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内蒙古·融铸北疆(四)

枫叶微语🍁

元明清时期，从忽必烈建元至北元退出中原；从朱元璋称帝至崇祯自缢；从清入关至宣统退位，共历时641年。元明清，是中国古代最后三个统一王朝时期，三大王朝通过制度创新与文化整合，最终完成农耕文明向近代社会的过渡。

【元时期】"蒙兀室韦"，蒙古族的发源地。史料记载，唐朝时期将大兴安岭北段的一些部族统称为室韦，室韦的一部"蒙兀室韦"被认为是后来蒙古部祖先。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帝国，以叱咤风云的雄姿，跃出历史地平线，缔造者就是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拍摄于此)

公元13世纪初，在西夏、金与南宋并立的后期，蒙古部崛起，1206年，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尊号"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开启对外扩张历程，踏出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帝国。1271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

这些文物是反映蒙古汗国时期的重要见证。蒙古汗国是蒙古帝国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成吉思汗(1206-1227)建立，到窝阔台、贵由、蒙哥先后继位(1229-1259)，继续对外扩张，疆域不断扩大的统一时期。1259年，蒙哥汗去世后，蒙古汗国分裂为元朝和四大汗国。

铜吊锅，是蒙古汗国骑兵的重要装备，便于携性和耐用。1227年，蒙古大军围攻西夏首都达半年之久，夏末帝被迫请降但提出宽限一个月，成吉思汗答应请求后不久突发重病，临死前下令死后密不发丧，等待夏末帝出城投降。漠北草原上一代枭雄成吉思汗离世…

铜角力带。蒙古力士摔跤时所系腰带，作为蒙古汗国时期的文物，它是那段历史的实物见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这里先后出现过不同强大的游牧帝国或联盟，他们与农耕中央王朝既相互对峙，干戈相向，又相互影响，频繁交往，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铁火盆，烤架。反映蒙古汗国时期游牧生活与饮食文化的重要文物，展现了蒙古族在炊具制作和饮食习俗方面的独特技艺。铁火盆用于生火，上置烤架可烤制肉类，是蒙古人游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烹饪工具。便携设计，方面携带，适合蒙古军队行军和牧民迁徙使用。

监国公主铜印。成吉思汗西征期间，其第三女阿剌海别吉被任命为监国公主，掌管漠南及河北地区的军政事务。在成吉思汗去世后，她继续行使监国职权，维持蒙古汗国稳定，直至窝阔台正式继位。这枚铜印是现存唯一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女性直接相关的官方印信。

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大元"，开始向中原王朝治理模式转变，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征服和统一中国南北的少数民族皇帝，元朝，也从忽必烈时期，进一步打开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这是元朝真正盛世一个最显著标志。

元朝实际控制的疆域版图比汉、唐两代更为辽阔，奠定了现在的中国版图，在历史上留下一份宝贵遗产。忽必烈在中原传统行政制度基础上逐步确立起行省制度，行省简称省。特别是元朝行省制度将西藏纳入了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名称沿用至今。

普纳公主祭祀用玉牌。普纳是元成宗之女。玉牌是元代皇家玉器，碑首镂雕琢出两条缠绕螭龙，反映元代玉器工艺和流行风格。元成宗是忽必烈嫡长孙，其父早逝，得以继承帝位‌，成为元朝第二位皇帝，但因其去世后无子嗣，引发继位之争，标志着元朝由盛转衰转折点。‌‌

元代对金银制造设有"诸色人匠"总管府，掌百工之技艺。西域色目工匠擅长金银器、织毯等技艺，汉人工匠精于陶瓷、雕刻，蒙古人则贡献皮革加工技术。通过"诸色人匠"制度，元代实现了多民族技术融合。马可·波罗在游历中国期间，对众多精美奢华金银酒具表示惊叹。

莲花纹高足金杯。造型修长优雅，口沿錾刻一周卷草纹，腹壁饰三组海棠形开光，内饰莲花纹，象征富贵与圣洁，足缘錾刻一周花叶纹。此金杯纹饰细腻，层次分明，展现了元代多元文化融合和高超錾刻技艺。"诸色人匠"这一制度，成为元代手工业繁荣的关键支撑。

