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湘军骑兵创始人后裔评论：</p><p class="ql-block">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堪称晚清政坛最具张力的双雄互动，其演变轨迹折射出乱世中精英合作的复杂性与历史必然性。二人关系的三个阶段背后，隐藏着权力格局、性格冲突与家国大义的深层博弈，尤其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壮举中，曾左合作所形成的资源互补与战略协同，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一、惺惺相惜期的权力互补（1856-1862）</p><p class="ql-block">曾国藩六次举荐左宗棠（1856-1862），不仅出于对其“刚明耐苦”才干的赏识，更是湘军集团扩张势力、整合人才的深谋远虑。彼时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中“隐操湖南政柄”，展现出不同于曾氏“理学经世”的“霸术治事”风格，二人虽性格迥异，却在乱世中形成互补之势。左宗棠组建楚军时，曾国藩亦不吝支援，王錱旧部“老湘营”精锐的调拨，以及马德顺骑兵部队的配置，皆为日后左宗棠西征埋下伏笔。</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二、龃龉期的结构性矛盾（1862-1867）</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曾左关系的裂痕在南京战功之争中显露无遗。1864年洪天贵福逃亡事件中，左宗棠揭发幼天王未死，表面是军事情报之争，实则为楚军集团对湘军垄断战功的反制。曾国藩日记中“左帅倾轧”的记载，折射出督抚分权体制下难以避免的摩擦。而在饷源争夺方面，左宗棠截留广东厘金与曾国藩“争饷”，实为地方财政自主化的体现，清廷默许此等矛盾，亦是“以汉制汉”统治术的体现。这段时期的矛盾虽激烈，却未彻底决裂，反而为日后合作埋下伏笔。</p><p class="ql-block">三、新疆事务中的战略协作（西征1868-1878）</p><p class="ql-block">左宗棠收复新疆，实为曾左关系最终升华的见证。1868-1878年西征期间，曾国藩系统官员如两江总督沈葆桢按期解送协饷，占军费总额47%，这种支持并非出于私谊，而是海防塞防之争后清廷政策转向的体现。左宗棠所率楚军中，刘锦棠（刘松山侄）率领的老湘营与马德顺所部骑兵，经不断扩编演变成收复新疆重要力量，皆源自曾国藩系统，其军事遗产的传承，标志着湘楚集团的合作已超越个人恩怨，形成制度性协作。左宗棠1881年奏请建“曾文正祠”于兰州，更是对这段复杂关系的最终和解与历史定调。</p><p class="ql-block">四、历史启示</p><p class="ql-block">曾左关系的本质，是传统士大夫“和而不同”政治智慧的体现。左宗棠的“狂狷”与曾国藩的“中庸”形成奇妙互补：前者需要后者的政治资源网络，后者依赖前者的战略进取精神。正如左宗棠挽联所言：“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表面自谦，实则暗含对等定位。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不仅成就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伟业，更在晚清中央权威式微的背景下，维系了地方势力间的平衡与帝国的存续。</p><p class="ql-block">洛阳湘军骑兵研究会2025.8.1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