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往事之五

曾经沧海

尘 封 的 往 事

第五集

风雨过后是晴天

郑子文

初心毋悔向来路，

我自抗蹇勇前行。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亲人不懂你心，母亲不懂儿子。然而，儿子怎能忘了母亲？

我自幼受党教育，沐浴于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之中，一门心思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那時候，组织信任我，自己也积极向上；但自从家庭发生变故之后，一切都变了，变得周围的人都不认识我了，好象我不是原来的我了。先是高考剝夺了我的录取权，招生档案上赫然标着“不宜录取”的“判词”；继而有人在我的学毛著心得笔记中寻章择句想把我打成“五七式右派” ；原来深爱我的人也避我犹恐不及；我的个别亲戚竟生怕受连累而与我断绝了关系。看着我的同学们意气风发地投入运动的前列，我却只能深入乡下做一些实在工作，深恐自己出头露面会给参与的组织带来拖累。

那時候，每当观看《英雄儿女》、《黄继光》、《董存瑞》一类电影，我就由不得热淚盈眶，感极而泣。看到王成、黄继光、董存瑞他们根正苗红，组织信赖、人民热爱；在創建新中国、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仗义舍身，何等光辉荣耀；而自已却连基干民兵组织都不许参加；组织对自已不信任如此，一腔热血，报国无门，心中悲愤到了极点。虽然我也深信，家庭冤案终可澄清，自己能挺直身腰面向世人的時日终可到来；但我不知道这漫长的等待要等到何時……

“荃不察余之衷情兮，余将上下而求索”。

1967年，回家，家不成家，社会上两派武斗又无休无止。那一年，小学办七年制初中班刚刚开始，正缺初中教师；经人介绍，我在平遥四小学当了代教，谋了个暂時的栖身之所。那时的教学改革把教材已删裁得不成体统，物理、化学被改为“工业常识”、“农业常识”；数学丶语文等都改得面目全非，没有多少知识可言。由于师资过缺，我一人带四门主课，一天至少带五六节课。为了让学生们真正学到点东西，我抛开现有的课本，将传统教材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知识传授给他们；幸而那時教育界管得不严，从无人过问过我改变教材之事，而我的学生们却由此得益。直到十几年后，曾考入到高中的同学们还念念不忘我教给了他们很多有用的知识；使他们比其它学校来的同学基础扎实得多。

四小学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地方。领导正派和善，同事间感情融洽，尤其是我和我的学生们是师亦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离校四十多年间，他们两次请我回平遥，邀在平师生聚会，畅叙师生旧谊；至今，身居太原或有事来并的同学们依然常来探访，音问不绝。四小学给在难中的我以温暖的庇护，使我一度忘却了忧愁，苦中作乐，渡过了一段欢乐的时光。事见见我的回忆文章《客栈》。

1969年中央723布告下发后，地方实行军管，强制结束了了两派武斗对峙的局面，一切将走向正轨。我预料到“清理阶级队伍”这个我不得不面对的工作就快开展了，无法迴避的厄运将降临我的家庭。为了不会被与父亲一道遣送回老家，以便为自已将来的申诉、上访留下周旋的余地；我于1969年冬，辞退四小学的工作，带我二弟主动到汾阳县阳城公社文侯大队插了队。这里的乡亲们以他们宽厚善良的胸怀接纳了困境中的我，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時光。详情见我其后的回忆文章《觅路》和《古槐树下的情缘》。而我，也以对祖国和人民至诚的热愛投身到新的生活，无论是田间劳动、学校教学、修筑铁路和与乡民相处共事，都事事不甘人后，以至诚、热心回报社会，由是和视我如子侄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永久的深情厚谊，我用自已的行动实践了誓言，我融入了这个善良温馨的村庄，成为了比文侯村人还文侯村人的特例。事见拙作《古槐树下的情缘》。

莫谓浮云能蔽日

阳光总在风雨后

1971年秋，“九.一三”事件之后，政治气候逐步回暖，国家在逐步纠正运动中的一些“左”的偏向。1972年9月，我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表现好的”身份，较早地被吕梁地区商办招工，分配到地区药材公司工作。之后不久二弟也被招到吕梁钢铁厂工作，接着，各项落实政策工作也逐步开展了。

参加工作后的我，一边积极努力地工作，一边着手家庭问题的申诉。使我最感动的是，在我调查和申诉的过程中，遇到了两个难得的好人。

一个是老家村内的“卯寅奶”老人，她是抗战時期村内的婦救会主任，他死去的丈夫是原村农会主席。她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土改时给你家定的是中农成份，《圪洞簿》（土改登记簿）上登记得明明白白。圪洞簿一直在我家保管着，四清运动時我才交给了工作队，这东西肯定在大队保管着。1966年時汾阳也有人来找我调查过，但一听我的口风不对，人家调头就走了。以后你申诉、告状，就要求政府给你查坑洞簿，只要找到圪洞簿，你家的问题就真象大白了”。

