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九叠之谜：大观元宝源流、形制与影响探析‌

九叠篆

　　魏国锋

九叠之篆，盘曲回环，既是庙堂威仪之象征，亦为方寸艺术之奇葩，今撰述“九叠篆大观元宝”一文，诚惶诚恐。此钱珍稀罕见，史载阙如，其身世迷离，恰如其文之叠篆，扑朔难辨，梳理全网资料，结合钱币学、金石学之理路，秉持严谨治学精神，考据详实、分析深入的学术章节，全文将分为三大部分，深入探讨其渊源、形制及历史影响。

引言：

“九叠篆”者，肇于唐宋，兴于官印，其笔画屈曲盘回，层叠繁复，以“九”为数之极，寓“九五至尊”之意，彰皇权神授之威仪 。其构字之奇，填白之密，非惟防伪之利器，亦是庙堂气象之展现 。而“大观通宝”，乃北宋徽宗赵佶御笔亲书，以其“瘦金体”冠绝古今，为中国钱币史上之艺术瑰宝 。当此二者——象征皇权法度的九叠篆与体现帝王艺趣的“大观”年号钱——相合为一，便成就了中国钱币史上的一段传奇与谜案：“九叠篆大观元宝”。

此钱存世极为罕见，正史不载，钱谱鲜录，其性质究竟为试铸之样钱、开炉之纪庆钱、抑或赏赐臣工之特制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旨在依据现有网络资料与钱币学研究成果，对“九叠篆大观元宝”的诞生背景、铸造源流、钱文布局、形制特征及其在中国篆刻史与钱币文化史中的深远影响，进行一番系统性的梳理与探究。

第一大类：渊源考辨——帝王心裁与九叠之谜

欲解此钱之谜，必先溯其源。其源有三：一为时代，二为文字，三为帝王。三者交织，方能窥见其诞生之可能。

第一章：时代背景——大观盛世与徽宗之治

“九叠篆大观元宝”所处的时代，为北宋末年。其钱文“大观”二字，明确地将其锁定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年间，即公元1107年至1110年 。

赵佶（1082-1135），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帝王之一。论治国，他昏聩无能，宠信奸佞，导致“靖康之耻”，身死国灭；然论艺术，他却天赋异禀，才华横溢，于书画、诗词、茶道、园林、金石诸领域皆有极高造诣。其独创之“瘦金体”，铁画银钩，风姿绰约，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他治下之宣和画院，名家辈出，臻于鼎盛；他所编纂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为后世艺术史研究之圭臬。

大观年间，虽已暗藏亡国之兆，但表面上仍是一派承平景象。徽宗醉心于艺术与道教，大兴土木，广建宫观，追求一切精美、雅致、华贵之物。这种极致的审美追求，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其中便包括货币的铸造。徽宗朝所铸之“崇宁通宝”、“大观通宝”等钱币，钱文之精美、铸工之规整，堪称宋钱之冠，历代钱币收藏家无不珍视 。

正是在这样一位“艺术家皇帝”的统治下，一切不合常规、极尽巧思之事皆有可能发生。普通“大观通宝”以其御书瘦金体闻名，已是帝王个性在货币上的极致体现。那么，为了某种特殊的政治或宗教目的，再创制一种采用更为古奥、更具象征意义的九叠篆文“大观元宝”，从徽宗的性格与审美来看，并非绝无可能。这为“九叠篆大观元宝”的诞生，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人性背景”与“时代土壤”。

第二章：九叠篆——庙堂之器与防伪之术

九叠篆并非凭空出现，其发展脉络清晰，功能明确，是理解“九叠篆大观元宝”的关键钥匙。

一、九叠篆之定义与特征 九叠篆，又称“上方大篆”，是一种基于小篆进行艺术夸张变形的字体。其主要特征在于笔画的反复折叠、盘曲充实，以填满印面或特定空间为目的，追求均匀、对称、饱满的视觉效果 。所谓“九叠”，并非指每一笔都必须折叠九次，而是取“九”为阳数之极，象征其繁复与尊贵 。根据文字笔画的疏密，实际折叠次数可从五叠到十余叠不等 。此种字体，端庄有余而灵动不足，艺术性上或存争议 ，但其“庙堂气”十足，威严肃穆，极难仿刻，具备天然的权威性和防伪性 。

二、九叠篆之应用历史 九叠篆盛行于宋、金、元、明各代，其主要应用场域为官印 。自宋代起，官印多用朱文，印面扩大，为防止留白过多，遂发展出九叠篆以填充空间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的印信，多采用九叠篆，以示等级与权威。

