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孱弱，又要逆天改命，曾国藩是这么做的

刘言

　　曾国藩的人生也常有两难，他出身平凡、天资平庸，体质羸弱，又要劳心劳力，苦苦求索，便通过严格的自我管理，主要靠一套“自知其短、以拙制拙”、融合了儒家修身、道家养生与中医智慧的身心调理方法与应对办法，在极端繁重的军政事务中支撑到61岁，最终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逆天改命”典范。在不少人心目中，他是中国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

一.承认身弱但心不弱

许是《孟子·告子下》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缘故，他“受质本薄”，体质虚弱，一生多病。他自小寒窗苦读，不事劳作，青年时期就进入了“亚健康”甚至慢病状态，常受眼疾、胃病困扰。曾在京城差点患肺炎丧命。30岁前耳鸣、头晕、气短、心悸、精神不振，自述“精神易乏，如五十岁人”。他接受身体局限，但心理上绝不认输，并未因此自暴自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0岁时立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誓言，决心通过自律改变命运。30岁后出现严重失眠，去世前十几年“每夕仅睡二三小时”，偶达四小时便算“大幸”；眼疾早发，33岁视力骤降，“眼蒙如老人”，36岁戴花镜。 长期受癣疾（类似湿疹或银屑病）困扰，精神紧张即复发，彻夜瘙痒难忍。长期高强度政务、军务，曾因压力过大，免疫力肯定下降，致“吐血”，晚年“舌蹇涩、牙疼、目盲”，60岁右眼失明、左目昏蒙，几乎“全不敢用心”。最终，他在61岁去世，虽然不算短命，但以他“位极人臣”的生活条件来看，实属“积劳成疾”而早逝。多数学者认为系长期过劳诱发心脑血管事件，可谓“累死的”。

他35岁开始注重传承祖训的养生六绝：每夜泡脚，饭后千步，惩忿，节欲，静坐眠食、不轻服药。其在《日记》中写道：“养生家之方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辛酉正月）。意在对抗虚弱的身体，以夸父追日的精神追逐梦想与光荣。

二、调心养气为上

“心平能愈三千疾”。尽管身体差，曾国藩把养气作为第一要务，注重护住精气神，悟出一套极具个人特色的“治心为主、养身为辅”的养生体系，这是融合了儒佛道三家的养生之道。

曾公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省思虑，除烦恼，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谓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动，‘臣劳’之谓也。”（《书札》卷十八——《与李希庵中丞》）就是说，所谓养生之道，首当其冲是要静心清心，减少烦闷情绪，以保持精神方面的健康。

他注重管理情绪和节制欲望，保持平常心态。他深知“身弱易怒更伤身”，“怒则气上，伤肝”，注重“惩忿窒欲”。他说：“古人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前信‘知节啬’也。因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家训》卷下——同治四年九月晦日）。“余于《八本》篇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尝教尔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屏去恼怒之道也（《家训》卷下——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不特弟之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亦不仅余与弟为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人命而已（《家书》卷九——同治二年癸亥正月二十日）。“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书札》卷十九），凡事尽量看开，少生气，少忧虑，免气结伤脾。 他反复强调惩忿，就是要遇事控制愤怒，保持心平气和。窒欲，就是节制欲望。不仅指名利心、色欲，还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六欲的节制。“养心莫善于寡欲”。他赞同古人所言“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思养精”。他戒烟，戒骄，戒多语。比如他在寄曾纪泽的信函中写道：“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因此，有人说，曾曾国藩的人生观既不是乐天观（Optimism），亦不是厌世观（Pessimism），而是淑世观。顺其自然，他重视养生，也没有把生命看得太重。他情愿守拙，迷糊一点，笨一点，不过多思虑。他悟道：“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下不杂，既往不恋。”尽量以轻松心情心态活在当下。他认为养生与治理国家一样，均宜顺应自然。曾公在致其子的信函中写道：“尔虽体弱多病，然只宜清静调养，不可妄施攻治。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养生亦然，治天下亦然。”听天命亦是养生之道。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给曾纪泽家信中说：“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凡多服药饵，求祷神癯，皆妄想也。吾于医药、祷祀等事，皆记星冈公之遗训，而稍加推阐，教示后辈。尔可常常与家中内外言之。”他甚至坦然面对生死。咸丰十年十一月十四日致澄弟家书中说:"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生死之际，坦然怡然。"

他讲求静修，坚持静坐、写日记和读书调养精神。身弱之人，气血不足，其实就是能量低的症状。这种人往往敏感多思，惶恐不安，精神往外跑，无时无刻在消耗能量，等于慢性自杀。他深悟“静能生定”的精髓，30岁后每天静坐，屏息凝神，意守丹田，调理呼吸，清除杂念，提升阳气。即便军务繁忙，仍坚持每日静坐养心。类似今天的“正念冥想”。他在回复李雨亭的信函中云：“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魂梦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铲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书札》卷十二）坚持写日记不辍，把烦闷写进日记，也在复盘中反省言行，每半月送师友批阅，既受监督，又宣泄情绪，进行“精神排毒”，自我提供情绪价值，减少焦虑，避免内耗；坚持读书养气，讲求内外庄重，心存敬畏。无事时心如止水，应事时全神贯注。对人、对事保持一份“敬”字，减少傲慢与浮躁。他把这种态度称为“清明在躬，如日之升”，认为敬能养阳气，阳气足则百病难侵。

