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龄、陈石麟诗行里的“崇仁”镜像折射出的国运与个人命运

行走者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夹缝中，文人的笔触往往既是个人心境的投射，也是时代风云的缩影。崇仁，这座赣东古城，因两位文人的诗文而留下了鲜活的时代印记——一位是被誉为“清代经学开山之祖”的毛奇龄，一位是宦绩与文名兼具的陈石麟。他们的诗赋与行迹交织于崇仁的山水间，形成一面独特的“镜像”，既映照出古城的风貌，更折射出王朝更迭之际的国运沉浮与个体命运的辗转。

毛奇龄：清初文苑的“浙东巨子”与江西游历的缘起

要理解毛奇龄笔下的崇仁，必先读懂这位文人的早年轨迹与历史分量。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号西河，浙江萧山人，是明末清初学界与文坛绕不开的关键人物。他的学术与文学成就，早在青年时期便已崭露头角，最终奠定了其“清代经学第一”（全祖望语）的地位。

早期活动与历史地位

毛奇龄生于明熹宗天启三年，少年时便以“神童”闻名——10岁能属文，12岁通读“四书五经”，15岁加入著名的文人团体“复社”，与当时江南名士切磋诗文，眼界大开。明末战乱之的际，他曾投身抗清活动，后为避祸隐居萧山山中，潜心治学十余年，期间完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论语稽求篇》等经典著作，打破宋明理学对经学的垄断，开创了清代汉学的先声。

康熙年间，毛奇龄应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编纂《明史》，其学识深得康熙帝赏识。他的学术涉猎极广，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学皆有精深研究，一生著述达400余卷，收录于《西河合集》，成为清代学术的重要典籍。在文学上，他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主张“独抒性灵”，诗作风格兼具豪放与清丽，与王士祯、朱彝尊等并称“清初诗坛大家”。可以说，毛奇龄既是清代经学的“开山者”，也是推动文学革新的“先行者”，其历史地位远超一般文人。

乱世中的“游子”行迹

毛奇龄为何会涉足江西，最终抵达崇仁？这与明末清初的乱世背景紧密相关。明亡后，江南地区抗清活动此起彼伏，毛奇龄因参与其中，一度成为清廷追捕的对象。为避祸，他不得不离开家乡萧山，开始了长期的漂泊生涯——先避居浙江衢州、金华一带，后辗转至福建、江西等地，一方面躲避战乱，另一方面也借游历开阔眼界，寻访志同道合的友人。

江西地处江南与岭南的交通要冲，且文风鼎盛，自宋代以来便是文人荟萃之地（如临川学派、陆王心学皆发源于此）。对毛奇龄而言，江西不仅是避祸的“安身之所”，更是文化交流的“寻友之地”。他在江西游历期间，曾到访南昌、抚州、崇仁等地，与当地文人、官员交往密切——而崇仁作为抚州府下辖的古县，不仅山水秀丽，更因明代大儒吴与弼开创的“崇仁学派”而闻名，自然成为毛奇龄游历途中的重要一站。正是这次江西之行，让他与崇仁本土文人陈石麟相遇，也为后世留下了多篇与崇仁相关的诗赋。

诗赋中的崇仁：山水、交游与心境的交织

毛奇龄与陈石麟的诗文，是解读“崇仁镜像”的核心。毛奇龄的《黄洲桥落日赋》《饮陈石麟进士》《宴崇仁官署》，陈石麟的“崇仁十景诗”，分别从“游子视角”与“本土视角”描绘了崇仁的风貌，也暗藏了两人的交游情谊与时代心境。

毛奇龄：落日、酒筵中的“游子愁”与“知己意”

(1)《黄洲桥落日赋》：落日余晖里的家国之思

《黄洲桥落日赋》是毛奇龄描绘崇仁风光的代表作，也是其“游子心境”的集中体现。赋开篇即勾勒黄洲桥的壮阔：“何长桥之蜿蜿兮，跨漭漭之黄洲；观洲前之落日兮，徐淫演乎中流”，寥寥数语，便将黄洲桥横跨江面、落日映照流水的画面铺开，“彩霞能横，明云善徙；水射日而生花，日浮波而散绮”，笔触细腻如工笔，将落日下的江景写得绚烂灵动。

但美景背后，却是深沉的愁绪。赋中“怅游子之登临兮，魂黯黯而自愁”“故国三年，佳人一别；目断荒洲，心焉欲绝”等句，直接点出毛奇龄的“游子身份”——此时的他，已远离家乡多年，明亡的伤痛、漂泊的孤独，都在落日余晖中被放大。正如评注者毛驰黄所言：“宛宛数语，使游子三复黯然生愁，千古绝调”，这篇赋看似写“落日”，实则写“故国之思”，黄洲桥的落日，成了他寄托家国情怀的载体。

