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的芷江受降

飞马

80年前的1945年8月21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日军的投降日，受降仪式在湖南芷江举行。

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专程到访了80年前那个举国瞩目的这个湘西小城--芷江。

芷江地理位置特别，自古乃军事重镇。它是抗战前线的后方，抗战后方的前线，曾经是国民政府重要的军事基地，是中美空军联队的大本营，拥有中国战区第二大军用机场和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因为这些综合性的优越条件，芷江被选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地。

十四年血火铸就的尊严时刻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精心筹备对日受降各项工作。国民政府成立受降委员会，任命何应钦等人为受降代表，确定芷江为受降地，调动部队，保障安全。芷江成为世人瞩目的受降城。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溽暑蒸腾的湖南芷江机场，一架涂着血红膏药徽记的日本运输机，在万众瞩目中降落。

机舱门启，今井武夫一行步履沉重地踏出，他们垂首低眉，在肃杀的目光注视下，将象征军权的佩刀解下，奉上兵力部署图——那不再是耀武扬威的征服者，而是历史审判席上无言认罪的囚徒。

芷江受降典礼会场庄严肃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了罪恶的头颅。芷江受降确定了日军投降具体条款，形成一系列备忘录。

芷江受降的胜利者阵容

在七里桥那座简朴的会场里，中方代表阵容彰显着胜利的威严。

主受降官为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陆军上将何应钦，他端坐中央，代表中国政府与人民接受侵略者的投降。其左右分别为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以及美军作战训练司令部参谋长麦克鲁少将、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准将等盟军代表。他们共同见证并参与了对日受降的历史性时刻。

俯首的战败者

日方投降代表今井武夫，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少将衔）。他并非日本军部最高决策者，其身份本身就暗含了日方的保留态度。

日本大本营在接到无条件投降命令后，内部仍存巨大分歧，最终选择派遣今井作为“接洽投降”而非正式签署投降书的代表，试图保留最后一丝颜面。

今井此行携带了证明其身份的《中支那兵力部署要图》等文件，其使命仅限于听取中方指示、传达投降命令细节，并汇报中方要求。

在会场内，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刻意的、近乎僵硬的“职业军人”姿态，但其眼神中无法掩饰的颓丧与不安，昭示着一个帝国幻梦的彻底破灭。当他在中方准备的《中支那地区日军投降备忘录》上签字时，每一笔都显得异常沉重，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这份备忘录虽非最终投降书，却以法律文书的形式，首次在战场上迫使日本侵略者承认了其彻底失败的命运。

芷江受降，其意义远非一次仪式所能涵盖。它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正式屈膝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以血肉之躯拼死搏杀换来的尊严回归。

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山河破碎，尊严蒙尘。而此刻，在芷江这片饱经战火洗礼的土地上，侵略者终于俯首认罪，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坚冰，在胜利的曙光中开始融化。这份尊严，是卢沟桥的枪声、台儿庄的血战、太行山的烽火，白山黑水的硝烟、是千千万万不屈脊梁用生命熔铸而成。

更为深远的是，芷江受降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应有的地位。当中国代表在文件上签下名字，当盟国军官肃立见证，一个饱经苦难的东方古国，终于以战胜国的身份昂首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向世界宣告：中国军民以坚韧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为人类正义事业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赢得了历史的尊重。

芷江受降为一个月后（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正式投降签字仪式铺平了道路，奠定了法理和程序基础。

芷江受降完毕后，落日熔金。会场外，消息如燎原之火，瞬间点燃了整个芷江城。鞭炮声震耳欲聋，欢呼声直冲云霄，无数饱受战火蹂躏的百姓，在泪光与笑容中拥抱、奔走相告。这并非仅仅是一个胜利的消息，它是被侵略者踩踏的土地重获尊严的呐喊，是被战火撕裂的天空重归宁静的宣告。

