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金陵兵工厂—— 建设子弟的回忆之四

大狗熊美篇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而作

金 陵 兵 工 厂

(原名金陵制造局，

后更名第二十一兵工厂)

金陵制造局是晚清洋务运动中开办较早、规模较大的工厂，亦是中国近代兵工史上经历时间最长的工厂，其发展大体可分三个时期。

一、金陵制造局时期

1865年(同治四年)5月，李鸿章代理两江总督，移营南京。在南京聚宝门外雨花台附近的西天寺，筹建金陵制造局，亦称金陵机器局，简称宁局。1866年8月竣工，12月苏州洋炮局移入，由刘佐禹任总办，马格里任督办。1869年，宁局已能制造多种口径前膛炮、炮弹以及炮车和枪弹。1870年7月，在通济门外神木庵旧兴建火箭分局。1874年，制造出三尺喷筒，用火药发射的火箭1000支。1879年2月，宁局接并乌龙山机器局后，由宁局承担江防炮台军火制造任务。

1881年，宁局仿制成功美式加托林轮转机枪(亦称十门连珠格林炮)。1884年，仿制成功德国克鲁森式37毫米2磅子后膛炮和美式诺登飞多管排列机枪(亦称四门神机连珠炮)。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宁局生产的军火发挥很大作用。1888年，宁局仿制成功马克沁单管机枪(亦称赛电枪)，这是中国制成的第一代重机枪。1894年，宁局建立东子弹厂，采用无烟药装弹，为制造技术上一大进步。此时员工发展到1200多人，比初创时期增加近两倍。是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宁局生产的后抬枪显示了威力。1899年，宁局出品的枪、炮、弹、药已达30种。1900年，宁局实际产品产量为：各种炮184门，新式后膛抬枪280支， 各种炮弹7.32万发，各种子弹28.21万发，大铜火600万粒，炮车209辆，门火10万支。1907年7月，宁局接并金陵制造洋火药局，后于1911年移交饷械局。1907年11月划归江南制造局附属。

1912年(民国元年)初，宁局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接管，这时员工下降到500余人。后改归北洋政府陆军部军械司管辖，民国成立后，宁局转向以制造枪械和弹药为主。1912年，试生产6.5毫米和7.9毫米枪弹。1913年，仿制成功勃朗宁半自动手枪。1914年，仿制成功马克沁重机枪。1926年试制成功德国柏克门式7.65毫米手提机枪(亦称冲锋枪)。

二、金陵兵工厂时期

1928年3月，宁局划归上海兵工厂管辖，改名上海兵工厂金陵分厂。1929年6月，改名金陵兵工厂(简称宁厂)，隶属于军政部兵工署。据兵工署1931年3月《全国兵工厂一览表》记载:宁厂设制枪、制弹、制药二个工作厂，工人1100名，以每日工作14小时计，月产马克沁重机枪35挺，枪弹270万发，18公斤、 50公斤航空炸弹700枚，修理步枪250支。

1931年7月，李承干主持厂务。1932年新建迫击炮弹厂和防毒面具工场；1933年添购制造迫击炮弹及引信设备；1934年新建工具厂，制造精密样板；1935年扩充马克沁重机枪厂，并接收兵工署军械司器材厂；1936年添购枪弹厂设备，并扩充器材厂和翻砂厂；1937年扩充防毒面具工场、铁厂、木工厂、动力厂、材料试验室。在几年时间里，还建成员工家属宿舍、医院、子弟小学及艺徒训练班校舍等生活和教育设施。

1931年，宁厂参照法国布朗德式81毫米迫击炮技术资料，试制成功82毫米迫击炮， 定名为宁造20年式82毫米迫击炮。1934年按德国1908年式马沁重机枪全套工作图样，对原试制生产的马克沁重机枪进行改进，于1935年改制成功，定名为宁造24年式马克沁重机枪。宁厂自1929年6月 至1937年9月，生产出马克沁重机枪3506挺，82毫米迫击炮1100门，82毫米迫击炮弹61,608万发，82毫米黄磷迫击炮弹5.25万发，81毫米迫击炮弹920发，手枪信号弹15.6万发，各种枪弹21,113万发，梯恩梯药包115万个，防毒面具6,298万具，滤毒罐6.5万个。1937年9月，员工发展到2830多名，已成为多品种生产的大型兵工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宁厂多次遭日机空袭。9月奉令将枪弹厂撤迁重庆，将其员工422人，机器设备359台移交四川第一兵工厂。当年11月16日，奉令全迁重庆，在江北陈家馆簸箕石原裕蜀丝厂厂地设厂。迁渝员工计1100多名，各类机器设备500多台，加上各种材料物资约4300多吨。12月6日 ，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撤离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1938年3月1日，在重庆新址正式复工生产，至4月生产出马克沁重机检40挺。宁厂从奉令撤迁到复工生产，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兵工署长俞大维闻讯后表示怀疑，4月中旬到厂巡视，看了马克沁重机枪打靶情形，惊叹不已。

三、第二十一工厂时期

1938年4月14日，金陵兵工厂改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一厂(后于1939年11 月启用“宁和号”代名)，李承干继续任厂长。初设总务、工务、会计、职工福利四个外和运输大队、警卫大队等机构，按产品制造设有重机枪厂、迫击炮厂、炮弹厂、工具厂、修枪厂和火药厂。此后，抗日战争转入艰苦阶段，接近战区的兵工厂所迅速转移后方，以重庆为中心的后方兵工生产基地逐步形成。根据兵工署安排，第二十一工厂先后接收和增设了以下单位:

1938年7月，接收汉阳兵工厂步枪厂，增设汉式7.9毫米步枪生产线，后于1944年改产中正式步枪；1939年1月接收第二十工厂轻机枪厂；3月接收兵工署从德国进口的炮弹专用设备；4月接收重庆武器修理所制造机枪没备；在云南安宁县始甸村筹建安宁分厂。1940年11月安宁分厂成立。1941年11月投产，生产82毫米迫击炮弹82毫米黄磷迫击炮弹和4号甲雷。1940年10月接收第十一工厂设巴县铜罐驿的动力厂，主要设备有1250千伏安蒸汽透平发电机2套，445马力1柴油机1台。1940年11月，将轻机枪厂、迫击炮厂、工具厂疏散到铜罐驿，利用山洞及尚未建成铁路的隧道作厂房进行生产，成立铜罐驿办事处，后于1947年4月将轻机枪厂、迫击炮厂迁鹅公岩，工具厂、动力厂迁总厂。是年在四川兴文县兴宴乡利用天然岩洞，修建厂房2万平方米，备作防空疏散用， 后因日机空袭顿减，将建房移交兴文县政府。1944年11月，接收设在四川綦江县赶水镇张家坝的第四十工厂，改编为第二十一工厂綦江分厂，就地生产枪弹及82毫米迫击炮弹。1945年4月接收设在重庆白沙沱的兵工署废品整理工厂，改为火工所；7月接收由第二十工厂代管的兵工署材料储整处。

经过接并、扩充，到抗战胜利时，第二十一工厂设有步枪、重机枪、轻机枪、重迫击炮、 迫击炮、修枪、修炮、炮弹、火工、机器、动力、工具、铁、木、器材等生产厂和热处理所计16 个生产单位。1938年到1945年生产中正式步枪8.65万支，汉式步枪20.6864万支，捷克式轻机枪9491挺，马克沁重机枪1，8068万挺，启拉利轻机枪342挺，82毫米迫击炮7611 门，82毫米迫击炮弹321.2252万发，82毫米黄磷迫击炮弹17.17万发，黄磷手榴弹31.15万枚，120毫米迫击炮49门，120毫米迫击炮弹3288发，81毫米迫击炮弹21.982 万发，梯恩梯炸药包206万个，手枪信号弹25.5万发。另有綦江分厂生产枪弹1560万发， 82毫米迫击炮弹13万发；安宁分厂生产82毫米迫击炮弹135.8万发，82毫米黄磷迫击炮弹10.5万发，四号甲雷10.36万个。在此期间，产品结构和生产工艺也有很多改进: 1943年10月，试制成功中正式步枪，1944年初投入批量生产；1943年到1944年，改进马克沁重机枪枪闩零部件，使之达到互换要求；1944年初，参照法国布朗德式120毫米迫击炮图纸资料，设计试制新式120毫米迫击炮，于当年10月试制成功，定名33年式120毫米迫击炮。1944年，将82毫米迫击炮弹弹壳由手工铸造改为机械铸造，材料由生铁改用半钢，提高了工效，增强了炮弹杀伤威力。1940年10月，试制成功捷克ZB26式轻机枪，至1942年此枪零部件达到标准化。1944年11月试制成功麦特森式20毫米机关炮。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该厂有员工兵夫15,201人(含安宁分厂2,272人，綦江分厂2,559人)，各类机器设备4,754台(含安宁分厂553台、綦江分厂767台)。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安宁分厂移交第五十二工厂。5月綦江分厂停办。1945年10月，奉令办理京沪区日伪兵工厂接收工作，1946年3月，派遣员工1200多名赴南京，在金陵兵工厂旧址成立第二十一工厂南京分厂，后分出改编为第六十工厂。

1945年10月接收兵工署设在重庆海棠溪的汽车运输处及所属重庆炼油厂；1946年3月接收设在重庆鹅公岩的第一工厂，后于1948年1月改为第二十一工厂鹅公岩制造处，1949年9月改名第二十一工厂第一分厂；1946年4月接收设在万县沱口的第二十七工厂；6月接收设在贵州桐梓的第四十一工厂；9月接收设在重庆南温泉的军政部防毒处所属防毒器材厂；1948年3月接收第二十三工厂重庆分厂，改编为第二十一工厂董家溪分厂，后于1949年3月改名第二十一工厂皮革所；1948年11月接收第三十一工厂广元制造所设备。随着国民政府军事当局的改组，1946年6月该厂改名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按兵工署统一规定，1949年7月改名为第二十一兵工厂。1949年9月工厂下属各制造厂改为制造所。

1949年，第二十一工厂已成为当时兵工署下属规模最大的工厂。仅江北陈家馆部分占地面积达1250余亩，其中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全厂员工兵夫11,900多人，各类机器设备3,900多台，管理机构设办公厅、工务处、会计处、福利处和鹅公岩分厂。厅处下设置课、室、场、队，生产机构设步枪所、重机枪所、轻机枪所、迫击炮所、制弹所、机器所、钢弹所、工具所、动力所、药所、铁所、木所、制革所、修枪所等14个单位。从1946年至1948年，抗战时期生产的汉式步枪等被淘汰或停产外，增加了气冷式马克沁重机枪、火箭发射筒等新产品，其中气冷式马克沁重机枪是在水冷式马克沁重机枪的基础上改制，1947年8月完成样枪。火箭发射筒是以美式2.36英寸火箭发射筒为母型，1947年试成功，定名36年式2.36英寸火箭发射筒。1947年3月，该厂奉令精选中正式步枪1支，轻、重机枪各1挺，82毫米迫击炮1门及附件全副，赠送比利时国家博物院陈列。