（2）《饮陈石麟进士》《宴崇仁官署》：酒筵间的知己之契

如果说《黄洲桥落日赋》是毛奇龄的“独白”，那么《饮陈石麟进士》与《宴崇仁官署》则是他与陈石麟交游的“对话”。

《饮陈石麟进士》是一首五言排律，开篇以“名士推陈寔，留宾识孟公”起笔，将陈石麟比作东汉名士陈寔（以德行闻名）与孟公（以好客著称），足见毛奇龄对陈石麟的推崇。诗中“良游追洛社，好酒泻郫筒”“槛外枫林白，盘间柚子红”，描绘了两人饮酒赏景的雅趣——枫林映白，柚子泛红，崇仁的秋景与醇厚的酒香交织，尽显文人雅聚的惬意。而“相逢饶意气，不尽玉杯中”一句，则点出两人的“意气相投”：乱世之中，能遇一知己，共饮一杯酒，便是漂泊生涯中的难得慰藉。

《宴崇仁官署》则是一场更热闹的聚会——毛奇龄与陈石麟及当地孝廉、官员共宴于崇仁官署，诗作以“茂宰官衙倒玉壶，嘉宾杂坐佩锟铻”起笔，渲染出官署宴饮的热烈氛围。诗中“江水天然开玉液，地衣霜映似金铺”“筵前高论骞鸿鹄，烛下新妆舞鹧鸪”，既写崇仁的山水之美（江水如酒），也写宴饮的欢乐（高论、歌舞）。但热闹背后，仍藏着毛奇龄的“漂泊之叹”：“邺下友朋怀宴乐，茂陵车服愧闲都”“秋去宋生悲结轸，年来阮籍畏穷途”，他以“宋生”（宋玉，善悲秋）、“阮籍”（魏晋名士，放浪形骸）自比，暗抒乱世中身不由己的苦闷。好在“那知江畔逢良会，仍是天涯旧酒徒”，与陈石麟等友人的相逢，为这份苦闷增添了一丝暖意。

陈石麟：“十景诗”中的乡土情怀与儒者理想

陈石麟（1629-1703），字及陵，号勿斋，崇仁人，是当地的“士大夫之鼎望”（《勿斋公传》语）。他于顺治十七年（1660）中进士，历任献县令、澄城令、郿县令等职，以清廉、爱民著称（如在澄城抵御叛军、安抚百姓，在郿县招民垦荒、减免赋税），晚年辞官归乡，潜心治学。其“崇仁十景诗”（如《秀峰兰若》《古城花坞》《前溪晓渡》等），是他对家乡山水的深情礼赞，也暗藏了他的儒者理想。

陈石麟的“十景诗”，多以崇仁本土景观为对象，风格清丽平和，充满乡土温情。如《秀峰兰若》：“群峰凝黛秀，万仞倚天青；楼阁参差起，僧钟杳霭听”，以“凝黛”“倚天青”写秀峰的苍翠，以“僧钟杳霭”写兰若的幽静，尽显崇仁山水的空灵之美；《古城花坞》：“三月古城春，园林锦绣新；朋游皆雅故，诗酒乐芳辰”，则描绘了春日崇仁古城的烂漫——桃李争艳，友人相聚，诗酒相伴，一派太平祥和的景象，这既是他对家乡春日的记忆，也暗含了他对“太平盛世”的向往。

更值得注意的是，陈石麟的诗中常藏“儒者之志”。如《前溪晓渡》：“野渡横江雨岸浮，烟波如画掉中流；谁知版筑川原里，别有贤才作楫舟”，以“贤才作楫舟”暗喻自己愿为百姓“摆渡”的为官理想；《石桥春雨》：“淋漓细雨路萧条，一道长虹万里遥；此日不须乌鹊渡，相如立志在题桥”，则以“司马相如题桥”的典故，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这与《勿斋公传》中记载的他“预作十勿戒，刊置座隅以自警”“欲安民者须先克己”的为官准则高度契合。对陈石麟而言，崇仁的山水不仅是风景，更是他安放理想与情怀的“精神家园”。

乱世文人的“同道之契”

