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都》：“废都性”——现代文明的存在论钥匙

无边月

题记：夜黑黢黢压着案头，《废都》的纸页泛着旧光。指尖划过“□□□”的空缺时，忽然懂了——这书沉在心里多年，不是因为故事，是它藏着现代人身子骨里的疼。趁这静写下去，不为评一本书，是想替所有“精神失重”的人，找条叩问存在的路。

《废都》：“废都性”——现代文明的存在论钥匙

文/无边月

图/网络图片

当评论界仍在“欲望书写”或“都市挽歌”的框架里解读《废都》，这部作品的真正颠覆性早已超越文学边界：它创造的“废都性”，绝非某座城市的精神画像，而是人类迈入现代文明后无法回避的存在论困境——是物质丰裕与本真存在的割裂，是传统根脉断裂后“诗意栖居”的崩塌，是工具理性主导下“存在意义的失语”。贾平凹以西京为镜，照见的不是中国90年代的转型阵痛，而是整个人类现代性进程中的“精神绝症”，而“废都性”便是破解这一绝症的哲学密钥。

若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拆解“废都性”，便会发现它绝非文本表层的城市隐喻，而是人类现代文明“存在论困境”的文学显形。“废都性”的本质，正是海德格尔所言“存在之遗忘”的具象化呈现。庄之蝶的“清醒沉沦”，恰是现代人“存在者层次上的繁忙”最生动的注解：他以文字为业，本该是“存在之思”的传递者，却用才华换取书稿出版的便利，用文字兑换名利场上的筹码；他渴望精神共鸣，却在与唐婉儿、柳月的周旋中，将情感异化为欲望的附庸，将关系简化为利益的交换——这不是个体的堕落，而是“沉沦于常人”的必然宿命。当社会以“名利”定义成功、以“物化”衡量价值，当“他人的目光”成为自我评判的标尺，人便会在无尽的“有用性”追逐中，逐渐遗忘“存在本身”的意义，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现代性的批判：“我们执着于存在者的效用，却遗忘了存在的本真。”而文中反复出现的“□□□”，更非简单的文字妥协或审查规避，而是“存在意义的失语”最精准的符号：当人们连表达精神困境、追问生命价值的词汇都已贫瘠到需要用方框填补，语言便彻底从“存在的家园”沦为“存在的遮蔽”——那些被□□□遮蔽的，不仅是几段文字，更是现代人对“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向何而去”的追问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废都性”最锋利的哲学内核，正在于它戳破了现代文明的虚假繁荣：所谓的“进步”，不过是用物质的丰裕掩盖存在的荒芜；所谓的“文明”，不过是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一步步走向“存在之思”的消亡。

若进一步引入埃利亚斯“文明化进程”理论，“废都性”更可被视作文明转型期的“精神综合症”，是传统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过渡时，必然出现的“文明断裂带”。《废都》中的西京，不是一座孤立的“废城”，而是整个东方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缩影：城市里拔地而起的高楼与残存的古城墙并存，西装革履的商人与穿着对襟褂子的老西安擦肩而过，庄之蝶书房里的线装书与桌上的大哥大形成荒诞的对照——这些细节都在诉说着“文明转型的撕裂感”。庄之蝶书房里堆积的“未完成书稿”，更象征着文化权威的崩塌与价值体系的真空：当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信仰瓦解，当知识分子从“社会良心”沦为“名利场玩家”，他们便成了“价值真空期的失语者”，只能在文字的堆砌中逃避对存在意义的追问。而唐婉儿、柳月等女性角色的命运，则折射出“情感市场化”的深度异化：在工具理性主导的都市里，女性的尊严、情感甚至身体，都被简化为可交换的“商品”——唐婉儿为了摆脱婚姻困境依附庄之蝶，柳月为了改变命运周旋于不同男人之间，她们看似在主动选择，实则是被“物化逻辑”推着走的牺牲品。这恰是齐格蒙特·鲍曼“液态现代性”的文学写照：“现代社会的流动性，让一切关系都变得短暂、功利，情感成了可以随时丢弃的‘消费品’”。从这个维度再看“废都性”，便会明白它不是西京独有的病症，而是所有文明转型社会的共同阵痛——它揭示了现代性的核心悖论：我们用“文明化”的名义追求进步，却在进步中失去了文明最珍贵的灵魂。

