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考古发掘七十年祭（下）

潘立

（上图：十三陵全境图）

七，开启万历皇帝棺椁

1957年9月21日地下玄宫正式打开。玄堂上26箱稀世珍宝待清理，万历皇帝和他的俩位皇后，仍在剥落的朱红棺椁中酣睡，正当发掘者们正要全身心地去解开迷宫时，反右运动突然兴起，定陵发掘随即停止，半年以后重启，这次的重点是开启万历皇帝的棺椁。

（上图：地下玄宫中央是万历皇帝棺椁，左右两侧是他的两位皇后棺椁。）

（中图：考古队员从万历皇帝棺椁中小心翼翼地清理物品。）

（下图：郑振铎和夏鼐亲临现场指导开启万历棺椁。）

考古队员用铁制锐器慢慢撬开椁板，一口楠木制成的梓宫露了出来，棺木上方盖着一块黄色丝织铭旗，两端镶有木制龙牌，铭旗中央金书六个醒目大字：“大行皇帝梓宫”。然后撬动楠木棺盖，四只黑色大铁钉缓缓松开，全体队员分列两侧，用手把住棺盖，随着夏鼐一声令下，大家憋足力气，厚重的棺盖倏然而起。

大家眼前一亮，万历皇帝的梓宫里面塞满了各种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一床红地绣金的锦缎花被，闪着灿灿荧光，护卫着各色金银玉器，织锦龙袍。这无疑是一个集大明帝国璀璨物质文化艺术的宝库，是一部详尽的大明帝国史书。

万历皇帝的棺椁高达1.5米，即使站在凳子上，也无法进行操作。夏鼐指示赵其昌，在四周搭起木架，铺上木板，人趴在木板上，探身棺内进行清理。

在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棺椁内，以及整个地宫，共出土各类文物3000多件，其中有金器，银器，玉器，珠宝，金冠，凤冠，衮服，冕旒，百子衣等，许多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其数量之多，品质之高，完全可以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帝王珍品相媲美。

（下两图为帝后衮服）

（下图左为皇帝的金丝翼善冠，右为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

（下两图为随葬的部分金银玉器等）

定陵随葬文物数量之多，品质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鉴于无法一一讲述，仅举两例。

一是万历皇帝的龙袍（衮服）。明朝初期，禁用缂丝做衣服，以示节俭。至宣德年间，随着奢靡之风盛行，缂丝才重新发展起来。衮服系皇帝大典专用服，制造工艺十分复杂，造价昂贵，即使最熟练的织匠，每天最多只能织一寸二分，织完一件衮服，大约需要10年时间。定陵出土万历皇帝的这件十二章福寿如意缂丝衮服，系孔雀羽，织金妆花，杮蒂过肩龙，直袖，膝栏，四合如意云纹纱袍面料，是至今我国所见到的唯一的缂丝衮服珍品。由于原件受条件限制，出工后即面目全非。1983年，定陵博物馆委托南京云锦研究复制一件。该所积30年经验，历时5年，终于织造完成，填补了明代龙袍织造技术失传300余年的空白。

二是万历皇帝头部右侧，有一个不大的圆形盒子，一经开启，令人目瞪口呆，竟是一顶金光闪烁，富丽堂皇的金翼善冠。此冠通体用极为精细的金丝编织而成，重量仅为826克。半圆形的帽山之上，挺立着两个状似兔耳的金丝网片，一顆太阳状的明珠高悬在两耳中间，两条金色的行龙足登帽山，正昂首眺望明珠，大有腾云追日之势。像这样气魄宏大，造形精美的金冠，其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工艺之高超，标志着我国古代镂织工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堪称国宝！

八，定陵考古告一段落，定陵博物馆对外开放

下图一：郭沬若视察定陵地宫现场。

下图二，郭沬若题写的“定陵博物馆”馆名。

下图三：定陵博物馆外景。

下图四：群众参观定陵博物馆地下宫殿。

定陵发掘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历时2年零2个月，以总计用工2万余个，耗资40余万元的代价，终于使这座深藏368年的地下玄宫重见天日。

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新中国考古学家发掘的第一座皇陵的消息：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计划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一一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经打开……有关部门将在这里建立一个地下博物馆。