鋬耳金杯。造型奇特，形似一件倒扣的帽子。鋬耳设计源自草原皮囊器，但黄金材质与錾花工艺展现游牧贵族对定居文明的吸收，鋬耳金杯正是将草原实用美学与中原精工结合的实证。凝视这些奢华精美酒器，思考文明的脆弱与永恒，纵使黄金不朽，帝国终成云烟…

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青花瓷作为元代景德镇的创新产品，标志着瓷器制造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

钧窑"小宋自造"香炉。人们常以"钧不过尺"来体现钧瓷珍贵，而这件香炉打破了高度"一尺"框框，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器型最大、最完整的钧窑香炉。浑圆硕大造型，青色釉，釉水下流如云如墨，深浅不同蓝色乳光釉，更增添了几分灵动，为元代钧瓷的佼佼者。

钧窑镂空带座摩羯瓶。瓶体呈敞口、长颈、鼓腹，颈部两侧饰有对称的摩羯耳，腹部装饰铺首衔环。底座设计独特，由五只攒尾骆驼组成，形成骆驼队驼负宝瓶的造型，象征商旅或西域文化交流。钧窑瓷器的典型特征是乳浊釉和铜红釉彩斑，此瓶体现了这一特点。

三彩镂空浮雕龙纹熏炉。为仿鼎器形，圆形盘口，附双立耳，穹庐形盖，顶部饰立狮形钮，盖面贴塑荷叶等装饰，口沿两侧饰鲤鱼跃耳造型，腹部镂空浮雕技法，精湛精美。釉色斑斓亮丽，西亚孔雀绿釉技术与中原三彩工艺，体现元代多元文化交融。

釉里红玉壶春瓶。元代盛酒器，"一片冰心在玉壶"，玉壶春瓶早已超脱了盛酒工具功能范畴，成为以物寄情的春日表达。元，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玉壶春瓶上这一抹中国红，热烈而娴静，面积之大，惊艳了世人。

景德镇窑青花龙纹高足杯。一只古蓝色凤鸟在云朵间翻飞于外壁，纤细修长的竹节纹高足，撑起如碗的酒杯，给人一种清秀婉约、明静素雅的感觉。瓷器作为艺术附加值的奢侈品和生活用品，源源不断的需求，使中国陶瓷之乡景德镇，一跃而成为世界著名的世界瓷都。

青花“满池娇”菱口盘。盘心绘两只鸳鸯游弋于荷花、荷叶间，寓意"满池娇"。元青花的钴料来源中东地区，经高温烧制后呈现蓝色，它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青花瓷，中国瓷器瑰宝，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替代文化符号之一。

随着社会稳定，曾经依靠武力杀伐的忽必烈开始重农重商，生产经济得到发展，通航领域空前广泛，海外贸易持续繁荣。今天农作物中有四十多种来自国外，其中约一半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如胡萝卜、南瓜、洋葱等。输入中国数量最大的则是香料，药材等。

忽必烈在金莲川草原营建的上都城，与后来的大都(今北京)并称为两都。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春天从大都北巡上都，秋天从上都南返大都，构成了元朝两大神经中枢。上都逐渐发展成为沟通漠南、漠北，连接东西方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成为13-14世纪的繁华大都市。

汉白玉螭首。元上都遗址出土。螭首造型融合了龙与螭的元素，既体现皇权象征，又保留对自然形态的审美。上都、大都这两座城市息息相关，构建起了它基本的政治制度，对于巩固元朝政权，稳定局势，促进蒙汉交流与交融都起过重大作用，产生深远历史影响。

“皇元救赐大司徒筠轩长老寿公之碑”石碑首。元上都遗址出土。公元1358年，刘福通系的红巾军挥师北伐，攻克上都，一把大火，将这座积百年之力繁荣起来的塞上城市及其宫殿化为灰烬。繁盛一时的上都城，从此长眠在大草原上，往日的繁华终成追忆。

鎏金瓦当。元上都遗址出土。"西关轮與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这句诗出自元《上京杂诗》，描绘元朝上都的繁荣景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上都从盛极一时到消失湮没，今天只能从文字记载中想象它曾经的辉煌，从遗存文物中去触摸那段历史。

公元1368年，朱元璋大将徐达带兵攻占大都更名北平。元大都这座曾经国际大都市，700多年过去了，北京城长盛不衰，举世瞩目。什么是盛衰，大都上都，两座城市，不同命运形象的诠释。2012年元上都遗址申遗成功，2024年北京城的中轴线申遗成功。(拍摄于此)

