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自己之4

江湖中人

自由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大凡文学系出身或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影响的人，“自由”这一概念可能常常会萦绕在我们的脑海吧。事实上，即便一个未受过任何教育的人，他都不曾缺少对自由的思考。因为归根到底，自由是一种人生意义，是一种生命价值，是活着的终极追求。它总是会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或某个阶段跳出来，让你沉思，让你憧憬，从而为之奋斗。自由到底是啥含义？虽说我们经常把自由挂在嘴巴上，但是我们并不能做一个明确的解释。当我借助deepseek，试图从哲学上去理解自由的深刻含义，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深刻的问题。西方哲学家对“自由”的含义做过深邃而缜密的思考与阐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萨特等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从不同的维度对此由过全方位深入的探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是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方面。从消极方面说自由是指个体自我的行为不受他人或国家的强制干预，从积极方面说是指个人成为自己主人的能力，是自我主动去实现某种目标和状态的自由。但这并不是自由的终极定义，与其固执地追寻它的学术意义，倒不如我们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感知它，去感知这个比生命和爱情更为高贵的东西，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生存境界。

我想思考的是自由到底存在于哪里呢？是外在于我的万千世界呢还是独存我心的精神世界呢？一个人到底如何做才能实现人生的自由？

自由会存在于职场中吗？我想说不。因为职场中人都是服务于某个行业工作在某个单位的人。人活在单位中就是活在一个体系中，这一体系由一套严密的政治制度维系它的运作。职场生态类似于封建时代的朝廷，一个小单位就是一个小朝廷，这里壁垒森严、名利相争、笑里藏刀。一个人有真才实学并不意味着你在单位上能过得顺风顺水，相反，他不学无术但是他懂得阿谀逢迎，献媚讨好，他可能会混得如鱼得水。如果他既有真才实学又懂得职场厚黑之术，那他可能就春风得意，扶摇直上九万里了呵呵。因此，在职场中，你最好是一个全能选手，你应该有才学，也应该有心机，男人可以有男人的圆滑，女人可以有女人的智巧。很不幸的是，我既没有真才实学，又不懂职场进退之术，还一味的自视清高（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或许也要写一篇文章来深度解读），那我活的多么的压抑、憋屈、不自由是可想而知的呀！但是一个人脱离了职场，失去了单位，没有了工作就自由了吗？如今的我已是五十好几之人，身体在每况愈下，心态亦是备受煎熬。假如没有了工作，我现在能这么安逸的在这里敲打键盘吗，我能在外面烈日或暴雨时待在家里随心所欲的刷头条刷抖音吗，我能和妻女一起去武功山感受夏日的清凉吗，我能想熬夜就熬夜想睡懒觉就睡懒觉吗，我能骑着电驴四处兜风吗，我能每天琢磨着怎么钓鱼和去哪里钓鱼吗，我能在任何有闲的时候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吗......？这一切似乎都是因为职场满足了我的身体得以安然立足于这天地之间的经济条件，而后才换得了我此刻的悠闲吧。看来人生没有绝对的自由，生命注定在自由和束缚之间摇摆，不自由是自由的筹码，自由是不自由的归宿。

但是现实的冷酷并不限制我对梦想的狂热。

于是我给自己的微信用户取了一个昵称叫“江湖中人”，源于我对金庸武侠小说里江湖世界的欣羡和向往之情。后来又看到孔子讲“道不同乘桴浮于海”，庄子也讲“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些话语似乎很契合我的某些心理追求。在我失落或迷茫的时候，“江湖”二字会长期盘踞在我心中，脑海中总会出现那种仗剑天涯，纵情高歌，谈笑自若，敢爱敢恨，行侠仗义，快意恩仇的形象，我觉得这就是我理想中的我的人设，所以我称自己为“江湖中人”。

在我看来，“江湖”的第一要义是自由。这里不受现有政治秩序、世俗伦理、人情世故的约束，混迹江湖的人也摆脱了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并不需要一个稳定的职业才能立足于人世，他们也无需每天为温饱问题而四处奔波。他们没有一套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格式。他们有的就是对自由和尊严的捍卫和追求。

杨过和小龙女敢于突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礼教和贞洁枷锁，令狐冲毅然决然地和魔教教主任盈盈相爱，黄蓉突破传统恋爱观和世俗对女性的偏见成功主导了自己跟郭倩的爱情，赵敏为爱执着宁肯放弃自己蒙古郡主的身份发出“我偏要免强”的呐喊，韦小宝出身卑贱却凭自己的心计在朝廷与妓院之间自由切换……这些都是金庸江湖中践行自由价值观的经典形象，表达了作者对人性自由的美好憧憬。

