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普洱边疆印记

彩云之南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普洱作为滇西南边疆重镇，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民族团结力量，成为中国西南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与“战略屏障”，在边疆防御、物资转运、资源供给、人力支援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书写了边疆各族人民共赴国难的壮烈篇章。

一、滇西南战略防御的“天然长城：守护“最后生命线”的边疆门户

普洱地处云南西南部，东接红河、北接玉溪楚雄，西连临沧，南邻西双版纳并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是中国西南通往东南亚的“陆路要塞”。1942年4月日军攻占缅甸，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云南，面临被日军突破的危机，而普洱则是滇西南的“第一道防线”，其战略价值凸显：

抵御日军渗透：1942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北部后，其主力沿滇缅公路东进，占领畹町、芒市、龙陵和腾冲，控制了怒江以西地区；同时，部分日军小股部队试图从滇缅边境的孟连、澜沧等地渗透云南腹地。中国远征军第6军（军长甘丽初）下辖的第93师主力、暂编第55师一部及云南省保安第2团，在缅甸战役失利后（1942年4月起），退守至佛海（今勐海）及普洱部分地区驻防。驻军联合当地佤族、傣族、拉祜族武装，在孟连勐阿渡口、澜沧糯福等地构筑防线（作为滇西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依托无量山、怒山余脉及澜沧江天险构筑防御工事阻击日军，使日军始终未能大规模突破普洱防线（如1942年6月糯福阻击战，1942年8月佤族武装在孟连勐阿伏击日军运输队），与怒江防线共同确保了云南腹地（昆明、楚雄等地）的安全。

据有关档案文献记载：1942年6月，日军第56师团搜索队200余人从缅甸孟洋侵入澜沧糯福，中国远征军第6军93师278团联合当地拉祜族、佤族武装约500人依托山地阻击，激战3昼夜，毙伤日军30余人，迫使日军撤退。《普洱市志・军事志》（2000年）记载：孟连勐阿渡口为滇缅边境重要关隘，1942年8月，佤山抗日自卫总队指挥官胡玉堂率部在孟连勐阿渡口分两度伏击日军侦察队、运输队，毙敌15人，缴获电台1部、大米200袋、步枪10支。

巩固边疆治安：‌抗战期间，普洱境内土匪、汉奸活动猖獗，部分企图与日军勾结扰乱后方。1943年，云南省政府推行“清乡运动”，普洱成立“抗日联防总指挥部”，当地政府与各族群众组建“抗日联防队”，开展“清匪除奸”专项斗争，有效维护了滇西南运输线的畅通与后方稳定。

据有关档案文献记载：1943年8月至1944年1月，普洱保安司令部联合思茅抗日联防队，在‌勐先河、通关驿站‌等地实施系列清剿作战，累计歼灭‌汉奸武装3股、土匪12股‌，俘获匪首‌5人‌、匪众‌328人‌，缴获‌步枪211支、土炮15门、电台1部‌，保障了滇缅战场战略运输线的畅通和安全。

二、古道枢纽与“空中桥梁”：滇西反攻的“后勤动脉”

普洱虽未直接处于滇缅公路主干线，但凭借茶马古道陆路网络和战时抢建的军用机场，成为滇西反攻的关键“中转枢纽”，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物资和兵力。

1.茶马古道：马帮踏出的“抗战生命线”

1942年5月滇缅公路完全中断后，盟军援华物资主要通过“驼峰航线”空运至昆明。据史料记载，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累计运输战略物资超80万吨。但空运量无法完全满足抗战需求，部分物资需通过陆路转运补充。国民政府为维持国际援华物资输送，紧急启用明清商道网络，将四川叙府（宜宾）至云南昆明的传统驿路改造为“叙昆驿运干线”，纳入全国十大驿运干线体系。‌云南马帮成为抗战驿运的核心力量，组织‌超万匹驮马‌活跃于横断山脉古道网络，承担国际援华物资陆路运输总量的‌35%-40%。马帮由“云南省驿运管理处”统一调度，设保山、腾冲等中转站，实行分段接力运输。《云南驿运管理局》1943年档案载：拉祜族、傣族马帮主导跨境运输，哈尼族负责境内段接力支援，形成多民族协作网络。‌

