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锤来了

曾文宜

大锤来了

王国良的名字，在王家庄曾是响当当的招牌。他是五爷爷家的独苗，打小就透着股机灵劲儿，黄土坡上的日头晒不蔫他眼里的光，总说要走出去，不困在这穷山沟里。那时候能被推荐上高中已是稀罕事，他却铁了心要当兵，软磨硬泡跟村干部耗了半个月，又是拍胸脯保证不给村里添麻烦，又是扒着征兵的卡车不肯放，愣是凭着股执拗劲，把不符合征兵条件的自己塞进了队伍——谁让他是家里独子呢，按规矩本不该走的。

后来的事，族里人能说上大半天。1979年南国边境枪响，他竟毫发无损地回来了，还揣着枚军功章；接着上了桂林陆军学院，从见习排长一步步往上走，再听见他的消息时，已是“王副师长”。我们这些晚辈最得意的，就是在外人面前挺起胸脯说“那是我堂叔”，看人家眼里的羡慕，心里比喝了蜜还甜。那会儿家族里逢年过节提他，声音都得高八度，仿佛他肩上的星，也照亮了整个王家庄。

变故是从他退休后开始的。他没回山东，跟着妻子留在了柳州——他妻子是柳州人，听说岳父还是大领导，这在族里人看来，多少有点“忘了本”的意思。更让人嘀咕的是红白事。十年前五爷爷走，族里近两百口人都涌去了，外姓人也主动来帮忙，灵堂摆了满满一院子，就盼着他这个大孝子带着全家回来撑场面。可到头来，还是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跪在灵前。问起妻子和儿子，他只说“妻子身体不好，儿子在美国”。长辈们当时就沉了脸，却碍于他是副师长，终究没说什么，只是背后里，叹气声多了不少。

今年六月，王国良突然回了村。十年没见，他背有点驼了，头发也白了大半，手里提着个旧行李箱，站在村口老槐树下，竟有些手足无措。他先去看六爷爷——族里如今最年长的长辈，84岁了，身子骨还硬朗。可巧，六爷爷头天去了临村女儿家，铁将军把门。他的祖屋早塌了半边，院墙塌了个豁口，荒草快没过膝盖，我这做堂侄的，自然得把他接回家住——我比他只小四岁，喊他“叔”，却是看着他当年扒卡车的“老侄”。

夜里他跟我唠，才说打算翻修祖屋，以后回村里养老。“你婶前年去美国陪儿子了，我去了住不惯，还是老家自在。”他说这话时，眼里有光，像当年扒卡车时一样。第二天他就催我：“给族里人打个电话，我设席，请大家吃顿好的。”

我攥着手机，心里直打鼓。族里人大半在县城陈家的化工厂打工，陈家老三是从收废品做起来的，给村里修了桥、安了自来水，在村里威望高得很。可王国良是副师长啊，我原以为电话一打，他们保准乐呵呵地赶回来。

谁知电话那头的话，像冷水浇在我头上。“厂里赶工呢，走不开！”“摩托车坏了，路远来不了！”更有直接的：“他当大官跟咱有啥关系？我还得挣工钱养家呢！”我对着电话嗯嗯啊啊，挂了机，实在没法跟王国良说实话，只含糊说“大家忙，要不改天分拨请？”他没吭声，端着茶杯望着窗外的老槐树，半天没动，脸上的笑一点点淡了，剩了层化不开的郁色。

第三天六爷爷回了村。王国良赶紧让我从村饭店叫了菜，又掏出带来的茅台酒，爷孙仨围坐在炕桌旁。几杯酒下肚，王国良叹了句：“这次回来，倒是冷清。”

这话像捅开了六爷爷的话匣子。他放下酒杯，筷子往桌上一搁：“国良，你也快七十的人了，叔得说你两句。你怪族里人不待见你，你先想想，你对得住这村子、这族人不？”

王国良握着酒杯的手紧了紧，没作声。

“你爹娘在世时，你是寄钱回来，可钱能顶啥？你娘病重那阵，夜里喘不上气，是你三哥家的媳妇守了半宿；你爹冬天摔了腿，是族里几个后生轮流抬去县城看病。你在外当大官，家里的事哪样不是族人帮衬？”六爷爷的声音沉得很，“你再看看陈家老三，人家没当啥官，可给村里做了多少事？修路时他带头扛水泥，按自来水时他挨家挨户看管子，村里人靠他厂子挣钱，能不记他的好？”

我怕六爷爷说重了，忙劝：“六爷爷，叔也有难处……”

“难处？谁没难处？”六爷爷摆了摆手，眼睛盯着王国良，“你儿子去美国安家，咱中国这么大，容不下他？非要去给外人出力？这在过去，叫不忠！你媳妇呢？嫁进王家门，一回老家都没有，你爹娘走她都不露个面，你连媳妇都教不好，这叫不孝！”

“不忠不孝”四个字砸在桌上，也砸在王国良身上。他脸霎时白了，额头上冒出冷汗，顺着眼角往下淌，嘴唇动了动，没说出一个字。末了，他猛地站起身，几乎是踉跄着走出了屋，背影在院子的阴影里缩成一团，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他在我家只住了四天就走了。没再提翻修祖屋的事，走时还是提着那个旧行李箱，路过村口老槐树时，他停了停，回头望了眼村子，然后头也不回地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我站在老槐树下望着车影，心里堵得慌。当年那个扒着卡车要往外闯的少年，如今想回来，却好像回不来了。族里人后来还在说六爷爷骂得对，可我总想起王国良夜里坐在炕边，望着窗外说“还是老家自在”时的样子。

或许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走得再远，也盼着个根；可真要回头时，才发现根旁的土，早就被日子冲得变了样。王家庄的风还在吹，只是再没人像从前那样，高着嗓子提“王副师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