此外，九叠篆的防伪功能使其成为早期纸币上的重要元素。例如，元代的“中统元宝交钞”上所钤印信，便使用了九叠篆，以增加伪造的难度 。

三、九叠篆与钱币之结合 将九叠篆用于铸币，在整个中国钱币史上都属凤毛麟角。在“九叠篆大观元宝”之前，最为确凿的实例是北宋仁宗朝（宝元年间，公元1038-1039年）所铸的“皇宋通宝”九叠篆钱。此钱同样是珍稀品，多被认为是试铸或赏赐性质的非正式流通货币。

“皇宋通宝”九叠篆钱的存在，为“大观元宝”采用九叠篆提供了重要的先例。它表明，在徽宗之前，宋代皇家铸币机构已经有过将这种主要用于印信的复杂篆体移植到钱币上的尝试与实践。徽宗作为一位极度钟情于金石艺术的皇帝，对前朝的钱币珍品必定了如指掌。因此，他在大观年间，下令仿效“皇宋通宝”之制，创铸九叠篆体的“大观元宝”，在逻辑上是完全成立的。

第三章：“大观元宝”之谜——钱币实考与性质推测

目前，关于“九叠篆大观元宝”的记录，主要来源于一些钱币收藏网站和民间研究者的披露，尚未在官方的博物馆藏品数据库或权威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得到大规模的印证。这使得对其的研究充满了挑战性，但也更具魅力。

一、实物证据分析 根据网络上流传的资料，目前可见的“九叠篆大观元宝”至少有两种版别：

小平钱版：一枚据称为“九叠篆大观元宝”的小平钱，其形制与普通大观通宝小平钱类似，但钱文为九叠篆。一枚被描述的实物，直径约为28毫米，郭厚1.5毫米，重量约6.5克 。此尺寸与重量，符合宋代小平或折二钱的标准。

折十钱版：另有描述提及一枚大型的“九叠篆大观元宝”，应为折十大钱。其尺寸硕大，直径达40.5毫米，郭厚2.45毫米，重量近19克 。这种大型钱币，流通属性更弱，其纪念或赏赐的意味更为浓厚。

这些实物描述的存在，是“九叠篆大观元宝”并非空穴来风的直接证据 。其尺寸、重量数据详实，表明并非纯粹的臆想。

二、性质推测 综合时代背景、徽宗个性及实物特征，我们可以对其性质做出以下几种推测：

试铸样钱（试铸币） ：在正式发行一种新钱币前，铸钱监会先行试制样品，供朝廷审定。九叠篆笔画繁复，铸造难度极高，很可能仅仅停留在试样阶段，并未获得批准大规模铸行，故存世稀少。

开炉大钱或赏赐币（开炉钱/赏赐币） ：古代每逢新开炉铸钱，常铸造一些形制特殊、制作精美的“开炉钱”以示庆贺和祭祀。或为皇帝特制，用以赏赐王公大臣、道教领袖或宠妃。徽宗笃信道教，大观元年（1107年）曾铸“大晟”编钟，其钟上亦有叠篆铭文 。他完全可能下令铸造九叠篆钱，以配合某些重大的道教斋醮活动或宫廷庆典，作为法器或赏赐品。折十型的大钱尤其符合赏赐币的特征。

非流通的“御玩钱” ：以徽宗的艺术情趣，他可能仅仅是出于好古、猎奇之心，命令内府工匠将官印上的九叠篆移植到钱币上，作为一种新奇的艺术品，置于案头品鉴把玩，并未考虑其流通功能。

臆造币之可能：钱币学界亦须警惕“臆造币”的可能，即后世伪仿者根据“皇宋通宝”九叠篆钱的样式，臆想并制造出“大观元宝”的版本。但从部分网络图片的精良工艺和锈色来看，部分实物为宋代原铸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

结论：综合来看，“九叠篆大观元宝”是北宋徽宗大观年间由官方机构铸造的非正式流通货币的可能性最大，其性质偏向于试铸样钱或宫廷赏赐币/御玩钱。其铸造的主张者，无疑是宋徽宗赵佶本人。其发行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市场流通，而是服务于彰显皇权、祭祀神明、艺术炫技或宫廷赏赐等特殊的政治、宗教及文化需求。

《九叠篆字集》

第二大类：钱币大观——形制、布局与铸造之思

一枚钱币，是技术与艺术的结晶。对“九叠篆大观元宝”的细致观察，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其内涵。