若将“废都性”置于世界文学坐标系，便能发现它与艾略特《荒原》的“现代性诊断”形成奇妙的东西方共振。两部作品虽诞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语境，却共享着对现代文明的绝望洞察：《荒原》以“干旱的死海”“破碎的意象”隐喻西方工业文明的精神枯竭，《废都》则以“游荡的牛”“空洞的符号”象征东方农业文明的根性断裂——前者是“基督教上帝死了”之后的信仰崩塌，后者是“乡土中国瓦解”之后的传统失落，却同样指向“现代性的精神荒原”。更深刻的是两者救赎路径的差异：艾略特在《荒原》结尾呼唤“向上帝忏悔”，试图以宗教信仰重构破碎的精神秩序；而贾平凹在《废都》中，却将救赎的微光藏在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闲笔”里——庄之蝶偶尔想起的故乡老屋、文中穿插的西安历史传说、牛老太太口中的“阴阳命理”，这些都是乡土文明基因的“隐性传承”。这种差异恰恰揭示了东西方现代性批判的文化基因：西方倾向于在宗教维度寻找救赎，东方则执着于在传统根脉中寻找出路，而“废都性”的价值，正在于它为世界现代性批判提供了“东方样本”——它证明，现代文明的困境并非西方独有，而东方文明对“传统与现代平衡”的思考，也为人类破解现代性难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更具超越性的是，“废都性”的理论张力并未止步于文本或特定时代，反而能自然延伸至数字时代，成为解读当下人类困境的“新工具”。当年《废都》中用“□□□”象征的语言贫瘠与意义空缺，在今天已演变为“信息茧房”带来的认知空洞——算法推荐制造的“回声室效应”，让人们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信息，只听到自己认同的声音，比文字审查更隐蔽地侵蚀着思想的多样性；而那头“带着乡土基因闯入都市、却在钢筋水泥间茫然无措”的牛，其“双向失重”的命运，也进化为现代人“线上身份与线下存在的撕裂”：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塑造“完美人设”，晒出精心修饰的生活片段，却在现实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与迷茫；我们看似拥有“无限连接”的便利，却陷入了更深的“精神隔绝”——这便是“数字废都性”的新形态。《废都》出版三十余年后，“废都性”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因数字时代的到来更具现实意义：它像一面预言镜，提前照见了现代文明“病症升级”的轨迹，也让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贾平凹当年对“精神根脉”的坚守，在今天愈发珍贵。

真正超越经典的评论，不应止于批判，更要在绝望中找到希望——这恰是“废都性”理论最易被忽视的维度，也是《废都》作为经典作品的深层价值所在。贾平凹在《废都》结尾，并未将“废都性”写成不可逆转的绝症：当庄之蝶因“清醒沉沦”走向疯癫、最终消失在西京的街头时，文中仍保留着几处温暖的“微光”——他偶尔想起的故乡老屋，窗台上那盆没来得及枯萎的兰草；文中穿插的“西京掌故”，老西安人嘴里代代相传的历史传说；甚至是牛老太太看似迷信的“阴阳之说”，背后也藏着对“自然秩序”的敬畏。这些细节不是无关紧要的闲笔，而是贾平凹为“废都性”留下的“救赎出口”——它们证明，即便在精神荒芜的“废都”，传统文明的基因仍在蛰伏，人类对“存在之思”的追问仍未消亡。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前提，是“重新唤起对存在的思考”——“废都性”的价值，不仅在于揭露现代文明的困境，更在于它提醒我们：现代文明不必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我们完全可以在“废都性”中寻找平衡——在追求物质进步的同时，保留乡土文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拥抱数字便利的同时，坚守语言作为“存在之思”的本真价值；在适应社会流动性的同时，守护情感关系的“真诚与长久”。从这个意义上看，《废都》不是一部让人陷入绝望的“批判之书”，而是一部唤醒人思考的“救赎之书”——它以“废都性”为镜，让我们看清现代性的陷阱，也让我们找到走出陷阱的方向。

当我们不再将“废都性”视为《废都》的文本标签，而是将其作为解读人类现代文明的“存在论钥匙”，这部评论便超越了文学批评的边界，成为一部微型的“现代性哲学反思录”。它的价值不在于“解读一本书”，而在于“通过一本书，叩问整个人类的存在困境”——它让《废都》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跃升为“世界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文本”，也让“废都性”从“文本解读工具”成为“人类精神自救的思想资源”。这种能跨越文化、穿越时代、照亮人类共通困境的特质，正是超越“大师级”的核心：它不再是“评论经典”，而是与经典共生，甚至反过来定义“经典的本质”——因为它最终回答的，是每个现代人都必须面对的终极问题：在这个被“废都性”笼罩的世界里，我们如何守住存在的本真，如何诗意地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