普洱（思茅）作为茶马古道枢纽，其明清形成的“思茅—景东—大理（延伸至丽江、西藏）—昆明”干线及“思茅—勐海—缅甸景栋”支线作为“叙昆驿运干线”关键部分，成为滇缅公路中断后的核心备用运输通道。

物资转运：国民政府启用滇南陆路辅助通道，从缅甸景栋秘密转运部分药品、电台零件、布匹等轻型物资，经普洱孟连入境，由思茅、宁洱、景谷三县联合马帮沿茶马古道北运至大理，最终送达昆明。其中的思茅-景东茶马古道是陆运转运通道一部分，1943年经此线运输盟军物资‌1100余吨。1943年思茅驿运站记录显示，月均转运药品22吨（雨季降至15吨），通讯设备拆解零件月均3.5吨。《云南战时驿运史》（1990年）记载：1942-1945年，政府征调普洱马帮3200余匹，沿滇西驿道向怒江前线运送弹药粮秣，马帮伤亡率超30%。

1943年旱季，美国《时代与生活》杂志战地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随马帮行经思茅至澜沧段的茶马古道，记录下抗战物资运输场景：骡马背负约40公斤物资（约为体重的20%-25%），在宽度不足0.8米的悬崖栈道艰难穿行。赶马人以傣族、拉祜族为主，辅以哈尼族短途支援，通过竹笼头控马并以特定哨声传递险情信号。报道特别提及一位化名“岩糯”的傣族马锅头（据人物考证为澜沧县谦六乡傣族头人刀世清），其长子‌1943年秋‌在澜沧江勐朗渡口遭日机扫射牺牲（《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志·抗日卷》载有记录），他仍率20匹骡马继续运输任务。其腰间佩戴的银柄柴刀‌刻有傣泐文意为“守护家园”。当被问及坚持运输的原因时，他表示：“若马帮停止运送弹药，敌人将焚毁我们的奘房（佛寺）和古茶园。”‌

兵员输送与民族支援：云南各族青年参军后，多经普洱古道前往滇西前线。据第54军预备第2师《滇西反攻作战日志》（全宗号787，案卷号2312，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记载：1944年滇西反攻前夕，该师（师长顾葆裕）奉命沿‌“思茅—澜沧（募乃）—孟定”古道‌向龙陵方向秘密机动。部队于‌1944年5月3日抵达思茅，普洱各族群众主动支援，为部队充当向导、运送粮草，确保了部队隐蔽集结。据档案记载，傣族土司刀栋材‌（时任澜沧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动员献粮‌300石，并派遣‌12名傣族猎户‌作为向导；哈尼族村寨‌在澜沧至孟定段设立8处隐蔽补给点，提供熟食与饮水，保障行军隐蔽性。该部队最终于5月25日抵达龙陵前线，全程无战斗减员，作战日志评价“民力之效，甚于精兵”。

2.曼连前进着陆机场：滇西反攻的空中辅助生命线

1943年11月20日，为配合盟军滇西反攻计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云南省政府在普洱县（今思茅区）曼连坝（今普洱思茅机场旧址）抢建野战机场（大致为今思茅城区“墨江路—茶苑路—茶城大道南段—龙生路”围合区域），即曼连前进着陆场，民间俗称“曼连机场”。该工程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滇国防工程处负责选址规划，由空军第90航空站工程处具体负责机场勘测、施工管理。从1943年12月5日开工到1944年3月22日竣工，仅用108天就完成了工程建设。该机场的战略作用是作为美军第14航空队临时中转站，承担三项核心任务：一是转运密支那前线伤员至昆明后方医院；二是为C-47运输机提供紧急备降；三是空投怒江游击纵队和怒江西岸游击队的武器补给（1944年5-8月执行39次）。这座由数千名民工用血肉之躯筑起的机场，成为抗战后期滇西南重要的“空中枢纽”。据有关资料统计，1944年3月至1945年8月，共起降实战任务（作战、运输、侦查等）飞机2485架次，转运物资10995吨，占滇西反攻战场总空运量的25.3%。其中：军械弹药6820吨，占62.1%；医疗物资1580吨，占14.4%；油料1230吨，占11.2%；通讯器材895吨，占8.1%；食品被服470吨，占4.2%。

