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論》筆記：“其行己也恭”猜想

雄鹰于飞

“其行己也恭”语出《論語·公冶長》中的一个章句。

5.16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孔子议论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是其中之一。

子产，郑国人，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其卒年公元前522年孔子30岁，所以孔子与子产几乎为同时代人。

魏何晏《论语集解》对上引章句无注。而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云其行已也恭者，言其行己身于世常恭，从不逆忤人物也。”邢昺《論語注疏》：“其行已也恭”者，言已之所行，常能恭顺，不违忤於物也。”

二人所释于“行己”者不同，皇疏谓“行己身于世”，而邢疏则言“已之所行”。然而对于“恭”，无论皇疏之“从不逆忤人物也”，还是邢疏的“不违忤於物也”，其义一也，都是朱熹《论语集注》所谓“恭，谦逊也。”

近人杨伯峻先生有《论语译注》，其对此章句的“译文”作：“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行为合于君子之道：他自己的容颜态度庄严恭敬，他对待君上负责认真，他教养人民有恩惠，他役使人民合于道理。”他将“恭”字直接落实在了“容颜态度”的“庄严恭敬”。

窃以为，以上古今各家一脉相承，但他们无论对于“行己”，还是“恭”，解读上偏了，都存在方向性问题。

一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根据现代汉语语法学方法分析，这是一个由四个分句所构成的并列复句。

四个分句句式一致，句子成分结构也完全相同。谨以“其事上也敬”为例做单句分析以说明问题：

首先，该句为主谓句，主语：“其事上也”，谓语：“敬”。

其次，主语部分“其事上也”为主谓宾结构。其中，“其”，代词，指代“子產”，为主语；“事”动词，作谓语；“上”名词，为动词谓语“事”的对象，作宾语。

本来“其事上”作为一个完整的主谓宾语结构，有独立成句的资格。但此处以一个“也”字骤然而使其名词化，它就只能在其所在大句中充当一个句子成分而为其主语了。

简译：他待郑君敬。

余三句，包括“其行已也恭”，类推。

既然句式一致，句子成分结构相同，作为语言工具，它们表达意思的逻辑路线也都应该相同，即所表达的都是：“其”对于行为对象的行为态度或者方式方法。

假如上述观点成立，那么请问：子產他对于自己谈得上需要“恭顺”、“谦逊”、“容颜态度庄严恭敬”、“不逆忤”吗？

二

说到逻辑，“君子之道四”，还真正涉及现代所谓形式逻辑的分类与划分问题。根据现代逻辑学分类划分理论，其中其实存在三级分类划分：

第一级，以“人”为母项，划分为“己”与别人；

第二级，以“别人”为母项，划分为“上”与“民”；

第三级，再以“民”为母项，而从“養”与“使”的行为的角度进行划分。

当然，作为逻辑组织，若从现代的逻辑学的分类与划分理论的核心原则着眼，它并不完全符合。比如整体多维度跳跃划分，这肯定不符合层级化原则要求；第二级划分也没有完全覆盖母项的全部外延。但第一级与第三级的划分应该还是符合完整性与排他性原则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诚然要揭露它“多维度跳跃”对于逻辑学理论原则的不符合性，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肯定，正是因为它从第一、二级，以“人”、“别人”为母项进行外延划分到第三级虽然以“民”为母项，却依据“養”与“使”的行为进行划分的“跳跃”，恰巧暴露了孔子议论子產之“有君子之道四焉”，本质就是根据子產对于 “己”、“上”以及“民”之“養”、“使”三个对象、四个方面的行为态度或者方式方法作为依据。

上述古今诸公之对于“其行已也恭”者，无论“言其行己身于世常恭，从不逆忤人物也”、“不违忤於物也”、“谦逊也”，还是他自己摆着一副“容颜态度庄严恭敬”地给人看，归根结底不是对“己”的行为态度或者方式方法，反而完全又是“对别人”的“敬”而已。

假如这样的解释能够成立，那么孔子如此回还往复，啰里啰唆，岂不是他老人家老糊涂？！

三

一部《论语》，“恭”字出现凡13次。而楊伯峻《論語譯注》附《<論語>詞典》释“恭”仅两个义项：

⑴容貌的端莊嚴肅(11次)：其行己也恭(5.16)，貌思恭(16.10)

⑵對别人的謙順(2次)：巧言令色足恭(5.25)，子爲恭也(19.25)

