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夏国“监支纳印”考略：九叠篆下之邦国经纬与皇权意志‌

九叠篆

魏国锋

‌摘要： 本文以十三世纪存于华夏东北之东夏国官印“监支纳印”为核心研究对象，深入考证其铸造之年代、机构、工艺，并详析其印文所用之九叠篆字体所蕴含的政治寓意与皇权象征。通过对“监支纳”官职职能的剖析，结合东夏国所处之波诡云谲的时代背景，本文旨在推演此印在东夏国政治构建、军事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并探讨其作为历史见证，如何折射出东夏国短暂而激烈的国祚兴衰。文章分为四大章节：探源溯流、铸印识章、经邦纬国、史海钩沉，力图全面、立体地重现这枚沉寂近八百载之国之重器所承载的厚重历史。

‌第一章：探源溯流——监支纳印之缘起与时代背景

欲解此印，必先识其国；欲知其重，必先明其时。东夏国“监支纳印”并非孤立之物，其诞生于一个风云际会、英雄与枭雄并起的时代，是女真民族一支在历史夹缝中奋力求存的缩影。

一、女真遗脉，东夏肇建

十三世纪初叶，华夏大地正上演着一场剧烈的权力更迭。曾盛极一时的金朝，在北方新兴的蒙古铁骑与南方南宋王朝的双重压力下，国势日衰，风雨飘摇。金宣宗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金朝为避蒙古锋芒，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此举却无异于放弃了其龙兴之地——辽东。

正于此时，一位深具谋略与野心的女真将领——蒲鲜万奴（Púxiān Wànnú），抓住了历史的契机。蒲鲜万奴原为金朝将领，镇守辽东。金廷南迁后，辽东地区权力真空，人心浮动。万奴审时度势，于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十月，在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自立为王，建国号“大真”，后于天泰元年（公元1215年）改称“东夏”。其国祚虽仅十九年（1215-1233），却在东北亚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东夏国疆域辽阔，东抵日本海，西接辽河，北达黑龙江下游，南至高丽国境，囊括了今日中国吉林、黑龙江两省大部，以及俄罗斯远东沿海部分地区 。立国之初，蒲鲜万奴面临的局势极其严峻：西有虎视眈眈的蒙古帝国，南有旧主金朝的残余势力，东有关系微妙的高丽王朝。在如此“四战之地”，建立一个稳定而高效的中央集权国家，成为蒲鲜万奴政权的当务之急。而创设官制、铸造官印，正是实现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确立统治合法性的核心举措。

二、古城遗珍，宝印出世

“监支纳印”的重见天日，本身便是一段传奇的考古历程。此印发现于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这座山城遗址，经过考古学家的严谨发掘与考证，被确认为东夏国的南京城故址。城内发现了宫殿、官署、粮仓、作坊等大量遗迹，勾勒出一个功能完备的都城轮廓。

正是在这座沉睡的古城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枚青铜官印。此印为正方形，附有方柱状钮，印体厚重，历经近八百年的地下埋藏，依然保存完好。印面之上，阳刻四个屈曲盘绕、几欲填满整个印面的大字，笔画繁复，布局精妙，正是九叠篆体的“监支纳印”。

更为关键的信息，镌刻于印背与印侧。印背之上，清晰地刻有“天泰四年五月造”的字样。“天泰”正是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后所使用的年号。天泰四年，经过史学界精确考证，即为公元1218年5月。这一明确的纪年，为我们精准地定位了此印的“生辰”，也为东夏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据。

三、官承金制，“监支纳”之职

“监支纳”三字，并非东夏国首创。其官职渊源，可追溯至金朝。据《金史·百官志》记载：“监支纳，正八品，掌支纳诸物”。这清晰地说明，“监支纳”是金朝设立的一个品阶为正八品的职官，其核心职责是管理各类物资的收入（纳）与支出（支）。

