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的初中岁月：泛黄书页里流淌着青春的诗行

祁俊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记忆如同璀璨星辰，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对于我而言，初中那段学习生活，就像一本泛黄的旧书，每一页都写满了青春的诗行，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气息。

　　1976年7月，我小学毕业，那年刚满11岁。当年我们大队没有初中，初中必须要到三里以外的荣华中学去念。 说起来我们那一届的同学运气真好，正在为上初中要跑好远的路发愁时，从公社文教办得到消息，我们祁家小学也要办初中了，听到这个消息，真把我们全班同学高兴坏了。

　　那时候属于“文革”晚期，国家正在农村普及初中教育，几乎每个农村小学校都在设初中部，即“戴帽子”初中。不管你在小学阶段的学习成绩如何，只要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小学毕业证书，就可以直接升入初中读书。

　　当听说祁家小学要办“戴帽子”初中，而隔壁湾刘小学没有批下来，湾刘大队的学生家长坐不住了，他们跑公社文教办公室，认为在他们大队办初中更合适。公社文教干事一句“你们回去看看，就湾刘小学几间茅草屋能不能把几十个学生坐下来！”直接将几位自认为能办事的群众怼了回去。说实话，还是我们大队干部目光长远，两年前新砌的两幢青砖红瓦的大队部和学校，刚好还有两大间闲置着，好像为未来办初中班预留似的。

　　9月1日正式开学。祁家、湾刘两个大队的当年小学毕业的52个名同学全部进入祁家小学初中部。 刚上初中的我，还是一个身高只有一米二几的小不点，排队总是站在第一个，座位只能是第一排，坐在靠窗户或靠门的位置，看着黑板总反光。

　　刚开学没几天，1976年9月9日就遇上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当时的我们和许许多多的大人一样，心中无限悲痛。记得大队在我们学校后排最东边，两间连通的教室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设置了灵堂。开追掉会那天，我们每人胸前戴一朵洁白的小白花，站在操场上给毛主席三鞠躬的时候，一个个泣不成声，泪流满面，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有几个人甚至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嚎啕大哭。当时的我们虽小，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爱戴是纯真的，发自内心的。

　　国庆节后时间不长，外面传来小道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四人帮”三个字因同我们村里一个在外面做干部的人名字谐音相近，听了以后我心里直犯嘀咕：他怎么会被抓起了呢？一个公社级别的干部，怎么会被党中央抓起来了呢？。直到报纸上登出来了，才知道原来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现在想想，自己当年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开学两个多月左右，我的同桌湾刘大队的陆洪洲同学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来上课了。一打听，生病住院了，又过了两天，有同学说陆洪洲同学因患“急性脑膜炎”去世了。消息传来，班上的同学都很震惊，一个鲜活的生命，花一样的年纪，说没就没了，真是世事无常啊。学校靠近大队诊所，听说一学生因患“急性脑膜炎”去世，赶紧过来做防疫工作，先在教室的地面上洒上“来苏尔”，放学后再关上教室门窗用食用醋薰蒸。叮嘱我们回家多吃大蒜头。因我与陆洪洲同桌，真是吓得不轻，直到一个星期后大队赤脚医生说，传染期已过了，才“解除警报”。

　　在小学阶段，老师上语文课讲课文时无非就是先诵读一遍，再将课文中的生字生词找出来给我们认读几遍，然后就是讲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什么的，课后任务不是默写生字就是背诵课文，时间久了觉得上语文课一点意思也没有，无法激发起我对语文的兴趣。

　　刘俊标老师从初二开始教我们语文课（初一是我二叔教的，后来他去盐城教师进修学校进修去了）。刘老师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写得一手好字，还会拉二胡和摆弄一些乐器。

　　记得刘老师给我们上朱自清的散文《春》那节课。课前刘老师先让我们预习课文，要求我们在通读的基础上，找出课文中的修辞手法。正式上课时，刘老师先简要介绍朱自清先生的生平和文学成就，再讲述作者的写作背景，然后让几位同学站起来，一人诵读一段落，再让同学们逐一找出课文中的各种修辞手法……完全脱离当时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令同学们耳目一新。