物资空运核心通道：‌美军第14航空队与中国航空公司的C-47运输机‌定期执行昆明—思茅航线任务‌，将弹药、粮食、药品运抵普洱，再由马帮转运至滇西前线。据有关资料统计：1944年6月至12月累计起降1476架次，转运物资6000吨‌（弹药3850吨，占64.2%；医疗物资620吨，占10.3%；油料580吨，占9.7%；通讯器材480吨，占8.0%；食品被服470吨，占7.8%），支撑了滇西反攻期间‌23.1%‌ 的物资补给量和23.8%的前线弹药补给。美国国家档案馆藏《美军第14航空队后勤报告RG-493附件7》记载：‌运输‌物资类型以迫击炮弹、轻武器弹药及‌磺胺类药物为主，青霉素因运输条件限制实际占比不足5%。

空中防御关键节点：盟军战斗机依托该机场建立前沿拦截网，曾在此机场临时加油、维修，‌美军第14航空队P-40战机小队执行‌阶段性驻扎，负责拦截从缅甸密支那起飞的日军侦察机，粉碎了日军对滇西南运输线的侦察企图。据《第14航空队滇西作战日志》（美国国家档案馆RG-18）及《思茅地区空防纪实》记载：1944年8月15日，‌2架P-40战机从曼连机场起飞，在澜沧糯福上空击落日军“九七式”侦察机1架，残骸坠毁于‌南本河河谷。

战地医疗伤员转运：滇西前线腾冲收复战期间形成“马帮+空运”双轨伤员转运体系，重伤员经马帮运至普洱后，通过机场空运至昆明后方医院，极大缩短了救治时间，被前线士兵称为“生命机场”。据有关资料统计，1944年6-12月滇西反攻期间转运伤员1635人，占滇西反攻战役伤员总数的1.78%。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远征军滇西反攻卫勤报告》及飞虎队医护兵口述记载：腾冲战役结束后，1944年10月20日，‌6架次C-47转运重伤员‌187人‌（含美军伤员29人）至昆明。空运将伤员后送时间从陆路15天缩短至‌3小时内‌，术后感染率下降62%。成为中国战场首次规模化航空医疗后送模式的具体实践。

三、资源供给与后方支援：“边地粮仓”与战略物资基地

普洱气候湿热、物产丰富，抗战时期成为云南重要的“后方粮仓”和战略物资供给地，为前线提供了大量粮食、药品和特色资源。

粮食支援：普洱盛产水稻、玉米、茶叶，1942-1945年，当地政府组织群众“增产救国”，每年向滇西前线输送粮食超500万斤。《云南粮政档案》（卷号YNA-1943-046）、《云南省政府公报》（1944年第12期）记载：1943年思茅县征缴军粮187万斤，宁洱县162万斤，分列滇西南各县第一、二位，被云南省政府授予“抗战供粮模范县”称号。《普洱地区粮食志》（1998年）记载：1942-1945年，全区年均征粮480万斤，累计1920万斤，主要供应滇西远征军第6军、第54军及滇西行政公署。

药用资源：普洱少数民族擅长草药治疗，当地傣医、彝医采集的三七、天麻、重楼等药材，经炮制后送往滇西战地医院，用于治疗伤员创伤和疟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11集团军战地救护记录》：1944年7月，普洱中医公会组织18人医疗队携带药材赴松山前线，在松山战地医院救治伤员1037余人，获第11集团军司令部嘉奖令（1944年9月2日签发）。

1944年9月，美国战地记者“‌乔治·卢米斯‌”（George Loomis）在位于宁洱县勐先乡的临时医疗站（属美国援华医疗队第3分队驻地，由美国援华医疗队租用勐先刀氏土舍宅东厢房建立〈今勐先镇卫生院旧址〉，当地傣族、彝族医生以民族医疗为辅助协助美方医疗队开展救治伤员，是抗战时期边疆国际医疗合作的缩影），目睹了少数民族医生用传统草药治疗伤员的场景：一位傣族“摩雅”（傣语“医生”）正在用捣烂的“接骨草”为伤员固定断腿，旁边的美国医生则在进行手术。他们语言不通，却通过手势和默契配合。摩雅告诉我，当地的“七叶一枝花”能消炎止痛，“灯台叶”可治疗咳嗽，这些草药在缺医少药的前线，救活了很多伤员。其中记录了一个数据：仅1944年6月至8月，普洱地区的少数民族医疗队就救治了1842名滇西前线伤员。“‌乔治·卢米斯‌”写道：“这些医生没有麻醉剂，却用勇气和智慧减轻了伤兵的痛苦。”“他们没有先进的设备，却用世代相传的医术和无畏的勇气，在后方筑起了另一道血肉长城。”（载《纽约时报》1944.10.11）