从金陵兵工厂到第二十一工厂发展过程中，厂长李承干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前的宁厂，沿袭旧制，管理混乱，纪律松弛。李承干任厂长后，以“公正廉洁，勤俭求知，亲爱精诚，忠实职务”为厂训，针对工广长期积弊，制定规章制度，明确员工职责。经过几年整治， 管理加强，工效提高。宁厂迁川后，延续了金陵兵工厂时期的管理制度，广大员工激发起较高的抗战热忱。李承干于1946年4月升任兵工署副署长后，仍兼第二十一工厂厂长。1947年5月，他毅然辞去兵工署的一切任职，赴美考察。

1949年11月29日国民党稽查军警两千多人围困工厂，运进600多箱炸药，准备炸毁工厂。工厂中共地下党员及一大批工人组织起来保护工厂，厂长俞濯之不顾个人安危，参加护厂工作，工厂大板桥药库被炸，发电所和工具所也遭到局部破坏。因药库爆炸，家属区房屋、家具全毁达240户，部分被毁达300户，员工及家属炸死83人、炸伤59人。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金陵兵工厂（金陵制造局）的发展和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兵工的发展历程。

—— 选自《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未至民国的兵器工业》,《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年

爱国兵工专家李承干

郑洪泉（原宁中校友、

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敎授）

李承干，是近代中国卓有成就的爱国兵工专家，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兵器工业建设。20 世纪30年代，他成为著名的金陵兵工厂厂长，抗战时期该厂西迁重庆，扩充为战时中国最大的兵工企业，更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他继续主持厂务，后擢升为兵工署副署长，对发展战时中国的轻武器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李承干还以廉洁公正、治厂有方、热忱为广大职工办实事而享誉于兵工界。

抗战后期，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向李承干颁发一枚金牌奖章，以表彰他在中国兵工工业上作出的光辉业绩。从此，李承干的名字跻身于詹天佑、茅以升等著名的工程师的行列。抗战胜利后，他提出的将军工生产与民生事业相结合，以民生事业为主，以制造武器为副的建议，未能被处心积虑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所采纳，他便辞去厂长职务，后应聘为南京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协理兼硫酸铔厂厂长。

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应邀赴解放区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卒于新中国第一任国家计量局局长任上，享年71岁。

一、浮槎东渡，志在强盛祖国

李承干，字直卿，1888年7月7日(清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东乡清泰镇。父亲李悦陶早年在本乡塾馆执教。李承干自6岁发蒙至11岁皆就读于本乡塾馆，父亲即是他的启蒙教师。17岁赴省城，入省立实业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06年他被选派赴日留学，先后入大阪预备学校、关西中学、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

李承干浮槎东渡期间，孙中山已在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李承干毅然辍学归国，投笔从戎于战时总司令黄兴所率民军，该军曾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20余日。1912年初民国成立后，他重返日本继续求学。1916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电气机械系，1917年底回国。

二、主持金陵厂务，老厂换新貌

从1918年至1927年的10年间，李承干先后任长沙湖南省长公署实业科科长兼技正、湖南电灯公司工程师、汉阳兵工厂机电课课长兼兵工学校教官、福州电气公司工场部部长和九江兵工实验厂厂长。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接管金陵制造局。1929年6月直隶军政部，从此称为金陵兵工厂。李承干1927年5 月进入该企业开始任工务科长，1928年升任工务处长。 1931年5月，原厂长黄公柱调职。同年7月，被擢升为金陵兵工厂厂长。李承干就任后，锐意革新，励精图治，提出“亲爱精诚，忠实职守，公正廉洁，勤俭求知”的16字厂训。自1932年至1937年间，先后征地200余亩，修建了5万平方米的新)房，添置了大量机器设备。此外，还盖起了15幢职工和家属宿舍，修建了职工医院和职工子弟学校校舍，并改造了厂区道路。职工人数增加到了2834人，兵工产品达16种，成当时中国国防工业的骨干企业之一。李承干从此在中国兵工界崭露头角，并获得越来越大的声望。

三、同仇敌忾，迁厂复工出奇迹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铁蹄的威胁，金陵兵工厂曾多次遭受日本飞机的扫射与轰炸。李承干率领全厂职工同仇敌忾， 心报国，在敌人空袭情况下赶制军火，供应前方将士杀敌。

11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工厂西迁命令，厂里立即成立专门迁运机构，李承干亲自指挥迁厂工作。日夜奔走于车站码头，督促员工迅速将机器物资装进车船，并交涉车辆船只使职工及家属及早出京。由于全厂职工上下一心全力抢运，仅用16天时间，即将4000余吨机器设备、材料和半成品装上4列货车、30辆卡车、6艘轮船和6只木船，分头运出南京。并托姚志良、吴堂、王相越、蔡金清等工友及数名卫名，暂时留守，看管好这批物资，并伺机设法抢运出来。12月1日，李承干惜别他苦心经营10年的金陵兵工厂，登“松浦”轮，溯江西上。船队过三峡时，随船队的员工与船工一起上岸拉纤，顺利通过了险区，最后安全抵达重庆。

1937年12月6日日军进攻南京时，留守南京的工友冒着生命危险，把这批70余吨遗留物资装上几只民船，在炮火硝烟中开离南京，辗转两个多月，1938年2月底将这批物资运到重庆江北簸箕石码头，李承干与这几位工友合影留念，并呈请军事委员会给他们各颁发一枚陆海空军乙种勋章。

