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禅师的家国情怀——从乡村孝悌少年到世界级侨僧大师

金之泽

（隐元禅师顶相，喜多元规作于1671年，京都黄檗山万福寺藏。）

在浩瀚的华侨史画卷中，若要评选功勋卓著的侨贤，隐元隆琦禅师必居榜首。这位明末清初的高僧，远非普通“侨僧”可比。他以深邃智慧、坚定信念与深沉的家国情怀为内核，在日本开创黄檗宗，更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远播东瀛，催生影响深远的“黄檗文化”。这一文化现象，植根华夏沃土，于异域绽放异彩，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璀璨篇章。隐元禅师之名，已超越地域国界，铭刻于玉融大地、中国史册、日本文明乃至世界佛教与文化交流史中。

2015年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深情回顾：“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知道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我访问日本时，到访了九州等地，直接体会到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 这一论述，是对隐元历史功绩的崇高肯定，亦揭示了他作为文化使者与友谊桥梁的永恒价值

孝悌起步：侨贤高僧之路的奠基

隐元禅师俗姓林，名曾昺，号子房。明万历二十年（1592），生于福建福清上迳镇东林村一户农家。父林在田，亦农亦商。隐元6岁时，父亲外出未归，家道中落，“难以攻读”。少年曾昺只得辍学，“逐渐学耕樵为业。每静夜，与二三子坐卧松下，仰观天河运转，星月流辉，谁系谁主，缠度不忒，心甚骇焉。……才有慕佛之念。”（隐元60岁自述《行实》，下同）

（东林村迳江边的鳌江宝塔，又称“望夫塔”，少年的林曾昺无数次的陪同母亲登顶眺望，期盼父亲归来。）

万历三十九年（1611），21岁的林曾昺执意寻父，劝服母兄暂缓婚聘，踏上艰辛旅程。虽寻父未果，却在南海普陀山得见“佛地庄严，入境殊胜”，“凡念冰释”，遂发愿持斋，“愿为佛子，一心奉佛，以报四恩（父母、众生、国土、老师）”。万历四十八年（1620）林母逝世。尽孝后，当年2月19日，29岁的林曾昺于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剃度出家，法号隐元，法讳隆琦。自此，一代高僧登上历史舞台。

（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系著名企业家、世界级玻璃大王、邑人曹德旺先生捐献巨资新建。）

隐元刻苦修行，终得大悟。崇祯十年（1637）起住持福清黄檗山17载，开创临济宗黄檗派。弘法因缘促其东渡日本，成为黄檗文化东传之核心事件。此次东渡，以隐元为领袖，无论在规模、历时、传播广度等诸方面皆属历史罕见，标志着日本唐宋后最后一次大规模主动吸收中国文化的高潮。黄檗文化深刻塑造了江户日本社会、经济、文化与思想，为东亚文明交流树立丰碑。

在佛教史上，隐元禅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禅门大师；在华侨史上，他是旅日福清先驱与文化使徒；在文化史上，他是功勋卓著的世界级历史文化名人！

东渡扶桑：泽被日本的卓越功业

1644年，明清易代。隐元耳闻目睹清军暴行与民族压迫，悲愤交加，曾竭力协助反清复明。然大势已去。在民族英雄郑成功支持下，顺治十一年（1654），63岁的隐元禅师率30余位精通佛法技艺的僧俗精英、反清志士、能工巧匠，乘“国姓爷”御船，从厦门港扬帆东渡。

（东瀛迎佛图。日本博物馆旧藏。）

在日19春秋（1654—1673），隐元对江户日本影响深远，贡献集中于三大领域：

      （一）宗教革新：开宗立派与禅风重振

        创立黄檗宗： 融合中国临济禅与净土思想，创立日本黄檗宗。以严格戒律与“念佛禅”实践，吸引信众，与临济、曹洞并立为日本禅宗三大派。

        经典传承： 携来大量佛教典籍，推动佛经校勘刊行，弥补日本禅籍缺失。

制度革新： 引入中国禅寺清规，改革修行制度，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精神，促进佛教世俗化与规范化。

（日本黄檗山万福寺图，该国博物馆旧藏。）

     （二）文化交流：架设文明虹桥

       建筑典范： 1661年在京都宇治主持兴建黄檗宗总本山万福寺。严格遵循明代禅寺规制：重檐歇山顶、抬梁木构、繁复斗拱；黄檗天井，朱漆柱梁，色彩鲜明。奠定“黄檗建筑”范式，影响长崎崇福寺、大阪普门寺等，遍及关西乃至日本全国。

       书画传播： 隐元及弟子皆善书画，将明清文人书画风格带入日本，推动日本南画（文人画）发展。

       饮食医药： 引入“隐元豆”（四季豆）、“普茶料理”、豆腐工艺及煎茶习俗（煎茶道前身）。传授中医药知识（如“黄檗甘草汤”），促进汉方医学发展。

语言活化石： 寺院内坚持使用明代官话诵经交流，保留珍贵语音资料，助力日本汉学与语言学研究。

（日本宇治黄檗山万福寺）

    （三）社会影响：催化江户变革

      庶民佛教兴起： 倡导“佛法在世间”，打破贵族垄断，使禅宗贴近民众，普及庶民阶层。

      印刷技术飞跃： 引入中国木版印刷术，大规模刊印佛经儒典，促进佛儒传播及江户文化繁荣。

      思想学术启蒙： 众弟子、士人传播朱子学、医学，影响学术界。隐元本人与德川幕府高层交往，为锁国下的日本提供重要文化交流渠道。

正如赵朴初先生诗赞：“四百年来沧海换，宗风不改隐元师。开山过海非常业，立德传灯无尽年。”

