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有物】读@老眼镜之博文的评论与感想——另类知青骨干的贡献与优厚回报

白纬

                    @老眼镜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778102177

        ＠老眼镜在新浪博客发出的知青文，读后有一些评论与感想。现集中起来发出。

        ＠老眼镜在自己插队落户地做出了特异的贡献，其特异之处是他居然在自己的入党宣誓大会前，明确宣布自己不愿意也不会扎根农村，一定会返城。

        而老乡们并不因为＠老眼镜返城而忘记他的贡献，反倒在他返城数年后还挂念着他，并不断地给予优厚的回报。

 

                一、给大队规划的致富之路

        从林彪的 9.13 事件后，我（天津知青＠老眼镜，六七届初中生）仿佛一夜之间长成大人了，好像突然意识到了自己“也有脑浆子”，开始对“国家大事”、“知青下乡”、“自我命运”有了疑问和思考：

        “知青下乡是历史的荒唐，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农村、在边疆的生活经历要荒唐，每一个青年都有可能在自己能控制的小范围内不制造荒唐，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把时代荒唐对我们的伤害，降到最低点。”

        对这个只有小学三年文化的大队书记，我以知识，以坦诚，以新鲜，以解惑为手段，做了三件事，1，教他开眼，2，帮他实干，3，为他解难。

        于是大队书记有了思考，“咱农民为啥总是穷？”“为啥农民卖个鸡蛋、种点菜也是资本主义？”“自己房前屋后种点菜，国家就会变颜色？”

        他也有了追求：“想办法，多打粮，咱不管上面的事儿，管好自己的村，种好自己的地，过好自己的日子，不给上级作难。”成为他的“执政路线”。

        我规划的远大目标是：“人吃饱，猪有食，鸡下蛋，年终每户见百元。”

        “人吃饱，必须有粮，只有多打粮，多交公粮，我们才能允许吃到500斤毛粮。”

        “这些年来，我们哪一天不苦干？不实干？有用吗？关键还得巧干！”

        “国家只管征粮数，不管你开荒数！向荒地要粮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村背靠山，南面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两山之间一马平川，有近3000亩面积的大甸子，是一个干枯的沼泽，水洼密布，草根织连，黑泥沃土。

        我对书记说：“凭我们村 800老少，200 多男女劳力，就是干100年也没门儿，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学大寨‘等、靠、要’是错误的，咱们来个：不等，不靠，但是必须要！要贷款是不可能的，就是真给，咱也还不起！既然要，就要它个无偿投资！要它个名正言顺！要它个光明正大！我们先动起来，挖排水沟先排涝，修路准备走机械，栽树防风能保墒，修水渠以备灌溉。让千亩良田先有个雏形，最后剩下开垦的硬骨头，留给上级，谁看了都让他觉得不开垦是罪人。”

        仅一年多一点儿，一个“田成方、路成行、树成带、渠成网”的千亩良田规模已具雏形。

        于是由我执笔，以“全体贫下中农”的名义，给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王政委，省委第二书记，军区何司令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有三：  

        1，汇报了千亩良田的雏形，恳求派员来看，

        2，没有机械，此田必将荒废，只有美帝、苏修高兴，刘ｘｘ、林ｘ的走狗高兴，

        3，一旦有了机械，多打粮，毛主席高兴，还能支援世界革命！

        我给大队干部们分析：“全国除了京津沪冀陕以外，都是军人当政，他们不懂农业，只看政治影响，又怕被抓辫子，对他们手中掌握的全省‘财权’这是小事儿一桩，可如果不支持，也保不齐沾上‘不真心学大寨’的边儿！这些将军们，只要咳嗽一声，给个拖拉机，那就是闹着玩，军人都直爽，他们要虚名，咱们要实惠。”

        后来的事儿，太简单啦！全套的农业机械一辆接一辆地进了村！鲜红鲜红色的东方红—75，一人高大轮子的 UT—28拖拉机，外加翻地机、播种机、大铧犁、平地机、镇压器、还有拖挂车。最让我想不到的是，还有一台联合收割机。