这条封锁了近三年的消息一经公开披露，立即引起国际考古界的震动，海外多家报纸和通讯社争相转播这条爆炸性新闻。

1958年9月，万历帝后的部分殉葬品走出地下宫殿，登上故宫神武门城楼，向群众展出。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沬若，沈雁冰，郑振铎，吴晗，邓拓，王昆仑，夏鼐等文化巨匠，前来参加剪彩仪式。

此时此刻，吴晗格外兴奋激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尽管定陵发掘出现了许多波折，但最终还是按照他的意志和设想完成了。在这辉煌时刻，他绝对不会想到，死神已悄悄向他逼近。（有关吴晗的主要生平，这里不再展开，请参看我的拙作“读《南渡北归》摘编之六”的第十八节：吴晗在清华，西南联大及返京和解放后关键节点的表现。）

主持布置完故宫神武门楼陈列的考古队长赵其昌，冥冥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所以他在开幕前的一天，回到了定陵工地。第四天，一向谈笑风生，和蔼可亲的定陵博物馆筹建组负责人朱欣陶，面色阴沉而严肃地坐在他面前，嘴角轻轻抽动了一下，露出一丝淡淡的苦笑说：“其昌，根据文化局的指示，发掘队的人员要下放劳动，你是第一批，到良乡窦店农场。”还没等赵其昌回过神来，朱欣陶用安慰的语气说：“白万玉已回考古所了，你只好先走一步。”赵其昌自言自语地说：“我不记得在工作中犯过什么错误……”朱欣陶望着他纯朴又有些傻气的脸，憋不住的说：“可是有人说你在地宫里放毒气，行使特权。”然后又加重语气补充道：“再加上你的历史问题。”不知道如何申辩，向谁申辩。第二天，带着近三年来积累的数百万字的发掘记录，赵其昌仓促离开时，还问朱欣陶：“那发掘报告还写不写？”而朱欣陶无法回答。

再经过一年多艰苦努力，定陵的出土文物基本上修补复制完毕。损坏的不再提起，完好的要公诸于世，以显示其成果。

1959年9月30日国庆十周年前夕，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即将开放。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十三陵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定陵地下玄宫。

九，发掘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打开地下玄宫，清理文物进行时，郑振铎和夏鼐当年极力反对发掘的理由终于应验了。确实，不仅才建国几年的新中国，就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对地下文物特别是帝王陵寝的挖掘都慎之又慎，因为，迄今没有一个对出土文物得到全面成功保护的先例，定陵也不例外。

1，蜡炸木俑的后果

在棺床南北两边的8只木箱内，有7箱人俑，一箱马俑，还有地宫其他地方的木俑，估计当在千件以上。由于潮气的蒸发侵蚀，木箱和木俑腐烂霉朽极多，比较完整的仅剩300余件，是用松木杨木柳木雕刻而成。人俑多为男性，其中有少数留有长须的长者；少数为女俑，呈宫女形状。这些木俑衣冠整齐，神采飞扬。

封建王朝用木俑替代奴隶社会的活人陪葬，是一大进步，所以定陵的木俑极具保存和研究价值。木俑不同于金银器物，极易变质腐烂。国外大多采用冷冻方法，即将木俑放在零下200度的低温中，将水气脱去，再放入玻璃箱中保存。

这种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白万玉老人就按20年代从西方考古学家学来的土办法进行处理。

他在地宫里升起炉火，把白蜡放入铜锅内溶化，然后将木俑放入，进行“蜡炸”。小木人描着黑眉，染着朱唇，神姿活泼地在蜡锅中跳动，如同在宫殿跳舞，令人心驰神往，拍案叫绝。但随着木俑出锅，水份蒸发，逐渐收缩变形，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少男少女，瞬间变成奇丑可憎的老翁老妪。白老一番心血，此时变成痛心疾首，再也无法挽回。而这只是这场大悲剧的开场戏！

2，五彩缤纷的织锦品成了乌黑的云朵

根据上级安排，正当赵其昌白万玉等考古队领导停止工作，进行反右政治学习和检讨时，仓库保管员根据以往做法，将有机玻璃溶液涂在经过简单技术处理的几十匹织锦品上后，经过冷空气的侵蚀，慢慢变硬变脆变色；光彩艳丽的剌绣珍品，也出现大面积黑斑，开始整体霉烂。