银圣旨牌。文字鎏金，刻八思巴文 。八思巴，大元帝师，他不仅影响了萨迦寺的历史，更改变了西藏的历史，完成了历史上真正的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十三岁跟随伯父萨迦班智达参与了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凉州会盟。十七岁，继承了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地位。

八思八文虎符圆牌。忽必烈将八思巴所创制的蒙古新字，确定为国家使用文字推广，并被尊为帝师。大元帝师八思巴，以慈悲为怀，利益众生，对忽必烈的施政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在促进汉藏、蒙藏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祖国统一和历史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元朝的统一打破了南北界限，形成了全国性交通运输网络，航海技术和远洋事业在宋朝基础上获得了更大发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伊利汗国结成政治盟国，伊利汗国开创者旭烈兀是忽必烈弟弟。这条海上通道，一头是中国泉州港，一头是今天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

"至元三十一年大都路"铜权。铜权腹部六面刻有四种文字:八思巴文→汉文→回鹘蒙文→波斯文，意在向金帐汗国、伊利汗国等宣示元朝作为蒙古宗主国的地位，彰显忽必烈时代政治意图，堪称"器物上的帝国史"。这一年忽必烈驾崩，铜权见证了元朝鼎盛时期的终结。

蓝釉骆驼。骆驼造型逼真，形态生动，仿佛正行走在元代的丝绸之路上。钴料来自中东地区，釉色深沉均匀，蓝中泛紫，色泽纯正，质朴古拙。127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一行进入中亚，转经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1275年到达上都，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

黑釉葡萄酒瓶。器身细长，肩上露釉部分刻有"葡萄酒瓶"四字。元朝葡萄酒很有名，唐朝葡萄酒是葡萄与粮食酿造，而元朝葡萄酒是将葡萄捣碎后放入瓮中，利用葡萄皮上的天然酵母菌自然发酵成葡萄酒。葡萄酒在元朝极受欢迎，产地丰富。"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

使者献果品铜雕像。深目高鼻的胡人武士形象，头戴尖顶帽，身着宽袖袍服，衣袍具有伊斯兰风格。左侧佩刀，腰间还佩戴着皮囊酒壶。双手托着一个内盛果品的圆盘，呈现出进贡姿态。此雕像融合了中西方多种文化元素，是元代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典型产物。

阿拉伯文铁幻方。铁幻方为六六方阵，纵横都是六个古阿拉伯数字，由1到36总共36个数字组成，其数字是阿拉伯语系中的计数方式，字形与现代通用的阿拉伯数字不同。这件文物是十三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也是我国应用阿拉伯数字最早的实物资料之一。

郭守敬，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巨星"。由他完成的《授时历》，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现行公历相同，但比西方格里高利历早300多年。他主持规划和修建的京杭大运河与通惠河水利工程，极大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郭守敬的成就体现了元代科技的巅峰水平。

"至元年天字壹百壹拾伍号"铭铜火铳。火铳，元代发明。1234年蒙古灭金后，获得中原火器工匠，成立"炮手军"专司火器研发。火铳，是第一种一个人就能远距离杀死很多敌人的武器，这支金属火铳可装填百颗铅质子弹。火铳，冷兵器时代的"科技革命"。(此件复制品)

铜壶滴漏。四件铜壶组成，由上而下依次滴入，最下方壶内水位逐渐上升，浮箭顶端与壶盖上铜标尺的刻度相对照便得知时间。这器造于元代仁宗延祐三年(1316)，使用到公元1900年前后，历时将近700年，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最完整的铜壶滴漏。(拍摄于国博)

铜鎏金阿弥陀佛像。通体鎏金，虽因年代久远部分金水剥落，但仍可见其华美工艺。尖锥状肉髻强调肉髻高耸如火焰，象征佛陀智慧冲破世俗束缚，这种造型经尼泊尔工匠传入西藏，成为藏传佛教艺术的底色。忽必烈接受密宗灌顶，并奉藏传佛教为"国教"。

这尊铜鎏金菩萨像。菩萨像肩部雄健饱满，腰部紧收(肩宽:腰宽≈3:1)，符合藏传佛教《造像量度经》的仪轨要求，象征"威猛之力"与"戒律精严"的结合。元代皇室尊崇萨迦派，尼泊尔工匠将藏式造像引入中原，形成"宽肩细腰"的梵式风格。