橡胶与矿产：普洱气候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成为抗战时期西南战略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泰国华侨从东南亚引入橡胶种苗在西双版纳勐腊试种，开启云南橡胶种植史（《云南橡胶志》1996年）。《普洱市志・农业志》（2000年）记载，1942年因滇缅公路被切断，橡胶进口中断，云南省政府为应急军需，组织群众于1943-1945年在普洱孟连、澜沧边境地区扩展种植橡胶217亩，并通过手工割胶、土法熬煮提炼粗制橡胶，1945年产粗胶15.3吨，为滇西前线提供轮胎修补、制造防水布等应急军工原料。《墨江县志・工业志》（1996年）记载，普洱墨江金矿1942-1945年累计产金2276两，由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收购兑换外汇购买军火。《云南矿业志·抗战卷》（2005年）、《镇沅县志・矿业志》（1997年）记载，镇沅铜矿被紧急开采，日均产粗铜428公斤，供应昆明兵工厂（第21兵工厂）制造炮弹壳等武器零件。

四、全民动员与民族团结：各族群众的“血肉长城”

普洱是多民族聚居区（有汉族、彝族、哈尼族、傣族、拉祜族等26个民族），抗战时期，各族群众以“爱国不分民族、抗战不分你我”的信念，踊跃参军、支援前线，谱写了民族团结抗战的壮丽史诗。

踊跃参军：1943年，国民政府在云南征兵，普洱各族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奔赴滇西、缅北战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滇西远征军编制表》（1943年）、《云南省兵役志·普洱卷》（1995年）记载，1943年普洱专区应征青年1.53万人，其中：思茅县3120人、宁洱县3870人、景东县4020人，三县合计1.101万人，其中10905人直接编入作战部队，编入远征军第6军第93师6213人、第54军第14师4692人。剩余4290人，约2000人补充至远征军直属后勤部队（工兵、通讯团等）；约1500人编入滇西驿运大队；790人因体检不合格转为地方民防。（《普洱专区兵役执行报告》1944年，云南省档案馆藏）

民工支前：无论是修建曼连机场，还是抢修古道、运送物资，普洱各族群众都主动参与。《云南少数民族抗战史》记载：在修建曼连机场的民工中，傣族占62%、哈尼族占31%，其余为汉族。西方战地记者在笔记中写道：这些民工中，有穿着粗布短褂的汉族农民，有披着黑色披毡的彝族汉子，还有戴着银项圈的傣族妇女。他们没有任何机械工具，仅靠锄头、扁担和石碾——最大的石碾需要60人用麻绳拉着滚动，在烈日下，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脱皮，汗水滴在红黏土上，瞬间被蒸发。其中记录了一个细节：为加快工期，民工们分成两班昼夜施工，夜晚点起松明火把，整个工地如同一条火龙。一位彝族老人告诉我，他们村来了30个人，其中5个因为中暑倒下了，但没人愿意回家。他们说“机场早一天建好，飞机就能多运子弹打鬼子，前线的儿子就能早一天回来。”笔记中感叹道：“这不是普通的机场，是用血肉和信念筑成的抗战生命线。”

捐款捐物：思茅区档案馆藏《普洱地区1942年献金运动统计表》记载，1942年3月“抗日献金运动”中，普洱各族群众捐出银元18650元、茶叶47800斤、骡马173匹。《孟连县志·土司志》（2010年勘误版）记载，1942年4月，孟连宣抚司第28代土司刀派洪捐赠将祖传黄金86两捐给云南省政府，用于购买战机，被云南省主席龙云题赠“忠义可风”匾额赞扬。

