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网红打卡地——“大吉巷”

王坚敏

‌北京的大吉巷最近火了。经过“中国海外”的精心开发、打造，大吉巷俨然成了北京城南片区新晋的文旅休闲网红打卡地，迅速拉动周边文旅、餐饮消费流量，与帝都“太古城”“北京坊”……等项目一样，迅速成了新北京文旅的地标。

大吉巷项目位于地铁菜市口站东南出口的东侧，东起东米市胡同，南北在骡马市大街与前兵马街之间，西止菜市口大街，东西大约250米，南北不过200米，空间面积不大，交通却十分方便。从远处看，在一片高耸的大楼中间，忽然出现了一片绿地加四合院的开阔社区空间，让视觉空间从密集的挤压感，一下子有了豁然开朗的放松、疏离、透气。

大吉巷项目所在的区域，明清、民国时期就是宣武门外宣南文化核心区，汇聚各地在京会馆、各行各业会馆、名人住所及商业文化。‌‌人流密集，烟火气兴旺。项目核心区域内，有历史名人康有为故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故居，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报刊《每周评论》的原址，便宜坊烤鸭店老店旧址。项目西南隔着马路，就是历史名人谭嗣同的出生地，而项目西北角即是当年“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的菜市口。

其中位于米市胡同43号的康有为故居，为北京市级文物，原为南海会馆。康有为曾在此居住，是清末民初的建筑群。此四合院群落，原为官员宅邸，反映了清代传统官员宅邸建筑的装饰风格。这里是戊戌变法维新的始、终之地和核心处所，见证了康有为与维新派同仁们的奋斗历程。

米市胡同29号院楼房，就是老便宜坊所在地，是一家地地道道的中华老字号，也是北京饮食文化几百年传承的见证者，相传创办于明嘉靖年间，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与老便宜坊楼房现在仅隔一条马路之隔的《每周评论》旧址，昔日是河北泾县在北京的会馆新馆，是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的地方，是中国近现代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地标，也是北京市级文物保护项目。

观音院过街楼：属于普查登记在册的文物，是大吉巷地区具有特色的古建筑之一。

中山会馆：光绪二十年，孙中山首次到京即客居于此。

湖广会馆：位于大吉巷片区东北角，中国国民党就是诞生于这里。

会同馆：位于大吉巷片区中部，有255年历史，曾经作为清朝的国宾馆，是中外各国交流的场所和象征。

隔着菜市口大街，大吉巷往西就是法源寺社区，旧时的著名绍兴会馆、湖南会馆等众多历史上有名的地就在西边的几条胡同里，据说毛泽东、鲁迅等大人物曾经都在这些会馆里居住、生活。

大吉巷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底蕴深厚。而且方圆几公里内没有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发展、开发潜力巨大。据史料记载，大吉巷的由来可追溯至明代，属宣南坊，原名“打劫巷”，这个让人不寒而栗名字的来源，传说有两种：一是因当地治安案件频发而得名；二是因店铺消费高被戏称为“打劫”。‌‌‌‌乾隆时期，这个街巷外名叫“大街巷”。清末的时候，官家嫌街名不雅，谐音改为“大吉巷”，寓意吉祥。1965年北京整顿街巷名称时，南侧的羊肉胡同改称“南大吉巷”，原巷位于北侧，故定名“北大吉巷”。‌‌‌‌

站在骡马市大街上，往路南的大吉巷项目看，路人很难感觉这里是网红打卡的人流聚集区：大片的绿色草坪、整修一新的四合院轮廓线，色彩靓丽、空间布局疏密度相当舒展，给人一种大都市里少有的的宁静。它与三里屯太古里周边，条条道路拥堵、过街行人密集如鲫，形成了天壤之别。