一些龙衮袍服的处理，也不尽人意。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衣服上，时间稍久，顔色变深，软化剂蒸发后，质料变硬，硬成一块，不能展出。

当白万玉老人发现这一问题，当即赶回城里，向夏鼐汇报后，夏鼐立即赶到定陵，与赵其昌一起走进仓库，一股腐烂发霉气味扑鼻而来，一块块涂过有机玻璃溶液的织锦品，全部失去了往昔的华姿丽影，不管原先是鹅黄，淡青，还是绯红的顔色，都变成了乌黑的云朵；曾经软绵绵的料子变成一块块僵硬得剌手的黑铁片，经手一触，如同腐朽的树皮，哗啦啦掉在地上。夏鼐的眼泪止不住唰地流下来！面对几十匹松树皮似的织锦品，夏鼐无言以对。现实比当初的预言更残酷，他只能带着无尽的悲愤和无可奈何的哀叹，当日返回北京。

有人建议，丝织匹料可以像古画一样进行托裱，背后衬用韧性大的纸张，以便舒卷；又有人建议，糨糊内加入防腐剂，以便长久保存。但是，托裱工作无专业人员指导和操作。装裱完成，专门研究古代服饰的著名作家沈从文来看匹料，拟作些研究。当他打开裱品，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迷惑不解地问：“怎么有的装裱品显露的是织品反面？”“研究织品的结构不是要看反面吗？”一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地说。一句话激努了沈从文：“研究织品结构，要看反面，更要看正面。如果为了显示反面结构，留下一二厘米，最多五厘米也足够了。整匹反裱，我看是装裱错误。”沈从文不愿再看下去，临走时，他对助手说：“囊括了中华纺织技艺精华的明代织锦遗产，如此轻率地对待，还做这样不负责任的解释，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有意欺骗！”

回顾定陵文物挖掘整理过程，由于知识局限，条件限制及处理保管不善，加之地宫中原来的潮湿霉变，打开地宫后室外空气的侵入，除金银玉石器略微好些，织锦品龙衮和木制品大部分存在不同程度的变质和损坏。

残酷的现实说明，科学一旦嫁给愚昧，就注定要受到蹂躏和失败！

（上图：惨不忍睹的龙衮）

十，十年浩劫给定陵带来深重的灾难

（上图：未被拉倒的无字碑；中图：曾被涂抹过红漆，而后复原的“定陵”匾额；下图：被毁坏又重新复原的地宫木箱。）

首先迎来的是红卫兵“扫四旧”。他们强行打开定陵地宫，先是跳在神座上当起了皇帝和皇后，然后将汉白玉神座掀翻；有人将殉葬的木箱在玄堂上摔坏，在地下宫殿里演了一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其次是定陵博物馆成立了多支造反战斗队，在战斗队一个女首领的指挥下，他们第一步把博物馆馆长朱欣陶等走资派抓起来，关进仓库。

第二步要推倒陵前的无字碑。一根绳子套在二丈多高的巨大石碑上，女首领指挥大家用足力气“一，二，三！”拼命拉拽。所有人都拿出吃奶的力气，但无字碑纹丝不动，巍然屹立在蓝天白云之下。当他们再次鼓足力气拉拽时，绳索“咔嚓”一声断为两截，人们纷纷摔倒。这时，有人嘀咕：“当年努尔哈赤和李自成大军都没有拉倒，何况我们……”

于是放弃了无字碑，集中火力攻打明楼。坚硬的明楼无法捣毁，但为了宣示造反派的气魄，队伍里有一个“小诸葛”提议，将城楼上的“定陵”两字刷上油漆。于是，女首领指定一个21岁的小个子青年，手提油漆桶，爬上由七架梯子接起来的“天梯”，爬到二十多米时，梯子开始大幅度晃动，他弓腰曲背，稳住重心。终于，他站到四十多米的高空，用红漆迅速将达两米多高的“定陵”巨匾涂抹掉。当他成功后，又有人建议，在匾上贴一张毛主席像，让红太阳照亮定陵。小伙子青年又一次攀爬。然而遗憾的是，刚刚上到十多米，他一脚踩空，连同掀翻的糨糊桶，一起跌落下来。还好他被地面上的人接住，但还是受了伤，被送往医院。

