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反人类罪行与国际法责任——基于多学科视角的历史与法律分析

幸福一生

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反人类罪行与国际法责任——基于多学科视角的历史与法律分析

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反人类罪行与国际法责任——基于多学科视角的历史与法律分析

摄影及文字作者：幸福一生（原创）

2025年8月14日于冰城夏都哈尔滨

摘要：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唐《贞观之治》李世民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周易》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治国理念)。我们以史为鉴，珍惜和平，居安思危。

日本侵华731细菌部队是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实施系统性生物战研究与人体实验的军事单位，其罪行涉及“战争罪、反人类罪、违反国际人道法及医学伦理”等。本文从“人类学、社会学、国际法学、医学伦理学”等多学科角度，结合中、日、美、前苏联四方档案、战犯供词、受害者证言及国际法条款等证据，全面分析日本侵华731细菌部队的暴行及其法律责任，并探讨战后追责缺失的原因与历史影响。

第一、日本侵华731细菌部队简介

日本侵华731细菌部队全称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简称731部队（又称石井部队、加茂部队）。“第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人敕令（密令）设立的，并有日本日本陆相任命军医大佐石井四郎为部队长，在二战期间以研究防治疾病和饮水净化为名，实则用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等进行人体活体实验，以及进行细菌武器研制和生产的日本侵华细菌战（又称生物战）部队。

1932年7月至8月间，石井四郎在今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镇建立细菌实验场，背荫河在今哈尔滨东南70公里一带，当时是一居民不足200户的农村小镇，日本在这里“圈定了500平方米见方的地盘，建成四周三米多高的围墙，并于墙上架设电网的一座“军事城堡”，当时中国人称其为“中马城”，因负责该城堡警备日本官佐名叫“中马大尉”

1933年8月，石井四郎又在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等日军陆军医院南院设立细菌研究所，该研究所成为五常县背荫河实验场的本部。二者构成一个整体，对外称为“关东军防疫班”，其秘密称为“加茂部队”或者“东乡部队”

1934年下背荫河中马城弹药武库爆炸后，该试验场废弃了。

1935年夏，关东军和石井四郎选中哈尔滨南郊20公里的平房开始营建731部队。关东军在平房火车站以北4公里处的黄家窝堡一带圈占六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为“军事用地"，以营建731部队新基地。

1936年日本天皇裕人敕令正式建立731部队。日本陆军省相任命石井四郎为731部队长。

1937年至1938年731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大规模建造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基地。

731部队由总务部、第1至第4部、资材部、诊疗部、教育部构成，是一个以医学为主体的机构，其中管理层人员多达455人，总人数达到3000余人，

731部队由军医、药剂、卫生等方面的军官、工程师、技师、雇佣人员等组成。医学工程师占据很高的位置，其中包括731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哥哥、动物班负责人石井三男。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石井四郎等人为逃避罪责，命令部属杀死所有在押人员，炸毁研究设备和设施，销毁罪证，将大量资料带回日本，战后交与驻日美军第二参谋部。

731部队是日本法西斯阴谋发动细菌战进行种族灭绝的主要罪证之一。

2018年4月，日本档案馆公开731部队3607名成员实名名簿。

7月7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成员名册，其中包含1242名该部队成员的真实姓名和个人信息。

2020年6月，日本学者公布一份二战后政府公文，首次证实日军731部队曾生产细菌。

2023年8月5日，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首次公布《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原簿》

2024年8月13日上午，731部队成员清水英男来到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进行指认谢罪。

日本侵华731细菌战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1959年10月9日），日本陆军中将，日本战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部队）的创始人和部队长，以进行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而知名。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1921年升为二等军医，1924年又晋升一等军医。1928年至1931年去欧洲考察，归国后升任为三等军医主任，同时他还兼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1932年秋，受日本陆军参谋部的派遣来哈尔滨组建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35年后又建了平房细菌战研究基地，即平房细菌工厂，也称“731部队“，石井部队，有队员2270多人，研究细菌，用活人试验，残酷地杀害反满抗日志士。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00人在活着的情况下被进行人体实验迫害致死，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他逃回日本，以手中掌握的大量731部队的细菌试验资料为资本，收买了美国海军，从而逃脱了被作为战犯的审判。讨论1959年秋因患喉癌毙命于日本。