是这里的游人少吗？还是这里缺乏烟火气难聚人气？

不是！

你这第一印象，与大吉巷项目的理念、整体设计有关。一旦你走近大吉巷街区，走进大吉巷项目的核心街区，你的体念，你的感知，就会瞬间反转。据我的观察，原因有二。

一是，设计者有意将项目靠北缘的四合院，与骡马市大街留出了几十米的空间相隔，用草坪、街心花园坐凳、条石装饰，让四合院的北立面犹如成为整个大吉巷的“大影壁”，把繁华的街区悄无声色隐藏了起来。活生生地把“闹中取静”演绎的这般生动。

二是，设计者把地表四合院文化的传承、挖掘，与下沉式地下商业空间再造相结合。当人流进入大吉巷社区空间，人们被引入四合院及下沉的地下商业街区，不进入大吉巷，外面的路人自然而然就看不到里面的游客了。

这样的创新与结合，让大吉巷项目与三里屯太古里，与前门的北京坊比较，就有了鲜明的个性和特色。

大吉巷项目，地表的面积不是很大，也就是旧时的南北大吉巷范围，核心建筑也是以康有为故居为核心的若干座四合院，再加上新开发的几个十几层高的商业写字楼。

为了挖掘大吉巷开发的商业利益，开发商创造性地在地下空间做文章，用“地上控规模，地下挖价值”的思路，构建了地下两层网状交织的商业空间，设置了景观小品。而地下三层则是配套的地下停车场，很好地解决了老城区、商业街最难、最头痛的停车难题。

经过这样的设计与创新，大吉巷项目实际开发出来的商业空间达到了36万平米。有专家总结了大吉巷地下商业空间开发的亮点有：

立体商业布局。地下空间为两层，与地上一层形成整体，构建起两纵三横、网状交织的商业空间，拓展了商业容量，同时方便消费者在不同区域间流动。

双首层概念设计。采用层层叠叠、错台的方式，地面设置了很多景观小品，让消费者步行其中感受不到是在地下空间，营造出类似地面首层的体验，增加了商业空间的吸引力。

衔接下沉公园。在东侧绿地下方，创新采用下凹式空间串联，地下商街巧妙衔接下沉公园与商业，形成“绿脉+商脉”的立体贯通，既保留了北京传统胡同亲切宜人的步行尺度与体验感，又塑造出极具现代感与活力的立体商业界面。

促进客流互动。一层街区中间的中空设计，拓宽了视野，使地下空间更加通透，促进了不同楼层之间的视觉与客流互动，为整个商业体增添了趣味性和探索感，成为标志性打卡点。

完善生活配套。地下综合管廊如同“城市毛细血管”，根治了老四合院的管线老化顽疾。同时配建了智能停车场、适老化设施等，提升了历史街区的现代生活舒适度。

图为“便宜坊”烤鸭店明清的老店原址。

在这里就讲讲北京“便宜坊”的历史传说吧。

“便宜坊”，在北京是与“全聚德”齐名的著名烤鸭店，都是有了几百年传承的中华老字号。它们在烤鸭制作工艺上属于两个流派，一个是焖炉烤鸭，一个是挂炉烤鸭。

相传便宜坊是明永乐十四年(1416)由南京迁来，原址坐落在米市胡同的把口。当初，是由姓王的一个南方人所开，是一个没有字号的小作坊。

由于小作坊制作的烤鸭、童子鸡等香酥可口，售价也亲民，很受顾客欢迎。天长日久，回头客们便把这里称作“便宜坊”。买卖家也不含糊，干脆挂起了“便宜坊”的招牌。

有关“便宜坊”的来历，北京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

明嘉靖三十年(1551)，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在朝堂上弹劾内阁首辅严嵩，却没有被嘉靖帝认可。这让杨继盛甚是苦闷，心事重重，郁郁寡欢。

从皇宫紫禁城退朝回家，杨继盛没有急急地往宣武门外达智桥的杨家宅子赶，在经过达智桥后继续往南溜达、思虑时，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菜市口路南的米市胡同。

伴随着一股阵风扑面，送来了浓郁饭菜香气。杨继盛循着香味寻觅，但见面前有一“苍蝇小馆”。他推门进入，店不大，干净幽雅，宾客满堂。杨继盛遂拣席而坐，点了烤鸭与些许酒菜，大快朵颐，把烦闷与不快抛至九霄云外。