紧接着，战斗队又决定对皇帝皇后的棺椁动手。他们杀入地宫，抢走仓库保管员李亚娟的钥匙，堵住闻讯赶来的保卫干部，强行打开盛放万历皇帝和皇后的箱子。这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人员，经过一年的努力，才把三具零散的尸骨用铁丝穿制成一个完善的整体。文革爆发后，该尸骨原来保存在研究所，怕有闪失，才转移到定陵博物馆，想不到还是在劫难逃。

1966年8月24日，是中国考古史上悲怆的祭日。这一天，阴沉的天，从早到晚，始终未见阳光。三具尸骨被摆在定陵博物馆大红门前的广场上，还有一箱帝后的画像，照片等资料。帝后的三幅画像，是清理地宫时，考古队员曹国鉴精描细绘画成的，当时光金粉就用了二两多。在附近单位人员和农村农民，红卫兵，学生围观下，女首领宣布召开批斗会后，下午2时15分，几十个大汉手抱石块，猛烈向三具尸骨砸去，随着一阵阵巨响，三具尸骨被砸得七零八落。然后，又找来木柴，点火烧尸。尸骨在烈焰中“叭叭”作响，浓黑的烟雾伴随着剌人的气味，向天空飘去。

狂热的冲动和盲目的激情迎来天怒。正当浓烟升腾之时，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大雨倾盆而下，围观的人群四散奔逃，烈火被雨水浇灭，仅剩的骨灰与泥土溶为一体，重新回归广袤的大自然之中。

据史料记载，万历一生多病，经常“头晕目眩，目疾足痛”，臣僚们将他的病症归咎于酒色过度。但究竟是何原因致万历于死命，需要对尸骨多方面化验，进行病理学研究。然而，一把大火让尸骨消失殆尽，万历痼疾成了永久之谜。

十一，迟到的忏悔永远无法挽回文物的损毁

在万历帝后尸骨被焚23年后，当年用朱漆刷“定陵”巨匾的那个小个子青年已届中年，他对自己当年的行为直言不讳地说：“文化大革命害了一代人，同时也损害了一大批文化遗产。……你们问的两件事都是真的，我上明楼用漆刷匾……现在我腿上和头上的伤疤，不但没人管，自己也不好意思讲，像小偷去偷东西伤了身体一样，那时候真叫傻！”

而当年指挥闯地宫，将万历帝后挫骨扬灰的那个造反派女领导，尽管她没有说出悔恨的话，但仍可以看出她满脸忧郁，两鬓过早的染上了雪丝，脸上露出的红晕显然是羞涩和痛悔的表示。她没有提及自己当年是如何指挥的，只是说从此以后几乎天天做噩梦，梦见万历皇帝和两个皇后，拿着大刀要杀她。这个梦缠绕着她20多年，使她常常感到体力不支，步履维艰，青春早逝，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可惜，那位小个子青年和当年的女指挥的悔过，都为时已晚，损失无可挽回！

十一，两则轶事：擒获偷盗金锭贼/楠木棺椁与七条人命

1，1977年9月25日夜，借着狂风夹着暴雨，一个黑影潜入博物馆一号展厅，进行盗窃。第二天，风雨停息，当讲解员进入展厅时，发现窗子敞开，展厅内17个金锭不翼而飞。案发后，公安部门立即进行侦破，但三个月没有结果。

四个月后，盗窃犯在山西落网。

原来，风雨之夜的窃贼，曾是定陵的一个临时警卫人员，当他得知自己要辞退回山西农村老家时，便萌生了盗窃金锭的欲念。窃贼得手后，三个月没有声张。随着外面风平浪静，第四个月，便急不可耐地将金锭拿到县城集市上销售，结果败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展出的金锭是用锡铸成的替代品，只是在表面涂了一层金粉而已。一场虚幻的黄金梦，使盗贼实实在在地蹲了几年大牢。