李承干以三个多月时间，于1938年3月1日宣告正式复工，厂名从此改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一个月后，全厂…职工将赶制的40挺重机枪等武器运送抗日前线。第二十一厂成为当时全国复工最早的内迁兵工企业。兵工署长俞大维对该厂迁移之快， 复工之早大感惊讶，甚至不敢置信，及至他与副署长杨继增亲临视察，并在靶场观看了新造重机打靶后，才为事实折服而惊叹不已。

四、抗战军兴，为兵工生产晨宵计虑

金陵兵工厂更名为第二十一兵工厂后，1938年7月起，汉阳兵工厂的步枪厂，第二十兵工厂的轻机枪厂和重庆武器修理所等单位陆续合并进来。此外，还在云南省昆明市郊区建立了安宁分厂，全厂职工增至近万人。第二十一兵工厂成了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兵工厂。

工厂初迁重庆首先选定的原裕蜀丝厂和燮和火柴厂两家小厂的厂址，地域狭窄，厂房破旧。李承干仍坚持一面因陋就简改建厂房，一面安装机器，争取早日复工。对于带家属的职工则采取分散租赁民房或搭盖临时棚户的办法以解决其住宿问题；单身职工则利用旧房作临时集体宿舍，大家都在楼板上铺谷草睡地铺。

第二十一兵工厂复工后，又面临生产所需原材料短缺和职工及家属生活所需之粮食、柴炭、布匹、食油等供应匮乏的难题， 加上日本飞机轮番狂轰烂炸，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和厂房设备的严重破坏。

但所有这一切，都未能使第二十一兵工厂的职工丝毫放松自己的生产。李承干本着“义之所在，何惧安危”的精神，鼓励职工于危难时奋不顾身，牺牲报国。他凡事皆能先正己以立人，这对于带动职工，努力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大片国土沦丧，沿海沿江交通为日寇封销，解决生产所需之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供应是一个突出的难题。李承干派员四出采办生产物资。战区各工厂内迁之际，湖南省衡阳县存有废钢铁3000吨。第二十一兵工厂获悉此一情况后，派了一个代表到衡阳去。他到达衡阳的当天上午即向厂里发来电报，说明情况，李承干即命秘书科回电: “电悉，照购，货款即付。”八个字电文解决了问题，把3000余吨废钢铁全都买了下来，使其他工厂的数十位办事人员惊叹不迭。

1939年11月，李承干派员经昆明赴越南海防、缅甸仰光接运从国外购进的设备与材料，到1940年5月，只用了半年时期，辗转运回了2000吨物资，以满足生产的需要。

抗战期间，李承干向兵工署提出实行军火定价制度的建议。 要求政府只按照各种武器的定价交厂生产，各厂在制造费内的经费有比较充分的自主权，盈利用于本厂修建厂房和福利设施。第二十一兵工厂产品品种多，数量大，效益高，盈利甚大。修建职工和家属宿舍，均由盈利中开支。后来修建技工学校、宁和中学校舍、开辟大操场、游泳池，增设露天剧场，也都只申请级批准建造，而说明“经费均在制造费下开支，不另请款。”职工的其他福利事业，也都靠厂里的盈利。

李承干积极致力于武器制造技术的研究和改进。自1940年8月开始，试制中正式步枪，三年后成批生产，在枪筒质量，瞄准和击火性能等方面均优于老式的汉阳造步枪。这种步枪是当时中国军队普遍使用的武器，蒋介石非常高兴，亲自接见负责试制的工程技术人员。中正式步枪后在兵工署的步枪比赛中获最优奖，得奖金15万元，李承干批示将其全部“奖步枪厂工作努力之员工”。

1942年改进重机枪，使枪管内零件可以互换。李承干把这称之为重机枪“空前一最大之改革”，后来又继续改进，将水冷式改为气冷式，枪体重量亦由44公斤减轻至31.75公斤。此外，还试制成功ZB26型捷克式轻机枪，改进了82迫击炮弹等。

李承干主张，“厂中事务必须群策群力”以共负“国防重任”，他尤其要求厂里各级领导人应“具牺牲精神”，“硬干苦干以相表率”，“凡事须以身作则”。抗战时期人力、财力缺乏，李承干常亲自带动职工到江边码头搬运物资，以节省国家开支。

1941年夏，有2000余石稻谷运至江边码头，为了防止敌机轰炸和江水上涨，在来不及组织运粮劳力的情况下，李承干在总厂办公室振臂一呼:“挑谷去！”说完便直奔江边，办公室职工闻风响应，各自手持扁担箩筐跟到江边，连放学回家的职工子弟小学的学生也加入了运粮的队伍，稻谷很快抢运回厂。又一次，一批机器设备运到江边，也是李承干带领职工搬运上岸。在旧中国，一位具有少将军衔的厂长，竟然能与职工一道干体力活，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李承干还十分重视振奋职工精神，为激励职工不为日本侵略者所屈服，并战胜抗战时期的各种艰难困苦，他特地邀请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好友和同学、中国著名学者和文学家郭沫若为第二十一兵工厂厂歌作词。郭沫欣然命笔，且主动请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谱曲。厂歌词曲雄浑有力，热情奔放，表达了上万名职工的心声。从1939年底起，厂里的各种集会上便传出了这样的歌声:

战以止战，兵以弭兵，

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

创造犀利的武器，

争取国防的安宁。

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

勤俭求知，廉洁公正；

迎头赶上，尽我智能，

工作是不断的竞争。

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

我们有金石般的至诚，

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

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

量欲其富， 质欲其精。

同志们！猛进！猛进！I

同志们！猛进！猛进！！

这歌声鼓舞职工在敌机空袭的日日夜夜，激励大家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奋进。

自1938年至抗日战争胜利，第二十一兵工厂为抗战将士生产各种型号的轻重机枪27,900余挺，迫击炮7,660门，步枪293,300余支，此外还有10多种其他轻武器及大批弹药，其产量约占全国兵工厂武器总产量的一半，单是步枪厂每月造出的步枪即可装备一个步兵师。这就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李承干治厂有方，在推动抗战时期兵工生产方面卓有成绩，自1939年至1944年，他曾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光华甲种一等奖章，干城甲种一等奖章和五等景星勋章各一枚及蒋介石的条渝嘉奖一次。

五、清正廉洁，一身正气

李承干操守廉洁，在旧中国的兵工界是闻名的。他奉行这样的人生格言:“人生真义在于敦品励学，克己去私，处处以社会群众利益为前提”。李承干自主持金陵兵工厂厂务时起，即大力倡导职工节用工厂的财物，并严防贪污中饱等恶行。他曾为金陵兵工厂手订《本厂与商家来须知》一册，要求商家“诚信交易，绝无任何陋规，视馈赠邀宴为不法行为，一律禁止。倘有故违者，当立与绝交，并科以严重之罚金。对内人员，则“奖励告密，以便严防需索、讹诈及留难各种不法情事”。

1942年8月，一个叫袁守常的科长到四川省南充采购制药包用的绸料时，犯有浮报货价等贪污罪行，被李承干察觉后，将其送交军政部兵工署军法司审讯，于9月16日执行枪决。事后，李承干将此案例布告全厂，望职工引以为鉴。李承干自律极严，1931年他由工务处长升为厂长，月薪由370元增至480元，可他仍只取工处务长原薪。按例李承干每月可领取“特别办公费”500元，可李承干从来没领取过。后嘱咐全数拨归职工福利经费。

六，关心职工，大办实事

李承干一贯尊重职工，他治厂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谋厂务之改进，以达价廉物美之目的。”二是“谋各工友衣食住之改进，以期身心之安定”。他深深懂得，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他们才能积极地生产和工作。金陵兵工厂迁渝初，500余名“单身汉”临时挤在旧仓库楼上住宿。李承干也一度同大家一道在这里垫谷草睡地铺。人们把这座临时单身职工宿舍称作“库楼”。可是这里的“单身汉”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妻室儿女未能从南京带出来。而今南京与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已沦陷敌手，加之大后方与沦陷区不通邮电，职工们不仅无法给家人以生活接济，就连家人之死活都全然无知。故此每逢节假日职工倍尝骨肉分割之苦，许多人便躺在地铺上蒙被哭泣，“库楼”从此又被叫作“哭”楼。李承干见此情景深感悲切，便在厂里领导层中商议要千方百计把沦陷区的家属接到重庆来。1940年春，他派人到上海，设法秘密联络在南京的家属，安排他们到上海英租界聚齐，然后乘英国轮船经香港到越南海防，再坐火车经河内到昆明，最后由厂派卡车将家属从昆明接到重庆，这才使职工得以同亲人团聚，从而稳定了生产情绪。

厂里负责事务的高级职员，考虑到抗日战争将会旷日持久，于是向李承干建议除尽可能设法购置生产所需原材料外，必须设法保障职工及家属的口粮供应问题。李承干十分重视这个意见，同意在一些产䊐县设立购粮办事处，并派出廉洁干练之人办理购粮事宜。 1938年第二十一兵工厂设在綦江县的购粮办事处与国民党军统稽查所发生摩擦，他们以蒋介石有令禁止进行粮食的囤积居奇为由，拘捕了两名购粮人员，蒋介石的侍从室还为此事通知李承干去接受问询。及至李承干向蒋介石说明购粮是为了保障职工和家属的生活必需的情况后，蒋介石才同意了第二十一兵工厂的购粮计划。所以该厂一直实行对职工和家属的口粮的定量平价供应。此外，厂里还定量平价供应食油、布匹、柴火和煤炭等生活必需品。厂里还养猪、种菜、磨豆腐、酿酱油，以缓解副食品供应的困难。职工的住房是在复工后的几年间陆续解决的。一部分职工宿舍是新建的，一部分是购买私人房舍改建的。厂里还为职工办了食堂、浴室、理发室和消费合作社。此外还设有医务所、门诊部和职工医院，对职工和直系亲属实行免费医疗。后来还建了火葬场和公墓。

李承干十分重视职工及其子弟的教育。还在金陵兵工厂期间创办过艺徒补习班和工人识图班，并开设职工子弟小学。到重庆后，开办了职工补习学校，194 年后又开设一所技工学校，均由他担任校长并到校授课。1943年还创办了宁和中学，解决职工子弟升学问题。 宁和中学不仅免收学费，还供给学生食宿，发给书籍、文具、制服等。李承干常到校讲演。

李承干非常热心倡导职工开展文体活动。为1939年3月1日纪念复工一周年，第二十一兵工厂在嘉陵江边的沙滩难上举行田径运动会，李承干担任大会主席和总指挥。他兴致勃勃地与运动健儿一道在沙滩奔驰跳跃。运动会举行了两天，有300多职工进行了11个项目的田径比赛。1940年开辟了有400米跑道和标准足球场的运动场。1942年修建了有50公尺长25公尺宽和高低跳板俱全的大型游泳池，后来还修筑了溜冰场，至于篮球场等设施，更是随处可见。从1942年起每年9月9日，厂里都要举行运动会，会期一般是三天。此外每年还要举办一次马拉松长跑赛和在嘉陵江举行长距离游泳比赛。至于各种球类比赛几乎周周都有。李承干酷爱游泳，曾与职工一道畅游嘉陵江，他一面追波逐浪，一面高兴地说:“一天的疲劳就在这清波荡漾，大众呼笑声中忘去了”。运动场附近有规模较大的中山图书室。工余和假日，许多职工都在这里阅览书报杂志。厂里辟有可容纳数千人的露天剧场，几乎周周都有京剧、话剧、歌舞、魔术，杂技的演出及拳击，体操表演。