        全套机械化进村后，当年就有了“大好形势”，收获8万多斤小麦，到了秋天每人分了30斤。这可是当地欢天喜庆的大事儿，是有史以来“欲望和梦想”的实现。

        我很清醒，那些高喊大有作为的红五类精英，大都借势上学、选调、招工、回城，轮到我这“黑五类”还真不晓得猴年马月！我只能选择“无奈中的小有作为”，做些小事儿，干实事儿，来打发和熬过青春年华的每一天。

        我们那地方以玉米，小米为主。牲口的饲料也是玉米。我力主多种一些向日葵，黄豆。理由是：白面只能变屎，葵花籽直接变钱！黄豆加工豆油，余下豆饼改喂牲口，喂牲口的玉米改交公粮、超产粮。这样，国家多得粮，我们有油吃，牲口有营养，只不过是“多转一圈”。队上建豆腐房，村民吃豆腐，猪吃豆腐渣。

 

        （评论）借助省级高官的外力，为大队谋福利，虽说是无奈之举，但也是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情况下的两全其美之法。

        一个“黑五类”子弟，体弱还高度近视，自家唯一剩下的资源只有头脑，唯二能够挣扎出来的方向，一是等待七七年高考，但是＠老眼镜一个六七届初中生，他又不能未卜先知，这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就是为集体生产的发展出谋献策了。

 

                       二、为大队继续谋福利

        那个年代，农村的“农业学大寨”，在文革中也变了味。由“活动”升为“运动”，由“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多打粮”，变成为“阶级斗争，抓资本主义倾向”、“普及大寨县”，说白了就是折腾。

        搞农田基本建设，春天挖秋天填，抓积肥，弄个大土堆，表面盖点肥，应付检查。形式主义泛滥，要人数，要红旗，要场面。基层明知是劳民伤财的瞎折腾，可谁也不敢不搞，谁也不敢有怨言。

        那时我已经调到公社，对这种“把农民的劳动当儿戏”的“国风”，我照旧“恶习不改”，又把“虚实结合，各取所需”的理论和设想，包括“小把戏”，统统呈现在“能决定我命运”的上司面前。基本思路是：

        1，先玩虚的。首先必须满足上级的需要，尤其要给足上级领导的面子！搞就搞他个：“人山人海”、“玩大场面”，搞他个“轰轰烈烈”、“红旗招展”！让领导有吹牛的本钱！

        2，虚实并重，大场面唯一的地点，就是我下乡那个大队。甸子地里挖渠修路，南面山坡全都栽树，山坡地势高，领导不用下吉普就一目了然，关键是咱们干的是“农民喊万岁”的正事，他吹他的，咱干咱的！

        3，关门务实，时机选择农闲，不能影响主业，人员不能太强，又不能都是老弱残兵，总归那是挖沟刨土抡大镐的力气活，还是以小青年民兵为主！

        新任公社书记很快讨论决定建起一支500人、清一色25岁以下女村民的“大会战”队伍，男劳力必须留在家里“保口粮”。按照老人家“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示，组建“三八营”，营长由公社妇联主任担任，教导员由公社女知青副书记担任，各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官衔以此类推。

        浩浩荡荡的“农田基本建设大军”开进了我那个小山村，我们规划的工程有二：

        那几千亩甸子地在两山之间，南山是缓坡，最务实的是，挖好栽树的坑，30厘米以下就是碎石，坑深一米，需要用镐刨，一个壮男人一天顶多挖两个。我们定的指标是每人一个，对女孩子来说劳动量和劳动强度还算适中，要求以排为单位，协同作战，不搞个人考核，鼓励团结互助之风。

        我们把树坑称之为“鱼鳞坑”。整个山脉象横着的一条鱼。远处望去，一个个树坑犹如一片片鱼鳞，极为壮观。关键是，它能防止水土流失，雨水冲下的山土淤在坑内，插上树苗就能成活，省工省力省水。这数万个鱼鳞坑，如果仅靠小村自己干，那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

