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屯知青集体户始末

一杯咖啡两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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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知青的文章太多了，但多为个人的、生活片段回忆。而扎旗北京知青集体户简史却不同，是以集体户的视角来叙述那段历史，这也像是一份份社会调查报告。当然，这不是出自专业人员之手，不能要求过高。但由当事人执笔，而且各集体户几乎全体成员都参与其中，这样写“史”，太少见了。

　　“简史”覆盖全过程：自成立起至最后一名成员离开。“简史”简要概括全程中的重要之事，没有过多注重细节。视角更宽、更全面、更客观。

　　“简史”反映了这批北京知青当年的生活状况、思想变化，也折射了当年农村基层党组织、生产队的管理水平，农村集体经济、文教、卫生事业的状态。

　　 知青已成历史，但乡亲们还在那儿。“简史”不仅仅属于知青，也属于扎旗。如入地方志，哪怕是做为附件，也会有价值。

—— 张小群

（扎旗巨力河公社中心屯大队知青）

三合屯知青集体户始末

1968 年 8 月 26 日，经历了两年多“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后，我们这些北京中学生无奈地离开了父母家乡，汇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经过几天颠簸、跋涉，终于在 8 月 31 日抵达各自赖以安身立命的村落。从此，还有了一个终身不离不弃的名字 —— 北京知识青年，简称北京知青。

三合屯知青共有 29 名，主要来自北京七中，从高初中的 66、67、68 届到新入校的 69、70 届，届届不落，年龄最大最小相差 8 岁，这样的组合在扎旗知青中绝无仅有。他们被分别安置在三个生产队，一队有张阿珑、皮占鳌、周京生、孙晋、麻宝财、刘林、杨易、王东、沙镝、肖斌等 10 人，二队有李卓昌、王朴生、侯世政、高明远、陈德明、高艾、代新、刘宝玲、匡建华等 9 人，三队有蔡彬、赵嘉麒、赵昭昇、郭昌解、刘志国、刘淑兰、程疆、李骧、王云鹤、张淑芬等 10 人。

　　1972 年的三合屯，中间那一溜房就是大队部，刚到时我们住那儿

三合屯位于巨力河村西北 30 多里，八一水库的下游，东南距旗政府所在地鲁北镇有百里之遥。地域东西横跨了两趟川，土地面积约 75 平方公里，4 个生产队，1395 口人，耕地面积 9800 多亩，兼有水利之便，堪称富庶之乡，是外地流民趋之若鹜的地方。还有令人意外的是土改前这片土地的主人居然是北京人程二爷。大队书记叫吴连富，说话慢条斯理，却成竹在胸，也有容人之量，是一位难得的忠厚长者。大队长刘万海年轻气盛，头脑灵活，霸气十足，在扎旗四区有“北霸天”之称。

　　我们进村之前，大队对知青的食宿做了充分准备，十七名男生全部安排在大队部北房东头的三间屋里住宿，对面炕大通铺。女生则按队分别安排在老乡家，一队住朱凤德家（后来搬到卜占奎家），二队住卜文和家，三队住郑德发家，都是经过大队遴选后认可的“好人家”。知青食堂安排在大队部的东厢房，由二队社员赵千担当炊事员。大家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们吃的第一顿饭是羊肉熬茄子，主食是馒头。很多人不习惯羊肉的膻味，馒头黑且不说还黏，连北京的标准粉也比不上。殊不知这样的饭菜在三合屯已经是最美味的佳肴了，以后的日子想再品尝绝对成了额外的奢求。

虽然男女知青分住大队部和老乡家，但有一个总的组织形式，叫集体户。集体户既有知青统一户头的意思，也含有集体主义情怀的意味，尽管后来情况发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关于集体户的叫法，是 1970 年冬在长春召开的吉林省知青代表会议后形成的），这个称呼却一直未变。

