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港——闵行文化之旅，海派艺术馆、闵行博物馆赏析

流水今日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人们往往看到灯火辉煌的黄浦江十里洋场、车水马龙的徐家汇、熙熙攘攘的南京路、高耸入云的浦东广厦，而在上海核心区之外，也有许多风景与历史文化值得发现、追寻。

闵行区位于上海核心区西南方向，距离核心区人民广场地铁距离约45分钟，闵行区北部是虹桥机场和虹桥火车站，是上海的枢纽地带，在七宝地区能时常看到腾空而起的客机，是上海对外的“港口”。

闵行区文化设施丰富，在闵行文化公园周边，设有宝龙美术馆【付费展览为主】、海派艺术馆、闵行博物馆，其中海派艺术馆以其宽敞明亮的空间设计和宁静舒适的观展体验令人印象深刻。

一、宁静致远-海派艺术馆

本次海派艺术馆开设多个展览，大部分展览是年展，个别画展是月展，大厅空间极大，参观人数不多，因此格外宁静。

海派美术馆在建筑设计上为大型艺术品做了充分准备，建筑空高极高，能为观众带来更多震撼。比如本次艺术家袁武的上海首展“高天厚土——袁武中国画作品展”在上海海派艺术馆对外展出，汇聚了袁武历年创作的28组水墨精品力作，分为“浑茫的黑土”“静穆的高原”两个版块，遴选了“厚土”，也就是东北故土父老乡亲和“高天”，其青藏高原藏族同胞两大题材作品，多为巨幅作品，把北方乡土的苍茫与雪域高原的圣洁同时带进黄浦江畔，构建一条可观、可感的“当代现实主义”水墨长廊。

这幅为《朝拜者天空》，画幅巨大，为500cm×150cm×4，五体投地的朝拜者以灰色显示，未完全拜倒的朝拜者身体部分以素描展现，与下方其在牦牛上的小孩形成了一种对比。

展厅末尾《大昭寺的清晨》也是展厅的瞩目点。画面中，朝圣者的藏袍泼墨挥洒，面部则以工笔级精度刻画：皲裂的嘴唇、瞳孔中的高光、额头的汗珠在枯笔皴擦中纤毫毕现。尤为震撼的是眼神的集体性叙事——无论老者还是孩童，他们的目光均低垂内敛，形成一种向心灵深处沉降的引力场。作品中对手部“表情”的刻画与面容相呼应，也形成“中国式肖像”的独特表达。不同主题的作品，共同构建起艺术家对生命、信仰与土地的深层思考，让观者在笔墨流转间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

艺术馆中央的中庭花园

艺术馆二层集中了许多展厅。

其中“巨刃椽笔独称雄——邓散木的艺术世界”展览，令人印象深刻，全面的展现一位近代受传统教育成长的古代文人式学者的一生。

展览分为家族文献、书学探赜、文教传承、金石印迹、师友交游、典册钩玄六个版块，汇聚了邓散木家族珍档、书法篆刻原作、文献日记等三百余件展品。全方位呈现这位近现代艺术大家的传奇人生与卓越成就。时值邓散木先生诞辰127周年，本次展览不仅是对邓散木艺术生涯的一次全面回顾，更是对这位被时光部分遮蔽的近现代艺术大家的“文化寻根”。

邓散木的书法作品令在场观众们赞不绝口。

邓散木辞世前的小发明，可惜未能得到采用。

邓散木的私人印章，生动可爱。

参观完海派艺术馆后，便可在其旁的闵行博物馆欣赏古代文物，就参观体验而言，如今的博物馆往往是市民的休闲场所，使得博物馆设施维护压力变大，整体体验不如海派艺术馆。本次闵行博物馆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淮南博物馆合作，以首次考古发掘的楚王墓-武王墩为题材，以楚风烈为题，展现江淮地区楚文化的兴衰。

二、少量精品-闵行博物馆特展

此次展览分为“楚地风云”“楚物生辉”“楚王玄宫”三部分，呈现来自安徽博物院、淮南市博物馆、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129件（套）文物。

展览6月15日开始，但过了两个月仍然有很大的装修味道，整体参观体验一般，展览首先借用寿县楚文化博物馆的几件重要文物，展示楚国攻略江淮的早期历史，展现楚国在江淮地区与淮夷文化和吴越文化的碰撞。