        我们还挖了一条河，疏通，取直了河道。使得一旦出现山洪，不会毁了农田！

        我们村的村民乐翻了天，哈哈！500多人啊！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给我们干活，为我们苦战！出大力，流大汗！

        （评论）借省级高官的外力只能一次，于是＠老眼镜又把眼睛转向公社。不过他的方法既能够借到外力，又能够让公社也得到好处，这就是智慧与社会经验的力量了。

 

        三、入党宣誓大会前正式谈话时的心里话

        1975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宣誓大会前一天，公社党委组织委员和机关书记找我正式谈话，让我谈谈“入党动机，今后决心，如何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扎根农村一辈子，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高潮”。

        这样的谈话，都是每个党员一生的唯一，在我断断续续、吭哧瘪肚地按要求说了些时髦话之后，我突然从灵魂深处自感，在这等时刻，还向组织说虚话、说假话、说空话，是人格的龌蹉和卑鄙。

        霎间，我的话锋急转，我问：“我想说说心里话，行吗？”

        “怎么不行！我们听的就是真心话！”

        我说；“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热爱毛主席，决心为共产主义献出我的一切。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过我认为，贫下中农的本质是革命的，但又有自私、懒惰、家族宗派、互争互斗大的陋习。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严重的是教育农民，所以在接受再教育时，首先要辨明对错、是非好坏。不能全盘接受。有些落后的陋习，也需要我们帮助，引导、教育他们。

        “都说我家出身不好，其实我父母都是个本分的老师，我8岁就死了父亲，是我妈妈含辛茹苦把我们带大，家里都是白牌，没有一个党团员。我妈妈来了运动就挨斗，我要成了党员，我妈就会不挨斗了。这也是我的‘最低纲领’。

        “我有时总琢磨；在知识青年这个队伍里，入党为什么女的多、男的少呢？就咱们公社这几年，发展女的十六七个，男的只有一位，从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党，我看到公社党委在看人、用人方法上，有了新的的改变。

        “我说‘扎根农村一辈子’，可能性不大！我就是大会上讲了，也不是真话。你们看看，知青中先走的、出身好的，大多都是‘扎根一辈子’革命口号喊的最凶的！现在不少干部走后门，利用权力把自己的子女弄回城，走后门进大学、参军，许多人都特有气，我却认为是好事。这些老干部都懂得马克思那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当他们发现解放不了全体知青时，只好先解放自己的儿女吧！这说明大规模上山下乡不会长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回城的！”

        他们露出愕然的眼神，告诉我：“上午党委讨论你入党问题，都认为你是经过考验的，尤其在你们村南甸子建良田规划，‘三八营’农田基本建设上，公社的治安工作中，基本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批准了。还有，我们已经通知公社‘五七组’（管理知青的专职部门）把你档案中一些没用的材料销毁，或者交给你自己销毁【注】。”

 

        【注】下乡之初，各大队都定期向上级汇报知青动态，包括平时思想情绪、劳动态度、生活安排、阶级斗争新动向等等。并以大队革委会名义报到公社“五七组”，进了知青的档案。

 

        （评论）第一次在知青文中看到他们在党组织的正式谈话中，袒露自己只愿意作为农村过客的真实心境。

 

                  四、难以“克隆”的知青婚礼

        1977年我想结婚，第一步需要把对象从百里远的学校调来。

        一天散会后，我追到公社党委书记家里去请示。

        书记问：“她家是什么成分？”我答：“不知道，回头我问问。”