当年知青的誓言

进村的第二天，也就是 9 月 1 日，我们来到各自的生产队，开始了名副其实的农民生活。接着参加秋收大忙割地，老乡们耐心地教给我们如何抓把，如何移步，我们依样去做。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得要领，割谷子抓把成了“编笆”以至把手指磨出了血。依次又学会了怎么打要，怎么捆捆，有些人居然做得还像模像样，赢得了老乡的赞许。劳动挣分，自食其力，这是我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当时最时髦的口号。可是，具体怎么去做，谁心里也没谱。过去学校组织到农村参加劳动，只是蜻蜓点水，最多不过两个星期而已，现在我们要长期置身其中，怎么去立足，没有现成的例子可循。

入冬前大多数人陆续回京探亲，只留下了几个人。1969 年初，为开展“挖内人党”运动，贫宣队进驻三合屯。没有“内人党”可抓，地富分子理所当然又成了斗争的对象，每个人背后缝了块大白布，上面书写“××分子×××”，勒令他们无偿劳动，打扫街道，上山打柴，被社员们戏称为“白干队”。这些柴禾后来便宜了知青食堂。

另外又抓了几个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关在了男生宿舍的里屋。等大拨人回来后仍不搬走，看守人员二十四小时进进出出，严重影响知青的生活，多次引发冲突。知青没人参与“挖内人党”这出闹剧，贫宣队长为此极为不满。

打柴成了当务之急，大队对知青网开一面，把已经封山育林的石匠山沟和簸箕沟对知青开放，几十个男女青年浩浩荡荡杀进山去。簸箕沟非常陡，坡度在 45 度以上，柴火要从山顶拖下来，除了不知深浅的知青，一般老乡是不敢觊觎这么险要的山沟的，即使对他们开放他们也会望而生畏，退避三舍。这是我们第一次打柴禾。

下乡伊始，我们就投入秋收大忙，体验了收割、打场之苦。转年春天，大家参加大田劳作，从种地到耪地、薅地、放垄等基本农活全面学起。一般农活儿都没有问题，很快就能入门，只有薅地绝对是戏耍男人的活计。有把子力气的男生多人被选入了给知青盖房的泥水把，在后来落成集体户的排房里有他们洒下的第一把汗水。一年下来，知青基本都顺利地闯过了劳动关。

泥水把

夏秋之交，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连续降雨，三合屯几乎没有不漏的房子。一天，大队部的男生宿舍两间顶棚连纸带水轰然落下，张阿珑被捂在里头。等他艰难地从纸棚里爬出来的时候，简直就如同鬼一样吓人。这以后男生们便居无定所，或出站勤（即外出服劳役），或自己找地方住。新房落成后，他们成了第一批入住者。

　　紧张的劳动之余，我们为国庆二十周年准备了一台内容丰富多彩的文艺晚会。“十一”晚上，大队部院里人山人海，男女老少都要一睹北京学生的风采。《丰收舞》是从北京七中带来的传统节目，原来的几个主要演员正好都在三合屯插队，老乡们哪里见过如此精彩的舞蹈表演？高明远的快板书《双枪老太婆劫刑车》和《莫斯科郊外麦苗青》更是赢得社员们交口赞叹。这台节目给沉寂已久的山村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在社员们的口头久久流传。

1969 年秋季，国家的粮食供应临近结束，我们就要和老乡一样从生产队分配口粮了。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是生活面临的实际问题。因为如今的集体户已经不是刚来时的 29 人，从 1969 年初开始又增加了八个人，他们是李骐（李骧的哥哥）、蒋铁城（程疆的弟弟）、欧波（肖斌的妹妹）、姚悌、劳国强、李沙兰、肖世兰、张咏梅。尽管 1968 年 10 月匡建华结婚出户，嫁给了当地农民郭金山，集体户仍有三十六人之多，又分别隶属三个生产队管辖，由于各队知青人数不等，在生活上每个生产队也不便提供更多的帮助。