　　刘老师告诉我们，在现代文学中，散文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行的一种文学体裁。 通常与真人、真事、真心、真情相关，是作者对生活的真实经历和感受的表达。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聚、意境深邃、语言优美。其题材广泛，写法多样，结构自由，但中心集中，有贯穿全文的线索。散文语言清新明丽、生动活泼，富于音乐感。第一次听老师解读如此优美的散文，让我受益匪浅，从此在我的心里种了一颗文学的种子。

　　数学老师李巍明，高度近视，皮肤白净。李老师的数学课讲得非常好，特别是对那些数学公式和那些定理、定律，讲解的都非常透彻，他知识面广，教学经验丰富，讲起课来旁征博、引举一反三，在他的教育引导下，让我们数学成绩提高得很快。1977年恢复高考，李巍明老师考上盐城师专，成为一名大学生，让我们的同学羡慕死了。

　　陈国华老师是从外地调来，接替李巍明老师教我们数学的。对陈老师的印象不太深，仅有的印象是他的家庭条件比较差，一件中山装上有好几个补丁。一家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曾看见陈老师夏天趁天黑下河洗澡，顺带把短裤背心给洗了凉晒在宿舍里。当年我们私下里把这事当笑话谈，其实，现在想想挺让人心酸的。

　　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这不正是当年民办教师穷酸生活的真实写照吗。民办教师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当时担当了农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学任务，撑起了农村基础教育的一片天地。他们虽然很清贫，但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乡村的孩子们点亮了一盏盏知识的明灯。

　　四人帮”粉碎了 ，随后不久宣布文革结束了，全国上下都在拨乱反正，学校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帅《攻关》这首诗像催人奋进的号角，吹响了我们一代人向科学进军的征程。陈景润勇攀科学高峰的形象，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更为我们插上理想的翅膀，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从初二开始，学校开始上组织家靠近学校的学生到校上晚自习。那时候，我们大队还没有通上电，为了提高学习效率，学校不惜代价，买回来两盏在当时的农村还是稀罕物的“汽灯”。

　　汽灯，是电灯出现之前最明亮的灯具。汽灯的燃料是煤油，但它亮得刺眼，一盏汽灯可以把周围十几米照得通明。汽灯的灯头上有个纱罩，煤油在气压作用下喷在纱罩中燃烧，纱罩发出耀眼的光。新纱罩为白色，有一定韧性，但遇火后即变糟，好像一口气也能将其吹散。每点一次汽灯，要换一个纱罩。一到晚上，整个庄子最亮的地方就是学校。比起在家里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写作业，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晚自习，同学们幸福感满满，学习更自觉，学习劲头更足。

　　记忆中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每个学校都有一架油墨印刷机。出试卷，印复习资料全靠它。垫着钢板刻腊纸可是一个技术活，力用大了，腊纸会被戳破；劲小了，剔除不了腊层，又没法刻出字迹。而这一切就都会影响最终油印的效果。等到腊纸刻好后，就要上油印机了。将腊纸装在油印机上，正面刷上油墨，空白纸在下方，用压轴来回推拉一次，油墨透过腊纸剔除油腊的间隙，印在纸上，就成了一份墨香扑鼻的试卷。学生做卷，老师批改，手掌的一部分总是漆黑。这是一代读书人的青春印记，也是一代老师的岁月回忆。

　　我们读书的时候，每个家庭的条件都不太好。没有钱买作业本，都是用鸡蛋到到村里代销店里换来一张一开的白纸（我们称其“白光联纸”），回家后把纸连续对折几次后，裁成书本大小的纸32张（后来才知道那叫32K），再用针线把这些纸片缝订起一个本子（钉书机只有老师才有）。