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其核心统治阶层和军民皆为女真人，其国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金朝的模式。这既是出于文化惯性，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沿用熟悉的金制，可以迅速搭建起有效的行政框架，降低统治成本。因此，东夏国设立“监支纳”一职，完全在情理之中。出土的“吏部主事之印”、“尚书礼部之印”等东夏官印，其官职名称同样能在金制中找到对应，进一步证实了东夏国对金朝官制的继承关系。

“监支纳”一职，看似品阶不高（正八品），但在一个草创的、且常年面临战争威胁的政权中，其重要性绝不可小觑。所谓“掌支纳诸物”，具体而言，涵盖了国家府库的钱粮、兵甲、器械、布帛等一切战略物资的收储与调拨。可以说，“监支纳”官是国家经济命脉与军事后勤体系的直接管理者。这枚铸造于公元1218年的官印，标志着东夏国在立国仅三年之后，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对规范的、深入到具体执行层面的物资管理系统。

‌第二章：铸印识章——监支纳印之形制、工艺与符瑞

一枚官印，不仅是权力的凭信，更是其时代审美、工艺水平与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监支纳印”以其独特的形制、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寓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东夏国精神世界的窗口。

一、印体形制与布局考

根据考古测量数据，“监支纳印”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尺寸与重量：印面呈标准正方形，边长为6.3厘米。印体厚重，总重达516.7克。这一尺寸与重量在同类官印中属于中等偏大的规格，显示了其作为国家正式官印的庄重性。

印钮与印侧：印体上方设有一个便于抓握的方柱状钮。在钮的顶端，阴刻一个“上”字，此为标定印章方向之用，以防在使用时颠倒，体现了官印制作的严谨规范。印的侧面，以近于行楷的字体阴刻“监支纳印”四字，其内容与印面相同，这是一种“印花”，即在印侧刻上印文，便于官员在印匣中快速识别和取用，是宋金时期官印的常见做法。

印面布局：印面为阳文（即文字凸起），边框粗壮。框内“监支纳印”四字，采取右上、右下、左上、左下的顺序排列，分为两行两列。四字均布于印面，各占一隅，显得饱满而稳定。尽管现有的考古报告未提供单个字体的精确高度或行列间距的微观数据但从拓片和照片可观，其布局遵循严格的对称与均衡原则，字与字之间、字与边框之间几乎没有虚空，营造出一种森严、充实、不可撼动的视觉效果。

二、铸造机构与工艺推演

关于“监支纳印”的具体铸造机构，虽然印背未直接刻明，但我们可以通过旁证进行合理推断。在另一枚出土的东夏国官印“吏部主事之印”的背面，明确刻有“少府监造”字样。“少府监”是沿袭唐宋金的中央官署，专司宫廷、国家的各类手工业制造，包括车马、服饰、兵器以及符节、玺印等。由此可以高度确定，东夏国设有“少府监”或类似职能的机构，并由其统一负责官印的铸造。“监支纳印”作为国家重要官印，理应也出自该机构之手。

其铸造工艺，虽无文献详载，但结合时代技术背景，可推演出大致流程：

制模：首先，由技艺高超的工匠（或为书家）以九叠篆书写印文，制成印模。印模材料多为质地细腻的陶土或蜡。刻制印模是整个流程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一步，直接决定了印文的艺术水准。