集体户的生活

9 月末，大家决定将三十六人的大食堂按小队一分为三。全体知青搬到了新落成的十六间房的集体户，以队为基础建起了三个食堂。大队给每个食堂置办了全套炊具。初创时人们的心气还是很高的，三个食堂分别选出了炊事员，就热火朝天地开张了。和社员一样，生产队按人口分给了知青各种冬储的蔬菜。三合屯因为偏僻，连水缸也不是轻易能买到的，没水缸就学着老乡的样子上山割条子，编囤子，埋在外屋的角落当酸菜缸。从山上扫回山榆叶子碾碎过箩，开水烫面，拍成饼从底部依次往上粘在囤子的里侧，再贴上烫过的白菜叶，酸菜缸就做成了。真是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知青们也学会了最原始的生活方法，自己积酸菜、腌咸菜。

　　菜窖挖成后，储存了土豆、萝卜、疙瘩白等等过冬的蔬菜，过起了农家日子。当时供销社连火柴都脱销，做饭和点油灯只能靠灶里剩余的炭火，用嘴吹燃暄柴引火。不久，一把火烧毁了一队的食堂。冬天，赵昭昇在探亲期间被刑拘，送至大兴劳教。没想到赵竟是以这种不光彩的方式，成了三合屯回北京的第一人。

自从集体户有了缝纫机，缝补衣裳不愁了

冬季，集体户只有蔡彬、刘志国、周京生、孙晋没回家，他们打破了队与队之间的界线，背上米住到北铺，顶风冒雪打了八车柴禾，瓷瓷实实垛在了集体户预留的大门东侧。1970 年的春天，回家探亲的同学陆续返回。由于集体户新房的墙没干透，屋后墙挂上了厚厚的一层冰雪，我们戏称住进了水晶宫。

屋里夜间的温度往往在零度以下，晚上洗脸用过的毛巾，早晨全部冻硬了，甚至夜晚睡觉也要带上狗皮帽子。春天尚且如此，冬天情何以堪，在集体户过年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坚守的。直到大拨人回来时，蔡彬撰写的对联“顶风雪踏严寒红心似火；居冰室怀天下胸有朝阳”还张贴在带冰的墙上！

经过蔡彬、刘志国等人倡议，集体户在三队食堂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组合，使我们的大集体得以恢复。同时又增加了三名新成员赵嘉骥、沙圣尧和戴明，他们仨全是 1969 年 1 月去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分别是赵嘉麒的弟弟、沙镝的弟弟和代新的妹妹。不久，二队的张咏梅、刘宝玲、肖世兰转插河北遵化、河南。在重整的过程中，刘林、麻宝财、陈德明、高明远等四人游移在集体之外。即使这样，集体户还是有三十一人之多。

集体户的基本建设 —— 砌猪圈

1970 年，是三合屯集体户集中力量搞基本建设的一年。最大的工程是四尺高、八十多丈长的院墙，二十几名男女知青一齐上阵。我们的行动引来老乡们的阵阵赞叹：他们还真行，谁家能有这么多的劳动力啊！当年全部竣工，并修建了男女厕所，这个文明之举在村子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全村二百多户，除了大队部其他任何人家都没有厕所，更不用说还要分出男女了。是年，大队委派牧业队队长张有担任集体户贫下中农户长。此后的数年间，张队长给了我们无私的帮助，和集体户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

　　此时的集体户正处在全盛时期，有人戏称为“三合屯的大户，扎鲁特的豪门”，应该说不算夸张。然而，三合屯知青部落的式微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的，所谓盛极则衰吧。

9 月份，高明远入伍服役，成为离开集体户的第五人。年底，杨易、程疆、劳国强等三人参加了旗里组织的“一打三反”宣传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1970 年冬天，由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较多的留守知青组织起来深入到各户进行宣传。这也是一个读书的冬天，除了蔡彬带来的《唐诗三百首》《古代汉语》《文史资料选辑》外，孙晋还不惜跋山涉水，从广新堡背回了《普希金诗选》《契诃夫小说选》《八十天环游地球》《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等一批禁书，经历过“破四旧”之后，再看到这批书真让人有隔世之感，它填补了我们头脑中的缺失，也成了枯燥农村生活的精神食粮。