2，1959年，万历和两位皇后的楠木棺椁，在定陵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指挥下，扔到宝城外面的山沟里。当天下午，被附近的农民一抢而光。大家见表面剥蚀整体却完好如新的棺木，如获至宝。

一对年迈的夫妇，特地用这珍贵的楠木请人做成棺材，以备后事。事出巧合，第一具棺材制成后，老伴蹬腿归天；第二具棺材刚刚完工，老头也一命呜呼，前后不到半个月。

老夫妇的突然去世，让遗弃的棺椁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上图：定陵出土的金元宝；下图：万历皇帝的楠木棺椁）

5个月后，一个更加恐怖的故事又发生了。

裕陵村一农民正和老婆在陵下山坡上耕作，偶遇棺木扔下来，他与老婆一起将宽大厚实的金丝楠木板连拖带拉弄到家里，立即请木匠做了两个躺柜，端端正正地摆在堂屋里，有村民不无忌妒地说：“皇帝的东西不是随便可以用的，要是没那福分，消受不起，还会搭上性命……”尽管这位农民对这种话不置可否，但悲剧还是发生了。

一个周日的中午，农民和老婆带着满身泥水收工回家，发现四个孩子都不见了。他老婆的心怦怦直跳，冥冥之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俩个人在村子里和院子内外找了一圈，重新回到室内，蓦地发现躺柜边放着4双小鞋，俩人迅速打开柜盖，只见四个孩子相互挤压着，早已气绝身亡。孩子的手指根部渗着血渍，柜壁布满抓过的痕迹。这4个孩子三男一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5岁。当地公安对死因的结论是“缺氧憋死。”这位农民的妹妹解释孩子的死因时说：“在柜盖和柜壁间有一个铁挂钩，柜盖盖上后自动落下锁上，孩子们一定是钻进柜子里打闹时，，不料柜盖自动落下，挂钩正好挂住。家里又没人在，孩子们任凭在柜里怎样呼叫挣扎，也只能是死路一条。

当那4个孩子死后，夫妻俩又生了三女一男4个孩子。而令人悲叹和困惑的是，唯一的男孩高中毕业不久，却在一个静谧的深夜，趴在躺柜上神秘地死去，据说是因为用煤烧地坑，引起一氧化碳中毒而亡。

从今以后的那个身材较高的农民，黑土似的脸，满头白发，浓密的胡须像丛生的野草，经常目光滞呆地望着远方。

不知道这究竟是迷信，还真的是命！

十二，古墓里的一豆灯光下，赵其昌为定陵考古书写考古报告

（下图：赵其昌（1926年一2010年）河北省安国县人，195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后，到北京文教委员会文物调查研究组，后转入首都博物馆，长期从事北京地区考古学历史学研究。1956年任定陵考古发掘队队长。1985年至1988年任首都博物馆馆长，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1988年退休后，任首都博物馆专家委员会主任。2010年12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赵其昌来到北京西南郊的窦店农场，开始了他的劳改生活。这里四周群山环绕，地理偏僻，无垠的土地上飘荡着白茫茫的荒草，凄冷的风卷着沙土，向他安顿的破房子涌来，天地一片昏暗。

在这里，赵其昌已不是一位髙智商的北大学生，也不是踌躇满志的定陵考古队队长，他是作为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来接受改造的。从小在农村长大，当年曾“步测秦川八百里”，年轻气盛，力大勇猛，兼之长期的野外考古发掘生涯，已经习惯了体力劳动的赵其昌，对于农场里的劳动并不感到惧怕和棘手。但是，精神上的苦闷却使他难以忍受，告别了心爱的考古工作，闻不到地下深处古物的气味，他感到窒息，孤独和悲怆。

从定陵带来的一包发掘资料，赵其昌思索着利用这些原始资料，将定陵发掘报告写出来，是他在苦难岁月中坚持生存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

这一年的冬天，小组长命令他到农场场部领取两把镐子。他走到离场部好几百米的山沟里，发现了一座破旧的古墓。赵其昌扒开枯草，看到里面空空荡荡，棺木早已腐烂成为一堆土灰。对于普通老百姓，可能有点惧怕，而常年与古墓帝陵打交道的赵其昌，发现这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地方。赵其昌心中一动，这里不正是写作的理想之地吗？

