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地图：海西生活实录～6

孟孟走天涯

口述时光：两岸闽南方言歌曲的寻访与思索

二、口述访谈纪录：闽南方言歌曲的田野地图（3）

◎邱曙炎／前厦门艺校校长

2009/10/31/14:30（厦门福佑戴斯酒店）

我认为，有关台湾的闽南语歌曲流传到闽南地区大约有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在1920年代。在台湾的歌仔戏音乐中有分“歌仔”与“调仔”，“歌仔”为主调如七字调，“调仔”则为民间流传的民歌。1925年就有台湾的歌仔戏艺人到福建一带演出，不论成戏的歌仔戏或只是由民歌转唱的“调仔”，都通过那些艺人带到了福建。第二个高潮在抗战胜利的1945-1949年间。

第三个高潮则在改革开放之后。那段时期有三种可能的管道，其一，是通过香港、东南亚等地的侨胞将台湾的闽南语歌曲音乐卡带或唱片带回国内；其二，是由金厦沿海之间的大喇叭或广播、电视节目里听到；其三，是由音乐工作者透过第三地流传回国，早期就曾经有电台工作者给的台湾民歌乐谱，这是否有人听了歌曲将其整理成谱或从第三地带过来的，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乐谱是厦门的广播电台和台湾之间共同有的“民歌”。像是《望春风》，以前常在芗剧里听到，但当时并不知道那是台湾的创作歌曲；台湾南部的《牛犁歌》，这儿也有。从文化、音乐现象来看，这些歌曲表现人民生活，从其中可一探早期台湾农村社会的景象。

◎朱家骐／闽南语歌曲词作家

2009-10-31/16:00（厦门湖滨酒店大堂）

改革开放之后，有关闽南语歌曲的推动，我既是见证者亦为倡导者之一。这其中该提及的是闽南语歌曲青年歌手邀请赛，透过赛事推动闽南语歌曲的创作与演唱。这项活动在80年代末期由厦门电视台与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合作，也是由官方公开出面倡导闽南语歌曲的滥觞。

有关台湾闽南语歌曲最早在大陆公开演唱的情形，我记得是黄阿原。在大约1980年代初期，应该是1982或1983年间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上，他拿着一支雨伞，边跳边唱《一支小雨伞》的情形，虽然他的演唱水平与艺术品味并不高，只能说是普通水平，但表演的方式很特别，令人印象深刻。至于是否为春节晚会，我不太确定，但确实在电视上看到。这是否也是第一位在大陆表演的台湾人，也不确定。

不过，在那之前，也许已经有一些人透过广播或录音带与磁带偷偷台湾的闽南语歌曲。以前的年代，这样的作法虽然是违法的，但好奇者仍然大有人在，哪怕有一台矿石收音机，也成了他们在夜晚公余之间收听美国之音，或者台湾广播节目里邓丽君歌曲的最佳工具。到了70年代末期，大陆更开始有录音带与磁带流传进来。

到了88年之后，台湾闽南语歌曲在大陆的流传更广了，除了媒体外，主要透过卡拉OK，例如：“万利达卡拉OK大家唱曲库”与“中华大家唱曲库”都收容了很多这类歌曲。

另外，也记得在大约90年代初期，由台湾的演艺经纪工作者麻念台曾带了台湾歌星，包括张秀卿、王建杰等人到厦门演出。当时，张秀卿刚出道，还曾送了她的盒式磁带专辑给我，这场两岸青年歌手邀请赛，是庆祝厦门特区建设十周年纪念活动之一，也是第一次有台湾艺人组团到大陆表演。

◎黄石麟／福建省东山县宣传部副部长

2009/12/9 21:00（台北县新店美丽春天酒店）

大约七几年，我约二十来岁时，就听过邓丽君唱的《天乌乌》，所以显见台湾的闽南语歌曲流传到大陆的时间在七零年代就有了；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都是朋友之间私下流传卡带。

在当时，两岸还不能公开交流的年代，台湾歌曲进到大陆的渠道，我的判断听广播是闽南语歌曲流传大陆的渠道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那儿就常有台湾面向大陆的渔业广播、中广自由中国之声等广播频道，这些歌曲经由广播电台的播放，而传到大陆东南沿海的渔村百姓间。

另外的一个流传渠道是从新加坡来的，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流行小的卡式带，像凤飞飞、李芊慧的歌曲，经由侨民带回国内。还有的渠道是透过两岸渔民之间的私下交流。再来的渠道是透过福建沿海的台湾渔民接待站取得，七九年开始，也就是开放第二年，福建最早建立了面向台湾渔民的接待站，专供渔民停靠，提供加油、加水、加冰、避风与看病之类的服务，渔民们多少会带些卡带来送大陆这边的朋友，我那时曾去采访，就有渔民送我卡带，这跟非法的私下交易不同。