另一位好人是吕梁地区“一打三反办公室”的申迪霄同志，他说，“沁县是1947年土改的，你父亲在土改前一年就参加革命了，即使家庭成分是富农，也不应当给你父戴帽子，你家的问题肯定是冤案”。

两位好人提供的情况和政策给我吃了定心丸，于是我多次向省、地、县三级政府和汾运领导递交了申诉书，最高告到省政府谢振华办公室。1975年，在省、地政府的催促下，汾运领导亲自出马到沁县调查。当时沁县政府也因南集村在运动中搞宗派斗争，使南集多数在外工作的老干部被迫害，给县里造成不少麻烦而脑火，于是责成沁县公安局、沁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和汾运公司三家联合进村调查。在联合调查组的强大压力下，村革委不得不拿出“圪洞簿”，才使我家的冤案大白于天下。

1975年夏，得到汾运公司准备给我父平反信息的妹夫庞来根当即骑车赶到孝义，将喜讯传给了我。喜讯传来，全家人喜极而泣；继而汾阳县召开万人大会为我父平反。大会上，我声泪俱下地对极左路线进行了控诉；到会群众多数为我家凄惨的遭遇流下了眼淚；参加会议的汾阳县核心组组长章志也忍不住老泪纵横，不能自已；主持会议的吕梁地区副主任刘松青同志当即指示汾阳有关部门立即给我五妹恢复工作，给我的六妹三弟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并全面落实补发父亲工资和有关子女抚恤和父亲丧葬补贴等政策。大会之后，我的讲话录音在全县连续广播了一周，“窒息”了九年的我，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闷气，从此，我可以堂堂正正地面对世人了。

之后，五妹恢复了工作，六妹转回了城市户口；再其后，被迫卖给人的三弟，也被我接回吕梁，从此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父亲平反后的当月，我郑重地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理直气壮地向党表达了我的夙愿。此前，我不是不想向党表达我的心愿，而是我无法向党组织填写我家庭成份的一栏。

1977六月，我被接纳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青年时期的我

后 记

离开故乡七十二年了，故乡还是没有多少变化，虽然乡镇油路通到了村边，虽然前村的“堂上”和“西头”出现了一片砖瓦房，有些人家还有了小汽车，用上了太阳能，但后村的“茅沟”、“顶上”和“王家圪垯”却一片荒芜。可以想见，乡亲们的生活还不是都过得很好。

我对故乡的感情是复杂的。我热爱故乡，因为她毕竟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故乡也带给了我太多的悲痛和忧伤。那些不忍回顾的历史，能给人以什么启发和教益呢？我常常想，人类之间的利益矛盾，有時想起来也很可笑，小到人与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了一些经济利益、权势荣耀，就无缘无故地斗起来，无止无休。美帝国主义看到中国好起来了，壮大起来了，再不能对中国颐指气使了，心态就不好了，奥巴马就就要来个“亚洲再平衡”，挑动小曰本、越南、菲律宾和你中国斗，让你不能好好过日子。现今的美西方更挑起了乌克兰和俄罗斯斗，想要用乌克兰拖垮俄罗斯，达到他们独霸世界的梦想。可是我们村呢?这个小得可怜的小山村，我看不出里面有多少“利益”可争。但是历史上的宗派斗争却斗得黄黄黑黑，你死我活。這种斗争大概可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这种斗争的结果是，在抗战胜利前后那段時间，一派中的人被“挤”到外面参加了革命，“挤”到“公务员”队伍，进了城市，吃上了“皇粮”；而胜利了的另一派虽然在村里掌了权，却未能摆脱“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看到到了外面过上好生活的人们，“胜利者们”于是愤愤不平 ，为了发泄不平之气，就制造了1966年的悲剧。這悲剧虽然使我的家庭一度遭到了苦难，但我们这一辈人却经历了难得的磨练，这磨练使我们在困难中成长，敢于迎接任何挑战。这磨炼使我们这辈人成了精神上的富有者，永不悲观，永不彷徨 ，面对现实，乐观向上。

文革经历使我们健康成長起来，联系到国际上的斗争，我也坚信，帝国主义的挑衅只能是使伟大祖国更加强大兴旺。

《尘封的往事》五个篇章终已写就，此刻轻轻合卷，纸页间那些曾在风雨中跌宕的褶皱、于晴光里舒展的纹路，都已妥帖封存进时光的册页。岁月流转间，它们或许会覆上薄尘，却始终藏着一段生命的重量——是泥泞里的跋涉，是暗夜里的坚守，也是云开时的释然。此后翻开，依旧能触到那些滚烫的赤诚与坚韧的温度。

2016年9月29日初稿，2025年8月11日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