然后以寿县楚文化博物馆的一些普通文物展现楚国在彻底占领江淮地区后创造的物质文化。

最后是本次展览的重点部分，将淮南博物馆前段时间展出的武王墩被盗文物进行全面展示，让观众提前窥见末期楚王的气势恢宏。

安徽江淮地区在商周时期曾有多个小的方国，统称为群舒诸国。据史书记载，群舒为偃姓、皋陶后裔，有舒庸、舒蓼、舒、舒龙、舒鲍、舒龚、巢、英、六等多个偃姓小国。群舒在商周时期大国争霸的夹缝中生存，屹立五百余年,展览选用附盖三足羊形铜尊，是商周时期活跃在寿县、凤台一带的州来国的遗存，具有江淮早期本土文化的特点。

这类青铜器特征鲜明，往往主纹饰常呈窄带状，布局在器腹一周，较为简洁明了，但有时又略显粗糙，较之中原同期铜器纹饰，在数量和精细程度上均略逊，青铜工业技术却较为守旧，与当时的时代特征不符合。

第二件精品文物为“越王者旨于赐”剑，其出土自寿县西圈墓地战国早期蔡国贵族墓葬，剑首呈喇叭状，剑柄上有两道凸箍。这把剑的看点在于剑格，其铭文与常见刻在剑身的设计不同，是用绿松石镶嵌出精美的勾连云纹，在剑格的双面用绿松石镶嵌出极富美感的空心鸟篆八字铭文：“（越）王王（越）者旨于赐”。

“者旨於赐”， 一般观点认为是越王勾践之子鼫与名，古越语的缓读音为者旨於赐，急读之则为鼫与。

者[zhū]旨[jī]→越王的氏

于[yú]赐[shì]→越王的名

在位六年，此时蔡国为躲避楚之压迫，迁都州来【今寿县】,在吴国被越所灭后，与越国联合抗击楚国向江淮地区的扩张，这把剑应该是越王给蔡国的赠品，因此出土自蔡墓。

除了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浙江博物馆也收藏有一把，不过是斥120万港元巨资从市场上购入被盗的文物。。与浙江博物馆的那把剑相比，寿县此剑只是品相和包浆因出土时因墓室椁木早已腐朽塌陷受自然力的作用断成三段而稍有逊色（已修复）。

此前，1959年战国蔡声侯产墓中也出土了两件有“越王者旨於赐”铭文的兵器，不过是戈，以上文物即是越、蔡两国关系在声侯产和越王鼫与一代密切交往的真实反映；同时也佐证了文献中 “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这段历史的可信。

随后展厅主要介绍楚国文物，春秋中期开始，因楚国北上扩张受阻从而转向东进，楚便开始攻略经营淮水流域，淮水流域的原生考古学文化因素被楚文化大量的接纳吸收，成为楚文化的重要源泉。

战国早期，楚国短暂复兴，与曾侯乙同时期的楚惠王经略江淮，灭陈、蔡、杞，此后，江淮地区逐渐成为楚国的天下，考古学上体现为墓葬出土的楚文化器物更加丰富，展厅中展示了典型的楚式鼎类型。

展厅设计贴合楚器纹饰，灯光配置整体较好。

1957年安徽淮南出土，非考古发掘，具体出土情况不明。器身外壁刻有铭文“王·□楚□□陈郢□□□之□以得”，因此又称“王铜量”。淮南铜量也经过多次测量，公布了3组数据，综合其他楚铜量，很可能是按内腔直径5寸，深5寸的标准进行设计的，量值推断为楚制93.75立方寸，约合今1156毫升。是楚国统一度量衡的历史记录。

23年笔者介绍过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文物，其中楚金版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郢爯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其形制是在扁平的金版上规则地印有楚文“郢爯”，旧传郢爯出土于安徽寿县和凤台两地;建国后在江苏、湖北、河南、山东以及陕西等地均有发现，在安徽发现较多，在合肥、庐江、广德、巢县、六安、阜南、霍邱、临泉等地都有郢爯的发现,有的是墓葬所出,有的则是窖藏。