李承干自己没有烟酒嗜好，更厌恶吃喝嫖赌等恶习。他提倡戒烟，严禁赌博。他常提着手杖在职工宿舍区巡视，遇有赌博者立即查办。若是职员赌钱，他会气得举起手杖责打。举行运动会时，必在开幕式后，在运动场一角，将搜查的麻将、纸牌等赌具一火而焚之。第二十一兵工厂未婚的年轻职工的数量较多，他便嘱咐有关部门试办“婚姻期成所”，热心为未婚男女职工牵线搭桥，以促成良缘。他还提倡举行“集团结婚”，厂里曾举办过几次这种“集团结婚仪式”，他均到场祝贺。由于李承干在担任厂长的20年间，尤其是战期间，当职工处于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中，他帮助大家缓解了困难，所以职工们都很怀念他。抗战胜利后，原金陵兵工厂更名第六十兵工厂，大批老职工复员回厂后，便将新修的职工宿舍定名为“直卿村”。这块“直卿村”的牌子直到今天仍赫然立在宿舍区内。第六十兵工厂解放后改名为南京晨光机器厂。

七、从拒入国民党到走向新中国

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各兵工厂均设有党部。“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下令:凡兵工厂职员一律加入国民党，由厂长任党部指导员，不执行此命令者一律免职。李承干一向不满国民党党同伐异的行径，对其官场腐败现象尤为痛恨。蒋介石命令下达后，他竟三递辞呈，宁愿不当厂长也不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当局了解到辛亥革命元老、监察院长张继早年在长沙进行过革命活动，与李承干有师生情谊，于是请张继劝说委承干入党。张继为此事三次到厂与李承干恳谈，但李承干始终不改。他对张继说:“余曾见若干(国民)党员所作所为均未遵国父遗教，且违反三民主义；余虽非党员，但自誓所言所行，迄未违反遗教及三民主义”。张继之劝说遂告无效。后来俞大维呈请蒋介石准予不强迫技术人员入党，再加上俞大维的一再慰留，李承于才继续留任。李承干掩护过第二十一兵工厂的一些地下共产党员。李立三的儿子李人纪曾在厂里的宁和小学当教员，其处境危急时李承干叫职工潘继民掩护他逃走。被李承于掩护安全转移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有黄致祥、陈昌茂、李友松等人。

抗战后期，有一次李承干邀俞濯之到重庆精神堡垒一带，买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打成一个小包，写上胞妹李六平的名字， 然后到《新华日报》营业部，将小包放在柜台上便走开了。李承干解释说，这是给在延安的妹妹李六平捎东西。李六平是抗战初期投奔解放区的，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延安等地工作。李承干得知妹妹的下落后，即设法与她通信并寄些物品。俞濯之好奇地问:“用这种办法能把东西带到吗？” 李承干回答说:“大概没有问题。”看来李承干采用这种办法与胞妹取得联系已不止一次了。1945年，董必武由重庆返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作报告介绍大后方的情况，其中说到国民党不准工人订阅《新华日报》但工人不听那一套，第二十一兵工厂的就不少。国民党特务找厂长李承干出面阻止，李却说:《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什么报都在出版，作厂长的怎么能干涉职工订什么报不订什么报呢？董必武讲完这个故事后风趣地说: 可见国统区还是有好人，李承干就是一个。当时，李六平就在场听了这个报告。 有一天，与周恩来一道由重庆回延安的邓颖超把李六平找来，交给他一封信和一支自来水笔，并对他说:“还是你哥哥给你的，恩来同志已经保存好几年了，先没有打听到你在哪里。”李六平接过信和笔，激动得热泪盈眶。

1946年4月，李承干被任命为兵工署副署长兼第二十一兵工厂厂长，6月又兼任兵工署四川办事处主任。可是，李承干主张，抗战既已胜利，应采取“军事工业与民生事业相辅并进”的方针，以民生事业为主，以武器制造为副，促使国家的机器及工具制造之新发展，“庶使有利民生，兼固国本”。1946年夏季国民党点燃内战火焰。李承干遂以患高血压等病为由请求准予辞职，至1947年2月获准辞去第二十一兵工厂厂长兼职。同年7月以兵工署副署长名义赴美国考察军事工业。李承干到美国后，同正在美国考察水利的冯玉祥将军有所交往。冯玉祥在美国公开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被蒋介石集团开除国民党党籍，李承干亦被免去兵工署副署长职务。李承干回国后，于1948年7月应聘担任南京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协理兼硫酸铔厂厂长。同年11月，准备逃离大陆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下达了将硫酸铔厂迁往台湾，否则即破坏该厂机器设备，李承干坚决拒绝执行此命令，他明确向职工表示，"只要我在一天，就要维持一天，厂不能解散”。并积极筹款储粮，配合厂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由工人、职员和厂行政三方结合的“同人互助会”，开展护厂活动，终于挫败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阴谋，将工厂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1949年初，周恩来派人在上海、南京一带寻找李承干，并指示说：“找到了要保护他，如果他愿意，就护送他到解放区来”。后来李承干果然到了解放后的北平，并于1949年7月出席了中华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接着去东北参观并与阔别10多年的胞妹李六平见了面。9月回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新中国国家政权的筹建工作。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李承干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1951年2月李承干辞去硫酸铔厂厂长职务，专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经理。1954年9月李承干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任人大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5年他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国家计量局局长。他还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执委。