但是江湖真的有自由可言吗？黄药师远离庙堂愤世疾俗却在桃花岛建立了一套类似于封建秩序的规矩以及让人无法自由出入的桃花阵，各门各派的人物为了争夺武林盟主的尊位而四处寻找武功密笈不顾善恶大加杀伐，东方不败坐上魔教教主的宝座之后发出“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号令，杨过和小龙女虽然获得真爱却被迫16年消失于人海茫茫，萧峰为了消除民族仇恨最终决定陨命悬崖……这些足以说明江湖只是另一个朝廷的复制。这里有武力至上的丛林法则，有权力崇拜的江湖政治，有恩怨情仇的宿命锁链。江湖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由。

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唯一接近绝对自由的角色应该是“老顽童”周伯通。他的生存法则就是好玩，只要有人陪他玩他就高兴，他陪段王爷的王妃玩，陪黄蓉玩，陪洪七公玩，陪老毒物欧阳锋玩，被困桃花岛时竟然可以自己的左手跟右手玩。他玩的原则是人畜无害，一旦玩到有可能伤及无辜的时候他就及时收手不玩了。他有惊世骇俗的武功却从不想争夺什么天下第一的名号，也没有自立门派广收门徒的念想，因此他从黑发玩到白首，玩完了世间可玩之事后他就退隐百花谷养蜂修身颐养天年去了。

由此可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自有江湖的规则，规则是对人的自由的严格限制。江湖中人没有自由是因为江湖中人同样没有摆脱对功名富贵、权力女色的追逐，周伯通只所以自由是他永远保持稚子之心放下了由贪欲编织的种种蕃篱和桎梏。自由是一阵风，是一片云，是一方山水，是一轮明月，是心对俗世的彻底超越。

所以江湖只是成年人的童话，江湖并不是自由的归宿。那么到哪里去寻找自由的领地，去摆脱世间的一切枷锁而独享自由之精神境界呢？我只有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文人中去了。事实上中国古代思想家或文人并没有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对此作过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但是他们抗争世俗、风骨高迈，总是前赴后继的执着于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并且把他们把对这一价值观的追求融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

陶渊明为自由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他不能适应官场的阿谀谄媚之风，他不懂得官场的逢迎进退之术，他宁愿采菊东篱边，种豆南山下，耕植五柳旁，带月荷锄归，归饮乡野间。他对官场秩序的背叛是毅然决然的，他对庸俗世风的远离是义无反顾的。“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既然人生是一场梦幻，又何必被世俗的羁绊所束缚呢？“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既然已找到精神的栖息地，那就永远不要违背自己的心意去随波逐流了。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把一切执着放空，生命便有云起之姿，王维是以禅意栖居的方式放歌他的自由。“空”的哲学是他的诗歌的重要主题。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有懂得放空自己的欲念，让自己的内心彻底地归于平静澄明的境界，人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薄暮空潭曲，安禅治毒龙”，自由需要通过禅修的方式去获得，“空”是荡涤自我心中种种妄念的重要法门。“山路元无语，空翠湿人衣”，一个内心真正空明澄澈的人，方能进入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绝妙佳境。“真正的自由，始于对‘空性’的敬畏——唯有清空心灵的喧嚣，才能听见花瓣坠地的惊雷”。（引自deepseek的总结）

比起王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的李白，对于自由精神的追求显得更加热烈而直白。对李白而言，诗歌创作本身就是他对自由精神的实践。这首先体现在他诗歌创作的体裁选择上。狂放不羁的李白，不太喜欢那种与他自由个性相冲突的律诗创作，律诗的起、承、转、合的模式和严格的格律要求太束缚他的自由思想了。他与唐代以创作律诗和绝句的主流诗风不同，他娴熟地运用乐府、歌行、古风成功地将唐代诗歌推向了浪漫主义的巅峰。在李白现存的近千首诗歌中，乐府、歌行、古风三种体裁的作品约占36%，大大超过了五言律诗占全唐诗25%的主流。盛唐思想的开放包容造就了自由浪漫的诗歌巨星。

