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了”——有感吕品先生《难忘的岁月》

沙湾野老

“‘八-一五’之后，我正在河口。是夜约九时左右，突然满街燃放爆竹的响声，把我们住在后街的人们惊醒。我随着人群涌向复兴路，沿途听到的是一片欢呼：‘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街上许多店家把已经打烊了的店门重新打开。人群穿过爆竹的硝烟欢呼着、跳跃着。我在人群中见到了崇文中学的同学，他们中有浙江人、南昌人……都是因避难来到河口的。所以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回家去了！’家乡，这两个亲切的字眼，使我们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上面这段话，出自铅山知名学者吕品先生《难忘的岁月》一文。吕品先生是铅山县鹅湖镇江村人。他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年少时恰逢抗日战争爆发，因而此一段的岁月他最难忘了。正如他在文章中说的那样，“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往事。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我少年时代的生活。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度过的。是那个时代的现实，使我们这一代人，从懂事开始就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教育。”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吕品先生少年时代都经历了什么，和他又是怎样度过那些致暗的艰苦岁月。

吕品先生在全面抗战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启蒙读小学。当时，正值以“保”为单位设立“国民小学”（即四年制的初级小学），他上的即是鹅湖镇江村的国民小学。课本是商务印刷馆发行的《复兴课本》，一本“国语”，一本“算术”，到三年级另加一本“常识”，内容为动植物和自然知识。待他读到三年级时，该常识改成了“战时常识”。这也是印刷馆为适应战时需要，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军事常识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要求来编写的。据吕品先生说，也就是“从这本常识课本中，我开始知道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花木兰替父从军，以及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戚继光抗倭和郑成功收复台湾等古代爱国者的故事。”

而后到了1942年的春季，吕品先生去到离江村不远的石溪（今青溪乡）中心小学，补读高小五、六年级课程。石小开设秋、春季复式班，在当时是一所比较完备的小学，其课程安排也比较正规。如每天的第一节课，周一为“纪念周”，其余五天为“朝会”；下午最后一节课，周三为“级会”，周六为“周会”，其余四天为“夕会”（即集队放学）。吕品先生说这类活动他印象最深的是“周会”。虽说只有半节课，因为每次值周老师都会根据报纸上的新闻，简短地将近期战况讲解给同学们听，所以大家受到的教育都非常深刻。还有就是逢到重大纪念日，如“七-七”、“九-一八”，老师则是以“国耻纪念日”来讲课，讲日本鬼子是如何烧杀抢劫残害我国的老百姓。正是老师这一系列的教导，同学们逐渐形成了“毋忘国耻、发奋读书”，长大后报孝祖国的爱国主义观念。

写到这里，我想起近期看到过的，抗战时期由外国人拍摄的一个视频《中国儿童》。里面描述的是，当时大后方一所战时小学的日常。看后深深地体会到，儿童，作为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生存与教育，直接关系到我们中华文脉的延续。也就是说，儿童是国家复兴的火种，只要火种不灭，中国就亡不了，中国就有希望。为了保住这一火种，让未来的中国不至于变成文化荒漠，当时无数师生踏上流亡之路，即使条件再艰难，也要坚持办学和刻苦求学。我就想，吕品先生描述他所读小学的日常，应该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吕品先生接着在其文中说，他进到石溪小学读书的这年，正是日寇发动浙赣会战的头一年，日机加紧了对我后方的空袭。学校考虑到附近驻有民国政府第三战区的一些军事单位，日机前来轰炸，就有可能会炸到学校。于是根据当时日机空袭一般为上午9～11时的规律，决定停开上午的课程。但对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则开早课，以此弥补学生学业上的损失。早课是借着夏日晨曦的微光来上的，在空旷的户外坪地上。不久，浙赣战争打起来了，其中的一股鬼子兵由金华出发向上饶袭扰，5月上中旬，驻上饶的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及其所属机关开始往闽北转移，社会各界也纷纷准备要逃难，学校不得不提前放假，于五月中旬结束了这个学期。

此一段有关学校课堂的叙述，让我们看到战争于学生来说，还不仅仅是要面临敌人残酷的杀戮，更重要的是求学的道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阻断。如文中所说的那样，学校为免遭日机轰炸，高年级采取上早课的形式，将课堂设在户外的空坪上，在晨曦微弱的光影下，老师生动有趣地讲着，学生聚精会神地聆听……其实他们还算是好的，因为许多沦陷区的学生，战争爆发后就再没有书读了。还有一些游击区的学校，他们坚持办学，同游击队一样，敌来我撤散、敌退我聚合，采取随时变换教学地点、分组流动教学等形式上课，被群众称为"游击小学"。今非昔比，如今的小学，即使建在山区农村的那种，也有大礼堂和运动场等设施。如此之好的教学条件，学生们不好好上课读书，真的对不起父母和更加对不起党和人民。