全国解放后，李承干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始终保持勤俭朴素、廉洁奉公的高尚美德。出任国家计量局局长后，他已是行政七级的国家干部，仍然穿着蓝色布料中山服。政府为他安排了宽敞的住房，但他却在北京东四九条这个地方租用民房，室内仅有简陋的木制家具。局里为他配备了小轿车，但他上下班总是自己掏钱雇三轮。他因公宴请外国专家，也不到局里报销，其克己奉公的精神一如往昔。

1958年冬的一个晚上，李承干在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会议时，因心脏病突发昏厥在座位上，经抢救无效，于1959年 1月15日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溘然长逝，享年71岁。李承干逝世后，亲友们在他上衣口袋里找出一张他亲笔写的字条:“躺下之后，就近医治，不要惊动更多的人；如若病故，就近处理，事后告诉亲友一声就行了；遗体奉献医院作解剖试验之用”，在场的人阅毕纸条无不泣不成声。

新华社于1月16日播发了李承干病逝的消息。由董必武、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习仲勋等58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亦发出讣告。1月18日在北京嘉兴寺举行了由董必武主持的隆重的公祭仪式，公祭后遗体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作者附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兵工界老前辈、李承干生前挚友与同事俞濯之、何振廉两位老同志特意给作者写来长信，提供宝贵的资料，重庆市档案馆、全国兵工史料办公室与国营长安机器厂厂史办公室也给了作者热情的帮助和大力支持。此外，还参考了国营南京晨光机器厂厂史办公室有关李承干的传记材料。特此说明，并致诚挚的谢意。

—— 选自《重庆文史资料》第三十五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1991年6月

　　早在金陵兵工厂时期，就设立了子弟小学，校址在中华门外老君庙。该校内迁到重庆后，1940年7月改为第一子弟学校，“后来随着工厂规模不断扩大，又先后增添了两所小学。一所位于宁和村故称为宁和小学；轻枪厂、迫击炮厂和工具厂迁到铜罐驿，成立21厂铜罐驿办事处后，又在那里新建了铜罐驿小学”[注]郑洪泉: 《李承干传》。1943年21厂的职工子弟中学—重庆市私立宁和中学成立。按照规定，“子弟中学之经常费，以在各该厂单位制造费内撙节开支为原则，校长由各单位主官兼任(必要时得聘请专任校长)。学生免收学宿杂费，贷给文具书籍，贷给副食费"。（[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三辑)，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据统计，宁和中学从1943年第一届招生到1949年秋季，共招生7期6届学生800人左右。

1950年初，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发布训令，准予将21厂技校和宁和中学合并，同时连同20厂嘉陵中学、50厂务实中学高中部合办并更名为“21厂工业职业学校”。1963年，第三机械工业部五局将重庆第一机械制造工业学校改名为重庆第一械工业学校。同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将21兵工厂工业职工学 校，更名为西南工业部工业学校。1963年，第三机械工业部五局将重庆第一机械制造工业学校改名为重庆第一械工业学校。1965年，第五机械工业部决定，将中专改建为大学，校名为重庆工业学院。

　　1938年春，随着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流、物流，从华东、华中、华北地区涌向四川。1938年10月，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后，这股撤退潮一时达到顶峰。此时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挤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

宜昌到重庆的水路全长约1300里，经过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忠县、丰都、涪陵、长寿等10个县，沿途航道狭窄，滩多湾急，难于行走，如船入巫峡， 两岸哨壁，纤夫无法立足，只能候风满帆而行。有的急滩，以数百人拉纤，每小时也仅能前行数丈；遇到险滩，水流过滩时落差太大，行船多易失事。卢作孚采用“三段航行”法，将航段划分为宜昌到三斗坪、三斗坪到万县、万县到重庆三段，根据水域情况安排合适的船舶负责运输，提高运输效率。实施客运舱“座票制”，将原来二等铺位一律改为座票，增加客运量。增加码头设备，提高装卸力量。做好人员安排，强化监督执行。至当年12月，圆满完成抢运任务，在短短40天抢运出积压器材的三分之二，让滞留宜昌的人员全部脱离险境。

当1940年日军攻陷宜昌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在这场举世瞩目的大撤退中，民生公司付出了沉痛的代价。16艘轮船被日寇击沉， 116名员工献出了生命，61名员工受伤致残。但是，他们做出的成绩是巨大的。从宜昌抢运出的单位，既有金陵兵工厂这样的大型军工企业，也有大成纺织厂等民用企业，还有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珍贵文物等。600多家工厂，数以万计的抢运入川的专家、技术工人，以及十多万吨物资设备，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工业命脉，保存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政治实体、工业命脉、教育传承和文化、商业事业的精华，为前线将士源源不断地提供武器和给养，这场撤退不仅避免了民族工业的毁灭，更重塑了西南地区经济格局，为抗战胜利及战后重建奠定基础。八十多年前的这场“宜昌大撤退”，被誉为二战时期中国版的“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金陵兵工厂的紧急迁厂：

—— 节选自《忆李直卿（承干）先生》

何 痴

直公（李承干）鉴于1937年夏季以来，华北形势紧张，即严令自1937年7月1日 起停止一切事假以抓紧生产。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接着又发生了8.13淞沪抗战，全面抗日战争由此开端。8月16日，敌机首次轰炸南京，厂里立即将部分设备往市郊雨花台疏散。上海失守后，南京岌岌可危，金陵兵工厂遂于11月16日午前奉令西迁重庆。