黄阿原在大陆电视上唱台湾歌的事，八七至八八年间，他还没有上春晚节目表演时，曾经到东山访问，东山是约二十二万名台胞的祖籍地，他到东山访问，大家知道他会唱歌，晚宴席间就叫他唱了《一支小雨伞》；第二次听《一支小雨伞》是凌峰到东山访问，也是唱这首歌。改革开放之前，闽南人较爱听、《思想起》、《望春风》等曲子；开放之后，就唱校园歌曲居多。

（台湾饭店建在东山的意义是，当年为宝岛渔民建了招待所，提供加水加油与避风雨，该处后来改建成目前这栋建筑。）

◎王鼎南／作曲家、泉州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

2010/3/1/14:30（泉州王家自宅）

在厦漳泉的闽南三角地区，闽南语歌曲的兴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也就是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前后，即所谓改革开放后。当时，在泉州晋江深沪一带的渔村（石狮的对面），渔船在海上与台商进行海上货物交易，台湾来的录音机（三五牌）、手表，闽南语歌曲盒带（卡带）之类的也随之进入了沿海一些村镇，受到中老年人与青年人的欢迎。他们透过听盒带，以及收听“敌台”──即台湾的广播电台播放（尤其在海边，像惠安的崇武、晋江的深沪与金井等地），更喜欢上闽南语歌曲，这些曲子就悄悄地在民间传唱起来了。

记得，最早在深沪传唱开来的是《补破网》，老人家虽然不识字，但听得懂闽南话，因此也爱听。所以，不管识字的或不识字的，类似的台湾闽南语歌曲就在渔村里自己唱开来。到了80年代末，像是《一支小雨伞》、《爱拚才会赢》逐渐红起来；90年代又有卡拉OK与歌舞厅等娱乐场所，这起了推波助澜之效，这些歌曲满街都听得到。那时候，即90年代初期，在沿海沙滩上，常看到一家村民就任意搭起竹棚，帐篷里就装设简单的卡拉OK设备，大家就这样唱起来，但仅限于海边的民间，倒没有进入市区。

后来，这样的唱歌风潮进入市区外的酒楼、歌舞厅等商业活动场所，里面常有小姐献花，生意开始好起来，就我所知，连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生都来唱，歌唱得好的，每拿到客人送的一个花篮，就有500元的犒赏；一个晚上，最多可拿到上万元。此情形大约狂热了两年多，后来，歌女的水平愈来愈差，不会唱就乱唱，加上兴起了卡拉OK与VCD，就被取代了，大家不是在家自己唱，就是跑到卡拉OK去唱了。

分析起来，《爱拚才会赢》、《一定要成功》这类歌曲刚劲歌，《针线情》、《车站》等恋情曲，《想故乡》、《出外人》等思乡情怀，或《空笑梦》、《相欠债》等无奈的叹息，或是《烧肉粽》、《有酒矸通卖无》等生活歌曲，以及一些风趣诙谐的说唱风格的歌曲，由于其通俗且接近百姓人的生活，这些歌曲就这样流传开来了，后来不仅闽南本地人爱唱，外地人也学唱了。

更进一步来讲，台湾的闽南语歌曲通俗、有味道，唱的是地道闽南语，在唱法与配器上虽具有日本味，但只要歌词好，仍容易被听众接受。而大陆的好作品是有的，但并没有进行商业运作，况且主旋律与思想内容上都朝高雅艺术去发挥，自然就不那么引起大众的共鸣。

我们顺道谈一谈闽南语歌曲的特征，也就是其定位问题。闽南语歌曲原出身于百姓之家，出身于民歌俚谣，“平民化”与“通俗化”是它的固有艺术特征，也是它赖于生存和发展起来的本钱和优势。就像南音一样，闽南语歌曲的创作者也运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和熟悉的表达形式，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内容；它们的歌种与生俱来就不是“曲高和寡”的那种“雅”乐，而是“歌俗和众”的村歌俚谣的“平民化”与“通俗化”歌谣。事实上，闽南语歌曲也可说是闽南方言民（间）歌（谣）的别称。

以泉州为例，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就传唱着如：《灯红歌》、《长工歌》以及套用《苏武牧羊》曲调的《父母主意嫁番客》等。而台湾的恒春民谣《思想枝》、宜兰调的《丢丢铜仔》及《望春风》等，也在台湾及大陆地区流传着。这些民歌民谣也可说是早期的闽南语歌曲，是“土生土长”起来的里巷村野“顺口而歌”的民歌俚谣。即使，后来，台湾闽南语歌曲即是由乡村走向城市，并走向市场，虽然也有了流行歌曲音乐人介入，但多数的闽南语歌曲作者与歌手，仍是民间艺人为多。

当然，在日据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套用日本民歌和具有日本音调的闽南语歌曲，以及上世纪后期受到商业化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格调不高、非主流的作品，但闽南语歌曲其所以长期受到老百姓的喜欢和传唱，即在于与生俱来的“平民化”与“通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