毛奇龄与陈石麟的交往，并非偶然，而是明末清初文人“同道相求”的缩影。两人虽出身不同（毛奇龄为浙东名士，陈石麟为崇仁本土进士），但经历与理想却有诸多契合之处。

从时代背景看，两人均经历了明亡清兴的乱世——毛奇龄曾抗清避祸，陈石麟则在顺治年间中进士，入仕清廷。虽选择不同（一先隐后仕，一直接入仕），但都对乱世中的民生疾苦有着深刻体会：毛奇龄的诗中满是“游子愁”，陈石麟的为官生涯则以“安民”为核心（如抵御叛军、招民垦荒）。这种对“乱世”的共同感知，成为两人交往的情感基础。

从文人理想看，两人均以“文”立身，以“儒”为志——毛奇龄致力于复兴经学，陈石麟则以“崇仁学派”的儒者标准要求自己（《勿斋公传》称其“日与八旬老兄纵谈古事，时时集子姪谐前示以读书持身之要”）。在崇仁的酒筵间，他们谈诗论文，论及民生、理想，自然“饶意气”，成为知己。这种“同道之契”，不仅让两人的交往充满温情，更让他们的诗文成为彼此心境的“见证”——毛奇龄的“愁”因陈石麟的“暖”而稍减，陈石麟的“志”也因毛奇龄的“赞”而更坚。

国运、命运与诗歌风格的共生

毛奇龄与陈石麟的“崇仁诗文”，之所以动人，本质上是“国运”“个人命运”与“诗歌风格”三者交织的结果。他们的诗歌风格，既是个人性格的体现，更是时代环境的投射；而诗歌中的“崇仁镜像”，则成为观察国运沉浮与个体命运的窗口。

时代环境：乱世与承平的“风格分野”

毛奇龄的诗文，多“愁绪”与“漂泊感”，这与他所处的“乱世阶段”直接相关——他的江西之行发生在明末清初，此时清廷虽已入关，但江南抗清活动仍在持续，战乱未息，百姓流离。作为“避祸游子”，他的诗中自然充满“故国之思”（如《黄洲桥落日赋》的“目断荒洲”）与“穷途之叹”（如《宴崇仁官署》的“阮籍畏穷途”），风格沉郁中带着清丽，情感真挚而深沉。

陈石麟的“十景诗”，则多“平和”与“希望感”，这与他所处的“承平阶段”密切相关——他中进士后，清廷已逐渐稳定统治，开始推行“安抚民生”的政策。作为“地方官员”，他的诗中既有对家乡山水的热爱（如《古城花坞》的“诗酒乐芳辰”），也有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如《前溪晓渡》的“贤才作楫舟”），风格清丽平和，充满儒者的温情与理想。

两人诗歌风格的差异，本质上是“乱世”与“承平”两个时代阶段的“分野”——毛奇龄经历了王朝更迭的“阵痛”，陈石麟则见证了新王朝的“重建”，国运的变化，直接塑造了他们的诗歌心境。

个人命运：游子与循吏的“心境共鸣”

尽管风格有别，但两人的诗文中，都藏着“个体命运与国运同频”的共鸣。毛奇龄的“漂泊”，是乱世中国运动荡的“个体缩影”——他的避祸、游历，本质上是被国运裹挟的“身不由己”；而他晚年应召入仕，参与编纂《明史》，则是国运趋于稳定后，文人“回归正统”的选择。

陈石麟的“为官”，则是承平中国运重建的“个体实践”——他在各地任上“增城浚池”“招民垦荒”“减免赋税”，本质上是新王朝“安抚民生”政策的“基层落地”；而他晚年“解组而归”“囊箧如洗”，则是儒者“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践行，与国运的“稳定发展”相契合。

可以说，毛奇龄与陈石麟的个人命运，始终与国运紧密相连——国运动荡时，他们或避祸、或坚守；国运承平时，他们或治学、或安民。而他们的诗歌，正是这种“命运同频”的“文字见证”。

毛奇龄与陈石麟的诗行，为崇仁这座古城留下了独特的“镜像”——黄洲桥的落日、古城的花坞、官署的酒筵、溪畔的晓渡，这些景观不仅是崇仁的山水记忆，更是明末清初国运沉浮与个人命运辗转的“活化石”。毛奇龄的“游子愁”，陈石麟的“儒者志”，虽风格有别，却共同诉说着一个时代的文人情怀：无论身处乱世还是承平，他们始终以“文”为笔，以“心”为墨，将个人命运与国运紧紧相连，在诗文中留下了不朽的精神印记。

如今，再读这些诗赋，我们仍能透过文字，看见黄洲桥的落日依旧绚烂，古城的花坞依旧烂漫，更能看见两位文人在历史的夹缝中，坚守理想、安放情怀的身影——这，便是“崇仁镜像”最珍贵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