红绿彩文官俑。穿越历史，凝固元代官场缩影。元代实行"四等人制"，透过文官俑的表情，仿佛也在诉说着压抑。红绿彩的艳俗色调与文官庄重的身份形成戏剧性对比，恰似元时期汉文化在草原铁骑下的顽强存续，鲜艳的釉彩下是文化碰撞的火花。

北京孔庙是忽必烈建元大都后修建。孔庙内现存有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198块，其中元朝进士题名碑仅有这三块。元朝时期科举制度一度被废除，其目的就是从制度上打压杜绝汉人、南人为官。元朝统治灭亡，与日益激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有相当大关系。(拍摄于此)

道教人物像。全真教道士丘处机受召前往西域拜谒成吉思汗后，以"敬天爱民" "去暴止杀"劝诫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接连颁布圣旨，给予全真道自由建造宫观、广收徒众等特权，全真教在华北获得空前发展。清代康熙帝曾对此赞道："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忽必烈去世后，元廷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而倾轧不已，35年期间更换七个皇帝。短短百余年，元朝衰亡，深刻印证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一历史规律。就如元代瓷围棋子，博弈开局凌厉却中盘散乱，终因制度弊端而满盘皆输，令人感慨，发人深思…

这枚"至元通宝"钱币是元朝兴衰历史的见证。忽必烈从这片草原以非凡雄姿向中原高歌猛进，建立元帝国，妥懽帖睦尔是最后一个皇帝，沦为亡国之君，曾经盛极一时的游牧帝国，又回到这片草原。元末帝因病去世，谥号为顺帝‌，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赐。

【明时期】明初，蒙古分为鞑靼、瓦剌等部。明朝在内蒙古地区设置卫所，为防御蒙古诸部南下，自洪武年间开始在北边设置边镇、修筑长城，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系统。明朝与蒙古各部建立朝贡关系后，开启了多种形式的交往交流。

八达岭长城，雄伟险峻，山峦重叠，气势磅礴的城墙南北盘旋延伸于群峦峻岭之中，视野所及，不见尽头。依山势向两侧展开的长城雄峙危崖，堪称名关险隘之首。它是万里长城的杰出代表，明代长城中最精华的地段。万里长城，不朽巨龙，中华民族的象征。(拍摄于此)

铁炮。炮筒前后同粗，有5道宽箍，无准星和炮耳，后膛有一点火孔，属于前装式传统火炮。明代是中国火器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铁炮逐渐取代早期的铜火铳，明朝初期，火器主要用于边防和城防，后期则大量用于野战，成为军队的重要装备。

枢密院断事官府铜印。此印为北元政权（元朝灭亡后蒙古贵族建立的延续政权）所铸，表明其仍以正统自居，沿用元代官制。北元政权退居草原后，长期与明朝沿长城对峙，此印印证了北元在河西走廊的军事部署。北元保留元代枢密院制度，通过行枢密院控制边疆要地。

自1532至1550年间，俺答汗先后六次遣使议和通贡，都被明世宗拒绝。隆庆年间(1567-1572年)以开放海禁、与蒙古俺答汗达成"隆庆和议"等事件著称，标志着明朝中后期边疆政策的调整。1570年明隆庆和议后，以和平贸易代替了硝烟，促进了这里经济与社会发展。

宣教上智甘珠尔瓦法王铜印。随着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势力占据青海，藏传佛教格鲁派由西藏经青海传入内蒙古地区。1578年明万历年间，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会晤，对蒙藏关系及格鲁派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铜印反映了明廷对藏传佛教的扶持。

白瓷普贤菩萨像。其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无论是菩萨的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还是白象的造型以及服饰、装饰等细节，都刻画得细致入微。此像采用白瓷烧制而成，温润如玉，光润明亮，呈象牙黄色，胎釉浑然一体，质感极佳，体现了明代白瓷烧制技术的高超水准。

"大明通行宝钞"纸币。洪武八年(1375)，政府正式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它是世界上尺幅最大的纸币，从此宝钞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直至明朝灭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京城，崇祯帝自缢，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统治轰然崩塌，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谢幕。