        书记说“以前党员干部结婚，必须组织批准，现在不用了。但是对政治关还是需要把一下的，调查以后再定吧”。

        书记还真负责，马上派人去察尔森。并亲自和党委组织委员到天津外调。一回来就把我叫去。

        书记说：“你对象家庭问题挺大，她爹是国民党警察学校的伪警察，还是隐瞒的。她娘还是个地主”。

        我说：“我知道了。他父亲结婚早，家中有几亩地， 考上警察学校到省城上学，家中只有两个老人和媳妇，只好雇一个人。按土改政策，剥削率就是百分之百，只能定地主。不过他父亲是学生，不是伪警察，从来就没隐瞒。”

        书记说：“国民党警察学校怎么不是伪警察？我的意见明确告诉你，不批。我要是批了，会害你一辈子的。这不用我说你也明白，说不唯成分，重在表现，可能吗？上大学，当兵去，成分上差一点儿都不行，选调回城也是成分好的先走。你找个成分不好的子女当老婆，你这辈子的前途就完了！” 

        我坦言：“我主要是喜欢她个头高，我家兄妹五个，还就数我最高，穿鞋 1米69 。再找一个矮的，将来生出孩子准像个豆犓子（读：楚chu.当地一种田鼠 ）m再加上我的瓶子底儿（高度近视），那就真成了瞎豆犓子了”。

        书记夫人听了乐得前仰后合，一拍大腿直愣愣地就拍了板，“就这么定了，调来，安排到咱们的中学。来了我就给你们张罗。”转身指了指全公社最高首长，教导我：“别听他的！这事儿我说了算！”

        很快，对象的一切手续办妥。中学书记、校长立即委以重任，担任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

        在公社两家天津知青兄姐的攒噔下，婚礼筹备很快完毕。

        酒席——计划 4桌20人，买猪肉 5斤，每斤7角5分；鸡蛋5 斤，每斤6角7分；午餐肉罐头 4个、每个1元1角；小鱼罐头4个，每个9角； 酒 8斤，每斤 5角；大生产烟 1条、3元5角。蔬菜从附近良种场赊来，秋后算账。粮管所主任特批豆油 3斤 {国家职工每月3两}。一共用去近30元。我们全部“财产”只剩不到 10 元钱。离下月发工资还得二十天呢。

        可万万没料到，五点刚过，新娘子还没下班，新居里外已来了近百人．

        原来这几天公社正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当书记准备前来时说漏了嘴。不少大队干部和我相当熟悉，听信儿就到，说明“不戏外”，

        年轻的副书记当仁不让的自兼总指挥。发出第一号指令：公社大食堂把三干会的晚饭，全部运到婚礼现场；第二号指令是：供销社商店延长营业时间，婚礼结束前不得锁门。

        副书记说：“知青的亲人远在天津，我们就是他们的亲人。凡是和新娘子同姓的，都是娘家戚（读；qie），坐上座。凡是和新郎一个姓的，都是婆家人，坐下座。其他人都是来宾，自己找地方。  并且宣布：酒，不够大家自己到供销社买，没带钱的可以赊账；饭随便吃，但是每人半斤粮票得交；学校的桌椅马上就到；贺礼可以欠着，以后能想起来就补上，忘了就拉倒。”

        书记秘密布置两条，一是让公社食堂再煮两锅大米饭（100斤），再熬上一锅大菜，多放盐让它咸点备用。二是通知民兵指挥部加强巡逻，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活动。

        动静一大，惊动了公社直属单位，银行、信用社、卫生院、兽医站、学校，还有加工厂等单位，也紧步后尘。

        这可真叫屋里屋外、房前屋后，有的干脆就在果树下，铺张报纸当餐桌。

        附近单位职工家里做好的晚饭，也都纷纷端出来救急。

        我与新娘子虔诚地向每桌、每伙、每堆的来宾致 谢。

        几近半夜，携带着酒魂的歌声，参杂着酒气的争辩声，仍不时传入耳中。要不是果树园防火第一，保不住给你弄一个通宵的俄罗斯篝火晚会。

        十几年后，我在天津“狗不理”，招待几十名乡村书记赴大邱庄学习考察团。地瓜散酒换成五粮液，煮大菜换成鱼肉海鲜，地摊变成了灯火辉煌的宫殿，可是下意识总觉得差点什么。

        席间，两个人发生争辩：“你是来宾，我才是娘家戚！”

        那声调、那语气、那表情，“原汁原味”!