《思茅地区志》（1993年版）记载，1944年当地傣族妇女曾集体织布供应军需、各族群众在献金大会上捐献银元、茶叶、耕牛；《云南文史资料》第39辑记载，拉祜族妇女捐出银饰时留下“先救国再治家”的感言。由此可想象当时画面：傣族妇女们坐在竹楼前的织机旁，将自家种植的棉花织成土布以供军需；哈尼族猎户背着弓箭和火枪进山，不仅为部队提供野味补充粮食，还主动担任向导，熟悉每一条通往边境的小路；佤族头人带着青年们用原始的方式冶炼铜铁，打造砍刀和长矛——这些武器虽然简陋，却在保卫村寨、配合正规军作战中发挥了作用。在思茅县城“献金大会”的广场上，各族群众排着长队，将银元、茶叶、布匹甚至自家的耕牛捐出来。一位拉祜族老阿妈把积攒多年的银耳环放在捐款箱里，她说：“这是我女儿的嫁妆，现在国难当头，嫁妆可以晚些，国家不能亡。”这些不分民族、不分贫富的身影，诠释了中华民族最坚韧的力量源泉。

五、国际援华的“隐秘通道”：连接东南亚的反法西斯纽带

普洱地处中缅、中老、中越边境，是抗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反法西斯力量联络的战略节点，在情报传递、人员往来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

情报网络“滇南一号”：《云南抗战时期外事档案》（藏云南省档案馆，卷号YNA-1943-089）记载，1943年9月，盟军“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七情报组派技术人员约翰·卡特（John Carter）等3人抵思茅，在傣族商人刀家骏商号“恒盛公”设立秘密电台，代号“滇南一号”，通过孟连、澜沧马帮商人搜集日军在缅甸景栋、滚弄的兵力部署、运输路线、仓库位置情报，直报远征军第11集团军司令部（驻大理），为滇西反攻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1944年1月，据此情报炸毁滚弄日军仓库，切断怒江西岸补给线。

援华人员秘密走廊：部分从缅甸、老挝进入中国的国际援华人员（如美国记者、医疗队员），从缅甸景栋→孟连县芒信口岸秘密入境，再由政府护送前往昆明。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1944年4月随美国医疗队经缅甸景栋进入中国孟连，当地傣族向导刀美兰负责护送，安排汉森一行伪装成茶叶商队，随马帮沿茶马古道至思茅，再转乘卡车赴昆明。医疗队携带的药品藏在茶叶筐夹层，过日军哨卡时，头人用路条分散日军注意力。霍尔多・汉森在他的著作《滇缅公路》（1946年）记载：“我们的马队驮着茶砖和伪装成商货的药品，在夜色中行进。在孟连附近的一个傣族村寨，头人蹲在油灯旁，用傣文在贝叶上仔细书写通行证。他的文字成为我们的护盾：‘这些人是色利南娜（当地神灵）的朋友’。刀美兰低声说：‘日军巡逻队看不懂傣文，但他们敬畏这些神符。’我们像水滴渗入溪流般穿过关卡——无影无形，无可阻挡。”

霍尔多・汉森的原始记录，体现抗战时期边境群众的生存智慧。当时，刀美兰表面身份是马帮商人，实际身份是孟连宣抚司属官，1943年加入远征军敌后工作组，代号“黑蜂”，负责跨境人员转移，1944年共护送7批国际人员。

历史回响：边疆抗战中的家国共同体

普洱的抗战记忆，是边疆儿女共赴国难的铿锵史诗。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赤诚与牺牲：马帮踏破滇南崇山，在泥泞瘴疠中驮运军需，茶马古道的蹄印里，深嵌着不屈的脊梁；佤族儿女执土枪弓弩，于密林隘口痛击敌寇，让侵略者在丛山深处寸步难行；傣族土司献金购战机，各族群众倾囊捐粮物，“忠义可风”映照着万家灯火的赤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彝族哈尼族山寨接力护送，火塘边的誓言至今仍在山谷间震荡；各族民工自带干粮筑机场，烈日风雨中夯土成路，用血肉之躯为战机铺就升空的跑道……

八十年岁月流转，这段历史早已融入血脉——中华民族的抗战长城，这是内地与边疆同心共筑，以不屈的意志、滚烫的热血、紧密的共生，熔铸成坚不可摧的命运共同体，在时光长河中永远闪耀。普洱，以马帮铃铎的坚毅、古寨炊烟的守望，在民族抗战的丰碑上，深深镌刻下边疆儿女永不褪色的赤子印记。

彩云之南 2025.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