打柴火是冬天的主要任务，我们分成几个组到十几里地外的马场西沟、蚕场后沟每天一个组一车柴。回来的路上，饿得前心贴后背，精神会餐没能解决饥饿的问题，反而令人口水涟涟。终究是人多好干活，在付出了足够的辛苦之后一年的柴火很快打够了。同时，还寻找到较粗的树干背回来，锯开晾干，郭昌解发挥木工特长，做成木锅盖，自力更生的精神在方方面面都有体现。

郭昌解利用冬闲改造的的鼓风机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赶着牛车从二十华里开外的联合屯煤矿拉回了四吨煤面，改造炉灶，开启了知青用煤火做饭的历史。此后不但缩短了做饭时间，也免去了打柴之苦，一年搂两车暄柴足矣。煤炭走进三合屯人的生活，知青绝对是第一家。

“我来当回车老扳”

1971 年我们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一早上就吃了难以下咽的“忆苦饭”。老乡们对此却嗤之以鼻，连连说道：大过年的吃那干啥？走上我家吃去！今天看来简直荒唐！但是，在当年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现知青的“革命”决心。

春节后，扎根农村的大坝逐渐开始动摇，赵嘉麒首先被抽调参加了扎旗第一期师训班，代新继杨、程、劳之后也参加了“一打三反”宣传队，随后陈德明招工去了科右中旗铜矿。夏初，李骐病退回京。

入秋后，蒋铁城依照看青的有关规定打死了偷吃集体庄稼的猪，主人侯家不依不饶。幸亏赵家骥拔刀相助，才使蒋铁成渡过难关。蒋铁城为了体现公平执法，没过几天又一枪让集体户的猪毙了命，这回轮到孙晋不让了。翌年，看青老乡又将跑进了庄稼地的集体户的猪打死，我们也是集体发怒。遭遇过两次因看青执法而受的损失后，终于明白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

71 年夏天，扎旗体育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劳国强、赵嘉骥入选扎旗篮球队。后来劳国强又入选了旗、盟排球队，为扎旗和哲盟在球类项目上争得了很多荣誉。扎旗第一期师训班毕业的原保安屯北京知青冀寅生，分配到三合屯小学任教，成了集体户的新成员。冬季，杨易由宣传队去了财政局，程疆、沙圣尧上了扎旗第二期师训班，李骧转去唐山。张淑芬招工去了长春；劳国强、蒋铁城招工去了通化；赵嘉骥先被粮食局借用，1972 年 2 月上了吉林师大体育系。

排球赛 —— 女生挑战男生

“九一三”的消息传来，副统帅跑了，我们心中的神像轰然倒塌，虽然身处江湖之远，地位卑微，但也曾有过社稷之忧。人们普遍感到迷茫，国家的出路何在，未来将走向何方？是多数人心中思考的问题之一。冬天张阿珑回京探亲期间，因刑事犯罪而被送往镇赉监狱服刑。旗里又抽调了一批宣传队成员，欧波、王云鹤、刘志国、戴明、周京生、李卓昌等人也走出了三合屯，分赴各自岗位。来年开春后，他们又全部返回，重新拿起了锄头，依然过着在垄沟里跑的日子。

　　冬天留守的蔡彬带着孙晋跑了一趟长春姐姐家，居然从长影弄到了一麻袋文革前的唱片，还买了一台唱机。从此，闲暇之时集体户又多了一项听唱片的娱乐。《刘三姐》、苏联歌曲《五个女儿》等等脍炙人口，尤其《洪湖赤卫队》一曲“跟着贺龙闹革命啊，红旗飘扬打胜仗”，好像又回到了文革前，此时贺龙已经销声匿迹多年。好在农村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可以充分享受所谓“封资修”歌曲带来的愉悦。越往后就越肆无忌惮了，一遍一遍地反复播放，甚至部分老乡也凑过来享受这世外之音，一麻袋唱片伴随着我们度过了苦闷的知青岁月。