 

        （评论）知青文中描写的知青婚礼，可以分成两类：

        农场知青描写知青婚礼，一般走温情套路：

        插队落户知青描写知青婚礼，主要集中在女知青与农民的政治性结合上，走的是悲剧套路，温情的很少。尤其到知青大返城阶段，温情的极少。

        像＠老眼镜这样的婚礼，在知青史里是否独一无二不敢说，大约至少可以算得上是独树一帜的了。

 

                           五、老乡的丰厚回报

        七九年回天津前，我下乡的大队领导问我：“回天津后缺什么？”

        我思索后说：“打家具缺木料，过日子缺食用油，还想带回点全国粮票。”

        结果大队用四驾马车，拉了一车玉米去公社粮站，换回二千五百斤吉林省粮票。再通过托关系、找门路，向上级讲明实情，全部兑换成了全国粮票！

        大队又用黄豆换回五十斤豆油!

        大队还用原木在市里破成两立方米的木板。全部为我托运到天津。

        实际上那时我早就脱离了大队，在公社工作多年了，感激之余也担心让大队为难，自己也有贪占之嫌。

        他们明确告诉我，此举经过大队集体讨论同意，并得到上级党委、赞许的。

        而在我回到天津后的数年里，他们每年都给我托运来二麻袋土豆！

        改革开放后，我去信反复叮嘱老乡：“现在天津的土豆极多，物资丰富，大家不用再费心了。”

        他们来信仍说：“你们那里的土豆都是‘串地龙’，不好吃！”

        回津后，我那双目失明，瘫痪在床，又时犯癫痫的母亲，即时成为妻子必须面对，又无法回避的第一道新难题。

        首先是把我们带回的600元全部家产，张罗给母亲治病。在北京奔波月余，虽然治疗无望，但总还是做儿女的责任尽到了。

        母亲在那个年代也属文化人，喜书法，文静平淡，一生都是初级白领，不问政治。做过小职员，当过小学教员。结婚不到十年，丈夫去世。柔弱之身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度日。几次运动下来，由六区的妇联主任逐步降到街办的闸盒厂、制本厂当厂长，文革中还屡遭厄运！

        我家只有9.5平方米的住房，为了让我结婚，妹妹为此速速出嫁，小弟借宿于同学家。

        妻子生了个女儿后，她要同时侍弄一老一小，其难度可想而知！婴儿姑且不论，单是这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老母，就足够一个人忙乎的。吃饭得喂，坐起得搬，躺下得扶，换姿势得翻。每日盥洗便溺，冬天留心掖被角，炎夏时时扇蒲扇。没有白天黑夜，忙得团团转。

        八零年，经天津市长大胆批准，在佟楼儿童医院正门设立一个小煎饼果子摊位，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新创举。

        周日给妈妈去买煎饼果子，一般都要排三四十人的队。

        我每次去都带一个鸡蛋，招来众人羡慕的目光。那个年代每户每月凭本供应一斤鸡蛋，孩子能吃上一个鸡蛋那就是奢望。

        我经常多带一个鸡蛋，留给摊主大娘。于是以后不仅不排队，有时连应收的一两粮票一角钱都免了。

        这得益于回津时，我插队落户的内蒙大队给我换的二千多斤全国粮票。当年每5斤全国粮票，可以和偷偷进城的农民换一斤鸡蛋。

        有时邻居家里来客人，也“顺便”到我家“借”几个鸡蛋，我妻总是叮嘱人家说：“不用还啊！”她的好人缘除了侍候婆婆有目共睹外，也有鸡蛋的附加功劳。

 

        （评论）老乡们持续多年对＠老眼镜的丰厚回报，并不完全是因为当年他为全大队做大了蛋糕，而是在那个浮夸的年代里，为大家指出了一条实事求是的丰衣足食之路。

 