（2024年8月纪念隐元禅师东渡370周年黄檗文化交流会在日本长崎举行）

赤子丹心：穿越时空的家国情怀

“几番暗落泪，滴滴响如雷。”这份融入血脉的家国情怀，在隐元身上尤为炽烈。世人常误解僧人“看破红尘”“无家无国”。实为大谬。佛学重要经典不乏“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思想，佛陀教诲“知恩报恩”，此即佛教语境中的家国情怀。历史上，国难当头之际，佛门弟子常挺身而出，护法爱国，隐元正是佛旨大慈大悲，期待民族复兴的光辉典范。

在福清黄檗山时，面对“国破山河在”，隐元将寺院作为遗民志士的避难所、抗清基地。他虽不能上阵，却心系战局，深切哀悼罹难忠烈。其悼亡诗悲愤崇敬：“君死成名节，吾生何足云。黄河千里血，点点尽忠心。”同乡抗清志士、八旬儒臣林汝翥殉国，令隐元痛彻心扉。东渡后仍嘱咐故乡寺院于护法祠立林汝翥牌位，永志纪念。

（反清志士林汝翥的家乡福清上迳镇林氏祠堂内树立的林汝翥金身。）

侨居19载，故土亲人日夜萦怀。晚年自述“日寄新黄檗，夜归古福唐”，道尽刻骨乡愁。忧心战乱带给乡民的苦难，诗中痛诉：“侬家父老今何在，故国生民几变迁？遥隔海涯徒慨叹，夜阑反复不成眠。”

（隐元禅师书法墨宝）

作为深谙中华典籍的一代宗师，隐元始终推崇“儒释道”三教融通。赞孔子：“一声木铎响中华，堪作千秋之模范”；颂老子：“曾跨青牛函谷外，真诚万载圣贤师”；称释迦：“一瞻一礼无虚度，成佛全凭方寸间”。他强调“知儒方可入佛，入佛而后通儒”，其东渡弘法，正是践行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济世精神。

面对清朝统治巩固、故国文化危机，隐元满怀忧患，秉持“天变而道不变”信念，力行“亡国不能亡文化”的士人精神。励弟子诗云：“吾道亘千古，荷担力仗君。乾坤如有恒，岂没在斯文。”晚年《松隐三吟》更直抒壮志：“杖头挑出新黄檗，眉底返观老大唐。”坚信“中华祖道正中兴，接受人天一路行。海外遥闻齐喝彩，回车烈烈壮归程。”其诗偈、语录、书信、对志士的悼念、对乡亲的牵挂，无不闪耀炽热的家国情怀之光。

（郑成功送隐元禅师东渡弘法御船，日本博物馆旧藏。）

“中华祖道”既指禅宗法脉，更象征中华文明。隐元坚信文明必复兴，其海外弘道正是复兴大业一环，终将“壮归程”。正是这份于民族危难时远走海外、弘扬“中华祖道”、保存文明火种的崇高实践，铸就了他一代宗师、文化巨匠与爱国典范的不朽地位。

惠泽桑梓：深情的花生馈赠

在隐元泽被中日的伟业中，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日本人平时食用的隐元豆、煎茶、西瓜、蓮根、豆芽等，都是华侨、侨僧带去的。福清人爱吃的落花生，是隐元把种子从日本寄回家乡的。

（福清花生丰收图）

落花生后来成福清重要经济作物，改革开放前是农户家用开销“钱袋子”，花生果、花生油至今仍为福清人首选食材。乾隆版《福清县志》载：“落花生，出国外，昔年无之，……康熙初年，僧隐元往扶桑见种寄回，亦可以压油。”

“见种寄回”四字，蕴含多少艰辛与深情！一位身居日本“大光普照国师”之高位、事务繁冗的禅门领袖，仍旧心系故土民生。他留意日本农作物，发现花生价值，遂克服远洋阻隔，设法将种子寄回万里之遥的福清。其“身在扶桑，心系桑梓”之殚精竭虑赤子心，感人至深。

自康熙初年（约1660年代）引种，福清人享此惠泽已逾360年。每一粒花生，每一滴清油，都在诉说游子对故土的深情回馈。我们品尝时，当合十感恩，遥望南天，向这位侨贤道一声穿越时空的“谢谢！”

“剩得满头皆白雪，更余两眼映神州。”侨僧隐元禅师的故事，是文化传承、文明互鉴、家国情怀与人性光辉的史诗。其精神如他引种的落花生，深植福清沃野与中日友好土壤，泽润后人，启迪未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日，重温隐元精神，对珍视和平、传承文明、促进交流、共同繁荣意义重大。他的家国情怀，已化作一座跨越国界、照耀古今的精神灯塔。

（日本黄檗文化学长访问福清市黄檗文化促进会）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邑人林观潮先生关于黄檗文化之专著，鄙人拙作参考了林先生专著。）

（近年来福清出版多部隐元禅师诗文集，笔者受益匪浅。）

作者：金之泽  （图/文    部分图片系网络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