第二、从人类学（聚焦人类生命权利、族群尊严）和社会学（聚焦社会秩序、群体伦理）视角，731细菌部队的反人类罪行核心是系统性践踏人类基本权利与社会伦理底线，其罪行可归纳为以下几类，均有充分史料（包括部队成员供词、遗址物证等）佐证：

对人类生命权的极端漠视：非人道人体实验

这是最核心的反人类罪行，完全违背人类学“尊重人类生命与完整性”的基本准则，也打破了任何人类社会公认的“生命不可随意剥夺”的伦理底线。

无麻醉活体解剖：对活着的被实验者（称为“马路大”，意为“原木”，将人物化）直接进行解剖，摘取心脏、肝脏等器官，观察其在活体状态下的功能，过程中不提供任何麻醉，任由被实验者痛苦死去。

细菌与病毒实验：强制给被实验者注射或喂食鼠疫、霍乱、炭疽等烈性细菌和病毒，不提供任何治疗，仅为观察疾病发作过程、传播路径及对人体的破坏，导致被实验者在极度痛苦中死亡或残疾。

极端环境实验：进行冷冻实验（将人体暴露于严寒中，观察冻伤、冻亡过程及“治疗”效果）、高温实验（置于高温环境中观察耐受极限）、高压实验（在高压舱内观察人体器官的破裂过程）等，将人体当作“实验材料”，无视其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对族群尊严的系统性践踏：去人性化迫害

从社会学视角，其罪行旨在通过“去人性化”摧毁特定群体（主要是中国人、朝鲜人等）的族群尊严，瓦解群体的社会认同与生存意志。

身份剥夺与物化：将被实验者统一编号，剥夺其姓名、身份等社会属性，仅以“实验材料”定义，从社会认知层面否定其作为“人”的资格。

针对性族群迫害：实验对象以中国平民、战俘及朝鲜民众为主，并非随机选择，本质是通过对特定族群的极端迫害，传递“该族群低人一等”的扭曲认知，破坏族群的社会凝聚力。

对人类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违背战争伦理与国际公约

从社会学“维护社会（含国际社会）基本秩序”的视角，其行为完全突破了战争伦理的最低底线，也违背了当时已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公约（如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研发并使用细菌武器：不仅进行人体实验，还将实验成果用于实战，在中国制造鼠疫、霍乱等疫情，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将“杀伤平民”作为战争手段，打破了“战争应区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基本伦理。

销毁证据与逃避罪责：二战结束后，731部队销毁实验数据、杀害剩余被实验者，试图掩盖罪行，其行为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违背了“对罪行负责”的人类社会基本正义准则，破坏了国际社会战后秩序的构建。

综上所述，731细菌部队的罪行并非孤立的暴力行为，而是一套以“科学实验”为幌子，系统性剥夺人类生命权、践踏族群尊严、破坏国际社会秩序的反人类体系，其本质是对人类社会核心伦理（尊重生命、维护尊严、坚守正义）的彻底背叛。

第三、731细菌部队的核心罪行与历史证据

731部队在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于中国哈尔滨平房区设立总部，以“防疫给水”为名义，秘密进行活体实验、生物武器研发及实战应用。其实验对象主要为“中国平民、战俘、反满抗日分子、朝鲜人及部分苏联人，日本军医和研究人员将受害者称为“マルタ”（maruta，意为“圆木”），彻底剥夺被实验者的人格属性，他们进行行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手段极其残忍，（医学与伦理学视角）

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人体细菌感染实验：

731细菌部队强制向实验者体内注射或让其吸入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痢疾等病菌，观察感染后的发病过程、病理变化及死亡机制，以此研究病菌的致病性和传播规律。

证据链：

- 美国解密档案（1947年）：731部队石井四郎等曾向美军提供“8000”张人体实验病理切片*，以换取战犯豁免。

- 中国受害者家属诉讼案（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首次承认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但拒绝赔偿。

2、人体活体解剖实验：

731细菌部队在不使用麻醉的情况下，对活着的实验者进行解剖，直接观察器官在感染病菌后的病变情况，甚至为研究特定器官功能而摘除器官，过程中受害者往往因剧痛或失血过多死亡。

