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梅边吹笛

浅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上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辉煌壮丽的篇章，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期，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抗日战争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出符合中国抗日战争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全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把党建设成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异常艰苦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逐步成熟和发展起来的，经过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由萌芽、形成，到抗日战争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成熟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较为完整地提出了一整套建党思想。

1、强调思想上建党，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上特别注重党的思想建设，在不同时期，都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强调思想上建党要注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加强和坚定无产阶级党性，是对国际主义运动做出独特的理论贡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强调能否运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小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是能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明确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毛泽东同志多次重申思想上、政治上建党的重要性。他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明确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2、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方法。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抗日战争中，针对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存在盲目性的情况，特别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思想在指导抗日战争中运用得非常成功。集中反映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毛泽东强调党是在同一切违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指出：“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党坚持这一思想路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3、规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实现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在党的建设上，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了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到抗日战争时期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对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必须在党内实行民主生活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现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同志于1937年9月，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1938年2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对党的纪律和组织生活制度都做了详尽阐述：“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党的纪律正常化、规范化。

4、提出了整风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为了保持党的纪律、团结和战斗力，毛泽东同志要求要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党的思想，提出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根据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党内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延安整风，开展了一次持续数年的全党整风运动，目的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动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动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动文风。并先后代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在这场运动中，逐步形成了整风精神，其内涵包括：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民主。明确提出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使党内思想健康发展。

5、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同志特别注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他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总结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对党的作风做了较为明确的概括，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我们党坚持这三大作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以后的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的革命和建设中三大作风一直发扬光大。

6、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抗日战争中一贯坚持的领导方法。1943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一直是党对广大群众开展工作的指针，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坚持抗日战争的法宝。

7、创建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的理论。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是毛泽东同志从政党巩固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出发，提出的政治上建党的重要理论。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非常注重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领导抗日战争的实践中，特别强调在抗日战争中的核心地位。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阐述了这一思想：“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联系着的。”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要求，党在领导整个抗日战争中，始终注重自身建设，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得到提高，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8、制定了“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在党的建设上，毛泽东同志特别注重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把干部队伍建设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对选拔干部提出明确的标准：“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我们党正是坚持“任人唯贤”，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以后的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党一直坚持这一用人路线。

　　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

抗日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面运用和发展的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已经形成，到抗日战争得到进一步成熟和发展。

1、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同志非常精辟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运用到抗日战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军事辩证法”概念，深刻地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系统科学地阐明了关于如何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原则。为正确认识和指导战争，恰当地解决军事领域的各种矛盾，提供了基本的观点和方法。

抗日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集中全党的智慧，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军事理论著作。这两篇著作是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刚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中国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同志持久战思想来源于对中国10年内战和全国抗战前10个月的总结，体现了科学理论的实践精神，体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和问题导向。他写的《论持久战》深刻分析了抗日战争充分暴露的各种矛盾和初步显现的规律，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具体地说，日本是一个强国，具有很强大的战争力量；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一特点决定了日本进攻中国只能横行一时，中国不可能速胜，中国的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是退步的，它所进行的疯狂战争冒险，是会加剧其本身内部矛盾，使它走向灭亡。中国则相反，正处于向前进步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因而能唤起全国的团结，能够利用地大、人多的有力条件长期作战。毛泽东同志根据双方情况，提出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指出这三个阶段中相持阶段是持久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是毛泽东同志持久战理论的显著特点：持久战是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为了实现总的战略方针，还要有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2、武装斗争思想。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抗日战争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武装斗争，即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十八年来，我们党是逐步学会了并坚持了武装斗争。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是由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势力凭其强大的军队和暴力，对人民实行独裁统治。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其他形式的斗争虽然也是重要的，但它们直接或间接地都是配合武装斗争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力地证明，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重视一切敌人”的战略方针。人民军队在战略上“以一当十”，在战术上却是“以十当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之一。党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打败拥有优势装备、异常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3、人民战争思想。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能动作用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抗日战争的实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民战争思想。毛泽东强调抗日战争要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全体人民支持战争、参加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即实行人民战争路线。他认为，只有实行这样的路线，才能引导中国的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他在1937年7月23日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代表中国共产党人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党的“七大”会议作的闭幕词，即《愚公移山》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毛泽东的统战思想：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策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运用得可谓炉火纯青。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结果，是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当时形势的特点，分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力量状况，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利用中国大资产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制定和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先后发表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目前抗日战争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团结到底》、《论政策》等文章，全面阐述了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方针策略和各项基本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政策。”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全国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依靠和支柱。发展进步势力，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是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他们各依其阶级性的不同，对待土地革命、对待民主、对待顽固派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可以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应该而且可以争取他们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者。这种争取政策，不但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而且对于各部分中间势力也有区别。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任务，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恰当的政策。

反对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就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是放权的统治者，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采取的是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之，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同他们的反动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甚至军事上坚决的斗争。为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还包括民族工作。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族的战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日本侵略者的面前，只有各民族团结抗日，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为此，党必须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1937年7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讨论了对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1939年初，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专门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系统地进行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中共中央还特别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工作干部工作，1937年中央党校办起少数民族班。1939年至1940年在陕北公学又先后成立蒙古青年队和少数民族工作队等，为抗战培养出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为改善各民族间的关系，1940年4月至7月，中共中央先后原则上批准西北工委起草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两个文件。文件规定了实行民族平等、发扬民主、尊重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帮助改善与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发展生产、组织抗日武装、增强抗日团结等各项具体政策，为新时期民族政策与理论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历史参考。

依据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全国各地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统一了抗日根据地各部门的工作步调。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广泛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使抗日民主根据地健康发展。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华中、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还派出战斗部队和民族工作干部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抗日武装。朝鲜族、满族、壮族、瑶族，黎族、苗族等各地少数民族人民，都为保卫民族利益、维护祖国独立和统一、反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做出了积极贡献，使全国团结抗战取得彻底胜利。

　　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构筑了新民主义革命理论框架，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义革命、新民主义社会、新民主义国家的思想。新明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同志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了详尽的完整的论述，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他指明，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链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同志在大量的理论研究基础上，集中全党的智慧，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

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主要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国无产阶级担当革命领导者的责任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是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基本因素，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保证。毛泽东同志指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力量是中国基本的主要力量。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有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资产阶级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这样做。

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毛泽东同志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反帝反封建人民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他提出建设新中国的目标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里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