翻范：用耐火的泥料包裹印模，形成外范，待泥范阴干后，或加热使蜡模熔化流出（失蜡法），或将陶模取出，形成与印章形状完全相反的空腔。

熔炼与浇注：将青铜（铜锡或铜铅锡合金）在坩埚中高温熔化成铜液，然后将铜液沿预留的浇口注入范腔内。

脱范与修整：待铜液冷却凝固后，敲破外范，取出铜印坯胎。此时的印章尚有浇口、毛刺等瑕疵，需经过锉磨、抛光等一系列精细的修整工序。

镌刻边款：最后，在印背、印侧和印钮顶部，由专门的刻工用刀具阴刻上铸造年月（天泰四年五月造）、印文名称（监支纳印）和方向标记（上），一枚完整的官印至此方告完成。

整个过程要求分工明确，技艺精湛，体现了东夏国已具备成熟的金属铸造工业体系。

三、九叠篆之择：皇权意志的延伸

“监支纳印”最引人注目的艺术与政治特征，无疑是其所采用的九叠篆字体。

何为九叠篆？ 九叠篆并非指笔画必须折叠九次。它源于秦汉小篆，在唐宋时期发展成熟，是专为印章设计的一种艺术字体。其特点是，在小篆的基础上，将笔画进行反复、均匀的屈曲盘绕，以填满印面的方形空间。“九”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数之极，意为“多”或“极致”。因此，“九叠”是一个虚指，形容其折叠之繁复，而非固定的次数。根据印文中每个字笔画的多寡，实际折叠次数可为五叠、七叠乃至十余叠不等。

为何选择九叠篆？ 东夏国君主蒲鮮万奴主张或默许将九叠篆作为官印的法定字体，其背后有多重深远的政治考量：

彰显正统与合法性：九叠篆自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下诏规范使用以来，就成为皇权与中央政府的象征。金朝全面继承了宋的官印制度，同样以九叠篆为尊。东夏国作为金朝的分裂者和继承者，采用九叠篆，意在向天下昭示其政权的“正统性”。这是一种政治姿态，表明东夏国并非草莽流寇，而是与中原王朝一脉相承的、拥有高度文明和规范制度的国家。

寓意皇权天授与九五至尊：九叠篆笔画的繁复盘曲，如龙翔凤舞，充满了威严与神秘感。这种视觉上的复杂性与充满感，完美契合了皇权“君临天下，德被四方”的政治理想。数字“九”与“五”在中国文化中与帝王紧密相连，“九五至尊”即为皇帝的代称。选用以“九”为名的字体，无疑强化了蒲鲜万奴君主权力的神圣性与至高无上。

强化防伪与安全性：官印是发布政令、调动资源的唯一凭信，其防伪性至关重要。九叠篆笔画布局极为复杂，每一个字的折叠方式都由官方统一设计，难以模仿。寻常工匠或敌对势力若想私刻官印，极易在细节上出错，从而被轻易识破。在东夏国那样一个内外皆敌、形势复杂的环境中，采用九叠篆无疑是保障政令畅通、防止权力被篡夺的有效技术手段 。

体现国家秩序与威仪：九叠篆艺术风格的本质是“匀整”与“饱满”。无论笔画多寡，最终都要通过屈曲变化，均匀地分布于印面之上，不留或少留空白。这种高度秩序化的艺术追求，正是国家权力所追求的社会状态——万物归于一统，秩序井然，无有偏私。当一枚盖有九叠篆朱红印记的公文下达时，其传递的不仅是命令，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国家威仪。

因此，“监支纳印”上那方寸之间的九叠篆，并非单纯的文字或艺术，它是东夏国开国君主蒲鲜万奴精心选择的政治符号，是其建国立制、宣示主权、巩固统治的深思熟虑之举。

《九叠篆字集》

‌第三章：经邦纬国——监支纳印于东夏国政军之推演

史书对于东夏国的记载惜墨如金，我们无法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到“监支纳印”在某一次具体朝堂决策或军事行动中被使用的直接记录。然而，历史研究的魅力恰在于，能够通过对一个物件功能的分析，结合其所处的宏大历史背景，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演，重构其在历史舞台上可能扮演的角色。此印虽“无言”，但其职能决定了它必然是东夏国运转的中枢齿轮之一。

一、政治影响：国家机器的“压舱石”