证据链：- 原731部队队员**田村良雄**在1995年的证词中承认：“我们解剖活人，就像对待动物一样。”（《朝日新闻》，1995年8月15日）

- 证据链：

- 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石井四郎供词”（1947年）：石井四郎（731部队指挥官）承认活体实验的存在。

- 日本学者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

（1981年）：基于对原731部队成员的采访，详细记录实验过程。

3、 冻伤实验：

731细菌部队将实验者的手脚暴露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观察不同温度、时长下的冻伤程度，甚至用不同温度的水浸泡冻伤部位，研究冻伤的形成与“治疗”方法，导致许多实验者肢体坏死、落下残疾。

证据链：

-日本学者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

（1981年）：基于对原731部队成员的采访，详细记录实验过程。

-前苏联伯力审判法庭上原731部队队员古独良兄和731直属宪兵队宪兵仓院一悟的供词。

4、毒气实验：

731细菌部队将实验者关入密闭空间，释放芥子气、路易氏气等毒气，观察毒气对人体的伤害反应，包括被实验者的皮肤溃烂、呼吸道损伤、器官衰竭等。

- 证据链：

- “原731部队军医**柄泽十三夫在苏联伯力审判（1949年）中供述毒气实验细节。

日本学者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

（1981年）：基于对原731部队成员的采访，详细记录实验过程。

6、枪弹穿透与创伤实验：

731细菌部队用不同口径的枪弹射击实验者的不同部位，观察枪弹对人体组织的破坏效果，以及创伤感染、失血等对生命的影响。

证据链：前苏联伯力审判法庭上日本731部队第四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和731部队教育训练部长西俊英的供词等。

7、其他残酷实验：

除上述实验外，731细菌部队还进行包括高压实验（将人置于高压舱中，观察压力变化对人体的伤害）、脱水实验（剥夺水分观察死亡过程）、电击实验、饥饿实验等，均以摧残生命为目的。 这些实验完全违背人道主义原则和基本良知，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铁证。

证据链：日本学者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东京角川书店1981年）：基于对原731部队成员的采访，详细记录实验过程。

前苏联：《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审判材料》中文版，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

《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写，1991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韩晓，辛培林。

第四、 731细菌部队从细菌实验进行到细菌实战应用（国际法学视角） 。

731部队不仅进行实验室研究，还直接参与“对中国平民的细菌战攻击”，其行为严重违反了《海牙公约》和《日内瓦议定书》。

1 、1940年731细菌部队在浙江宁波、衢州实施的细菌战

时间：1940年10月—11月

地点：浙江省宁波、衢州、金华等地

手段：

- 日军飞机空投混有鼠疫杆菌的跳蚤、麦粒、棉絮等媒介物。

- 731部队队员伪装成平民，在居民区散布感染源。

- 结果：

- 宁波：109人死亡（官方统计），实际可能超500人。

- 衢州：爆发鼠疫，1941年蔓延至义乌、东阳，死亡超1000人。

- 证据链：

- 中国国民政府《防疫报告》（1941年）：记录宁波、衢州鼠疫爆发与日军空投关联。

- 美国国家档案馆《希尔报告》（1947年）：收录731部队在浙江的细菌战数据。

2.、1941年日本731细菌部队湖南常德细菌战

- 时间：1941年11月4日

- 地点：湖南省常德市

- 手段：

- 日军飞机空投鼠疫跳蚤、谷物、布条等。

- 731部队派“防疫班”进入常德，伪装救治实则扩大感染。

- 结果：

- 1941—1942年常德鼠疫大流行，官方统计死亡7643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超1万。

- 疫情蔓延至桃源、慈利等周边县市。

- 证据链：

- 常德细菌战幸存者证言

（如2002年东京法庭原告团提交的证词）。

- 日本学者松村高夫《战争与疫病》：

分析日军在常德的细菌战策略。

3.、1942年日本731细菌部队在云南滇西实施的细菌战

- 时间：1942年5月—1943年

- 地点：云南省保山、腾冲等地

- 手段：

-日军在撤退时污染水源、投放霍乱病菌。

- 731部队协助日军56师团实施“谋略战”。

- 结果：

- 保山地区霍乱爆发，死亡超**6万人（据《云南抗战史》）。

- 腾冲战役期间，日军故意释放感染鼠疫的鼠类。

- 证据链：

- 中国云南档案馆《滇西抗战史料》：

记录日军细菌战导致霍乱流行。

- 美国战略情报局（OSS）档案：

提及日军在滇西使用生物武器。

4、1943年日本731细菌部队在山东鲁西实施的“霍乱大屠杀”