                    六、明智的公社、大队干部

        几十年来，大队书记从一个朴实单一的农民干部，拓宽视野，尝到了在大趋势面前，作为“一村之长”不能只会盲从和傻干；“一心为村民，做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地盘”，是“立于不败”的本钱。

        后来我们大队出了名，成为远近闻名的先进标杆，但是朴实的本色依旧，大队总支书记的官位和那套“有文化的班子”竟“保住”了三十年！

        他无论是出席啥子表彰大会，“不做报告，不吹牛，不讲演”，领导接见照相“不凑前”。一九九零年他出席“全国双拥模范大会”，武警司令员周玉书赞扬他的词语一大篇，他只说了三个字“应该的！应该的！”

        当年我们大队走出去的干部，无论到了哪个岗位，无论当了啥级别的官，都会在自己的岗位或统辖范围里，向同僚下属反复灌输“内蒙那疙瘩”有这样一位老农民，在激励和注视着我们的一言一行！

        这些年来无论谁回到那个地方，第一件事儿就去“拜访老书记”，怎能不使“现任父母官”对“村级老农书记”刮目相看，另眼相待？他们看着我们向一个农民虔诚地“汇报”工作、生活、孩子、家庭，看着“一个老农”对首长的直言点评，对自己上司的敲哒指点，他们读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也搞不明白现代官场还有这样的“干群之情”？

        那个主持我婚礼的公社副书记，是当时全公社最高文化级别的秀才，多次在省报上发表文章，在我们公社这个“务实群体”中经过大磨练，后来转任过不少乡镇一把手，“说实话做实事，做好人，不出事”口碑极佳，少有垢言。

        而且“公社副书记”在一次“传统的正规选举”中，一步登天！那年，开始推行“差额选举”，上级为了“保证空降副市长”的当选，通过各种渠道，暗示各单位代表，说他“只不过是用来差额的人选”。可是选举结果出乎上司意料之外，他以“朴实、真诚、务实、亲民”的口碑，以极高的票数“意外”当选。

        当年“三八营”逃跑最多的那个连的指导员，一九七七年参加了高考，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农村教书，可谓是“六优俱全”，即：“有知识、老党员，人年轻、蒙古族、磨练多、媳妇俊”。仕途一帆风顺，优秀教师，团市委书记，纪检委书记，市长，后任比“赵本山的铁岭还大”的大城市法院院长。他的“断案”的水平，我这些年和他不同城不敢妄言，但有一点我注意到：省里有不少“重审”、“棘手”、“影响面大的”案件，最后都交到他那里“异地管辖”，至少说明对他的信任度“不一般”。

        “连指导员”有时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特地到天津与我一见。我们发誓，在自己的能控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避免给百姓增负或添乱，恪守我们的“为人、为政、为官的底线”，不昏庸、不失德、不沾花，不贪占！

        我们公社的书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又回到公安机关。内卫边防划归军界后，当上了“管好几个独立师，加强旅”将军级的“政治委员”，他上任后，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女子特警队”。

        他每每回“下放地”，都跑到村里聆听老农书记的“指指点点”。这些年只要有机会，每年都窜来天津和我“切磋叙谈”，还时不时地吹吹自己的“不犯罪政绩”：“想当年，咱也是一表人才啊！还有权！尤其在女知青上学、选调、回城上，老子从没有动过半点歪歪心！有多少干部在这事儿上缺了德，脏了心，毁了知青，也毁了自己。没暴露的，就是到了地狱，也脱生不了人！”“我要求干部，强调一个准则，只要工作，出错难免，缺德事、害人事、不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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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当年的知青干部绝大多数随着文革的时代潮流，干过一些极“左”的工作，甚至干得比当地干部还“左”，因为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

        因此，全部知青干部离开农村后，他们的影响随着时代的进步，立即消失殆尽。

        相形之下，像＠老眼镜这样的情况就太罕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