　　周书喜同学学习成绩非常好，字写得像钢板刻的一般，当年家庭条件比较差，上初中了连一支钢笔也买不起，写作业还是用圆珠笔或铅笔。记得一次期中考试结束后，班主任用班费买了支钢笔奖励给他。周书喜同学不负众望，中考考上龙冈中学县重点班，后来也是我们同学中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再后来周书喜同学成了大学教授，是我们同学当中学术成就最高的。

　　那个时候，同学之间的友情特别单纯。无论学习好的，还是学习差的，家庭条件优越的，还是条件普通的，很少出现歧视和攀比的现象，基本上相处的都很融洽。那时的同学关系非常单纯，大家没有什么竞争压力，彼此之间互帮互助。在学习上，同学们会互相鼓励、互相帮助，遇到难题时会一起讨论解决。在生活中，大家也会分享自己的小秘密和零食，这份纯真的友谊让人难以忘怀。

　　为了弥补教学经费不足，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春天割秧草，秋天打楝树果子。特别记得当年打楝树果子的事，学校分配任务，每个人10斤，同学们积极性都很高。我记得为了打楝树果子，特地用钢筋做个弯钩子，然后绑在一根长竹竿上，楝树树枝比较脆，钩子轻轻的一拉，楝树果子哗啦啦的朝地下掉。房前屋后打完了，再到大路旁，沟渠边找，到处都有我们打楝树果子的身影。

　　楝树果子卖了钱，购回了篮球、排球、羽毛球拍、乒乓球拍……学校在操场上树起简易篮球架，在学校大院子里面，大门北侧用砖头水泥砌了一个乒乓球台子，台子上没有网，只是中间放着一排半截砖代替球网。乒乓球拍除学校老师办公室里的一副带胶皮外，其余的都是土法上马，是自已或请木匠师傅制作的。乒乓球不小心被踩瘪了，我们有土办法，放到家里汤罐温水里泡会儿，“热胀冷缩”很快又恢复正常了。

　　初中毕业前夕，公社团委给我们大队4个入团名额，大队团支部将其中的3个名额给了我们学校。我第一时间打了“入团申请书”。如果按照学习成绩和现实表现，我肯定没问题。可最后上报的名单却没有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一时无法接受，私底下还哭了鼻子。打听原因，问题出在我的年龄上。因为根据《团章》的规定，年满十四周岁才能入团。因为我六岁开学，小学又跳了一级，当时还不满十三岁，年龄是硬杠子，没有办法，怪不了别人。老师鼓励我，你年龄小，学习成绩又不错，到了高中肯定能入上团。

　　转眼间，就初中毕业了。毕业前夕，同学们还互赠了小礼物。当年大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好，也买不起什么贵重的东西。我跟母亲要了一块钱，到新华书店里买了十张年画，送给玩得比较好的同学。记得也有同学买一毛钱一本的笔记本什么的。笔记本上的毕业留言很有时代特征，什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当时，我在想，班上的同学都是本大队的，远的也只是邻近大队的，毕业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有什么“海内存知己”啊，可事实上毕业以后，除了考上高中的同学，又在一起学习生活了两年外，其他的同学60%以上毕业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年考高中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紧张，大家都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继续上，考不上回家种田，顺其自然吧。结果全班52名同学，有19人考上了高中（祁家12人，湾刘7人），其中县重点班1人，公社重点班2人，普通班16人。那一年，是我们大队历史上考上高中人数最多的一年，祁家小学初中部一炮而红，声名鹊起。可仅仅办了两届，因办学规划调整，这个戴帽子初中就撤并了。

　　回首往昔，那是一段充满艰辛与快乐的求学之路。虽然我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没有完备的教学设施，没有优秀的师资队伍，但我们依然在知识的渴望中努力前行。那个时代的教育条件虽简陋，却磨炼出了我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它让我们懂得珍惜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在有限的资源里，挖掘无限的可能。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如今繁华满眼，而那段初中时光，却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记忆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它是我人生路上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方向；它是我心灵的港湾，让我在疲惫时得以栖息。难忘，那逝去的青春；难忘，那纯真的初中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