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我在重庆渠县征粮 ‍秦江水（2）

法律与人生

【随笔】 70多年前我在重庆渠县征粮 黄子开撰 194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勤部文艺工作团到达重庆，住在西南行政公署。该公署是中华民国国防部在西南地区设立的派出机构，成立于1949年5月1日，不到半年时间便寿终正寝。1954年，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在此地建成，成为重庆市一个标志性建筑。 从得知驻地靠近枣子岚桠起，这个美丽的名字便扎根记忆深处。老家的院子也有枣树，枣子成熟的时候，我和弟妹经常用长长的竹竿打红枣吃，那是一份充满愉悦的童年记忆。 文工团驻地周围十分热闹，街道狭窄而弯曲，两旁密布商铺和民居，充满了大城市的生活气息。建筑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房屋多为砖木结构，屋顶铺设青瓦。浓郁的南方特色让我这个北方小子倍感新鲜。 驻扎期间，部队规定只能集体外出。每周，演出任务和业务训练外，我们走出营地，到街头巷尾，有时甚至搭建临时舞台，为市民表演歌舞。腰鼓一打起来，总会吸引大批市民围观，热闹非凡。而我们的演出任务，一是去广播电台现场播出，有合唱《黄河大合唱》《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另一个，是去重庆大戏院演出合唱、歌剧和戏剧，剧目有《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夫妻识字》等。我的专业是笛子，有时也参加合唱。 与此同时，文工团在重庆又招收了几十个男女文艺青年，平均年龄20左右，最小的马远茗只有14岁。和我一起参加文工团的“海岱中学”同学、好友姚来信先生，转业到云南德宏自治州当了州文化局长。他所在的文化局属下有一个“勐巴娜西乐团”，名声响誉国内外。我来美前，有老战友告诉我，马远茗后来成为一位军中著名的舞蹈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应邀去台湾表演。 就这样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月，1950年初，文工团接到命令，全体下乡，到渠县征粮，前后约半年時間，六月上旬回到重慶。当时下乡征粮的两百多人中，文工团团员占80%以上，如我这般年龄的三成以上，现如今，能叫出名字的已经很少了，已知、未知，大约半数已经作古。 征粮工作队分组包片，我所在的工作组记得有五个人，四个军人，一个当地干部，组长李国贤。五人一起住，但分别在老乡家搭火，按规定交伙食费。我搭火的那家姓唐，家中只有一个年长的老太太和一个小我两岁的女孩唐芬。老太太的儿子（或侄子）名唐俊，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解放后任渠县县委宣传部长。为躲避国民党抓捕，他曾藏身野地墓穴，只在夜里出来活动。长期昼伏夜出，令他身体非常瘦弱，还患上了肺结核。唐的叔叔唐虚谷，据说是万县地下党地委书记，夫妻都是地下工作者，重庆解放前夕在中美合作所渣子洞遇难。文工团将唐的遺孤——八岁的女儿唐不畏收养，成为文工团最小的团员。唐不畏后来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 我在唐老太太家搭伙期间，老太太要给我提亲，把唐芬许配给我。至今我还记得，女孩刚读初中，高挑个儿，皮肤很白，清秀文静，不苟言笑，一副少女的腼典与矜持，感觉得到教养很好。我虽然在她家搭火，却从未和她说过一句话。当时工作队有纪律不准谈恋爱，因此，我心里虽然很喜欢，但不敢答应。组织上知道后跟我谈话，告诉我要和唐芬好就得转业到地方。前思后想，我不想离开部队。我才十18，读书的理想，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梦想没有实现啊！后来，工作队征粮结束回到重庆，我给女孩写过一封信。今天她若还在，已是91岁的老太太了。人生苦短，即使她在，此生亦不能相见了！ 我们下乡征粮的渠县地处川北，正是小说《红岩》中江姐开展地下党活动的地方。当地土匪猖獗，是对征粮队最大的威胁。为避免被土匪偷袭，我们经常变换住地，有时甚至一天更换好几个地方。一天，工作组地方干部很晚还没有归队，随着夜色渐深，组长越来越怀疑他是去向土匪通风报信，决定立即转移。那夜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不敢走大路，只顺着稻田田梗，深一脚、浅一脚，不停的踩到稻田泥水里。虽然都带着手电，但不敢打开照亮，只庆幸天色漆黑，不大会暴露目标。就这样摸黑走了很久，最后钻进一个农户家空置的毂仓里过了一夜。天亮一看，枪栓、枪筒粘满了泥巴，大家意识到头晚的狼狈相，哑然失笑。 大概是在四月份，一天早上，土匪聚集了上千人袭击临巴区政府。住在临巴小学的三、四十位文工團员和區政府工作人员紧急集中在院里的炮楼上御敌。炮楼四處有搶眼，大家手里都有枪。土匪有的拿槍，有的拿刀，从早上大约10点钟到下午四五点钟，土匪嗷嗷叫着轮番往楼上进攻，形势非常危急。