吕品先生在文章中说到一件特别感人的情节，即他1944年春季即将完成小学学业时，国语课上到了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本来这篇课文是要分两节课上，教语文的徐日新先生将其“连堂”安排，一次性上完了。由于我们中华民族当时的命运，与课文中法兰西民族当年的命运相同，老师和同学们的情感都很自然地溶入了进去。吕品先生写道，“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徐日新老师讲着讲着，声音都哽咽了，在讲堂上引起了一片抽泣声。快下课时，徐日新老师在黑板上书写了课文中的‘法兰西万岁’一句，紧接着又写上一行‘中华民族万岁’。这时不知是哪位同学带的头，全班同学都一致地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了。”

都德的《最后一课》散文，我之前也有看过。当年普鲁士帝国占领法国，即下令这里的学校要停止教授法语，继而强行推行德语教学。在此教了四十年书的韩麦尔先生，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在课堂上用法语向同学们上完最后一节课。该课结束时，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五个大字。看到这里时，尽管我国被列强侵略蹂躏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然心里仍旧像是被一块大石头压着，十分地沉重。还有，当年课本能将此文选上，亦是很有现实意义，表明政府有决心要将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到底。

在此我还想说的是，吕品先生非常幸运，艰难岁月乡下读书，能摊上徐日新这样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老师，非常难得。要不是吕先生在其文章中写到他上《最后一课》课文的情景，有谁会想到，当年这么小的一个乡村小学里，竟还有一位同法国韩麦尔先生一样爱国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的中国老师。真的，徐老师华夏风骨、浩气凛然，不愧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的典范。县志没有能为他书上一笔，那都是绝对遗憾的一个失策。

吕品先生还说，抗战期间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学生不仅在学校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还在社会上也感受到了各界人士对日寇侵略者残暴罪行的同仇敌忾。说“就在我的家乡江村，一些房屋的墙上刷写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等标语。后来才知道，这是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后，成立的政治部所属第三厅宣传队和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到这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时所刷写。”说“那时农村青年在冬闲时开展的文娱活动中，有一些颇为流行的‘老调新唱’宣传抗日节目，如民间小调《孟姜女送寒衣》，改为《给抗日将士送寒衣》；戏曲《昭君和番》中的‘骂毛延寿’唱段，改为‘骂汪精卫’；竹器店生产的竹椅，原来在靠背上刻的是四字一句吉祥语，也改成了‘抗战必胜’等战时的口号。”

他还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永平天后宫看戏，为陆军独立第一团剧团演出的平剧《卧薪尝胆》。该剧的主要情节有‘告辞太庙’、‘石室受辱’、‘卧薪尝胆’等场次。当舞台上演到勾践在吴将王孙骆的威逼下赴吴为奴。入吴后匐伏在地为吴王夫差作上、下马的磴石，观众无不为这位亡国之君的遭遇感到悲愤。而更为悲壮的是勾践回国后为复国卧薪尝胆，勾践从铺在台板上的草铺上起来，随即走向一悬挂着胆状物作舔尝状，并独白道：‘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吗？’如此重复三次。此时全场观众全都屏声静气地聆听，气氛极为严肃。至今思来，这就是在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观众感情和戏剧情节的自然融合。”

其实，自抗战以来，铅山县各界都成立了抗日后援会，为了工作便利，发挥效能起见，他们还在全县各地设有分会。如1925年参加共产党的余守城女士，以民众抗日后援会的名义，抗战期间在家乡新安箭上村聚集学生和百姓，用诸多事实揭露日本鬼子在我国犯下的罪行；再如无锡流亡团来我县宣传抗日，尤如一颗石子投入河里，顿时溅起四射的水花。许多青少年学生受其影响，抗日的热情瞬间被点燃，纷纷投入到本地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去。他们不仅成立抗日宣传小队，下到乡村去刷写抗日标语，教唱抗日歌曲。还积极参加义卖募捐活动，运送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支援前线抗日将士欲血搏杀的战斗。

最后我要说的是，之所以写此文，乃是吕品先生的《难忘的岁月》，为我看到唯一铅山人写抗战经历的文章。他尤其还写到了抗战胜利，铅山人民是怎样欢庆胜利那样一种激动人心的场景。因此，我决定将其发出来，以便让更多的铅山人看到，从中了解到在当年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下，乡村小学是怎么办的，和学生们又是如何上课的。我想，无论是已经从学校出来了，还是仍在学校里面读书的学子，看了此文，都应该会有一些感动和收获？（作者：杨必源）

（写于二零二五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