店主知其身份，便亲自为之端鸭斟酒。待得知此店被称作“便宜坊”，又见待客周到，杨继盛叹道，“此店真乃方便宜人”，大呼“拿笔来，快拿笔来”。

不一会儿，杨继盛伏案挥毫，写下了“便宜坊”三个大字。从此，店铺一直就用杨继盛所题的匾额为招牌代代相传、兴旺发达。

经历了明清、民国到现在，“便宜坊”烤鸭店的香火延续了五六百年，它所见证的风风雨雨、趣闻逸事。绝不是几段文字可以概括得了的。据文史资料介绍，这里曾经还是近代早期革命活动的聚会地。1918 年秋末，北京著名的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就曾在便宜坊之内欢送王光祈出国学习，到会的有李大钊、王光祈、陈愚生、邓中夏、李璜、毛泽东、赵世炎等人。而居住在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鲁迅，更是便宜坊的常客。年轻的音乐家聂耳与朋友们，也曾几次在此与友聚会。

图为北平著名的报纸《每周评论》报馆旧址。

《每周评论》，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时事评论刊物，1918年12月22日，由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北京创办。

它以周刊形式每期四开四版，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内容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倡导民主与科学，热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重要的舆论阵地，对启发民众觉悟、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后，集中报道和评论运动进展，声援学生爱国行动，成为运动的重要宣传载体。

1919年8月30日，因发表反对军阀政府的文章，被北洋军阀政府查禁，共出版37期。它的存在虽短，但在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距离菜市口红绿灯100米的浏阳会馆（北半截胡同41号），却与“戊戌变法”维新派的核心人物的谭嗣同渊源颇深。

谭嗣同1865年就出生在大吉巷社区路西不远的烂缦胡同。

谭嗣同之父谭敬甫，在菜市口大街路口的西南侧北半截胡同41号，还有一处宅第（从菜市口地铁站往南约300米，在菜市口大街西侧即可看到） 。1870年，浏阳宾兴会购置了谭敬甫的宅邸，把它改建成了北京浏阳会馆，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历史点位。

1874年，谭嗣同从出生地烂缦胡同旧宅搬入浏阳会馆，在此居住近三年，直到1877年离开北京去南方。

之后，谭嗣同先后游历了直隶、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份，考察社会与积累思想。他著书立说，传播维新思想，完成了代表作《仁学》。这部著作融合了中西思想，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君主专制，主张“兴民权”“开民智”，呼吁通过变法实现国家富强，成为维新派的重要理论文献，对当时的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也为后来的变法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他广泛联络各地维新志士，形成了跨地域的维新网络。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核心人物保持密切联系，参与策划维新策略，为后来的“戊戌变法”积蓄了力量。

他创办时务学堂，培养维新人才；组织南学会，通过演讲、讨论等形式传播变法思想，推动地方新政。

他积极倡导发展近代工商业、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推动地方教育近代化。

他反对封建陋习，主张男女平等、废除缠足，积极推动社会风俗的革新，试图打破传统礼教对民众的束缚。

1898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拉开戊戌变法帷幕。谭嗣同奉召进京，自8月21日到京至9月28日殉难，再次居住于浏阳会馆的主房北间，他将其命名为“莽苍苍斋”，旁边是书房“寥天一阁”。期间，众多有志之士聚于此，为变法事业出谋划策 。

谭嗣同主张学习西方制度、革新朝政，但变法仅持续103天便被慈禧太后等守旧势力镇压（史称“戊戌政变”）。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令抓捕维新派人士。谭嗣同本有机会逃跑，但他决心以死殉国，欲用自己的牺牲唤醒民众。留下“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绝言。

9月24日，谭嗣同就是在浏阳会馆从容被捕。

4天后，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一同在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血染京华，年仅33岁。

从此这段历史成了近代中国追求进步、反抗腐朽的精神地标。

谭嗣同的“慷慨赴死”也被后人传颂为变法精神的象征，赋予了菜市口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谭嗣同与菜市口的关联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