三、极致自律调身

中国养身之道渊源流长，博大精深！接地气的说法有：养肝就走路, 养肾就踮脚, 养肺就唱歌 ,养胃就慢嚼 ,养脾就咽津, 养心深呼吸 ,养肠就喝水, 养脑就读书 , 养眼就远眺 , 养骨晒太阳。曾国藩梳理了一套自己的法子。

一是规律作息，眠食有恒。他认为，养生应当从良好的睡眠与饮食习惯做起。辛酉十一月（1861年12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养生之道，当于眠食二字悉心体验。食即平日饭菜，但食之甘美，即胜于珍药也。眠亦不在多寝，但实得神凝梦甜，即片刻亦足摄生矣。”癸亥四月（1863年5月），他在《日记》中又道：“余少时读书，见先君子于日入之后，上灯之前，小睡片刻，夜则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后于竹床小睡，灯后治事，果觉清爽。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几不坠家风。”他强调，健康的基础在于“眠食有恒”，即睡眠和饮食要有规律。坚持黎明即起，醒后绝不赖床，认为“能控制早晨，方可控制人生”，早起能振奋精神，提高效率；主张饮食节制。清淡少荤，只吃七分饱，少食多餐，有点轻断食风格 ，尤其主张清晨“白饭一碗，不沾点菜”，忌油腻。晚餐也不吃荤菜（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九日给长子曾纪泽家书云：“后辈则夜饭不荤，专食蔬而不用肉汤，亦养生之宜，且崇俭之道也。”），不吃宵夜。反对过度饮酒。在致胞弟的信函中写道：“余现在调养之法，饮必精凿，蔬菜以肉汤煮之，鸡鸭鱼羊豕炖得极烂，又多办酱菜、腌菜之属，以为天下之至味大补莫过于此。”（《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坚持饭后练字半小时，既是休息也是凝神； 夜不出门，在家静坐、读书或与家人闲谈，收敛精气；每晚睡前用热水泡脚，刺激穴位，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促进睡眠。早些上床养阳。

二是适当运动，强经壮骨。“运动骨血，则气强”。(《诸病源候论》)。尽管体弱，曾国藩体悟到：“劳则寿，逸则夭”。每日饭后走三千步，雷打不动，促进消化，增强体质；习射练身。射箭是他推崇的运动，以强筋骨、正威仪；每日读诗、抄书、临帖百字，以书法“收敛浮躁”，避免因疾病和压力的焦虑加重病情。偶尔动动围棋，换脑放松。他在致曾国潢信函中云：“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其中的“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即是主张“多动”。他的养生方法中，还有一项是练习射箭，更能够说明其对运动的重视。比如他在致曾国潢、曾国荃的信函中写道：“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曾以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骨，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此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家书》卷十——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三是不轻服药。在药物观上，他主张“治身以不药为药”，“无病不吃药，小病轻用药”，认为小病靠调养自愈，顺应天道，反对盲目服药，认为“药虽有利，害亦随之”。反对滥用补药。以食疗、茶疗、足浴、静坐为主，仅在明显虚损时偶尔用人参、鹿茸，而且分给家人共享，以防“过补”。

四、合理应对繁忙公务

曾国藩能在“一身是病”的状态下，常年承担繁忙的军政要务，完成平定太平天国、整顿吏治、创办洋务等浩大工程，靠的是“高效规划与张弛有度：一是严格时间管理。将每日任务切割为“办公、读书、会客”等模块，按优先序处理，例如清晨处理核心政务，午后接待访客，晚间读书或复盘，讲求短时高效，避免一次用脑过度 ；二是借力团队。注重培养得力助手，大胆下放权力，善于任用下属，在幕府中建立层层负责体系，“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合理分配任务，减少事必躬亲，分担工作压力； 三是以静制动。即使事务繁杂，也坚持每日强制午休和静坐。下午四五点必到静室独坐一小时。“上楼时心乱如麻，下楼时气定神闲”，保持思路清晰，避免因忙乱出错；四是带病坚持与妥协。在身体极度不适时，会短暂休养（如请假调理眼疾），但多数时候以“咬牙坚持”应对，展现其坚韧性格。

总体而言，曾国藩的健康状况虽不甚理想，但凭借严格的自律和务实的调理方法，在常年多病的情况下仍勤于政务军务，其身心调理路线竟无一不符合健康教育的观念，也体现了他“修身、齐家、治国”的人生理念。他以静制动、以敬养心、以节保身、以恒成事。用这套看似“笨拙”的方法，把孱弱的身体和多病的寿命硬是拉回到高强度奋斗改命的轨道，也给后人留下了一套可复制的“身心操作系统”。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他创造了身弱之人的逆袭范式。以羸弱之躯完成“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核心秘诀正是：用笨拙而持续的方法与先天孱弱的身体“谈判”，而不是透支生命去硬拼。他的身心调理体系具有复制意义。一是认弱不认输。接受身体局限，但心理上绝不妥协；二是严格自律。从作息、欲望、饮食等全方位管控自己。三是动静融合。通过适度运动与静修平衡身心。 四是用“笨功夫”打磨习惯。他的养生方法看似简单，但贵在坚持。正如他所言：“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身体素质差并非绝路，关键在于能否像他一样，极致自律自强。五是借力——用制度、团队等外部工具弥补个人精力的天然上限。他的逆袭之路，尤其适合身体素质不佳但渴望突破自我的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