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智的父亲

林芝仙草

　　又是一年父亲节，街角的花店摆起了娇艳的康乃馨，超市里的“父亲节特惠”海报格外醒目，这些都像细密的针，轻轻刺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勾起了我对父亲绵延不绝的思念。父亲离开我们已经近三十年了，可他的声音、他的笑容、他劳作时的背影，却从未在我的记忆里褪色。对我而言，他从未真正走远，那些与他相关的岁月碎片，早已拼凑成生命里最温暖的底色。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与土地为伴，却用一双勤劳的手，在贫瘠的日子里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晴空。他的一生，似乎都在为“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这个朴素的目标奔波劳碌。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永远有忙不完的活计：猪圈里要按时喂猪，牛栏里要清扫牛粪，田埂上要侍弄庄稼，就连房前屋后的空隙，都被他种满了蔬菜。除了这些常规农活，他还想尽各种办法挣钱——捉黄鳝、钓虾子、种蘑菇、卖鸡蛋、贩鹅鸭、做衬厨、炸馓子、采桑养蚕、吊蚌育珠……只要能换钱贴补家用，他从不怕苦怕累。那时家里有八口人要养活，我们姊妹五个还要读书，父亲肩上的担子，重得像压着千斤石。

　　父亲出生在40年代，童年的苦难像一层厚厚的茧，包裹着他的成长。9岁那年，做过国民党保长的爷爷突然离世，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奶奶带着年幼的父亲和两个姑姑，成了村里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孤儿寡母”。三年级的父亲，刚在学堂里认了几个字，就不得不辍学回家，拿起比他还高的锄头，跟着奶奶下地干活。他常说，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饱一顿饭，能再摸一摸课本。

文革时期，爷爷的身份成了父亲的“包袱”。村里的小队长总爱拿着细竹棍，指着父亲的鼻子喊：“小富农头子，今天的粪挑不完别想吃饭！”每当这时，父亲总是低着头，一声不吭地挑起比别人更沉的粪桶，在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挪动。汗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滴进滚烫的泥土里，可他从不在奶奶面前抱怨一句。好在村里人大多善良，看奶奶带着三个孩子实在艰难，平日里也没过多为难，偶尔还会偷偷塞给奶奶一把红薯干，让孩子们垫垫肚子。那些艰难的日子，就像田埂上的野草，虽让人心酸，却也倔强地生长着希望。

　　进入80年代，我背着书包走进了小学，政策也像春风一样吹暖了乡村。父亲的脑子活，总能在日子里找到新的盼头，而他最拿手的，就是套黄鳝。我家后院有片茂密的竹林，翠绿的竹叶在风中沙沙作响，那是父亲编织黄鳝笼子的“秘密基地”。劈竹篾是编笼子的第一步，也是最考验功夫的活计。父亲总爱眯着眼睛，把粗壮的竹条稳稳抵在大腿上，篾刀像有了灵性，贴着竹条表面轻轻滑动。竹青与竹黄在刀刃下慢慢分离，薄如蝉翼的篾片就像丝绸般流淌出来，宽窄均匀，薄厚一致。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在他手上，汗珠亮晶晶的，仿佛在为这双灵巧的手镀上金光。

编黄鳝笼子的过程更是神奇。父亲先把几根粗篾条交错铺在地上做骨架，再拿起细篾条来回穿梭。他的手指粗糙却灵活，上下翻飞间，篾条仿佛有了生命，一会儿织成紧密的网格，一会儿又弯出圆润的弧度。随着篾条一圈圈增加，笼子的形状渐渐饱满，最后收口时，他总会特意留个漏斗状的进口，笑着说：“这样黄鳝进得来，出不去。”父亲编的笼子比别家的大，接口处都用细篾扎得牢牢的，修修补补能用两三年，村里好多人都来求他帮忙编，父亲从不推辞。

　　初夏一到，套黄鳝的日子就开始了。父亲每天雷打不动要睡午觉，养足精神后，叼着根香烟，背着铁锹，提着装水泥的铁桶就去碾场边挖蚯蚓。午后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得地面发烫，他却蹲在地上，一锹一锹挖得认真。三点多回家，他就坐在门槛上穿蚯蚓做诱饵。一开始他喊我帮忙，我看着蚯蚓软软蠕动的样子，吓得连连后退，说什么也不肯碰。父亲眼睛一瞪，声音沉了下来：“你这么大丫头什么都怕，不肯吃苦，将来哪有钱上学？”我最怕父亲瞪眼，那眼神里的严肃让我不敢撒娇，只好抖抖索索拿起蚯蚓，闭着眼睛往笼子里穿，手心里全是汗，心也怦怦直跳。慢慢的，也就不那么怕了。