康有为故居位于大吉巷核心街区的米市胡同43号，原为南海会馆，是大吉巷项目的核心地标。 

1882年至1898年，康有为在此居住并筹划变法，因院内原有7株槐树，所以称其其住所为“七树堂”。康有为故居的七树堂现在仍存在。只是当年的七棵槐树现在仅存一个枯桩 。

2025年，南海会馆经过修缮后作为中海大吉巷一部分重新开放，七树堂也在其中，现大部分用于展示康有为的生平事迹、戊戌变法的历史以及康有为的学术与艺术成就。他在此起草了《大同书》等重要著作，还联合举人上书反对《马关条约》，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创办了北京首份民办报刊《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并成立了强学会。这里是康有为在京期间进行维新变法活动的重要场所，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变革时刻 。

现在，整修一新的康有为故居，免费向公众开放，里面还不定期举办各种历史、文化、艺术类展览。逛大吉巷逛累了的游客，也可以在这里时尚的喝茶、喝咖啡的休闲区里谈天说地。故居里很多房间，也有供游客拍照打卡的置景，是理想的拍摄人像照片的好去处。实现了让百姓走进、走近文保项目，让文物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无缝交融。

孙中山与北京宣南片区，也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1894年夏，孙中山第一次来到北京，为“窥清廷之虚实”，他在此作实地考察，期间住在香山会馆。此次北京之行让他看到“满清政治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坚定了其推翻满清腐朽统治的决心。

1912年夏，孙中山第二次到北京，应同乡会之邀，到位于烂漫胡同附近的粤东会馆出席了欢迎会，随后在中山会馆花厅会客并吃午饭。当时中山会馆提前油饰了门廊，花厅内摆满鲜花，孙中山身穿西服前往，其夫人卢慕贞则外穿黑长裙，内穿白衬裙，梳日本发式。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五政党在位于大吉巷东南方向的湖广会馆合并成立国民党。孙中山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解释了“三民主义”，强调了“民生主义”的重要意义。

法源寺社区会馆旧址共有18处，包括东莞会馆、彰德会馆、仙游会馆、武昌分馆、宁羌会馆、江宁郡馆、黟县会馆、济南十六邑馆、同乡会馆等。

据史料记载，东莞会馆始建于1875年，清代光绪年间，东莞籍学者邓蓉镜购置此院，原本是助东莞籍举子赴京赶考而设的居所。科举废除后，转型为东莞商人进京的落脚点。

坐落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是鲁迅先生初到北京时长期居住的重要居所，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起点。从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长达七年时间，鲁迅在这里创作了多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包括《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也深刻影响了他对社会和人性的观察与思考。

其中《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以“狂人”的视角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孔乙己》（1919年3月创作），通过对孔乙己这一落魄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反映了封建科举制度对人的摧残。《药》（1919年4月创作），以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为背景，通过华老栓为儿子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探讨了民众的愚昧与革命的局限性。

此外，鲁迅在此期间还创作了《明天》《一件小事》等短篇小说，以及大量杂文、译文和学术著作，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也在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歇过脚，在这里主持倒张运动：

1919年，湖南军阀张敬尧残暴统治湖南，查封《湘江评论》，解散湖南学联，引发驱张运动 。毛泽东带领驱张代表团于12月18日抵达北京，先住福佑寺，后迁至湖南会馆 。

毛泽东以湖南会馆为重要活动场所，于12月28日在此召开湖南旅京各界驱张大会，主持会议并发表讲演，历数张敬尧罪行，号召民众斗争到底 。同时，他在此积极联络在京湖南学生和知名人士，壮大驱张力量 。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还创办平民通讯社，任社长，向各地报社发稿，揭露张敬尧罪行 。代表团先后七次向当局请愿，要求撤惩张敬尧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湖南辅仁学社在京成员于慈悲庵集会商讨驱张斗争，会后合影留念 。