于是，赵其昌弯腰弓身进去清理，将古墓内的棺木尸骨埋入沟里。当天夜里，他找来一块木板，安放在捡来几块叠起方砖上面，制成一张特殊的书案。第二天又捡来一个墨水瓶，灌满煤油，制成一盏油灯。万事俱备，到了晚上，他夹着发掘资料潜入墓穴，点亮油灯，用麻袋挡住墓口，不使亮光外泄，开始了写作。

现实是，赵队长手上没有史书文献可供参考，仅凭一堆原始记录资料，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一个人也难以完成这份历史史书。此时的赵其昌将独自奋斗，在这里完成定陵考古报告的雏形，等待时日，静候待变。

白天劳作，夜晚写作，几天过去了，没人察觉，赵其昌暗自庆幸。十几天过去了，与赵同屋的“右派”老头，因胃疼肝痛，自顾不暇，监督他的小组长也没有反应，赵其昌的胆子越来越大，有时到黎明才回宿舍。赵其昌在昂奋与痛苦中迎来1959年元旦。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饥饿困绕着赵其昌的每一天。伙房每顿分发的窝窝头，对于力大如牛的赵其昌来说，远不能满足生命消耗的需要，何况他白天晚上都在拼命。每当夜阑人静伏案疾书时，不争气的肚子总是咕咕叫个不停，搅得他无法静下心来写作。赵其昌终于想出了办法，他利用劳动间隙，设法捡些地瓜头，萝卜根，白菜叶，洗净后放入茶缸，晚上带入墓穴点火烧熟，用以充饥。有时候运气好，还能在晾晒刚剥下的羊皮上刮点残肉，顺只羊蹄。有一次在古墓写作时，窜来一只老鼠，他抓起砖头将其砸死，然后剥皮煮熟，加上瓜菜根叶，狼吞虎咽地大快朵颐。

1959年的元月3日，对于赵其昌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悲愤的日子。

大雪纷纷扬扬下了两天两夜，3日雪过天晴，嗜好打猎的农场副场长，带着几位部下和一条猎狗，到荒原上打猎。

猎狗嗅着地面，突然飞奔，在古墓前停下，向着墓穴狂吠不止。副场长随即看到沟沿上有脚印，即令部下过去查看。当部下拨开枯草，拉下麻布片门帘，里面的木板书案，油灯，书藉，一一展现在游猎者面前。

接下来的一幕可想而知。当赵其昌被两个大汉扭着胳膊，带到场部办公室，看到那个墓穴里鼓鼓囊囊的资料包袱放在椅子上，一切都不言自明了。

别无选择，赵其昌只好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罪行。下午农场领导召集全体劳改人员，在古墓前召开批斗大会。赵其昌被两个大汉反扭着胳膊，身体呈90度喷气式弯曲。批斗大会后，场长命令将古墓捣毁，把赵其昌押进一间仓库看管起来，所谓的“变天账”准备送交上级请功领赏。

也许天不灭曹，几天后北京来函，要赵其昌立即回京，编写定陵发掘简报的下半部分。《定陵发掘简要报告》的上半部分，是赵其昌下放农场前夕写成的，刋于1958年《考古通讯》第七期。这次编写的是下半部分，于1959年《考古》第七期刋出。都是第七期，相隔整整一年，而且未署作者姓名，这在考古界实属少见。

半个月简报写完，赵其昌还得返回农场继续改造。在以后的10年里，他辗转多地，颠沛流离，关牛棚，挨批斗，挖防空壕，烧砖，盖房等等，经受着那个时代一批有良知，有追求，有建树的知识分子遭遇过的相同命运。

十三，为田野考古贡献了一生的白万玉老人

（定陵考古发掘队副队长白万玉）

（白万玉（1901年一197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毕生致力于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

白老的一生极富传奇。1914年，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中国西部，进行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开发。当他走到察哈尔省龙关县时，在当地招收几名青壮年以解决人手短缺。在洋教堂里做杂工的父亲得到消息，让年仅15岁的儿子白万玉马上去报名。安特生对一群干瘦的穷家子弟进行了一次考试，让每一个参试者手拿一杆小旗，奔上前面小山的前几名录用。随着安特生一声令下，白万玉一马当先，第一个将旗插上山尖，就此被录用。（注：有关安特生在中国的情况，请参看拙作“读《南渡北归》摘编之十”第三十一节：“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和失踪）