而“酒”的意象的运用，成为他诗歌意象选择的一种偏好。对于中国男人，酒真是一种很神奇的物质。酒能提神、酒能助兴，酒能健体、酒能伤身。本人不胜酒力，一喝酒就说胡话，一喝酒就烂醉如泥、昏迷不醒，让朋友们担心着他们的担心，让妻子害怕着她的害怕。酒除了给我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之外，并没有让我的写作的灵感有一丝丝的发挥。而李白就不一样了，他一喝酒就“俱怀逸兴壮思飞”，酒让他诗情勃发，才思喷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一个狂热的酒徒，除非汉江水都化作酒，谁能满足他惊人的用酒需求。“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原来酒到尽兴处，就可以即兴赋诗，笑傲江湖啊！“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酒是他寄托人生悲苦，负重前行的精神食粮。“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酒是他蔑视权贵，解放自我的神仙饮品。“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酒是消解人生短暂，及时行乐，留住永恒的利器。“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酒是抚慰天涯游子漂泊之苦的镇定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酒是释怀人生孤独的灵丹妙药......在酒精的作用下，李白走到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酒精的作用下，李白的自由精神得以尽情释放，人类的自由之魂在这里光芒万丈。

王维是淡定的，李白是沸腾的，那么苏轼呢？我想走进苏轼的文学世界，来感受一下他在他的诗词里是如何表达他的自由精神的。

苏轼的一生起起落落，经历十分坎坷。早年仕途得意的时候却遭遇丧母丧父丧妻之痛：中年时期因不满王安石的变法而自求外放，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任职；后来因深陷新旧党争而获罪入狱，之后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吏；后来被赏识他的高太后召回，官职是一路擢升，最高官至礼部尚书，但他实在厌倦朝廷无休止的党争和倾轧，再次请求外放；高太后去世，步入晚年的苏轼再一次遭到新党势力的命运重锤，三个月内连接五道贬书，从岭南一直贬到大陆的最南端儋州，在这里他要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宋哲宗去世，向太后短暂听政，大赦天下，苏轼又遇赦允许北归，但这一次苏轼再也经不起长途跋涉的折腾，1101年7月28日不幸病逝于常州。

后人总结苏轼的一生，说他“不是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文人的刚直不阿的风骨让他在新旧两党间左右为难，两面受敌。然而不管是自求外放也好，被朝廷贬谪也罢，在进退都失去自由的情况下，苏轼却主动选择承认和接纳。面对政治上的排挤和打压，人生际遇的坎坷和磨难，苏轼给出的答案是“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似乎有足够的智慧，来消解苦难人生所带来的种种悲与忧。

他以惊人的创作天赋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拓展了词的体裁和境界。苏轼的词不只有男女艳情，而是包罗万象。他将诗歌所能表达的广阔题材引入词中，怀古咏史、人生哲理、政治抱负、山水田园、悼亡思亲、农事日常，无不入词。他的诗词创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树立了又一座里程碑，使宋词的文学成就达到了跟唐诗并驾齐驱的高度。

他以极其旷达的胸怀和对生活的极度热爱面对命运的每一次重击。他好像没有哪一次把自己的外放或贬谪当成饱受折磨的苦行，相反，每一次他都把这些遭遇活成了自己的诗和远方。每到一处任所，他都能兴利除弊，广交朋友，品尝地方美食，寄情名山胜水，醉心琴棋书画，创作诗词歌赋。在黄州，他生活拮据，于是他亲自在城东开垦荒地，真正的当上了“东坡居士”，躬耕劳作，体验生活艰辛。但也就是在黄州期间，他完成了自己在文学和艺术上的巅峰之作：词作《念奴娇 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散文前后《赤壁赋》、天下第三行书作品《寒食帖》等横空出世，苦难并没有压弯他的脊梁，反而成就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不朽传奇。

在黄州，苏轼还发明了“东坡肉”、“东坡羹”，还特意写下诗歌《猪肉颂》，亲自为黄州猪肉打call。在惠州，他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借热带水果的甘甜消解流放的苦闷。在儋州，他发现生蚝之美，便写信叮嘱儿子：“无令朝中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幽默对抗流放的荒凉，真的是“人间至味是清欢”啊！

林语堂对苏轼有过详细而全面的评价。他说：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在人间不可无一，难有其二”。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

“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产生他的混合人生观”，使他在逆境中完成了自我超越。

这就是苏轼，身体的枷锁并不能束缚他精神的自由。

屈原是如此，文天祥也是如此，林觉民是如此，方志敏亦是如此，那千千万万为民族的自由、解放和独立的英烈们更是如此。

平凡如我的人们啊，不要再焦虑于人生的烦忧，不要再恐惧于生命的镣铐，勇敢地接纳一切，拥抱一切，去自由地歌唱，自由地创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