是不是过于笼统、简单？

考察13次“恭”之在《论语》的文本，可以感觉：

首先，“恭”诚然是被正面赞美的，如：“溫、良、恭、儉、讓”（1.10 ）、“恭而安”（7.37）“恭、寬、信、敏、惠”（17.5）；但也有负面受贬的，如：“巧言、令色、足恭”（5.25）。

其次，“恭”被强调应与礼相结合，与礼之有无远近，结果迥乎不同：“恭近於禮，逺恥辱也。”（1.13）；“恭而無禮則勞”（8.2）。前述之“足恭”受贬，或许其就是此“恭”与“礼”太远甚至无有的关系。

第三，“恭”作为要求，既可施之于“貌”：“貌思恭”（16.10）；也可行之于“居處”：“居處恭”（13.19）

最后，“恭”作为行为或者态度，既可以对别人，如：“與人恭而有禮（12.5）；也可以是对自己，如：“恭己正南面”（15.5）。

对别人、而施于“貌”者，其解“對别人的謙順”或者“容貌的端莊嚴肅”自然都无不可，但对于自己、特别是在“居處”之中，而要求“容貌的端莊嚴肅”云云，以人情而论，是否矫而且迂？不但于自己别扭，而且尤其令别人发谑。

“恭”，在甲骨文作“龏”，象双手举“龙”作祭祀之形。当然所举不可能是真“龙”，而是龙图腾而已。金文增“示”部，强调祝祷。至战国文字始见此“上共下心”之“恭”，到小篆然后固定。从战国文字的结构看，“恭”为“从心共声”的形声字，心部表明其与心理状态相关。《说文解字》释“肃也”，段玉裁《注》强调“持事振敬”的内涵。有一定宗教学或者古文字学基础的人肯定理解，这种肃敬态度，自双手举“龙”作祭祀时就天然包含了小心谨慎的成分。所以，在汉语里，在有“恭”字组成的词汇中，除了“恭敬”、“恭顺”，还有“恭谨”、“恭慎”，自先秦一直沿用至今。

然则这“恭”是有怎样的一种“小心谨慎”？

我猜想：或者就是“以禮”吧？所谓“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12.1）；应该就是“有耻”吧？所谓“行己有耻”（ 13.20），也应该覆盖視、聽、言、動诸方面吧。

四

已经前述，“行己”是“对自己”，而非对于别人；“恭”是“小心谨慎”。那么，“行己”到底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对自己”，或者说到底是“对自己”处于怎样境况时，所采取的“小心谨慎”的行为态度或者方式方法呢？

我们还是尽量从《论语》寻绎以期自证吧。

《论语》出现“己”字凡29次，其中处于动宾结构做宾语、并且是做自我的行为的对象，除了两处“行己”（5.16、13.20），其余尚有：“克己”2处（12.1）、“脩己”4处（14.42）、“恭己”1处（15.5）、“絜己”1处（7.28）。

纵观这8处，总体可以感觉：其行为主体无论普通“人”，还是“仁”者、“君子”，甚而至于圣王如“堯舜”，其“絜”、“克”、“脩”、“恭”，无不都是对自己的“刻意”而为。尤其“克”、“脩”，明显更需要有即时果敢的管控与长久持续的磨练，否则不能有效。

然则这种“刻意”，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1、时间上存在点或者段性；

2、地点或者场景上存在某种（类似于现代语言）所谓大众视线；

3、主观上存在强烈的自主意识。

相比之下，对于“行己”，我猜想：

1、时间上无所谓点、段，应该是日常，是线性；

2、地点或者场景上不一定存所谓大众视线，却类似于《礼记·中庸》中的对于“慎独”的语境；

3、主观上肯定没有“刻意”，但也不至于纵情任性，应该是处于一种自觉的适意状态。因为是“自觉”，所以因人而异，存在不确定，甚至有隐患、风险。所以要“小心谨慎”。

五

孔子是有“恭”的：

1.10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7.37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但孔子的“七十从心所欲”肯定不做如子產的“其行己也恭”了。孔子虽然不再有“恭”的“小心谨慎”，然而可以“不逾矩”。这是孔子经过自“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的半个多世纪的“絜己”、“克己”、“脩己”的功夫，无论外施的礼乐规范，还是内生的激励期许，习惯成自然，都已经内化为自觉、自愿的自发与自动。这是孔子的“行己”。

《尚书·无逸》：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

　《尔雅·释诂》：“俨、恪、祗、翼、諲、恭、钦、寅、熯，敬也。”

周公说的“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是不是就是孔子说的“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15.5）中的“恭己”呢？

但我猜想：这些肯定都是圣王们的“行己”。

（图片引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