- 时间：1943年8月—9月

- 地点：山东省聊城、临清等鲁西地区

- 手段：

- 日军在卫运河沿岸投放霍乱病菌，污染水源。

- 731部队与华北“甲1855部队”合作实施。

- 结果：

- 鲁西地区1500平方公里**成为“无人区”。

- 官方统计死亡“45万人”（据中国学者崔维志《鲁西细菌战大屠杀》）。

- 证据链：

- “中国山东省档案馆《日军在鲁西的细菌战》”：收录幸存者证词。

- 日本防卫厅《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间接承认“防疫作战”。

5. 其他细菌战行动

- 1940—1944年内蒙古**：日军在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投放鼠疫杆菌，导致牧民大规模死亡。

- **1944年江西**：日军在赣州、上饶等地散布霍乱病菌，死亡超1万人。

第五、731细菌部队部队实施的细菌战违反的国际法条款

1. 违反《海牙公约》（1899/1907年）

“第23条”：禁止使用“引起不必要痛苦的武器”。

- 731部队的**活体解剖、毒气实验**明显违反此条款。

2. 违反《日内瓦议定书》（1925年）

- 禁止使用**细菌武器**，日本虽未批准，但国际社会公认其约束力。

3. 构成“反人类罪”与“战争罪”（纽伦堡原则，1945年）

- 反人类罪：针对平民的系统性暴行。

- 战争罪：在武装冲突中故意造成巨大痛苦。

第六、战后追责的缺失与历史影响

1. 美国包庇石井四郎战犯（1945-1948）

-“与石井四郎交易”：

据美国解密文件，美军以“豁免731部队战犯”为条件，换取了日本731细菌部队实验数据。

- 影响：导致东京审判未追究731部队罪行，石井四郎，北村正次等731细菌部队战犯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2. 日本政府的历史责任

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承认731部队存在，但拒绝赔偿。

右翼否认：部分日本政客仍试图淡化或否认731部队罪行。

三、结论

731部队的细菌战是日本侵华实施的系统性、大规模的反人类罪行，证据确凿。日本政府至今未正式道歉或赔偿，但根据中国、前苏联、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历史档案、审判记录、证人证词和学术研究已充分揭露了其暴行。中国、美国、俄罗斯的官方文件均证实了这些事件，国际社会应共同铭记历史，防止悲剧重演。

美国为获取细菌战数据的一己私利，实行双重标准，包庇日本细菌战犯

美国在二战后为获取日本731部队的生物武器数据，与战犯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人进行秘密交易，是冷战初期地缘政治利益凌驾于战争正义的典型案例。这一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国际法原则，更对战后东亚历史清算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一、交易背景与动机：冷战需求压倒战争责任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迅速意识到731部队的人体实验数据具有战略价值。该部队在侵华战争期间通过活体实验积累了炭疽、鼠疫等病原体的感染数据，其研究成本与伦理代价是美国本土实验室难以承担的。随着美苏关系恶化，美国军方（尤其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认为这些数据对生物武器研发至关重要。1947年5月6日，麦克阿瑟致电华盛顿明确建议："这些信息可能仅通过承诺不将其作为战犯起诉才能获得"，直接暴露了交易本质。

二、系统性包庇的具体操作

1. 证据销毁与证人控制

石井四郎在投降前已销毁哈尔滨平房基地大部分设备，但保留了8000余张病理切片和实验报告。美国情报部门通过"纸夹计划"（Paperclip Project）的衍生行动，将石井团队核心成员分散安置。1946年1月-1947年12月间，美军通过20多次秘密审讯，获取了长达60页的《炭疽炸弹研究报告》和《鼠疫跳蚤培养手册》等文件。

2. 司法豁免的交换条件

1948年3月13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CIA联合备忘录记载："石井等人提供的数据价值远超起诉他们可能获得的正义"。东京审判前夕，首席检察官基南（Joseph Keenan）根据华盛顿指示，将731部队罪行从起诉书中删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在1949年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起诉了12名731部队成员，但因美国阻挠，该审判被西方定性为"政治秀"。