胜利背后的暗流

然而，在举国欢庆胜利的时刻，一股暗流已在涌动。国民党政府为垄断抗战胜利果实，独占对日受降权，并以此削弱在敌后坚持抗战的中共武装力量。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10日至11日），由蒋介石连续发出三道命令。其核心内容是：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迅速抢占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甚至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任何“非政府指定之部队”的接收。

这三道命令，公然剥夺了在敌后浴血奋战八年、付出巨大牺牲的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的正当权利。

芷江受降之后，在华北、华东、华中等广大地区，当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延安总部命令，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反攻并准备受降时，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阻挠甚至武力进攻。例如，在张家口、山海关、邯郸等地，国民党军队在美军协助下运送兵力，与试图接收的八路军发生冲突。

同时，国民党政府利用其“合法”地位，单方面委派接收大员，并利用尚未解除武装的日伪军充当“守备队”，阻止中共武装进入城市和交通要道受降。这种“蒋日伪合流”的态势，使得许多地区的日军在投降后，枪口依然对准曾与之殊死搏斗的抗日军民，造成了抗战胜利后极其荒诞而令人痛心的局面。

国民党政府垄断受降权的行为，不仅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军民抗日武装浴血抗战14年功绩的抹杀，更暴露了其为一党私利不惜压制盟友、甚至利用敌寇的狭隘本质，为战后中国的和平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面对国民党政府对受降权利的剥夺，突破种种无理限制，领导解放区和沦陷区人民开展自主受降，对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

蒋介石政权统性包庇战犯的真相

利用日军进行“剿共”内战的战略交易

日本投降次日，蒋介石即电令冈村宁次“原地驻守，拒向中共投降”，并默许日军武力抵抗八路军受降。此后，国民党将105万投降日军视为“合作力量”，抽调15万技术兵协助内战，甚至将40名广州法庭判处死刑的战犯移交上海后全部改判无罪。

战犯处理的双重标准

国民政府公布的战犯名单仅1575人（延安列2万余人），最终处死仅110人，多为低阶官兵。冈村宁次等高级战犯均被刻意包庇，逃避了中国人民对他们所犯战争罪恶的审判。

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主导了华北“三光政策”、武汉会战等重大军事行动，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然而，日本投降后他并未受到应有的审判。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冈村宁次被国民党政府以“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名义软禁于南京，名义上协助日军遣返，实际成为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他参与策划内战战略，包括分析解放军战术、建议东北国军南撤等，甚至通过专线电话直接向蒋提供作战建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次要求引渡冈村宁次至东京受审，均被国民党政府以“健康问题”和“需处理遣返事务”为由拒绝。蒋介石担心其反共计划外泄，刻意阻挠国际司法程序。

1948年8月，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在上海对冈村宁次进行公审。尽管法官石美瑜收集了大量罪行证据，蒋介石却直接下达“无罪判决”的密令，威胁法官服从。1949年1月26日，法庭以“被告未参与早期战争罪行”“投降后配合遣返”等荒谬理由宣判其无罪。

判决引发全国人民愤慨，中共立即声明要求重新逮捕。代总统李宗仁下令追捕，但掌握实权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奉蒋介石之命）扣压命令，连夜将冈村宁次送上美轮“维克斯号”。1949年1月30日，冈村宁次抵达日本，彻底逃脱了制裁。

历史的荣光与警示

芷江受降，如一座无声的丰碑，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与尊严的重量。它提醒我们，和平并非天赐，而是无数生命以血泪浇筑的基石；尊严并非虚妄，而是民族在苦难中挺立不屈的脊梁。

然而，胜利光环之下，对受降权的垄断与争夺，又深刻揭示了国内政治矛盾的尖锐与复杂，成为战后中国走向的重要伏笔。

当我们回望芷江那个溽热的夏日，那沉默的会场与沸腾的人潮，正是历史在无声诉说：唯有铭记这血火淬炼的尊严时刻，正视胜利背后的曲折与教训，方能以更深沉的正义力量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在历史的回响中坚定前行，避免悲剧的重演。芷江的荣光与警示，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

让我们重温伟人的那句话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