自此，白万玉跟随安特生开始了遥远的西域大漠的探险旅程。他们穿过拉瓦克沙漠，向楼兰古国行进时，闯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座座天然城堡构成了神秘莫测的迷宫。在这个当地人称为“雅丹”的地区，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层很厚的灰白色盐壳，踩上去会嘎吱嘎吱响，有时还会噗哧噗哧陷脚。骆驼和马匹走在这坚硬如石的盐碱地上，蹄子被磨出血，产生严重的溃疡，无法骑坐。安特生只好命令扔掉骆驼和马匹，用自己的双腿继续行走。

此时已进入10月，旷古幽深的西部大漠，寒风剌骨，飞沙走石，进入夜晚，气温降至冷下30多度，白万玉的手指被冻坏，最后不得不将两个冻坏的手指割掉。大家咬紧牙关，跋涉半个多月，才走出雅丹地带。

三年的大漠生涯，使白万玉学会了骑射，考察方法，发掘要领和绘画，照相，保护古物等考古本领，也将他锤炼成一条坚强的血性汉子。

1927年，白万玉再度随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去西域考察探险。此时的他已趋于成熟，并在考察发掘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成为中国第一代考古专家。

正是得益于这段非凡经历和丰富的发掘经验，白万玉老人几乎天天吃住在定陵考古发掘现场，具体安排工程进度，指导文物出土和保护工作。

作为队长的赵其昌，曾不止一次去过白老的家，每次见到的都是绳床陋室，四壁空空。1969年底，赵其昌解脱后，从农场回到北京，摸到西直门内老虎庙9号，这是白万玉老人的家，他想立刻见到这位慈父般的老人。而老人的家门上，一把锈蚀的大锁牢牢地锁着，邻居告诉他：“白万玉的老伴去世后，他搬到广渠门他妹妹家去了。”

赵其昌到广渠门一带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老人的家。当他敲开房门时，只见一个镶着黑框的像挂在墙上，镜框中白老神采奕奕，正向他微笑。老人妹妹说：“我哥哥自从老伴去世后，就有些神志不清，说话颠三倒四，几天前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了。”当时，白老才71岁。

赵其昌含着热泪，回忆着与白老朝夕相处的日子。白老是清贫的，清贫得家里没有一床多余的棉被，每次野外考古包括临来定陵时，他向考古所申请领一条被子。

这样一位曾经跋涉大漠，闯荡戈壁，穿行在灿烂历史文化长廊中，忍辱负重，为中华考古事业奉献一生的人，最后没有一个子女，没有留下遗物，甚至没有一篇文章。他像春蚕吐丝，像蜡烛燃烧，默默无闻地贡献自己，又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

十四，30年后，定陵发掘考古报告陆续出版

（下图一，定陵平面图；下图二，三，四：定陵发掘考古报告封面，部分内容及图片。）

定陵发掘考古过去多少年了，已经在人们心中逐渐淡忘，而国内外的专业人士一直在向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追问这件事，这是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敏感话题。

事件重见天日还是从林彪事件之后，在干校劳动改造多年的夏鼐，重返岗位，主持中国考古研究所的工作。1979年，夏鼐见到了已回到北京市文物局的赵其昌，师生相见百感交集，他们的共同话题，就是要集中力量撰写定陵发掘报告。

1979年4月，夏鼐以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在西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考古学规划会议上宣布：定陵发掘报告的编撰工程列为国家“六五”社科重点项目。会后，已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王岩，放下手头工作，立即赶赴定陵，开始了这项长达5年的艰辛浩繁工程。

在对有关定陵发掘以后工作的了解中，他们感受到定陵人这20多年来的坚守和努力！

李亚娟，北京一位普通家庭妇女，1958年被临时招聘为神武门定陵展览的解说员，后任定陵博物馆仓库管理员。在局势最严峻的1966年至1968年，她几乎与家庭断绝来往，日夜守在仓库里，被打的口鼻流血，几次昏倒在仓库门前，仍然拒绝将万历帝后的服饰，金冠和众多的文物交给造反派。她把几百份资料，数千幅照片底版，几大册现场记录，不断晾晒保护，始终完好如初。