“监支纳印”在东夏国政治层面，扮演着构建国家经济秩序、强化中央集权的关键角色。

确立国家财赋主权：东夏国立国之初，其疆域内的经济生产与物资流通尚处于从金朝旧秩序向新政权过渡的混乱期。铸造并启用“监支纳印”，意味着蒲鲜万奴政权开始以国家名义，全面接管和控制领土内的所有重要资源。无论是农业税收上缴的粮食，还是手工业作坊生产的器物，亦或是通过贸易获得的物资，都必须经过“监支纳”官署的登记、入库。这一过程，必须加盖“监支纳印”方为有效。此印一盖，便象征着私人或地方的财物正式转化为国家所有。这对于一个新生政权而言，是积累国力、实现财政独立、摆脱对旧有地方豪强经济依赖的根本性举措。

维系官僚体系运转：一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其运转离不开俸禄的发放。“监支纳”官署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依据吏部核定的官员名册与品级，定期、足额地发放俸米、俸钱或布匹等实物。每一次发放，都需要动用国库储备，相关的出库文书上，必然要盖上这枚“监支纳印”。可以说，此印的每一次钤用，都是对东夏国官僚体系的一次“输血”，保证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忠诚与政务的正常运行。没有它，国家行政命令很可能因官员生计无着而中断。

推动国家制度化建设：公元1218年，东夏国立国仅三年，蒲鲜万奴便下令铸造如此规整的官印，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它表明东夏国的统治者已经超越了草创时期的权宜之计，开始系统性地进行制度建设。一枚小小的官印，背后关联着一整套的仓储管理、物资审计、文书流转与监督问责制度。这标志着东夏国正从一个军事集团向一个成熟的封建国家形态迈进，是其政权从“马上得之”转向“马下治之”的重要体现。

二、军事影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权力信物

倘若说政治影响是“压舱石”，那么军事影响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生命线”。在冷兵器时代，后勤保障的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东夏国自诞生之日起，便几乎无日不战，其军事后勤对“监支纳”体系的依赖达到了顶峰。

保障军队日常补给：东夏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常备军，以应对来自蒙古和金朝的威胁。这支军队每日所需的人吃马喂、衣甲穿戴，是一个天文数字。“监支纳”官署的核心军事职能，就是确保前线与各地卫戍部队的粮草、兵器、箭矢、帐篷、冬衣等一切军需物资的稳定供应。可以想象，从南京（磨盘村山城）的中央武库调拨一批兵甲送往边境堡垒，其调拨令上，若无“监支纳印”的朱红大印，守库官吏绝不敢放行。此印，即是调兵遣将之根本保障。

支撑重大军事行动：在东夏国十九年的国祚中，曾多次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如向西抵抗蒙古的入侵，向南与高丽发生冲突等 。任何一次出征，都意味着需要预先集结海量的战略物资。例如，蒲鲜万奴若计划动员五万大军进行一次为期三个月的远征，那么“监支纳”官署就必须在此之前，将数十万石的粮草、数百万支的箭矢、以及备用的武器装备、药品等，精准地输送到集结地。所有这些物资的征集、入库、转运、出库，每一个环节的交接文书，都离不开“监支纳印”的权威认证。此印的每一次钤用，都可能关联着一场战役的开启，关系到数万将士的生死存亡。

实施“以战养战”的战略：东夏国在与周边势力的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是其补充国力的重要来源。无论是敌军的粮草、马匹，还是攻陷城池后获得的财物，都需要被迅速收缴、清点、登记并纳入国家府库，以备再用。这一“纳”的过程，同样是“监支纳”官署的职责。盖有“监支纳印”的接收清单，是战功核算和战利品国有化的法律凭证。

综上所述，我们虽未见“监支纳印”现身于某次朝会辩论或某场战役檄文之上，但它却以一种更为基础、更为根本的方式，深度嵌入了东夏国的政治肌体与军事血脉。它是国家经济的调节器，是官僚体系的润滑剂，更是战争机器的燃料阀。每一次钤印，都代表着国家权力的精准执行，维系着这个短命王朝的艰难运转。