【清时代】公元1644年的北京，更是一个历史的舞台，清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古老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清朝确立满汉共治框架，推行盟旗制度，内蒙古逐渐成为漠南蒙古49旗的正式称呼，后逐渐成为今天内蒙古区域的雏形。

浮雕彩绘龙纹鹿角扶手扎萨克宝座。木质，朱漆，鹿角扶手。椅背、椅面下方浮雕龙纹及云纹，龙首足状椅腿，此为阿拉善达理扎雅亲王府遗物。宝座形制仿满洲入关前贵族座椅风格，融合满族龙纹传统与蒙古鹿角装饰，反映清廷对蒙古王公的笼络政策。

乌兰察布盟盟长贝子乘马银牌。上部錾刻单龙戏珠纹，下部阳刻蒙古文。清代将蒙古各部编为盟旗，盟长由理藩院从王公中选任。此牌为盟长派遣公务凭证，持牌者可在指定范围内免费使用驿站资源，体现清廷对蒙古交通的控制，以及优待蒙古贵族以巩固边疆统治策略。

管理呼伦贝尔厄鲁特两佐领兵丁总管关防印。雍正年间，清廷调遣厄鲁特蒙古兵丁至呼伦贝尔，归呼伦贝尔副都统管辖，是清廷巩固北部边疆，尤其是应对沙俄的重要举措。 该印印证了清廷对呼伦贝尔地区的直接控制，不同于外藩蒙古的自治模式。

凤纹宝盝盒，金光闪闪。满蒙联姻是清朝怀柔重要手段。努尔哈赤时起出于政治需要，满族上层娶蒙古主公之女为后妃，并以公主及宗室女嫁给蒙古王公，与蒙古建立起姻亲关系，一直持续至清末。满蒙联姻对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鹿皮药袋。药袋呈长条形，内部分两排插放34件鹿皮小药袋，袋内盛装常见病成药，配有木签标注药名。一侧附有银质放血器和长柄药勺等蒙医器械，形成一套完整的便携医疗工具。可卷曲收纳，便于游牧迁徙，被称为"马背上的微型医院"。

圣水瓶。颈部细长，通体鎏金，錾刻莲瓣纹、缠枝纹等藏传佛教典型图案，纹饰华丽，造型精美似小型佛塔。清朝推崇藏传佛教，圣水瓶反映了当时满、蒙、藏等民族在宗教、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也体现了清朝通过宗教手段加强对边疆地区统治和民族凝聚力。

双鹿法轮铜庙顶饰。双鹿安详地跪在莲花座上，仰头对视着中间的法轮。清朝在西藏的治理已从元明"间接控制"升华为"主权实体化"，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与金瓶掣签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仍保留金瓶掣签作为宗教仪轨，并赋予历史法理依据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意义。

四子部蒙古妇女头饰与鄂尔多斯妇女头饰，前者以银鎏金与宝石镶嵌，彰显高贵而灵动；后者以华丽繁复厚重大气，凸显"行走的艺术品"。两者精美头饰的差异，是不同地域蒙古部落生活方式与审美取向的体现。

内蒙古地区是万里茶道的重要通道，见证了古代国际贸易的繁荣。以归化城为中心，是贸易重要中转站和集散地。在万里茶道兴盛的三百年间，归化城里以大盛魁商号为代表的旅蒙商集团，经营范围广泛、贸易数额巨大，对内蒙古地区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大盛魁木印板。大盛魁由三个山西小贩于康熙年间创立，鼎盛时期商队拥有骆驼近2万峰，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交通团队"。大盛魁木印板是反映清代晋商文化与边疆贸易的重要文物，见证了清代中国北方最大的跨国贸易商号——大盛魁的商业传奇。

乾隆仿明嘉靖五彩人物故事将军罐，因形似古代将军头盔而名。此器仿古瓷的精湛工艺，也是彰显"文治盛世"。到乾隆中期，新疆问题完全解决，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清王朝在它268年统治中逐渐走向闭关锁国，而同时期的西方则拉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历史大幕…

走进展厅，沉浸在历史脉动韵律之中，就像这里的音乐，旋律粗犷而悠长。一件件无声的文物，讲述有声的历史篇章，那是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动人故事；那是书写在东亚版图上的磅礴史诗。历史的厚重，文化的内涵，传承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