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金融史话】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成因、作用与启示

汪海

一般而言，金融中心是随着经济中心的形成而形成的。金融中心是经济中心发展的必然结果。近代中国全国性金融中心变迁有这样一个基本轨迹：上海——北京与天津—-上海——重庆——上海。
上海开埠最早，19世纪后半叶就成为全国的商贸中心、经济中心，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的兴起，引领了中国金融现代化的潮流，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此后北洋政府期间，京津等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加上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北京和天津又成为全国性的的金融中心。南京政府成立后，一直富裕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又夺回金融中心地位，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经济、金融中心。
　　随着全面抗战爆发，东部沿海和中部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很大一部分沿海工厂企业和主要金融机构也纷纷内迁，重庆成为全国，特别是大后方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随着抗战胜利，企业、金融机构复员回迁，全国金融中心又重回上海。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全国或大后方金融中心，是历史条件、地理优势、政策推动和战时经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战争形势和政治中心变动是促成重庆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偶然性、暂时性和不可复制性。战后重庆金融中心地位迅速失去也缘于此。
　　重庆作为战时金融中心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于支撑八年全面抗战的经济命脉，稳定战时金融秩序，推动大后方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都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它不仅改变了东西部地区的金融格局，对后来的“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乃至今天我们建设成渝经济圈和西部金融中心都有着重要影响和启示意义。

一、重庆成为大后方金融中心的成因

1、战时政治中心的迁移
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其从区域性城市跃升为战时首都。政治中心的转移直接带动了金融机构的集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总行及中央信托局等机构相继迁渝，形成国家金融权力的核心布局，迅速成为重庆金融业的主体，集聚了巨额的货币资本，是金银外汇的总汇，货币发行的枢纽。这种“政治-金融”联动模式是战时金融中心形成的制度动因和基础。
国民政府实行战时金融统制政策，不断强化了重庆金融中枢功能。国民政府通过《非常时期金融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将重庆设为金融统制核心。1939年在重庆改组扩建的“四联总处”统筹战时金融政策，集中调配资金，成为战时全国金融中心的最高权力机关。到1941年底，国家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农四行分支机构在重庆已达20个，而到1943年底，就增加到39个之多。全面抗战以来，四行陆续在后方各地增设分支机构，完善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后方金融网络建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明令全国各商业银行，凡总行或总管理处在沦陷区的必须移设后方，并指定重庆、昆明、桂林三地任各行选择。重庆当然是各行首选。
2、工业内迁与资本集聚效应
东部工业内迁为金融活动提供了实体经济支撑。截至1940年，254家内迁工厂落户重庆，占内迁总数的54.7%，形成以兵工、机械、化工为主的工业区，工业资本规模较战前增长超200倍。到1945年重庆工厂数达1690家，占西南地区51.5%；工业产值占四川60%，形成完整产业链。重庆发电量占四川73%，保障战时能源供应。民生公司等企业运营长江航运，承担80% 的物资内迁任务。工业资本密集催生融资需求，促使银行信贷、票据贴现等业务扩张。1937年重庆金融业资本总额约1600万元，至1943年10月底年猛增至5.78亿元，为战前的38倍多，钱庄资本总额200.6万元增至4325.8万元，为战前22倍。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三峡天险阻挡日军地面进攻，使其成为战时少有的安全区域。同时，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如川黔、川湘公路）便于物资与资金流动，为金融活动提供物流保障。
对上海和其他沦陷区金融机构而言，重庆不仅是国统区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安全有利的投资场所。因此，重庆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内迁金融业的最大聚集地。原设上海等地的各类商业银行纷纷向内地扩展，并陆续将总行移设重庆。如“北四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银行，“南四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以及新华信托银行等纷纷来渝开业。据1943年7月重庆各银行注册统计，已向政府注册的银行共计70家，其中内迁重庆的商业银行、省地方银行共计33家，占70家注册银行的47.14%。外商银行的汇丰和麦当劳加利也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重庆本地金融机构也迎来迅猛发展时期，聚兴诚、美丰等本土银行与内迁银行合作，为工厂提供贷款，形成“工业-金融”共生网络。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重庆一共有银行、钱庄、总行、分行、支行233个，加上保险、信托等共有金融机构160余家。密集的金融机构，是战时金融中心的主要标志。今天我们仿佛还可以从陕西路、打铜街上一幢幢民国金融机构老建筑中，看出抗战时“中国华尔街”的繁华与气派。
3、近代金融积淀的基础
　　近代，重庆由川东地区的交通枢纽、商贸重镇，发展为四川的经济中心。特别是1890年重庆开埠后，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迅速发展为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在近代金融史上，重庆是西南地区票号（如日升昌、天顺祥等）的集中地，垄断了长江上游与东部沿海的贸易清算。1891年重庆开埠时已有23家票号，掌控了进出口贸易的资金流转。民国初期，重庆钱庄取代票号成为汇兑主力，50余家钱庄主导“申汇”（上海汇兑）市场，重庆通过申汇与上海、汉口、天津等城市联动，构建全国性资金调拨网络，成为西南地区与东部经济联系的枢纽。1932年重庆证券交易所成立，开展公债、股票及票据贴现交易，推动资本市场化运作。申汇交易也从钱庄转移至交易所，标志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市场过渡。
　　19与20世纪之交，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等先后在渝设分行，以银行为主体的新式金融体系民国前期在重庆建立并快速扩张，本土银行聚兴诚、美丰等迅速崛起，有影响的川帮银行总部大部分设在重庆。到1937年四川省124家金融机构中半数在重庆；省内注册的15家银行中9家总部设于渝，资本总额约1600万元（法币），占四川全省50%以上，远超成都、自贡等城市。与此同时，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银行集中于陕西街、打铜街、道门口等街区，形成“金融街”雏形。例如美丰银行大楼（1935年建成）为当时重庆最高建筑。这些金融积淀，都为重庆在国民政府西迁后迅速跃升为战时中国金融中心打下一定基础。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中心的核心作用