出现年代偏晚，属于楚国晚期高等级货币。

本次展览最核心文物是武王墩被盗文物，此前在淮南博物馆展出过，该批文物于2015年底被盗，被盗掘的一级文物包括“虎座凤鸣鼓”一套4件，“阜平君铭文虎形青铜座”一套2件、“编磬”一套18件，“兽首云纹圆形漆木磬座”一套2件。本次得到部分展出。

为防止遗产流失。2020年开始抢救性发掘，4年的武王墩考古发掘共计出土文物1万多件（组）。其意义较重大，接下来简要介绍。

武王墩一号墓的木椁室，是考古发掘首见的结构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椁，武王墩一号墓木椁室由枋木、薄板搭建而成，总体呈“亞”字形，中间为棺室，东、西、南、北各有两个分室，由隔墙界隔，分室有独立墙体，共九室。椁木均为素面，棺木均髹漆，经初步鉴定，木料以榉木、梓木为主。

礼容器主要埋藏于东I室、东Ⅱ室。东I室保存完整，出土各类铜器154件，种类较为齐全，其中铜鼎共有44件，核心为九件一组的束腰平底升鼎、七件一组的卧牛钮子母口盖鼎、三件一组的镬鼎、三件一组的箍口鼎。与鼎搭配的铜器还有八件铜方座簋、八件铜簠、六件铜瓦楞纹豆、六件铜敦等。

礼乐器主要埋藏于北室和西Ⅱ室，所有礼乐器均为实用器，发音构件完备，部分可见使用痕迹。出土有两套共23件编钟；一套20件编磬；不少于50件/套的瑟；至少5种类型的鼓；不少于20件/套的竽。乐器面貌与战国早、中期高等级楚墓相比变化较大，大型组合编钟被数量庞大的丝竹类乐器取代，生动呈现了战国时代楚国礼乐文化的发展演变。【是武王墩考古研究的新方向】

墓主人身份锁定为楚考烈王，根据提取骨骸可知，本墓楚王死亡年龄在50岁及以上，在寿春的四任楚王中，唯有楚考烈王死亡时年龄在50岁以上；从线粒体基因组来看，其母系来源可能为古代北方人群，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史料中“楚顷襄王七年（公元前292年），楚顷襄王从秦国迎娶新妇”的记录。

武王墩一号墓西室是两座基本完整的“木俑坑”，分室内陈列共超过280个木俑，部分木俑面部有漆绘、着丝绸衣物。其中西Ⅰ室初步推测是一座仪仗俑室，出土木俑80余件，共出有漆木模型车、木模型剑、竽；西Ⅱ室初步推测是一座歌舞俑室，出土木俑200余件，共出有漆木模型车、瑟、竽。武王墩一号墓木俑规模大、种类多、保存完好、共出器物丰富，属楚墓中首见，其性质应是墓主人死后对生前出行仪仗、乐舞队的明器化呈现。

与庞大木俑队伍相对的是楚王陵园内“排葬坑”的消失。既往发现的熊家冢等战国早、中期楚王陵在主墓周边均有整齐的排葬坑。武王墩一号墓的殉葬系统“以俑代人”的特色，不仅体现了楚国人殉的衰落，还是后世成规模殉葬俑的渊源之一。

以上铜铺首极为精美，可惜因为是盗墓追缴所得，并不清楚其功用，推测为虎座鸟架鼓上的部件。因为盗墓贼的破坏，武王墩墓的大型虎座鸟架鼓被切割成多个部分盗出，这套铺首应为鼓身上的提手。

虎座鸟架鼓并未展出，仅在新闻报道中展示，是目前发现的最大虎座鸟架鼓，长165cm，高达190cm，象征楚王的礼制级别。

鎏金虎首铜构

可能为虎座鸟架鼓鸟颈后部的挂钩

这对阜平君铭铜虎座极具研究价值。

疑为编钟的底座，其后颈、尾部都有铭文，分别为“阜平君外乐虡象”和“十五年三月铸 百益”。“阜平”为地名，阜平县今隶属于河北省保定，战国时属赵国；

外乐，是相对于内乐而言，指宴享时用于外庭的乐器。"外乐"主管宗庙乐舞,当是奉常所辖"太乐"的前身。汉初对掌管宗庙祭祀雅乐的"外乐"重视程度超过掌管俗乐的"乐府",故"外乐令"之秩八百石,高于"乐府令"之秩六百石。阜平君钟虡铭文中也出现了"外乐",这说明战国中晚期某些诸侯国及其封君领地内已有"外乐"的存在。

