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家书与国魂——写在90多封抗战侨批首次公布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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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中的家书与国魂

——写在90多封抗战侨批首次公布之际

（一）

2025年8月14日，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当工作人员缓缓展开那叠泛黄的侨批时，空气仿佛被拉回1937年的南洋——椰风蕉雨中，一位名叫林史臣的梅州大埔人伏案疾书，墨汁在宣纸上晕开，像极了他此刻焦灼的心。90多封家书，字字滚烫，句句千钧，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首次向世人袒露了一个华侨家族的血泪与荣光。

（二）

这些侨批，是银信，更是战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荷属印尼巨港的碾米厂“大有公司”里，林史臣把账本翻得哗哗响——上半年蚀本一百余千，欠荷兰银行六十七千。可他却在信封上写下：“救国月捐十盾，另特别捐五十盾。”当国内需要桐油换军火，他立刻回信：“拟将故乡山地尽改种矮桐。”

这不是简单的汇款单。每一封侨批，都是刺向侵略者的一柄匕首。从1937年到1940年，仅苏门答腊南榜埠头就四次寄回祖国一百万元国币，而当时当地华侨总数不过万人。林史臣在信中写道：“每认捐一次，便觉胸口郁气稍散。”这郁气，是亡国之忧，是亡族之惧，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千年呐喊。

（三）

最令人心颤的，是父亲与军医儿子的对话。

1937年9月，大儿子林选英考入中央陆军军医学校。父亲在信中问：“共班者有同乡人否？卒业后服务情形如何？”又反复叮嘱：“为国服务，使父母生平大愿已达。”当儿子需要听诊器，他跑遍泗水、巴达维亚；当儿子需要显微镜，他拖着疟疾未愈的身体，在德国人开的诊所外等到深夜。

而十岁的弟弟林南英，用铅笔在作业本上歪歪扭扭地写：“哥哥，中国有几省？答：二十省。中国有多少人？答：四万万七千万！”1938年某天，这个从未踏过故土的孩童，在作文里画下想象中的黄河：“它像一条巨龙，龙鳞是稻田，龙须是麦浪。”老师用红笔批注：“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四）

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侨批，看到的不仅是历史。

在2025年的语境下，它们回答了三个叩问：

——什么是华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永恒乡愁，是“毁家纾难”的决绝，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担当。

——什么是抗战？不仅是台儿庄的炮火，不仅是平型关的冲锋，更是巨港碾米机轰鸣声中省下的每一粒米，是雅加达街头募捐箱里带着体温的每一盾钱。

——什么是胜利？是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的投降书，更是1938年某个深夜，林史臣在侨批末尾写下的那句：“今夜月光甚好，照得宣纸发亮，想是故乡也在同看此月。”

（五）

档案馆的灯光下，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所有侨批的封口处，都留着被火漆反复融封的痕迹。讲解员轻声说：“当年怕日军检查，许多侨批要藏在米缸里、缝在棉衣中，由水客冒死带回。”

那一刻，我突然懂了——这些火漆，是华侨在黑暗中守护光明的封印；而这些墨迹，是中华民族在血与火中淬炼出的精神密码。它们穿越八十八年时空，仍在叩击我们的心：当山河破碎时，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成为长城的一块砖；当民族危亡时，每一封家书都能成为抗战的一支歌。

（六）

离开档案馆前，我看见电子屏上循环播放着林南英1939年写的一段话：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昆仑村，要在后山种满木棉。木棉开花时，像无数小火把，能照亮每个过路人的脸。”

如今，木棉早已开遍南粤。而当年那个在信中追问“意大利参战了吗”的孩童，如果还在世，已是九旬老翁。但我想，当他看见今天这些侨批被庄重地陈列在玻璃柜中，听见讲解员说“这些家书，是中华民族抗战记忆的一部分”时，他一定会记得1938年某个午后，自己趴在印尼侨校的课桌上，用稚嫩笔迹写下的作文题目：

《我的祖国，在战火中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