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青铜的呐喊</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杨柏书(四川)</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末伏后的川西坝子上，日头总是燥热的。我站在成都人民公园的银杏树下，仰望着那座青铜的纪念碑。八米高的躯体被阳光烤得发亮，仿佛刚从熔炉里取出来。这名手持步枪的士兵，他的原型是川军班长张朗轩，一位气宇轩昂的真正抗日勇士。草鞋底沾着巴蜀的红泥，绑腿缠得极紧，裤腿卷过膝弯，露出的小腿筋肉虬结。他肩上悬着的不仅是斗笠与背包，更是整条长江的重量和4000万巴蜀儿女的托付。</p><p class="ql-block">碑体正面镌刻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1个楷书忽然活了，化作初秋里偶然卷过的银杏叶。1938年的某天清晨，成都皇城坝金河街口，三千双草鞋踏过青石板，踩碎了千年蜀道的沉寂。新兵们怀里揣着母亲塞的辣椒面，枪筒上系着避邪的红布条。他们不知道，这些简陋的武器将要在台儿庄的壕沟里灼热发烫；不知道宜昌城头的焦土会浸透绑腿的血痂；不知道淞沪会战的硝烟会掀翻他的斗笠；不知道长沙街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会戳通背包溅上血腥。还有那面猎猎招展，让人肝肠寸断的“死”字大白旗，是一位川军父亲王者成赠予川军士兵儿子王建堂出征的令箭。向死而生，已经铸成了川军将士心里的那堵墙——“誓不还乡”的英气凛然。</p><p class="ql-block">斗笠阴影下，士兵的眼窝深凹如渠县石窟，350万这个数字突然有了温度——那是都江堰鱼嘴分流的江水，三千六百条支流般的生命洪流。背包里该装着晒干的豇豆，或者半块蓝布裹着的《出师表》。当他正步迈过数十年时光后，成都茶馆里的盖碗还在讲述"无川不成军"的掌故：安岳团夜袭战壕时，十七岁的火枪手用辣椒面熏瞎了鬼子哨兵的眼睛。</p><p class="ql-block">纪念碑基座的花岗岩沁着水珠，像暴露的伤口。64万既非墓志铭上的生卒年，也不是族谱里的墨迹，而是朝天门码头堆积的船橹。重庆防空洞的煤油灯下，伤兵用残缺的手指在地图上标出"这里要埋个营"。今天，ifs玻璃幕墙倒映着青铜塑像的老茧，春熙路的霓虹在步枪准星上折射出彩虹。</p><p class="ql-block">我触摸碑座铭文时，触碰到嘉陵江底未化的冰棱。八十年前的同日，广汉农家的小伙正给步枪装子弹，怀表里裹着妹妹剪下的辫子。现在，他成了博物馆展柜里生锈的弹壳，还有大邑建川博物馆某面墙上泛黄的照片。公园里跳广场舞的阿姨们经过时，特意调低了音响音量——她们的父亲或许也这样扛着枪，从望江楼走向武汉会战的血雾里。</p><p class="ql-block">青铜士兵的鞋底粘着片银杏叶，金黄的叶脉里流淌着岷江雪水。当夕照将碑影拉长到东门城墙，那些花岗岩上的名字突然开始发芽：王德铭在台儿庄抽了最后一支雪茄，李崇明用刺刀挑下自己的日军皮带，都用这种方式长成了成都的泡桐树。晚风掠过，决心誓死报国，整个城市，川渝大地，都是他们脊梁。“失土不复，誓不返川”。</p><p class="ql-block">拂过历史尘埃，是历史与现代的交融，是和平对战争的缅怀。那尊青铜塑像，铸造着我川军抗战出兵350万人的魂魄，每5个抗日军人中，就有1个四川人，占据了全国抗战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刻下了出兵人数最多省份的记忆。那一份长达64万余人的川军抗日惨烈伤亡的血债史，足足占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居全国之首。</p><p class="ql-block">抗战到底，始终不渝”仍然响彻云霄，回荡在川渝大地。今天，川军抗日将士阵亡纪念碑，已成为成都精神的象征，她呼唤着世界和平，珍惜生命，安宁吉祥。</p><p class="ql-block">2025.8.16.于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夕</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