第一章：钱文布局与形制特征‌

‌ 一、钱文布局 中国古钱的读序，主要有“直读”（上下右左）和“旋读”（或称“环读”，上右下左）两种。“大观通宝”钱文有直读亦有旋读之分 。据网络资料描述，“九叠篆大观元宝”亦存在此两种读序 。

旋读布局：钱文按“大（上）→观（右）→元（下）→宝（左）”的顺序排列。

直读布局：钱文按“大（上）→观（下）→元（右）→宝（左）”的顺序排列。

不论何种读序，九叠篆字体的应用是其核心特征。四个字被均匀地布置在穿孔四周的钱面上，每个字内部的笔画经过精心设计，反复屈曲折叠，最终将各自占据的扇形空间填满，不留一丝空白。这与印章艺术中“朱文满白”的布局思想一脉相承。

二、字体大小与风格 “大、观、元、宝”四字，其基础字形为小篆。但在九叠篆的设计下，其原始形态已被极度装饰化。

“大”字：笔画相对简单，其折叠可能更为舒展，以平衡其他三字的密度。

“观”字：繁体为“觀”，笔画多，为九叠篆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内部线条必然密集交错，极尽繁复。

“元”字：笔画较少，设计难度在于如何通过有限的笔画，通过反复折叠，达到与其他字视觉上的平衡。

“宝”字：繁体为“寶”，结构复杂，同样是展现九叠篆工艺的绝佳载体。

整体风格上，钱文呈现出一种静态的、秩序化的、充满张力的美感。它放弃了瘦金体的飘逸与灵动，代之以一种近乎于建筑般的结构美和数学般的规律美。每一个字都像一个精密的符咒，共同构成了一个神秘而威严的图腾。这种设计，完美地诠释了“皇权天授”的寓意，将钱币从一个单纯的交换媒介，提升到了一个承载国家意志的“法器”层面 。

第二章：铸造机构与工艺推测

如此特殊的钱币，其铸造机构与工艺必然非同寻常。

一、铸造机构 北宋设有专门的铸钱机构——铸钱监。但考虑到“九叠篆大观元宝”的特殊性与稀有性，其铸造不太可能由地方的普通铸钱监完成。更有可能是由京师（汴梁）的中央铸钱监，甚至是宫廷内府的专属工坊承制。内府工坊直接服务于皇帝，能够调集全国最顶尖的工匠，不计成本地追求工艺的极致，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二、铸造工艺推测 铸造九叠篆钱币，其难度远高于普通钱币。

祖模雕刻：首先，需要技艺最高超的雕刻师（可能是玉工或印工），在坚硬的材料（如铜、锡、牙、木）上，以阳文反字的形式，一笔一画地雕刻出九叠篆钱文的“祖模”。这一步是成败的关键，要求雕刻者不仅精通篆法，更要有高超的构图和雕刻能力。

母钱翻砂：用祖模在细泥中压印，制成“母范”，再用母范浇铸出“母钱”。母钱是用于批量制作铸钱范的模具。由于九叠篆线条繁密，对翻砂的精度要求极高，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批量铸造：用母钱翻制大量的砂范，然后将熔化的铜液灌入砂范，冷却后取出，即为钱币的毛坯。

后期修整：最后，还需经过锉边、磨光等工序，去除毛刺，方成成品。

整个流程，尤其是祖模雕刻环节，耗时费力，非一般工匠所能为。这亦从侧面印证了其非流通、小批量、高规格的性质。

第三章：铸行寓意与朝堂大事件‌

‌ 一、铸行寓意 “九叠篆大观元宝”选择九叠篆，其寓意是多层次的：

强化皇权：如前所述，“九”为极数，九叠即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在北宋末年内忧外患渐显的背景下，徽宗可能希望通过这种最具威仪的文字，在精神层面巩固其统治，宣示其“君权神授”的合法性。

道教神秘主义：徽宗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对道教的痴迷贯穿其统治始终。九叠篆盘曲如云纹、如符箓，本身就带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与道教追求天人感应、绘制符咒的传统不谋而合 。此钱很可能与某些重大的道教祭祀活动有关，作为沟通天神的媒介。

艺术的极致探索：这是徽宗个人艺术情趣的体现。将印章艺术与钱币艺术、将法度之美与铸造之美结合，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艺术品，这本身就是艺术家皇帝乐于见到的事情。

二、朝堂大事件之关联推测 由于缺乏直接史料，我们无法将此钱与某一件具体的朝堂事件精确挂钩。但我们可以根据大观年间的重大事件进行合理推测：

大观元年（1107年） ，徽宗改元“大观”，取《易经》中“大观在上”之意，意图开创一番新气象。在改元之初，铸造一批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币，合情合理。