最终，在全国人民声讨和湘军武力威吓下，张敬尧于1920年6月初离开湖南，驱张运动取得胜利 。

北京大吉巷项目在宣南商区历史、文化元素利用上有诸多优点，比如：

建筑保护修复比较到位。项目设计、施工单位采用“修旧如旧”“原样原建”的手法，对康有为故居、《每周评论》旧址等48处重点保护院落、61处一般传统院落及5条传统胡同，制定“一房一议”“一屋一策”的精细化修缮方案，保留了历史风貌，确保建筑的历史形态和文化价值。

同时，将历史文化建筑与现代商业相结合，打造“四合院商圈”。引入如东方境北京旗舰店等新中式美学品牌店，让传统古建与现代商业和谐交融，使消费者能在购物休闲中感受历史文化氛围。

文化活动丰富多样：以文保建筑为依托，定期举办各种文化展览，如丝路文明艺术展、冯唐《春在花》艺术展等，还推出文化探访线路，全景展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奋斗历程，培育出文化消费新场景。

空间设计独具匠心：基于传统四合院结构，打造开放式、互动性强的商业环境，保留北京胡同风貌的同时，融入现代商业元素。并将文物保护区、绿地、下沉商业街区等巧妙融为一体，营造出无障碍、层次感丰富的传统街坊式开放空间。

当然，一些专家也对项目设计、开发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比如：

历史氛围营造不足：部分区域可能因商业开发力度较大，如一些新装修的店铺存在油漆味，浓墨重彩的画栋雕梁让人难以体验到历史的厚重感，在历史氛围的原汁原味营造上有欠缺。

文化挖掘深度有限：虽然有不少文化活动，但对于宣南文化中一些更小众、更深入的元素，如特定的民俗风情、传统技艺等，挖掘和展示可能不够，未充分展现宣南文化的全貌。

游客体验有待优化：作为商业与文化融合的项目，可能过于注重商业效益和文化展示的形式，在游客对历史文化元素的沉浸式体验设计上，如互动性体验项目等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实际事例

民俗风情挖掘不足：宣南文化中的天桥民俗文化独具特色，有中幡、拉洋片等民间杂耍和老北京叫卖吆喝等市井风情，但大吉巷中几乎没有相关展示或体验活动，未让游客感受到这一充满烟火气的民俗文化。

传统技艺展示欠缺：琉璃烧制技艺、京剧脸谱绘制等传统技艺是宣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吉巷里，没有设置这些传统技艺的展示区或体验点，游客难以近距离接触和了解这些技艺的魅力。

历史典故讲述不深入：大吉巷所在区域有许多历史典故，如康有为在此居住时发生的诸多故事、《每周评论》创办背后的曲折历程等，但目前仅在故居和旧址简单陈列介绍，没有深入挖掘其中的细节和文化内涵，游客难以深刻体会到这些历史事件的影响力和文化价值。

增加民俗体验活动：定期举办天桥民俗文化表演，邀请民间艺人进行中幡、吞剑等杂耍表演，设置老北京叫卖吆喝体验区，让游客穿上传统服饰，学习叫卖，感受老北京的市井生活。

打造传统技艺展示区：设立传统技艺工坊，邀请琉璃烧制、京剧脸谱绘制等技艺传承人现场制作并售卖作品，同时设置游客体验区，让游客亲手参与制作，加深对传统技艺的了解。

深度讲述历史典故：在康有为故居、《每周评论》旧址等历史建筑内，利用多媒体手段，如播放纪录片、设置情景再现装置等，深入讲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还可以开发历史文化主题的导览APP，为游客提供详细的语音讲解和背景资料。

举办文化主题活动：围绕宣南文化的不同元素，每月举办一次主题活动，如“宣南民俗文化节”“传统技艺传承周”“历史文化故事汇”等，通过展览、表演、讲座、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示宣南文化的丰富内涵 。

北京大吉巷的整体项目设计，或者从入驻商家的IP打造，都是极具审美价值，极具时尚个性的。已入驻的商家涵盖餐饮、服饰、运动、休闲、娱乐、家居等多个领域。

餐饮类企业占比达60%，有诸如是、瑅瑚小馆等全国首店，山夏间、有雲等北京首店，还有方砖厂炸酱面、阳坊涮肉等，菜系丰富，包含川菜、贵州菜、京派菜系等，还有日本料理、韩式烤肉等异国风味。