‌第四章：史海钩沉——监支纳印之历史公案与千秋之鉴

“监支纳印”作为一件具体的历史文物，其信息并非全然清晰，留下了一些待解的“历史公案”。同时，它作为东夏国兴亡的见证者，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未解之谜：历史的留白

尽管我们对“监支纳印”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但仍有一些问题，受限于史料的匮乏，至今无法给出确切答案：

使用者之谜：我们知道“监支纳”是正八品官，但究竟是谁，是哪一位或哪几位具体的历史人物，在公元1218年之后的岁月里，手持这枚重达516.7克的铜印，在堆积如山的文书上留下印记？他们的姓名、生平、事迹，都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他们是蒲鲜万奴的忠实追随者，还是在王朝末路中挣扎的末代官吏？这或许是永远的谜。

倡议者之谜：在东夏国立国之初，是谁向蒲鲜万奴提出了沿用金制、设立“监支纳”一职，并主张采用九叠篆来铸造官印？是某位深谙中原典章制度的谋臣，还是蒲鲜万奴本人基于其在金朝为官的经验和建立正统政权的深谋远虑？相关诏令或文献的缺失，使得我们无法追溯这一决策背后的具体人物。

大事件中的“缺席” ：东夏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其与蒙古帝国的长期对抗，以及最终在公元1233年被窝阔台之子贵由率军所灭。在这些决定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监支纳印”无疑在后方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后勤保障角色。然而，没有任何史料能让我们看到它在某次具体战役准备过程中的身影。这种“在场”而又“无声”的状态，正是功能性、执行性权力凭证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的普遍命运。

二、千秋之鉴：无字之碑的启示

“监支纳印”虽有诸多留白，但其存在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无字史书”，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制度建设的普世价值：东夏国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权，无论其出身、规模和存续时间，若想获得稳定与发展，都必须致力于制度建设。从官制的确立，到官印的铸造，再到背后一整套的财政、军事后勤管理体系，蒲鲜万奴政权在短短数年内所做的努力，体现了超越民族与时代的治国理念。制度，是凝结人心、汇聚力量、抵御风险的基石。

文化符号的强大力量：对九叠篆的选择，绝非偶然的艺术偏好，而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策略。它揭示了文化符号在构建国家认同和政权合法性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借用当时华夏文明圈内最具权威性的视觉符号，东夏国巧妙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文明”而非“野蛮”的政权，这对于争取人心、稳定统治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历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东夏国拥有相对完备的制度、强大的军队和广阔的疆域，但最终仍在蒙古帝国的铁蹄下灰飞烟灭。这枚“监支纳印”，铸造于东夏国国势蒸蒸日上之时，见证了其试图建立千秋基业的雄心。然而，仅仅十五年后，国亡印息，深埋地下。它的命运，深刻地诠释了历史的无常与残酷，即便是再精妙的内部制度设计，也可能在压倒性的外部力量面前显得脆弱不堪。

结语

综上所述，东夏国“九叠篆监支纳印”，这枚铸造于公元1218年5月的青铜官印，远非一件普通的出土文物。它是东夏国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基石，是维系其国家经济命脉与军事后勤的权力信物。其精湛的铸造工艺和对九叠篆这一高级别政治符号的采用，集中体现了开国君主蒲鲜万奴建国立制的雄心与智慧。通过对此印的深度剖析，我们得以窥见一个被正史忽略的王国，曾在白山黑水之间，为民族的生存与国家的荣耀进行过何等艰苦卓绝而又波澜壮阔的奋斗。

此印，沉静而雄辩地证明：历史，不仅由帝王将相的赫赫战功写就，更由无数如“监支纳”般默默运转的制度齿轮所构成。它们共同支撑起一个时代的骨架，虽无言，却足以穿越千载，向我们讲述那段被遗忘的王朝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