1972 年春，三合屯大队团支部恢复活动，巨里河公社党委批复：郭昌解任团支部副书记，沙镝任支部委员。集体户提出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两条原则，大家都去身体力行，使得集体户形成了一种祥和安定的局面。

由于天旱不雨，生产队不忙，我们开始了新一轮集体户的基本建设：上山起石头，砌猪圈，修补院墙，挑水种园子。在很多照片中，都见证了园子里的丰收景象。当时留下来的人还能有此精神，是出于何种动机，今天很难说得清了。反正走不了日子还得过下去，也许是多数人朴素的求生意识所致。或许还有人胸怀壮志，坚定扎根农村的思想仍在发扬光大。即便如此，知青部落的动荡终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很快肖斌上了吉林医专，姚悌、侯世政、孙晋相继转走，或去河南全总干校，或去山西投亲靠友。

“8·26”下乡插队四周年纪念日之际，我们搞了《纪念上山下乡四周年文艺专刊》，在家的多数人都写了诗文，主题还是配合正面宣传。集体户房前的大标语仍然是“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门两侧醒目的对联则是：忆往昔奔赴农村豪情满怀；看今朝扎根边疆血气方刚。横批是：任重道远。由此可证，留下来的人在表面上仍未脱离也不敢脱离左的束缚。

9 月，李卓昌的妹妹李宁昌从云南兵团转插而来。有走的还有来的，对于留下来的人在精神上何尝不是一种安慰呢！

年底，集体户继续“塌方”，沙镝、欧波、李沙兰、郭昌解几乎同时接到家长单位接收家属的通知，而蔡彬也决定要办困退回京。此刻，真正让人感受到集体户的大厦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杨易特地从鲁北赶回来为他们送行。几年来，我们同甘共苦，留下了人生难忘的岁月印痕，大家互道珍重，洒泪惜别。从祝福他们的目光里，也流露出了每个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往前看仍然是一片茫然，人谁不悲！尤其是李宁昌“我刚来，你们都走了”一句话，其心情的失落难以言表！此后，每当唱起杨易回来教会的《阿妈妮》《樱花》这两首歌时，当时的场景就会在眼前浮现，而且很多年都挥之不去，可见这件事的影响之深。

1973 年，能走的都走了，集体户里还剩下刘志国、周京生、王朴生、高艾、李卓昌、皮占鳌、王东、刘淑兰、王云鹤、戴明、李宁昌等人。他们各在其位，各司其职，依然栉风沐雨。没什么盼头了，日子过得倒相对稳定。猪的存栏在村里数一数二，加上一大群鸡，还有集体户的忠实守卫者大白狗和一只叫“潮种”的狗（在农村，“潮”有智力低下的意思），令人有一种相依相伴的感觉。

　　“潮种”是 1971 年春从新发屯走了一百多里地背回来，高艾命名。据滕嵚说，它是“悠悠”的儿子。其实“潮种”不“潮”，它后来长得浑身黑亮如缎，遇有情况就像一道黑色的闪电，直扑而上。老乡们畏之如虎，知青来了却都是故人。蔡彬曾拍照戏题：和“潮种”在一起的朴生同志。成了苏联政治笑话“和猪在一起的赫鲁晓夫同志”的翻版。

和“潮种”在一起的朴生同志

经过几年积蓄，集体户已有了相当厚的家底，每年春节、五月节加上“八二六”，都会杀猪。天热时猪肉不好存放，就把肉剁成馅灌肠，挂在烟筒里熏制，几天后切开自制的熏肠也是香气四溢，那情景已不是一般农家可比了。夏天，集体户又增加了新鲜血液，1969 年到东北兵团的金如军转插而来，加上公办老师冀寅生，集体户似乎还是风风火火。10 月，上级给了戴明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额，她被批准上了哲盟农牧农机学校。