第一个被派去送信给解放军大部队的同志被土匪发现枪击犧牲以后，又派出第二个，终于，到了下午四五點鍾，大部队赶到，将土匪击溃，打死打伤土匪四五十人。 因为匪患的原因，通常我们外出工作，都会选择在白天，但也有夜间外出工作的时候。一天夜里，大约八九点钟，我独自外出工作。走着走着，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我本能地惊觉起来，闪身隐藏进路边的稻田，掏出别在腰间的手枪，子弹上堂，大拇指顶着保险阀，做好开抢准备。稻子长得有半人高了，稻田里弥漫着沁人心扉的清香，杂以此起彼伏的蛙鸣声，这在平时是令人陶醉的。可此时此刻，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上。后面的人渐渐走近，从口音上，我听出来是几个农会干部，紧绷的心顿时放了下来。不料，顶着保险的大姆指也随之松开。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把我捂住枪口的左手手心擊穿。听到枪响，几个农会干部大惊失色，立刻就地伏下，准备还击。情急之下，我赶紧起身大喊，“是我，是我，自己人。”听到枪声，住地工作队姜指导员带着急救包赶来，将我的伤口包扎好，第二天一早，送我到县医院给伤口消毒后重新包扎。 枪伤痊愈以后，因左手无名指骨头被打碎，手指弯曲得完全无法伸直。我心中猛然一沉，“完了！”自从踏上艺术之路，我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与笛声相伴。如今，笛子生涯怕是到了尽头。悲痛如潮水般涌来，绝望感也如阴云般笼罩内心。若无法演奏，或许还会被部队文工团下放。这个想法如同一根刺，深深扎进我的心底。对音乐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瞬间化作泡影，我心如刀绞。 然而，心中的不甘越来越强烈。我不想就此放弃，决心要将那根无名指重新伸直。我忍着剧痛，日日练习。每一个动作虽然小心翼翼，仍然让我深深体会十指连心的疼痛。两三个月过去，手指渐渐有了些许恢复的迹象。终于，在我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无名指伸曲的幅度越来越大。在我能伸直手指并能让指头弯曲自如的一瞬间，无限喜悦涌上心头，所有的绝望与恐惧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政权更替的动乱之下，悲剧如影随形。征粮队有我一个“海岱中学”的同学柴健，也是我的小同乡，我们在南京一起考上的文工团。一天，他去一家古老的寺庙开展工作，言语间，与庙里的老和尚发生争执。那位老和尚对新政权怀有深深的仇恨，愤怒之下破口大骂，挥舞着禅杖直逼柴健而来。慌乱之下，柴健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和尚应声倒地，血溅寺庙古老的青石板。事后调查，老和尚被指认为国民党的潜伏特务，而柴健因此未受任何处分。一条人命，就这样泯灭在乱世之中，正所谓，乱世人命不值钱。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谁会真正在乎生命的价值。 文工团下地方的主要工作，是向农村富户征粮（当时还没有土改划成分），每人分管一个片，由当地干部负责通知交粮的人开会。我负责的那个片，第一次开会大概来了二、三十个农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映得他们一脸的愁苦，个个叫苦连天，坚称无粮可交。一听之下，我不禁皱眉：这可如何是好？眼看着没有好的办法，那就只得惩罚了。但惩罚不能打也不能骂。于是，18岁的我这个小小的“干部”想了一个笨办法——让这些不肯交粮的农民们在场坝上顶着太阳跑步！我把这个主意说出来时，心中有些小得意。 虽然尚在春季，但正午太阳下跑步也并非愉快，尤其是不能停歇。广场上，一群老农民跑得笨拙。一位年长者穿着件宽松长布衫，腿脚笨重，跑得东倒西歪，惹得围观的人哄堂大笑，也让我心生不安。但征粮是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而且要立场坚定，毫不动摇。我只能默默希望，几天跑下来，他们能够“想通”，交出该交的粮食，让我完成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征粮外，我们还四处进行宣传活动。一次，我走进一户农家，不想刚进屋，就被一位姑娘拉进她的闺房。她迫不及待的问我：“你们解放军还收不收女兵？”一时之间，我愣住了，心中暗想：我竟然被当成女兵了！这也难怪！我原本长得白净，加上营养不良，个头矮小，又穿着中性的部队服装。 姑娘的土房干净整洁，有一种温馨的气息，瞬间勾起我童年时母亲屋子里温暖的记忆。我心中慌乱，明白这个误会可能给我，尤其是姑娘带来麻烦。情急间，只得含糊其辞，说回去给领导汇报，慌里慌张逃出了她的房间。 渠县半年，我们完成了征粮任务，离开之前，在渠县城外一个广场开庆功会，在团长政委组织下，留下了一张珍贵的集团照。 （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黄子开 2025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