3. 学术合谋与利益输送

北野政次战后竟被聘为美国马里兰州生物武器顾问，其1943年在南京1644部队进行的活体解剖数据成为德特里克堡1949年改进炭疽炸弹的基础。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Sheldon H. Harris）在《死亡工厂》一书中揭露，美国支付了相当于今天250万美元的"研究补偿金"给相关战犯。

三、破坏性历史影响

1.“ 国际法双重标准”

纽伦堡审判对纳粹医生进行严惩，而731战犯却成为美国雇员，这种差异使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永久受损。1997年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桑德斯报告》显示，美国至少庇护了36名731部队军医。

2. “生物武器扩散隐患”

美国基于731数据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如1952年平壤鼠疫事件），这一行为后被国际科学委员会（ISC）证实。石井四郎1951年访美期间，更协助中情局设计了针对中苏的"生物战防御计划"。

3. “历史记忆的扭曲”

日本右翼长期利用"美国未起诉"作为否认细菌战罪行的借口。直到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才首次司法认定731部队实施细菌战，但此时多数战犯已自然死亡。

结语

这场交易暴露了所谓"正义审判"背后的现实政治逻辑。美国为短期军事优势牺牲了战争追责的完整性，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医学犯罪未被彻底清算。更深远的是，它开创了以"国家安全"为由豁免战争罪行的危险先例，这种遗产至今仍在国际人权领域投下阴影。2018年日本NHK电视台播出《731部队的真相》时，美国军方仍拒绝公开全部交易文件，显示这一历史问题尚未真正终结。

第七、历史资料与证据来源

1. 日本战犯供词

- 前苏联伯力审判（1949年）

-日本关东军及731部队成员认罪供词

-中国沈阳审判（1956年）中731部队成员的认罪记录。

2. “中国、美国、前苏解密档案”

- 美国《希尔报告》（1947年）

-苏联内务部档案、

-中国国民政府防疫文件。

3. “学术研究”

-日本学者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

- 日本学者常石敬一《731部队与生物战》。

《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关东军七三一部队》

中国学者解学诗、日本学者松村高夫等著《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

中国学者韩晓、辛培林著《日军731细菌部队罪恶史》。

中国学者谢忠厚编著《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报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中国学者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

前苏联：《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审判材料》中文版，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

中国学者陈致远著《日本侵华细菌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日本学者青木贵子著，凌凌翻译《731石井四郎即细菌战揭秘》，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中国学者金成民著《日本军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学者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

4. “幸存者与物证”

- 浙江衢州细菌战遗址、湖南常德受害者协会诉讼材料。

—哈尔滨侵华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陈列馆部分证据资料。

摄影/文字/编辑：幸福一生（原创）

2025年8月14日初稿，8月15日完稿

王选，女，中国社会活动家。1952年8月6日出生，祖籍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生于上海。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到崇山村插队，在那里生活了四年。讨论1973年，王选被推荐到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学习英语，1976年毕业后回到义乌中学当英语教师。1984年调到杭州外语学校任教。1987年留学日本，两年之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王选入选《南方周末》《中国妇女》等评出的2002年年度人物、“CCTV感动中国2002年年度人物。

人物经历

1995年，王选很偶然地了解到：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而义乌崇山村，正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曾经下乡插队的地方。这让王选想起小时候，听父亲讲述13岁的小叔叔被鼠疫夺去生命临死前的悲惨情景。父亲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让她难忘。

王选

王选觉得自己应该参与这件事，为家乡的父老做些什么。为此，她放弃了留学美国计划，辞退了英语教师工作，执着地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同年，王选带着两名日本学者一年数趟前往义乌崇山村调查取证。就这样从一个村开始，挨家挨户调查当年日本细菌战受害的农民，进而发展到整个义乌，然后是宁波，再就是江西、湖南……从1995年到1999年，王选多次辗转在这几个地方，即使发起了诉讼，依然坚持调查下去。

王选

1997年她被推举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曾评价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获得荣誉

2002年入选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感动中国颁奖辞：她用柔弱的肩头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她用正义的利剑戳穿弥天的谎言，她用坚毅和执著还原历史的真相。她奔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诉讼之路上，和她相伴的是一群满身历史创伤的老人。她不仅仅是在为日本细菌战中的中国受害者讨还公道，更是为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规则寻求支撑的力量，告诉世界该如何面对伤害，面对耻辱，面对谎言，面对罪恶，为人类如何继承和延续历史提供了注解。