杀猪

集体户重建时，刘林、麻宝财走进四队五保户孟老太太的家中搭伙过日子。1972 年刘林从北京带回来一名汪姓女学生同居，并以夫妻相称。后来汪父借出差之机找来，竟没能把女儿带走。到 1973 年开春，刘林从北京回来，又换了个魏姓女人。时间不长，他们双双离去，最后竟不知所踪。这也是北京知青在三合屯的花絮之一。

　　斗转星移，1974 年来临。自 1969 年国家停止供应粮油之后，集体户一直都是自己做饭，由大家分摊工分。夏天，可能是上边的政策变了，大队派了和多数知青关系融洽的老卜四哥（卜占奎）给我们做饭，后来吴连荣继任。从此，知青不再分摊炊事员的工分，直到集体户解体。

秋季，再次招收工农兵学员，王云鹤被推荐入选，也进入哲盟农牧农机学校学习。 9 月，蔡彬困退回京的手续办成，谢友昆、韩科分别从香山和必喜赶来送行，大家开怀畅饮，场面热烈难舍。年底刘淑兰、王朴生招工去了联合屯煤矿。1975 年 1 月，王东招工去了旗工程公司，皮占鳌去了扎旗皮革厂，未几李宁昌病退回京。同年，麻宝财也病退回京。1976 年，李卓昌、金如军相继病退回京，知青集体户的大厦悄然倒塌。

三合屯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农牧业比起周围的村子来说相对发达，马牛羊的存栏量都相当可观。每年开春后要到百里之外的阿拉昆都冷出场放牧，远离本村过着像蒙古人一样的游牧生活。那里的夜晚温度与冬天无异，皮袄皮帽子是放夜马的必需装备，生活环境的恶劣可想而知。1970 年春天，蔡彬成为三合知青的第一个牧马人，其后郭昌解、高艾相继接过蔡彬的套马杆继续了牧马人的生活。

1970 年，沙镝第一个被选为民办教师，走进教室成了浇灌三合花朵的园丁。王东、李卓昌也在 1971、1973 年拿起教鞭。北京知青加入教师队伍后，偏远农村的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他们给学生带来了全新的知识和理念，赢得了学生和家长们的一致爱戴。数十年之后，当年的学生还以曾经有过知青老师为荣。1975 年，大队购买了发电机，李卓昌以民办教师的身份还兼了三合屯第一任电工。

教书育人

刘志国从 1972 年开始，热衷于农业科研工作，他搞的 5406 菌肥在三合屯大力推广。还从全国引进 1500 多个玉米品种，做起了玉米的选育工作。1976 年成立了以刘志国为首的农业科研队，种了相当面积的科学试验田，对种子进行优选优育，继而推广，很快科学种田在全村农业上大见成效，1980 年全村粮食总产量达到了 250 万公斤，相当于工农公社粮食产量的总和，使三合屯跻身于扎旗农业三大村的行列。

农田科学实验

1973 年在旗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帮助下，水利局对三合屯的二道渠重新勘察、测量，并制定了整治方案。王朴生主导的大队水利队落实了这项工作，疏导二道渠长达二十多公里长。还在与道路的交叉点上建成了七座石拱桥，大大方便了车辆和行人的出行，填补了三合屯没有拱桥的历史。

　　三合屯虽然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但北部有八一水库，可以尽享水利之便。因此，农业较为发达，加上经营有方，一般年头的日工值都会在 1.50 元左右。按国家规定知青口粮每人每年 650 斤，外加自留地和工分粮。打完场后机器加工成小米，储入集体户的粮仓，可以说当年在三合屯只要你好好干活儿，基本上不愁吃不愁花，这也是多数知青能够安身农村的原因之一。每逢“8·26”杀猪时，外村的知青也会闻讯赶来，近者巨力河，远者香山，参加过三合屯盛会的人不在少数。