重庆在全面抗战时期的核心作用可概括为“战时金融心脏”——通过机构集聚、资本融通、产业支撑和监管统制，维系了大后方的经济秩序和生命线，为抗战持久化提供关键保障。重庆金融中心的核心作用表现为：
1、吸引资金内移，聚集了抗战的巨大力量。金融机构集聚与资金枢纽功能的增强，成功吸引了资金内移。上海等地游资大量内流，据估算，到1939年底约15亿元资金通过银行系统转移至大后方；1940年上半年又有6亿元汇入自由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等沦陷区资金流入香港中外银行估算总额在5亿之巨。随着太平洋战争形势日紧，1940初这些游资又开始向国内流动，约2亿元流返上海租界，其余流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后方。流返上海租界的资金，在日军占领租界前，又有大部分流入后方。1943年底，重庆地区的银行资本总额为战前资本总额的38倍多。各类银行的存款也增长迅猛。政府推行节约建国储蓄运动，1942年重庆储蓄存款总额突破10亿元，占大后方总量的三分之一。工矿内迁与战时生产也刺激企业存款激增。以聚兴诚银行为例，1935年存款约2822万元，1941年增至9368万元；四川美丰银行1935年存款1306万元，1941年达4853万元。金融机构聚集的巨额资金，有力支撑战时经济。
2、促进了大后方经济迅速发展，支撑着抗战经济命脉。抗战期间，金融机构对内迁企业的资金支持，对大后方工商业和农业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以国家银行的贷款业务为例，自全面抗战开始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成立，对金融、工商业举办贴现、再贴现及转抵押等放款业务，据统计，从1937–1944年，大后方新增工厂数达4810个，四联总处核定的各类联合放款总额累计达495.56亿元。其中工矿业放款占首位，达316.63亿元。八年间联合贴放总额增长118.8倍，而工矿事业放款却增长了1242.3倍。工业贷款重点支持兵工、机械、化工等抗战产业。1941年重庆工业区429家工厂中，80%依赖银行贷款维持生产。例如兵工企业年获贷超5000万元，1941年产出火炮5261门、枪弹1亿余颗。
显然，内迁的国家银行和其他大银行对工矿业发展提供的巨额资金，这是原有地方性金融机构无力承担的。在1940年重庆26家银行钱庄放款余额4172万元中，商业占96.85%，工矿0.64%；投资1545万元中，债券占59.28%，工矿3.85%。
此外，战时的农贷增长也较快，1942年农贷由中国农民银行独家办理后，从1942—-1945年10月，农业贷款增加27倍，农产品销售贷款增加5.6倍，农业副业贷款增加5.3倍，土地贷款增加110倍。极大推动了大后方农业发展，为抗战胜利打下物质基础。
　　3、辐射带动了大后方的金融网络建设，改变了中国经济、金融布局。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是，可以集聚大量的金融资本和各种金融要素，并辐射周边地区经济和金融的迅速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经济布局极不合理，全国80%以上工厂集中在东部沿海。西南七省（川、康、云、贵、湘、黔、桂）工业基础薄弱，工厂总数不足300家，仅占全国6.03%。地处落后西部的重庆，虽然从金融要素潜力上看，已成为一个区城性商贸型金融中心，但其规模与能力都与东部城市无法相比。1937年上海金融资力是重庆的百倍以上，上海承担全国性枢纽职能，而重庆仅为区域结算节点。
　　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年）是中国近代经济格局剧变的关键阶段，东部沿海工业区沦陷迫使经济重心西移，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体系，这一过程深刻重塑了东西部经济与金融布局。工业布局，从沿海垄断到西部多点开花。1937-1940年，国民政府组织448家工厂内迁，迁移设备12万吨、技工1.2万人。四川接收最多，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广西25家。战时生产也推动了产业转型，钢铁、机器制造、武器生产等重工业占比从战前20%升至战时57%。到1945年抗战结束，西南工业在全国占比由战前的6%跃升到40%以上。金融布局，战时金融西迁促进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金融网络建设。国家银行总行内迁，设立“四联总处”（1939年），强化了金融垄断；商业银行跟进，带动西南银行总数从战前20家增至1945年318家，增长近15倍，分支行达1641所。特别是西部金融网络建设突飞猛进，四联总处主导铺设金融网络，目标“每县设一银行”，金融网络下沉，至1943年新增银行分支机构137家，67家位于重庆周边。形成以重庆为中心，连接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的金融协作体系。内汇市场通过川黔、川湘等公路网延伸，成为替代长江航线的陆上资金通道。1943年5月，重庆各行庄向国内城市如成都、昆明、衡阳、贵阳、西安等地汇函资金4.81亿元，同期外地汇入重庆3.72亿元，当月共调动资金达8.53亿元。战时的重庆外汇巿场从无到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和香港的法币外汇巿场均告结束，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所在地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唯一进行外汇决策及操作的城市。
4、促进了大后方金融制度建设，推动了西部金融现代化进程。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大后方的金融中心，对推动金融制度的建立、完善及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为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建立了高度集中的金融管理体制，对统制重要资源，维护战时经济秩序，体现国家战时动员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金融制度的规范化与监管强化。国民政府颁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等法规，确立战时金融管制框架。1942年推行《财政部银行监理官办公处组织规则》，在重庆等城市派驻监理官，强化资本审查、业务合规性监督及非法交易取缔。1942年6月中央银行主导重建重庆票据交换所，央行主持金融机构票据交换和资金清算，实行存款准备金政策，强化了央行职能。1943年《非常时期票据承兑贴现办法》在19个城市实施，推动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的标准化流通，奠定现代票据市场基础。三是行业自律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1943年成立重庆市银钱业联合准备委员会，联合51家银行、33家钱庄，通过公库证签发与财产评价机制，增强同业信用并协助央行调控流动性。
　　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内迁银行和金融机构不仅带来新的金融管理理念与现代金融人才，还在参与大后方金融制度与金融现代化进程中起着积极带头作用，促进了西部金融机构整体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