人物事件

2025年1月8日，一场捐赠活动在浙江义乌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举行，来自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学者捐赠大量珍贵刊物史料，为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新的证据。73岁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捐赠了《中归联》期刊。

致敬这位巾帼英雄，致敬王选女士。

致敬张纯如女士，她是第一位以英文图书彻底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学者。

张纯如（Iris Shun-Ru Chang，1968年3月28日—2004年11月9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祖籍江苏淮安。美国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代表作品是英文历史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张纯如幼儿时期就热爱阅读和讲故事；小学五年级时，被选中参加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青年作家大会；中学期间将杂志《特立独行》（Unique）复刊。1985年考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数学和计算机学双学位，大三时转入新闻系。

毕业后，曾任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后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研讨班，获文学硕士学位，并成为自由撰稿人。1995年出版第一部著作《蚕丝：钱学森传》，揭示了当年钱学森返回中国的史实和时代背景。1997年出版《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叙述二战期间日军的南京大屠杀。2002年，获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荣誉博士学位。2003年，出版《美国华人史》讨论。在准备第四部著作期间患忧郁症，于2004年11月9日在自己的汽车内自杀，年仅36岁。

其作品《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在发布之后的一个月内就打入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被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柯比认为是人类史上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它通过引用大量中方、日方以及来自英美的第三方亲历者资料，首次让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全面了解日本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影响巨大，前后再版15次，印数50万册。在写作此书的研究过程中，还挖掘了《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731部队的反人类罪行之所以最终大白于天下，是“人证—物证—档案—科学检验”四条主线交织、接力近八十年的结果。可把它分成六个关键节点：

1. 1945　苏军突袭、日军自毁留下“半真空”

　　1945年8月10日凌晨，731本部开始炸毁建筑、焚尸灭迹；六天后苏军占领平房，只抢到残垣断壁和零星器材。由于石井四郎下令“把最重要的资料随身带回日本”，大量核心证据在一夜之间“蒸发”，为后来美日联手掩盖制造了条件。

　　但仓促中仍留下：①未完全烧毁的陶瓷细菌弹壳、冻伤实验室残件；②来不及处理的数百具解剖后尸骨；③被迫弃置的实验动物（鼠、马、猴）尸体。这些成为日后考古与法医鉴定的起点。

2. 1946-1949　美苏“各取所需”的双轨审讯

　　美国：1946年春，美军情报部（G-2）与德特里克堡专家三次密会石井四郎，以“25万日元＋免予起诉”换取8000张病理切片、三大箱实验报告和活体实验原始记录[^0^]。这批材料被标为“机密”，锁进国家档案馆，直到1980年代才逐步解密。

　　苏联：1946-1949年间，苏方在60万日本战俘中筛出135名前731成员，集中关押于伯力（哈巴罗夫斯克）。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举行“伯力审判”，首次完整公开活体解剖、细菌弹实战、冻伤实验等细节，并出版《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

3. 1950-1970年代　幸存者与中方调查员的“地底拼图”

　　• 中国东北地方政府组织“细菌战灾害调查委员会”，走访幸存村民、开棺验骨，在吉林农安、浙江衢州等地取得鼠疫尸骨及土样；

　　• 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太原）审判时，部分被押日籍军医为求减刑，首次在法庭上供述活体解剖流程；

　　• 1960年代初，哈尔滨医科大学在平房废墟挖出冻伤实验台、高压舱残骸，并发现仍具活性的炭疽芽孢——成为最早的“生物证据”。

4. 1981-1990年代　日本良知记者与“内部吹哨人等”

　　• 作家森村诚一出版《恶魔的饱食》，采访到川岛清（原731生产部长）等20余人，引爆日本舆论；

　　• 1991年8月，原解剖技师胡桃泽正邦在日本饭田市“为了和平战争展”留下83分钟完整录像，承认自己亲手解剖300余人；

　　• 1993-1997年，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根据《信息自由法》取得美方与石井的交易电报，在《Factories of Death》一书中首次系统披露“美日交易”细节。

5. 2000-2020年代　中国学术界“档案攻坚战”