“十五年三月铸”，记的是铸器的时间。

学者推测“阜平君”为赵国封君，大约生活在武灵王时期，典籍失载。二次所刻“阳文君”即赵豹，曾任赵国相邦。铭文对研究赵国历史具有参考价值。

武王墩墓葬出现有很多外国器物，除了这件赵国钟架，还有许多展现周边文化的器物，有以铜豆、铜圆壶为代表的三晋文化器物，6件双环耳瓦棱纹铜盖豆与此前发现的楚系铜豆迥然有异，而与东周时期在三晋地区长期流行的瓦棱纹铜豆十分相似。在东I室还出土了1件立鸟盖环络纹铜圆壶，这种形制、纹饰的器物在楚墓资料中尚属首见，但也多见于三晋地区。

以漆木耳杯为代表的秦文化器物。南室、东室出土的大量漆木耳杯，种类多样，装饰精美。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件耳杯底部刻有铭文，如“大官；长；廿九年，太后詹事丞向，右工师驾，隶臣□”，是典型的秦国宫廷制器铭文，为了解秦国宫廷制器、秦楚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尾部铭文

楚系钮钟，战国晚期，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甬钟减少，钮钟逐步成为主流，编钟这类礼乐器进入衰落期，直到到东汉时期自西周传承而来的实用性编钟彻底失传。

云形石板6枚

武王墩墓出土石圭9枚

本次武王墩展览整体文物不丰富，文创配合相对完善，有较为精美的武王墩铺首和阜平君虎座的冰箱贴，希望未来武王墩的相关特展能看到更多新亮相文物。

三、略有遗憾-闵行博物馆基本陈列

离开特展，进入闵行博物馆的常设展览，闵行博物馆有三大常设展览，本次只看到两个常设展，一楼的古代乐器展以捐赠所得的多类型传统乐器，展现古代乐器史。

展厅分为序厅和“传统乐器”、“大同乐会”、“乐器制作技艺”、“少数民族乐器”四个主题板块。 “传统乐器”板块根据乐器“吹、拉、弹、打”的分类方式进行展示，“大同乐会”板块通过展示我国近现代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民间乐团“大同乐会”的历史人文器物，呈现其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乐器文化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乐器制作技艺”板块通过展示中国当代乐器制作技艺水平和优秀技师，呈现中国乐器文化传承与创新精髓。“少数民族乐器”板块通过展示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西南少数民族的乐器与民俗。

展厅入口的乐俑群姿态各异，是本展览最生动的文物

展示螺钿工艺

根据西洋乐器改进的新式传统乐器

传统乐队

二胡制作

民族乐器

二楼为马桥文化展览，马桥文化是上海地区重要的史前文化，上海县设立于元代，而上海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却十分绵长，早在6000年前，上海西部的青浦区便有先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精神文化，影响力远达安徽，便是以青浦区崧泽遗址为命名崧泽文化，随后历经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最后来到马桥文化。马桥文化已经进入到二里头文化时期。

4300年前后，可能是因为气候与海平面上升，也可能是因为国家体制不适应当地发展，长江下游强盛的良渚古国崩溃。至于距今3900-3200年的马桥文化，二里头、商王朝崛起，长江下游地区风光不再，进入到中原一家独大的历史时期。

上海历史研究中，冈身是不得不重点提到的名词，这是长江口南岸由波浪作用形成的古海岸沙堤遗迹，呈西北—东南走向，西起常熟福山，东至金山漕泾。 形成于距今6400至3000年前的长江与海洋交互作用，由贝壳沙堤和砂砾堆积构成。是当时海岸线的重要标尺。

由于冈身逐渐发育，海湾也随之被封闭，浅冈-沙冈一线以西的上海地区在冈身的保护下同时脱离海侵的影响。随着海平面的下降，该地区在距今7000-6000年到距今3000年间，经历了一个海湾→泻湖→沼泽地的变化过程。冈身的形成使得上海的海岸线稳定下来，冈身以东是尚未成陆的海疆，以西是淡水沼泽沉积地域。