苏州织品研究所的工程师吴平，这位年近不惑的单身女士，告别了相依为命的七旬老父亲，只身来到定陵，夜以继日地将库房中不易展开不能触动的织锦遗物，绘制了几百张图片，写下几百页分析资料。苏州剌绣研究所所长顾文霞女士，三上定陵，选最好的技艺能手，分析缂丝衮服，用三年时间完成了稀世珍品的衮服复制品。

南京云锦研究所所长汪印然，接受了复制织锦孔雀羽花纱龙袍的复制，带领技师和高级研究员，研制了明代提花木楼机，复原明代染色技术，寻访到明代锤打金箔的后裔，恢复了金箔缠裹蚕丝的绝技。十三陵特区文物科长魏玉清，跑遍全国动物园，收集到一团孔雀羽，才圆满完成龙袍的复原制作。

地质部国内最著名的权威，80高龄的老专家杨杰亲自为定陵的宝玉玉石作鉴定，直到故世。

万历帝后的尸骨毁了，但他们的牙齿资料事先保存在北京口腔医院，两束发髻被保存在北京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里，为后续研究保存了原始物品。

不再一一枚举为定陵考古作出贡献的专家和普通人士了，他们为赵其昌王岩即将起草的定陵发掘考古报告汇聚了众多智慧。

1985年6月15日，夏鼐在办公室里突然急剧咳嗽，一股鲜血从胸中升起，沿食道喷涌而出。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极大的摧残了夏所长的身体。预感到今天的征兆不同寻常，他马上要通了定陵博物馆的电话，要赵其昌立即将发掘报告初稿送来。当天下午，夏鼐在医院里捧着厚厚的书稿，仰起苍白憔悴的脸，微笑着对赵其昌说：“看到它，我就放心了，走后对老同学也有个交代。”此时的赵其昌自然不明白老师话中的全部含义，当事后醒悟时，1985年6月19日，夏鼐永远睡着了，床头的定陵发掘报告初稿上，留下了大师用红笔圈划的密密麻麻的字迹。

1989年8月21日，《北京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导了一条消息：

明定陵考古历时30年而完成

一一一批发掘报告已开始陆续出版

……已有一部辑有136帧皇陵墓葬出土文物精品彩照的《定陵掇英》大型画册先行出版，其中还收有近40幅当年发掘现场的墓葬照片；内容包括50万文字，380余幅墨线图的发掘学术报告《定陵》即将排印，于近期出版……报告内容包括十三陵概况，定陵的营建，结构，形制，出土遗物的记录考证，以及几份有关的考古鉴定专题报告附录等。

发掘报告一经出版，即获两个大奖：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个是夏鼐考古基金会的考古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尾声：让历史告诉未来

当年批示“同意发掘”的周恩来总理，对定陵发掘后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反应，我们找不到相关材料，但我们可以从他生前对这类问题的态度中，找到蛛丝马迹。

1965年9月，周总理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参观定陵，随行的有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和吴晗副市长。

参观出来后，因吴晗，郭沬若想继续发掘明成帝朱棣的长陵，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和秦始皇陵，他们一是希望得到朱棣长陵中传说中的《永乐大典》，二是想得到李世民昭陵传说的王羲之《兰亭序帖》，这两件价值连城的文物已在人间失传。吴晗当场向周总理提出，定陵是“试掘”，建议再挖长陵。周总理沉思片刻，睿智而含蓄地回答：“我对死人不感兴趣！”

终于，面对定陵发掘的一些严重问题，在郑振铎夏鼐的建议下，国务院下发了“停止对一切皇帝陵墓发掘”的文件。周总理的英明抉择，除万历外，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才得以在他们的陵寝里安睡至今，中华文明瑰宝免遭进一步灾难，这是整个中华民族之幸！

说明：本篇主要参考了

杨仕，岳南著：《风雪定陵》

谢明江搜集整理《十三陵的传说》

金世绪《漫话十三陵》

定陵博物馆编《定陵地下宫殿》

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