服饰类企业，则引入了多家新中式服装店铺，如东方境北京旗舰店、织趣北京首店等，展现出独特的中式风格。

运动休闲类企业，有RE而意乐卡克联名首店，为骑行爱好者提供社交空间，还有山系户外品牌and wander全国首店等。

家居生活类：如宋朝香薰北京首店，为消费者提供中式香薰产品，营造独特生活氛围。

这些商家的共同特点是品牌层级较高，首店和定制店占比超过半数。且许多商家具有中式特色，与大吉巷的文化基调相呼应，同时不乏新潮品牌，兼顾了传统文化与年轻时尚气息。

在商业、服务领域形成了以下特点和趋势：

“博物馆+商业”模式凸显：以“博物馆+商业”为主要特色，将文化与商业有机融合，利用康有为故居等文保建筑，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让消费者在购物休闲的同时感受历史文化。

合院式街区商业独特：采用合院式街区形态，构建网状交织的地下商业空间并设置景观小品，形成了传统与时尚奇妙碰撞的“四合院商圈”，营造出独特的消费场景。

首店经济效应显著：大量首店和定制店的引入，增强了商业吸引力，能够持续吸引消费者前来体验，形成消费热点，提升了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一站式多元、购物、休闲等需求，且品牌矩阵丰富，从黑珍珠餐饮到人均较低的烧烤等，可满足不同消费层次需求。

　　杭州的小笼包

　　云南菜馆

　　下沉空间夜景

　　大吉巷项目里引入了一些非遗传承项目，让这里的商业项目多了一些文化的底蕴。“朱炳仁 铜”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朱炳仁，194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出身铜艺世家，“朱府铜艺”第四代传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被誉为“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

2006年，朱炳仁从常州天宁宝塔火灾中获得灵感，发现铜在高温下熔化后自然流淌的肌理之美，由此创立熔铜艺术，开创“熔现实主义”新流派，让铜液自然流淌解形、重塑，如作品《阙立》寓意国家在历史长河中“确立” 。 

在熔铜艺术基础上，朱炳仁借鉴五彩、珐琅彩、粉彩手法，创造出全新彩绘的“庚彩”，让铜材质更加流光溢彩 。

朱炳仁和他的团队创造了雷峰塔、峨眉金顶、桂林铜塔、杭州江南铜屋等上百件标志性铜建筑，将铜艺与建筑完美结合。 

2008年，朱炳仁和儿子朱军岷创立品牌“朱炳仁·铜”，致力于让铜回到人们的生活中 。

而大吉巷项目里的“朱炳仁 铜”旗舰店，琳琅满目，既有高端的铜质雕塑、装饰画等艺术品，也有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的铜质首饰、摆件、日用器具等产品，很具特色。

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我几次骑车转悠了宣南大吉巷片、法源寺片、牛街片的几个社区，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

过去北京城区，有一种说法，叫作“东富西贵、北贫南贱“，意即北京四九城里，东西两个区域经济、文化、社会都比较发达，而南北两个区域各个方面就相对落后一些。到北京，要了解北京，就得去东西两个区域。

改革开放40年，北京城区自然发展最快的也是东西两个区域和海淀。就以老北京的胡同说，东城西城核心街区的老街区被拆迁被改造的太多太多，那些经过复建、改造的街区、四合院，虽然是越来越高大上，但越来越没有老北京的韵味了，只有一个豪字了。

而就是城南这些老街区、老四合院、大杂院，过去政府没有财力大拆大建，发展相对缓慢。而到了现在，由于发展理念的提升。反过来看，城南街区、胡同，民清民宅建筑，却是北京城区里相对保留完整的了。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要看原汁原味的北京胡同、老北京的生活，就去城南吧！

衷心祝愿城南的管理者们，真正保护、开发利用好宣南片区的历史文化资源，造福人民造福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