冈身为农业、渔业文明在上海的传播扩张创造了条件。

以上海地名来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就有三处：崧泽文化、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它们均位于上海古海岸线“冈身”地带。马桥文化得名与闵行区南部马桥镇的马桥遗址。遗址第四层黑灰色土为马桥文化层，叠压第五层青灰色土良渚文化层，证明为良渚文化之后的当地文化。马桥遗址的马桥文化遗存大致相当于马桥文化的早、中期阶段。

马桥文化首先是对良渚文化等早期文化传统的继承，出土石器的组合如斧、锛、镰刀、犁都是良渚文化开创的先进农业工具。

马桥文化因素很丰富，有舌形、凹弧形足的鼎、甗，以及器身压印条带状云雷纹的各类豆、觯、觚等。陶器纹饰流行中原二里头、商代文化常见的压印云雷纹、几何纹。较为丰富的酒器也与良渚文化等本地文化传统有别。

高圈足浅盘豆也是受此时中原文化的影响。

鸭形壶是马桥文化中年代序列比较清晰的器形，其整体演变规律为：领部位置由偏向一侧使领、腹分界不甚明显，后移至腹中部使领、腹分界明显，尾部由明显到退化。

这类器物是马桥文化的文化象征物，马桥文化在创造出鸭形壶之后,向西北传播到了中原地区,并且在传播过程对皖西南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二里头遗址的鸭形鼎有可能是接受南方文化影响。

中原文化的影响展现在纹饰上，良渚文化衰亡后，广富林、马桥文化时期，陶鼎外表都是大量的绳纹，很可能受到中原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的影响。此时包括上海在内的环太湖地区也出现大量其他地区的文化聚集，包括中原、山东甚至南方浙南闽北的文化因素，导致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社会发展状况发生了转折。

马桥文化出现了比软陶更硬的硬陶。制作陶器的胎土一般来源于河边的黏土，烧成温度大约八九百度，超过一千度就会变形、鼓包甚至熔化。软陶胎质比较软，对于陶器的胎土和温度有特定条件。但马桥文化发现的硬陶胎质非常硬，敲击声音非常清脆，指甲无法刻划。

经过科学检测发现，软陶胎土中氧化硅的含量比硬陶低，但是氧化镁和氧化钙的含量比硬陶高，马桥文化陶器的胎土已与更早阶段的胎土不同，说明陶工已经有意识地选择或加入某些原料使胎土能够承受更高的温度，生产出比软陶更高质量的硬陶。

硬陶之外，马桥文化中还发现了原始瓷。原始瓷器的生产或技术发展阶段又比硬陶高出一个阶段。所谓的原始瓷就是瓷器的原始阶段，瓷器和陶器主要有三个区别：一是胎土，瓷器的胎土必须是氧化铝含量比较高的高岭土。二是不渗水，瓷器的外部要施釉。三是瓷器烧制温度要达到1200度才可成型。硬陶和原始瓷在马桥文化的发现，说明这一阶段相对于史前阶段，生产技术方面已有进步，为之后瓷器的出现和兴起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马桥文化时期已经即将走出史前时代，其消亡时，中原地区已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中国青铜时代中期。在马桥文化遗存中已经出现了青铜刀、青铜斧头等比较简单的青铜工具，虽然落后于中原二里头文化多样的铜容器，但青铜工具的逐步普及开启了新时代。

马桥文化之后，上海在内的环太湖流域开始出现新发展。在良渚文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个环太湖地区的遗址数量少、密度低，且缺乏高等级的中心聚落。然而至迟在晚商时期，太湖西岸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改变，自北向南出现了毘山、下菰城、小古城等中心聚落与城址，以南山窑址为代表的原始瓷手工业也走向成熟，其产品开始散见于环太湖地区。太湖西岸开始进入聚落整体发展的强势期，其在中国历史的下次登场要等到春秋战国的吴越文化时期。

上海县的展览参观当天处于检修状态，非常可惜。

闵行博物馆在策展方面中规中矩，常设展览大约是2015-2019年的水准，特展的艺术设计比较常规。整体投入与效果达到普通市级博物馆水准。

上海各区的博物馆、美术馆投入令人艳羡，在本土文化资源不够的情况下，能大量引进外来展览，值得称道。

闵行文化公园，博物馆外的风景，夏季非常美丽

闵行博物馆南部的七宝古街，中外游客熙熙攘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