　　• 2001-2024年，黑龙江省档案馆、731罪证陈列馆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自卫队史料室、厚生劳动省等处陆续发现《731部队留守名簿》《本部身上申告书》等759人花名册，锁定了几乎所有中队长以上军官的姓名、籍贯与战后去向；

　　• 2015-2020年，东京审判未涉及的“8604部队（广州）”“1644部队（南京）”队员的自供状、工资册在中国台湾“国史馆”被意外发现，证实南方细菌战网络；

　　• 2022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对平房遗址土壤进行宏基因组测序，检出与当年伯力审判记录一致的鼠疫耶尔森菌特异性基因片段，使“物证—口供—档案”形成闭环。

6. 2020年代至今　多国档案同步解密与社交媒体放大

　　• 2024年，美国国家档案馆一次性公开1500页“石井文件”PDF高清扫描；

　　• 2025年，四名美国高中生以解密文件为素材拍摄纪录片，在“国家历史日”竞赛夺冠，引发《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跟进报道；

　　• 2025年7月7日，中国首次完整公布胡桃泽1991年83分钟口述影像，央视、新华社、澎湃新闻同步推送，24小时内全网播放破亿。结语

从苏军废墟到美苏密室交易，从记者孤军奋战到跨国学术联盟，再到今天社交媒体时代的全民传播，731部队罪行的揭露是一场跨越近八十年的“接力取证”。每一次新档案的公开、每一帧口述影像的重见天日，都在提醒我们：

真相可以被掩盖一时，但历史不会永远沉默。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既是对牺牲者的深切缅怀，也是对历史真相的捍卫，更是对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警示。以下从损失、纪念意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挑战三方面展开论述：

一、中国在14年抗日战争中的巨大民族牺牲

1. 人员伤亡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和战后国际统计，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人（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平民死亡超2000万），占二战各国伤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者）、重庆大轰炸、细菌战（如731部队）等暴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至暗时刻。

2. 中国遭受的经济与社会破坏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 直接经济损失按1937年币值计算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工业基础、交通运输和城市设施遭到系统性摧毁。

战争导致难民潮、饥荒和疫病蔓延，社会结构几近崩溃，文化古迹（如故宫文物南迁）为避战火被迫转移。

3. 精神创伤与抗争精神

尽管装备落后，中国军民以持久战、游击战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最高时达78%的兵力），为亚太战场作出战略贡献。台儿庄战役、平型关大捷等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二、中国纪念抗战胜利活动的当代意义

1. 捍卫历史正义

抗战胜利是近代中国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与诺曼底登陆、斯大林格勒战役共同构成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纪念活动强调中国战场的关键作用，纠正西方中心主义的二战叙事。

2.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日本右翼势力至今仍通过篡改教科书（如否认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七三一细菌部队存在，姜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等手段淡化侵略罪行。中国通过国家公祭日、抗战纪念馆等制度化记忆工程，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抗战胜利纪念与国际反法西斯胜利纪念同步，彰显"正义必胜、和平必胜"的普世价值，呼应联合国"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日"等全球行动，反对任何形式的法西斯回潮。

三、应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挑战

1. 日本右翼的叙事扭曲

部分日本政客将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卫"或"解放亚洲"，甚至将东条英机等战犯奉为"英灵"。这种否定东京审判（《波茨坦公告》法律成果）的行为，直接威胁战后国际秩序。

2. 国际认知的偏差

西方史学界长期低估中国战场贡献（如仅视为"牵制性战场"），近年才通过《剑桥中国抗战史》等研究逐步纠偏。中国需加强档案公开与国际学术对话。

3. 中国的应对策略

法律层面：2015年推动《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但是731档案目前还没有进入世界记忆名录，我们要努力以国际公约固化史实。

教育层面：将抗战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拍摄《八佰》《东京审判》《南京照相馆》、《七三一细菌部队》等影视作品强化集体记忆。

外交层面：与韩国、俄罗斯等国共建历史研究联盟，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跨境传播。

结语

八十周年的纪念绝非简单的仪式，而是文明社会对"永不重演"的庄严承诺。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遗忘暴行意味着成为暴行的共犯。"中国在铭记苦难的同时，始终以和平发展践行对世界的责任——这段历史既是民族的伤疤，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唯有坚持真相、守护和平，才能真正告慰那些在黑暗中为光明献祭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