三、战时金融的历史遗产与的启示

抗战时期重庆的金融中心建设，是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篇章，其经验表明：金融体系的韧性取决于政治动员能力、实体经济基础与地理安全的协同。抗战以“非常态”机制强行重置中国经济金融地图，既暴露了东部外向型经济的脆弱性，也凸显了国家主导下西部开发的效率与局限。这一重构进程，成为中国现代化路径中“被动调整”与“主动突围”的复杂缩影。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服务抗战，更在于为中国的国家金融安全与均衡发展，为我们今天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1、要从国家金融安全高度，推进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的战略规划
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既是国家区域协调战略的纵深推进，更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关键实践，是国家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支点。西部金融中心的发展，事关国家经济、金融布局的均衡和国家金融稳定与安全。
西部金融中心立足成渝双城经济圈，直接支撑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通过构建跨境金融通道，强化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及“一带一路”国家的资本联结，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节点。
2、要致力于经济中心建设，推动市场化改革进程
金融中心是经济中心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国家，还是区域金融中心，离开经济中心的支撑，金融中心都是不牢固的。这是重庆战时金融中心战后迅速消失的教训。金融中心建设要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放在核心地位，而不能单靠要政策，补短板，发展某些特色金融领域来装点门面。如重庆金融机构要全力支持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如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加大信贷资金投入，设立政府产业母基金，引导私募股权基金集群化发展。要推动证券化、市场化改革进程，大力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改善经济结构。
3、要深化内陆金融开放与规则探索
支持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以铁路运单物权化为突破口，深化铁路提单金融服务试点，推动单证融资创新。要深化跨境金融合作，结合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搭建起与新加坡的绿色金融、跨境投融资平台；探索与新加坡、日本的双向资本互通，逐步扩展至“一带一路”国家，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4、要着力解决建设西部金融中心面临核心问题
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的核心环节，其关键点聚焦于区域协同、特色创新、开放赋能和风险防控，旨在打造辐射内陆、服务“一带一路”的内陆金融开放枢纽。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
一是金融发展水平问题，要解决金融要素市场与机构能级薄弱问题。成渝地区缺乏证券、期货、外汇等全国性金融交易平台，金融要素集聚功能薄弱；法人机构实力不足，缺乏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总部及有影响力的非银金融机构（如头部券商、保险资管），难以支撑西部金融中心的辐射功能。
二是制度壁垒，统筹机制缺位，区域协同功能不能发挥。行政分割与金融一体化需求冲突，需建立中央层级的协调机制，并下放审批权。比如成渝两地有实力农商行、城商行要想跨省（市）设点，必须中央监管机构批准。
三是开放能级与国际影响力待提升。跨境金融功能不健全，陆上贸易规则探索受阻。
　　四是金融基础设施与数字化、高端金融人才都是短板。
　　五是要解决好成渝“双核”的定位与分工协同问题。是共建一个西部金融中心，而不是两个核心的串联。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城市就上海、北京/天津和重庆这几个城市。全面抗战期间，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金融中心，在凝聚资金与稳定后方，支撑经济与军事需求，推动金融制度现代化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战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回顾这段历史，可以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与历史经验，为我们今天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提供价值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