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的儿子定居美国后，记者曾问他为何不回国？》

西岳渭水

《江姐的儿子定居美国后，记者曾问他为何不回国？》

江姐的儿子定居美国后，记者曾问他为何不回国，他是如何回答的？

“1996年夏天，华盛顿一间写满公式的办公室里，记者突然发问：‘彭教授，多少人盼您归来，您还回重庆吗？’”话音刚落，空气几乎停滞。

被问到的人，正是彭云——烈士江竹筠的独子。当年渣滓洞高墙没能压垮江姐的意志，却永远夺走了他尚未说出第一声“妈妈”的机会。代价沉重，也让这位男孩的名字与众不同地被写进史料。

人们对江姐的记忆定格在《红岩》里那抹鲜红的手帕：1920年出生、1948年被捕、11月牺牲。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次次皮肉被竹签扎破的疼痛，也是一次次“共产党人的骨头是最硬的”铿锵誓言。她给新中国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更是一份不肯弯腰的精神债券。

抗战尾声，父亲彭子英已在战火中牺牲，渣滓洞的枪声又带走了母亲。彭云与革命伙伴的孩子们一起被秘密送往延安保育院。幼小心灵不懂悲怆，只记得看电影《小兵张嘎》时，他对旁边的小伙伴嘀咕：“要是我妈在，该多好。”短句里全是孩子味。

时间滑到1950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部队子弟学校里，粗瓷碗、玉米面，课桌被油墨熏得发黑。少年彭云却迷上了数学竞赛，方程式一层层剥开，仿佛能在未知世界里与母亲对话。老师感慨：“这孩子自带一股劲。”

进入大学，正碰上国家首批向欧美派遣理工科公费生的名额考核。录取表格上印着“出国目标：为祖国掌握新技术”，这八个字他圈过好几遍，然后毫不犹豫签名。有人说他被“特殊照顾”，他笑笑：“题目做出来才算数。”

踏上大洋彼岸，最先冲击他的不是英语，而是博物馆里那台ENIAC计算机——庞大得像一堵墙，灯泡闪烁。彭云突然意识到，纸上算式和真实机器之间隔着深谷，若能跨过去，母亲常说的“为人民服务”会有新的打开方式。

博士阶段，他把兴趣转向并行计算。凌晨三点，实验室灯光空荡，他边调试代码，边在笔记本上写下中文：“让机器帮人思考。”就是这句话，后来被学生们涂在T恤上，当作实验室口号。不得不说，这一点儿浪漫，显得有些意外。

1980年代以后，中国科研的步伐骤然加快。电子工业部多次发电报邀请彭云回国短访，他也真去了几趟，中国科学院机房里站足整整两晚。有人问他：“干脆留下吧？”他只回答：“需要我做具体项目先说清楚。”口气冷静，却无拒绝意味。

再说回那次1996年的采访。面对镜头，他用了四句简单的话：“第一，我的研究方向在美国更成熟；第二，我已是终身教授，课题组离不开我；第三，我年纪大了，重新适应制度要花时间；第四，我每年都回国讲学。”全程语速不快，算不上激动，也没有矫饰。

外界听来，这些理由理性到近乎冰冷。可熟悉他的助手透露，彭云每次回到重庆红岩魂广场，都得站上十分钟不说话，最后擦掉眼角一滴泪。感情有，却被他硬生生压进逻辑里。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非“两耳不闻国内事”。九十年代，中国高校开始筹建大型并行超算平台，他自掏路费回北京，对硬件选型提了整整二十页建议，后来项目验收时他却缺席，只在电子邮件里留下“祝贺”两个字。低调，几近固执。

有人指责“享受烈士光环，却留在美国”，说得难听。彭云没公开反驳，只在私下对学生感叹：“母亲当年选择的是枪口，我选择的是键盘，本质一样——都是对信念负责。”语气平和，像在谈天气。

客观说，九十年代国内科研经费有限，高性能计算机动辄数百万美元。美国高校条件确实更优渥——这一点，许多赴美学者也不否认。差距存在并不可耻，遮掩才尴尬。

再过几年，他步入古稀之年。院方曾开出延迟退休合同，他答应了，却附带一条：“六月我要回重庆一天。”那一年，他在江姐墓碑前放下一张磁盘，里面是刚完成的算法代码。“妈，这是给你的新名片。”他自言自语，谁也听不清。

晚年选择留美，最直接原因其实是健康——心脏搭桥后，长途飞行已成负担。彭云索性把别墅地下室改成小型实验室，住院同意出厂后第二天就回去调代码，护士气得直摇头：“教授，您能歇歇吗？”他答：“只坐着敲键盘，不累。”

科研之外，他还担任美国华人科技协会理事，定期组织线上研讨，把国内学生拉进视频会议。有人统计，他十年里推荐了三十多位中国博士获奖学金。归不归国，一时间似乎成了伪命题：知识不会贴国旗，人能走动就行。

2021年底，彭云正式退休，课题组同事办欢送酒会。他致辞时却提到母亲：“如果她今天在，会提醒我：别自满，别停下。”全场静默。随后，他把全部专利收益捐给了渣滓洞纪念馆更新多媒体展厅——金额不算巨大，却足以让那面老旧光影墙焕然一新。

回不回国，看似是一个选择，其实藏着几重考量：学术生态、身体条件、情感牵绊、个体自由。立场不同，答案自然不同。重要的，是他没有忘记自己来自哪里，也没有停止创造价值。这一点，江姐在天之灵，想必也能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