庆祝“8·26”文艺专刊

1976 年，刘志国与一队妇女队长李长琴结婚；1977 年末，周京生与一队妇女队长郑连霞结婚，高艾与三队妇女队长韩素荣结婚。知青部落至此彻底解体，留下的北京知青们开始过上了各自的家庭生活。生活方式改变了，不变的是永恒的“八二六”。每年此日，三人不约而同，叮嘱各自的同事：不管有多大的事儿都要往后推，今天什么都不干，就是喝酒纪念！8 月 26 日一整天，早中晚三家轮流坐庄。其气何壮哉！其情何深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刘、周、高三家真正融合到了三合屯的农民之中，开始自己经营土地。刘志国的农科队一直坚持走集体经营的道路，成果和效益非常可观，一个日工值一度杀到了 5 块钱。为此，刘志国被评为扎旗、哲盟上至内蒙古自治区劳模，多次受到上级相关部门的表彰。

1968 年 10 月，匡建华嫁给二队农民郭金山，开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的先河。这件事曾惊动了旗“五七”办。1969 年春节后离婚，有孕在身的匡又短暂回到集体户，随后再嫁给了四队农民蒲景林。从此彻底脱离知青群体，与集体户形同陌路，好像也从没回家探亲。1980 年以后担任过民办教师，据说口碑尚可。当刘、周、高三人成家后，每逢过年，匡一定会打发子女前去拜年，口称“大舅”，可见在匡的内心深处还埋藏着一份儿北京情。1988 年 1 月，匡带领丈夫孩子离开三合屯去了江苏无锡。

1986 年，刘志国带领全家到鲁北创业；1990 年，按知青政策携家带口终于回到北京。1976 年周京生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8 年任一队长，1992 年任村委会主任，同年继刘志国之后也全家回归。高艾长期在大队担任广播员、放映员、电工，最后在 1993 年带领妻儿回到故里，当年才十四岁的未成年小哥，已届不惑之年。

三合屯集体户成员累计共有 42 位，其中先后成为工农兵学员 4 人；由扎旗招工 9 人，参加师训班 3 人；其余 26 人是按政策病退、困退或通过家长单位招工，或转插他处离开，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之大，全旗可能没有出其右者。原因何在？细想起来其中有很多奥妙颇值得玩味！1995 年，北京知青的历史终于在三合屯落下了帷幕，其前后所经历的生活轨迹，却是二十五5年的人生岁月。

三合屯民风淳朴，干部作风正派，知青倍受呵护，很多同学都感叹：遇到三合屯是我们的今生之幸！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知青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此，三合屯成了知青们心目中的第二故乡，令人魂牵梦绕。有人多次返回，体验三合屯人民的融融亲情！2013、2014 年王朴生、蔡彬为了撰写《三合村志》专程回去搜集资料，找人座谈，最终献给了故乡人民一份永远的礼物！

意气风发的三合屯女知青

附记

　　这篇拙文最初写成于 2017 年底，本意是想为五十年前的那段经历做一个梳理，记录一下三合屯集体户的形成、发展、式微到最后解体的过程。简单地以时间为线，客观记录众多成员的来龙去脉，以为永久的纪念。没想到此文会做为一块“砖头”被抛了出去，引发了撰写知青集体户简史热，实在是始料所不及。后来尽管做了些补充，仍没能脱离掉原来的思路。总感到受本人水平所限，难如人意。不过，看到了那么多的美玉之作纷纷出台，我也于愿足矣！

执笔 / 王朴生

2018 年 5 月 2 日



文中老照片全部为三合屯知青的珍藏

本文选自

内蒙古扎鲁特旗北京知青集体创作的

《 集体户简史 》卷三

原巨力河公社知青集体户简史

《集体户简史》封面



敬告读者 　 知青专著 《扎鲁特旗北京知青插队概览 —— 集体户简史》一书的全部 27 个村屯的“集体户简史”，至此已刊发完毕，在此，谨向所有关注、阅读、点赞、分享以及留下珍贵点评的每一位读者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并向美篇“知青岁月交流地”美友圈主持人白荷老师及全体管理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谢谢你们 ！！

图文编辑 / 一杯咖啡两块糖

2025 . 08 . 16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