变化多样的针法和色调丰富的绣线，将器物的材质质感及装饰纹理表现得细致入微，充分体现出博古题材的高洁雅意。

米色江绸地苏绣博古图镜心
清同治(1862-1874) 
纵88.5厘米，横44.5厘米;画心纵58厘米，画心横34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绣品以米色江绸为地，采用平绣、钉线、穿珠等多种技法绣插花梅瓶、水盂、盖砚等博古器物。作品构图疏朗，色彩清雅，绣工细致，针法灵活，完美地体现了“博古”的高雅主题。绣画左上方有墨笔题书唐初诗人骆宾王的《秋晨同淄川毛司马秋九咏-秋菊》:“擢秀三秋晚，开芳十步中。分红俱笑日，含翠共摇风。碎影涵流动，浮香隔岸通。金翘徒可泛,玉犀竟谁同”，与画面的内容相应和。诗题末尾有“韩鑅”名款，并铃“韩印”“序东”朱印。画面右上角另有一“明窗净几”印。
韩鑅(1729 -1804)，字序东，顺天大兴(今北京)人，原籍贵州毕节。平生好书画，喜作行楷擘窠大书，工画花卉，以兰竹见长,所画兰花在同治、光绪年间尤受推崇。

青花过嫱凤竹纹杯

清雍正 （1728-1735）

径9.9厘米，底径3.9厘米，高3.8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杯呈斗笠状，敞口，斜直腹，圈足，造型小巧玲珑。通体采用青花过墙技法将飞凤分两部分，头画在器里，尾画在器外，以翠竹做陪衬。底书青花楷体仿“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双圈款。

“挂一幅单条画，供一枝得意花，自烧香，童子煎茶”

“试看香是何味？烟是何色？”

“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叁 文心所寄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文以载道，器以传心。中国传统造物哲学中，『物』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精神的容器与心灵的镜像，承载着文人对世界的诗性认知。

文人于书画法帖、文房器具间精鉴雅藏，广泛参与书房、园林设计，并将审美理念、生命感悟与人格精神熔铸于各类艺术创作之中。一器、一画……皆凝固着超然物外的酒脫与深邃悠远的情思。

以天合天

『寓真于事，寓意于物。』文人常将自己的人生思考、文学修养、艺术审美和生活情趣融入藏书、金石、赏瓷、文具、茶道、香道、园艺、音乐、篆刻之中，留下了灿若繁星的艺术作品。

他们认为只有修养深厚、品格高尚的人，才能『象事知器』，把握事物中的『理』，从而体悟『道』，反映出中国哲学『道不远人』的特点。

郑板桥竹石图轴

清（1644-1911）

外框纵 280厘米，横121 厘米；

画心纵 170厘米，横90.5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此作品为清代名士郑板桥所绘竹石图轴。丛竹以焦墨、浓墨挥毫，藉草书中之中竖，长撇运之，多不乱，少不疏，竹之挺拔寥寥几笔刻画而出，绝不繁难，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丛竹后面的山石则以淡墨写出，前后景浓淡相宜，拉大了空间距离，展示了他深浅并行的高超技法。画上部有题款“惺斋年长兄老先生，弟板桥郑燮写。”铃印白文“乾隆东封书画史”，朱文“橄揽轩”。书法隶、楷参半，间亦以画法行之，别致新颖，自称“六分半书”。印章笔力朴古逼文、何。

郑板桥（1693-1765），原名郑變，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绝“诗、书、画”闻名于世的书画家、文学家，著有《板桥全集》。

高凤翰梅花轴

清乾隆十二年（1747）

外框纵 250厘米，横70厘米；

画心纵144 厘米，横45 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作品构图奇险，一枝老梅傍出峭壁，由画面左侧伸出，概取自宋代“半边”法。山石、梅树笔法圆劲，与其书法笔意相近，左侧山石用猪墨画成，梅树墨染花青，颜色和谐有生气。画上题诗“湖上梅花手自移，小桥明月最相宜。主人岁岁常为客，莫怪幽香怨不知。”署款“乾隆丁卯仲秋后一日，南阜左手”。后钤印白文“石之农”、朱文“老阜”。画面左下方钤印白文“后尚左生”。画面右下方钤印两方印文，朱文“山阴陈年”、白文“半丁审定”。

高凤翰（1683-1749），山东胶州三里河村人，扬州八怪之一。清代画家、书法家、篆刻家。晚年因病风痹，用左手作书画，又号尚左生。

金农树石轴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

外框纵 216厘米，横56厘米；

画心纵 41厘米，横29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此作以极简笔墨漫写梅枝，不事形似而重神韵，墨色枝干与留白花朵形成强烈对比，繁花密萼间透出月下梅影之朦胧意境。画面左上角画家自题“七十二翁金衣漫写”，其书法融金石象籀笔意，与画面梅枝的抽象表现相得益彰，形成书画一体的独特艺术语言。后铃朱文印“寿”门”二方。另有鉴藏朱文印两方“章氏字画珍藏”“读汉书楼”。画面上方诗堂处有周梦台、杨秉桂二人题跋各一篇周跋。“道光甲午春二月，叔斗周梦台书于无悔靡闷之室。”后铃白文印“梦台私印”、朱文印“叔斗”；杨秉桂题：“几点疏香出鬓纨，春风舒卷墨犹寒。伴它孤冷倪高士，且作月明林下看。甲午残春之辰，秉桂题。”后钤圆形白文印“杨”、白文方印“杨辛甫”。

画外之意

『胸中丘壑无今古，笔底烟霞自卷舒。』书法作为文人艺术的核心，以其独特的线条与结构，表达着作者的思想与情感。传统绘画，更是文人内心世界与精神追求的映照，承载着他们对宇宙、人生的哲思。

文人笔下的山水、花鸟画与书法进一步融合，创造出大量艺术与思想具臻的作品，共同构成了文人生活的精神图景。观者自能从中体味『画外之意』，感受文人寄情自然、追求心灵自由的理想境界。

倪元璐竹石卷

明（1368-1644）

纵20.3厘米，横285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此作为绢本手卷，以水墨写意绘制松竹奇石九段，小斧劈并以水墨生晕，极苍润古雅之致。构图险峻奇特，每幅画面各配诗文一段。款署“壬申初夏，倪元璐写”，后钤“元璐”朱文印。另有“倪元璐印”、“鸿宝”等作者印章多方。

卷后有端方、李葆恂、威堪等题跋。各类印章共计35枚。

倪元璐（1593-1644），字汝玉，号鸿宝、园客，浙江上虞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官至户、礼两部尚书。李自成入京，自缢死，福王赐其谥号“文正”。书、画俱工。

结语

子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明清文人的精神轨迹，始终在『道』的深邃与『艺』的鲜活中往复延伸。他们以典籍为媒，以器物为介，构筑风雅之境。寒窗下的伏案诵读，石几旁的焚香啜茗，琴案前的问松听泉，皆非闲情偶寄，而是生命与心灵的对话。

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诸多文士的名字为我们耳熟能详，他们凭借远大的抱负、不羁的性情飞扬的文采，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璀璨的印记。然而，还有更多无名的身影未曾留名青史，但每一个生命都是唯一的，无数个唯一汇成万象世界，共同构筑着中国传统文化之厚重与丰盈。

器存韵，人入神，其间的『物』与『我』如此贴切，它所秉持的意义世界亦足以被后人品味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