每天傍晚，父亲挑着三四十个笼子出门，竹扁担在他肩上轻轻晃动，发出“咯吱”的声响。他要走遍大庙村的沟沟坎坎，田边的水沟、池塘的岸边，都留下他弯腰的身影。父亲识黄鳝洞的本事一绝，他蹲下身，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洞口藏着黄鳝——洞口光滑湿润，周围还有星星点点的黏液痕迹，那是黄鳝留下的“暗号”。他小心翼翼把笼子进口朝下，用铁锹挖些湿泥压实，确保笼子不会被水流冲跑。等下完所有笼子，天色已经擦黑，父亲的裤脚沾满泥水，肩上的担子却仿佛轻了些，因为每个笼子里都藏着对明天的期待。第二天天还没亮，鸡刚叫头遍，父亲就起床了。妈妈早早就煮好了水泼鸡蛋，两个鸡蛋打散在沸水里，加勺糖，滚烫香甜。父亲呼噜呼噜喝完，揣着馒头就去收笼子。等他挑着沉甸甸的笼子回来时，天刚蒙蒙亮，家门口却已经围了不少邻居。大家都踮着脚看，七嘴八舌问：“今天收获咋样？”父亲笑着放下担子，脸上带着藏不住的得意。他喊我们帮忙出笼子，我却总是躲得远远的——我怕黄鳝滑溜溜的身子，更怕笼子里突然钻出条水蛇，那简直能让我魂飞魄散。几个姐姐却胆子大，抢着拿小盆来接，黄鳝从笼子里滑出来时，她们吓得尖叫，却又笑得开心。每当有筷子粗的大黄鳝出笼，邻居们就会齐声叫好，父亲的脸上便会泛起骄傲的红光。他出笼的动作又快又准，只要颠一下笼子，听声音就知道有没有货，一天下来，总能收获好几斤，惹得隔壁三叔和大舅舅家强子直眼红，跟着学了好久，收获却总不如父亲。

　　除了套黄鳝，贩卖物品是父亲的主业。他有辆半旧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布袋，后座绑着竹筐，几十公里的路，他骑得稳稳当当。他常去六合北边的竹镇镇进货，花生、活鹅、鸡蛋装满整整一个月一车，再骑到瓜埠街上叫卖。镇上的人都认识这个实诚的汉子，他的花生饱满，鸡蛋新鲜，价格也公道，父亲的生意总是比别人好。傍晚回家，父亲的衣服被汗水湿透，脸上却带着笑，饭桌上，他总爱讲路上的见闻：“今天遇到个买鸡蛋的大妈，非要多给我两毛钱，说我家鸡蛋新鲜；竹镇的花生今年收成好，价格便宜了……”那些琐碎的小事，在他嘴里都变得生动有趣。

1987年我上初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得更旺了，我家的日子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父亲又想出了新点子：去南京大厂卖鸡蛋。大厂全是国企，工人师傅们吃皇粮，粮票用不完，父亲就用鸡蛋换粮票，再用粮票去买大米，转手卖掉，一进一出能赚不少。那时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块，在当年可是笔“巨款”。

那一年，家里添了好多“大件”：我和四姐各买了辆长征牌女式自行车，天蓝色的车架，锃亮的车铃，我们骑着它去上学，引得同学羡慕不已；我们还每人得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银色的表盘，戴着手上走路都带风；家里最显眼的是那台熊猫牌彩电，14寸的屏幕，摆在堂屋正中央，一到晚上，邻居们都来我家看电视，屋子里挤满了人，热闹得像过节。平时的伙食也改善了，饭桌上天天有肉，父亲总爱夹块红烧肉给我，笑着说：“多吃点，长身体。”他还常端着酒杯感慨：“邓小平的政策好啊！咱们赶上好时代了！”他甚至会望着远方说：“要是我再年轻十岁，肯定去深圳闯闯！”

　　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我总爱黏着父亲。他总让我陪他提前吃饭，他抿着老酒，我大把吃菜，他会说我写字太潦草，让我多练字；会说我脾气倔，让我改改性子，还说我偷懒，学习不认真………我总爱跟他辩解，最后他总是笑着摇摇头“缴械投降”：“你呀，总归有理由……”然后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笑声充满了简陋的而温馨的家。

父亲是个“时髦”的人，会挣钱，也懂享受。村里第一台三洋收录机就落户在我家，红色的外壳，按键锃亮，一打开，严凤英的黄梅戏、扬剧《黄谯楼磨豆腐》的调子就充满院子。父亲吃饭时总爱跟着哼，虽然跑调，却唱得认真，我也跟着学，直到现在，我还能哼几句《天仙配》。

， 那年西装开始流行，父亲特意请裁缝来家做衣服。他让裁缝做了套黑灰色西服，还配了件西装式呢大衣，藏青色的面料，挺括的版型，父亲穿上身，站在镜子前转圈圈，像个得意的孩子。过年时，他穿着这套衣服，在大姐家对面的文曲庙拍了张照片，照片里的父亲，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神明亮，身姿挺拔，帅气极了。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每次看，都觉得父亲就在我身边。

父亲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但那些温暖的记忆从未模糊。他编笼子时专注的神情，挑着担子远去的背影，饭桌上爽朗的笑声，都深深印在我心里。是他用勤劳和智慧，让我们在那个年代吃饱穿暖，安心读书；是他用乐观和坚韧，教会我们面对生活的风雨。如今我们姊妹五个都成家立业，日子过得幸福美满，这一切，都离不开父亲当年的付出。

又是父亲节，我望着窗外的阳光，仿佛又看到父亲穿着呢大衣，笑着向我走来。他从未离开，他的爱，他的精神，永远在我生命里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