编修《政和五礼新仪》 ：大观至政和年间，徽宗下令编修礼典，规范国家祭祀、朝会等重大礼仪。九叠篆钱币作为一种承载礼制意义的物品，可能是在此背景下为某些特定礼仪而设计的。

道教活动：大观年间，徽宗大兴道观，册封道教仙人。此钱可能是在某个著名道观（如上清宝箓宫）的落成典礼，或某次大型斋醮科仪中，作为圣物而铸造。

虽然没有确切的“朝堂大事件”记录，但此钱的诞生，无疑是徽宗朝政治、宗教、文化交织下的独特产物。

第三大类：历史回响——篆刻与钱币史之深远影响

“九叠篆大观元宝”虽如流星般一闪而过，但其在历史长河中激起的涟漪，却深远而持久。

第一章：对中国篆刻艺术的启示

九叠篆本身即是篆刻艺术，尤其是官印艺术的代表。将其引入钱币，是一次大胆的跨界融合，对后世篆刻艺术产生了多方面的启示：

拓展了篆刻的载体与边界：传统篆刻多施于石、木、牙、角、金属之上。将如此复杂的篆刻艺术浓缩于小小的钱币之上，并实现批量铸造，这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篆刻应用场景的想象。它证明了篆刻艺术不仅可以是个性化的“方寸之学”，也可以是标准化的“国家工程”。

推动了“缪篆”与装饰性篆书的发展：九叠篆属于汉印“缪篆”体系的极端发展。虽然其板滞僵硬的风格后来为追求个性的文人篆刻所摒弃 ，但“九叠篆大观元宝”作为一种皇家认证的艺术品，无疑在当时将这种装饰性、工艺性的篆刻风格推向了顶峰。它启发后世的印人思考，如何在“写意”与“工稳”、“传神”与“饰形”之间取得平衡与突破。

为后世篆刻家提供了创作灵感：对于研究者正是对此类艺术遗产的整理与传承。“九叠篆大观元宝”的存在，对于篆刻创作者，这种将文字图形化、图案化的设计思路，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在设计图案印、肖形印等方面。

第二章：在中国钱币史中的独特地位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钱币中，“九叠篆大观元宝”以其独特性，占据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

宋代钱币艺术的双璧：如果说瘦金体的“大观通宝”代表了宋钱书法的“飘逸之美”，那么九叠篆的“大观元宝”则代表了宋钱设计的“威仪之美”。二者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徽宗朝钱币艺术的巅峰，展现了这位帝王复杂而矛盾的艺术人格。前者是文人书房中的翰墨雅趣，后者是帝国庙堂上的威严法度。

货币多重属性的极致体现：此钱的存在，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古代货币不仅仅是经济工具。它更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宣传媒介（宣示皇权）、文化艺术载体（展现书法与设计）和意识形态符号（融合道教与礼制）。“九叠篆大观元宝”将这几种属性发挥到了极致，使其历史文化价值远远超越了其可能存在的货币面值。

钱币收藏与研究的“顶级名珍” ：正因其稀有、独特与神秘，“九叠篆大观元宝”成为了钱币收藏界梦寐以求的“大珍”。每一枚的发现，都会引起学界与收藏界的巨大关注。对它的研究，不仅涉及钱币学，还必然牵涉到宋代政治史、艺术史、宗教史乃至金属冶铸史，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课题。

结语：

“九叠篆大观元宝”，是北宋末年那场繁华旧梦的惊鸿一瞥。它诞生于一位艺术巨匠与一位大宋君主的矛盾结合体——宋徽宗赵佶的奇思妙想之中。它以国家的名义，将官印的威严法度与货币的流通形制熔于一炉，创造出了一件空前绝后的艺术品。

尽管其身世至今仍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缺乏确凿的史料支撑其每一个细节，但通过对时代背景的分析、对钱币实物的考据、对艺术风格的解读，我们足以勾勒出其大致的轮廓：它是徽宗时代政治、宗教、艺术三重需求下的特殊产物，一枚为彰显皇权、服务特殊目的而非为流通而生的“钱中奇珍”。

此钱之于篆刻，是破界之举，启示了方寸之间更多的可能；此钱之于钱币史，是艺术之巅，证明了金属方圆亦可承载庙堂气之象，“九叠篆大观元宝”之谜，希望能在未来的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中，得到更为清晰、完整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