命令下达之日的下午，直公立派成本计算课长(后任购料课长)黄兆瑄飞赴重庆，迅即在兵工署重庆办事处协助下，购得已停办的江北裕蜀丝厂作为金陵兵工厂迁渝后的厂址，并立即修缮厂房，准备安装迁运的设备。同时，直公领导全厂职工立即拆卸机器设备，要求将所有半成品零配件均按工序装箱，以便迁运到重庆后，每运到一批机件，即运到一批半成品，这样就能做到，即时安装，即时开工生产。与拆卸装箱同步，厂里即时发出公告，南京所有运输部门，不论卡车、马车、人力，都可来厂帮助抢运，厂方将以最简便快捷方式即时付给运费。霎时间，厂区内人喊马嘶、汽笛鸣响，一片忙而不乱景象。数日之间即运出数千吨物资，无一失误。在繁忙的抢运工作中，直公根据何某推荐，派遣当时还不算本厂职员的熊憩亭主持第一艘数千吨运输船的装船和押运事宜。熊原系厂里营缮课员，平时刻苦好学，他中专毕业，月薪仅45元，但却以数年之积蓄自费留日深造，不料赴日数月即因中日战争爆发而缀学，回厂后，尚未分派实际工作，何某则认为此人可承重任而向直公力荐。为避免空袭，大船皆停泊于下关附近较僻远的煤炭港。熊憩亭夜以继日声嘶力绝地指挥装船，有条不紊，快而不乱地在数日内即完成任务，随后押运到武汉，再分装数艘小船押运宜昌。厂里即派熊任宜昌办事处主任。同时，第二船数千吨物资又于数日内装好。由厂长直公率全厂干部押运赴汉口。留成品库长兼代理文书课长何某、材料课长李景韩、动力厂主任周治同、警卫大队长宋克谟在何之指挥下负责其余数千吨物资迁运扫尾工作。当时军运紧急，南京市所有军政机关及居民纷纷逃难，下关码头人山人海，箱笼物资在马路两侧堆集如山，船少而需用单位多，此种情况使军政部船舶管理所所长房师亮君应付非常不易，而金陵兵工厂每次索船均由何某交涉。直公以第三次索船数日尚无头绪，决定于临行前亲自前往交涉，当何某介绍李厂长与房所长相见时，房立即起身为礼，笑着说:“久闻大名，不过，要船者多，暂时无船，请每日多来几次吧！”直公见满室皆少将中将，始知索船不易。而他的行期在即，乃专任何某继续交涉船只。

最后一次索船颇有趣。当何去船舶管理所时，房所长望了何一眼即对众人说:“对不起，我要出去小解一下。”何悟必有文章，便尾随其后。房走到无人处便悄悄告何:“有三北公司数千吨大船青浦号可供你用，为避免部队等单位抢船已令该船停在下关码头对面浦口江中，上有部队抑船官，你去领船！”何请其发一纸命令。房说:“你去吧！没有时间写了。”何立即回厂，率同警卫大队长驱车到下关再过江到浦口。时虽隆冬，江中浩渺接天，哪有大船的影子呀？何某等急跳上小渔船， 沿江搜索，果见一大船停在江中，名日“青浦”。于是急将渔船靠拢登上大船。押船官见何着藏青哔叽中山装，且有一配戴中校领章的军官随侍，估计何的军衔是上校以上，而他为一上尉，于是立即向何敬礼。何也毫不客气地下令:“请令此船开海军码头，装运兵工物资。”当即汽笛长鸣，船马上开向下关海军码头。因此时只能图快，图装运方便，故不能开到煤炭港避空袭了。船停靠前，何又严令押船官兵，不得让厂外任何人上船。 船停后，何等即飞快回厂，由警卫大队长率一排警卫队员飞速赶往码头。不料此时船上已满布大批少将中将军官和眷属，他们的腰间插着枪枝和手榴弹，由前方溃退下来的散兵尤多。何不得已下令厂里土兵“上刺刀”，且自己挺身大声喝令:“所有的人下去！”在厂警卫队-排人的刺刀和何的摧迫下，把涌到船上的人都赶走了。何又下令排长率两个班的士兵把守上船的两个跳板，吩咐，非厂方人员，只准下，不准上。其时物资已陆续大批运到。到十二月初的一天，南京已特别紧张， 蒋介石曾在一天内数次派人摧令即时开赴上游。当晚十一时许，所有物资均已上船，计有机器设备和物料等数千吨外，尚有防毒面具六千余副，军火若干、前方运回待修的大炮十八门及坦克平射炮四门，连数辆运货卡车也吊上了甲板。至此，青浦轮满载物资，一声汽笛长鸣，缓缓离埠。何等这才长一声，虽数日夜未稍稍休息，但不负直公重托矣！

船长在餐厅摆了两桌丰盛酒席，围坐畅谈。何出大洋300元，尝赐船上出力员工，皆大欢喜。

—— 节选自《忆李直卿(承干)先生》，作者何痴(何振廉) 先生系宁和中学第一任校董何振廉先生以何痴为笔名撰写的一篇回忆录。文中“代理文书课长兼成品库长何君。”“何某"即何振廉先生本人。原回忆录全文刊载于《怀念与祝福》纪念李承干先生诞辰110周年专辑，

1935年，我父亲刚十八岁，就离开湖南长沙，到南京找到了他的叔父熊宇岑，进了金陵兵工厂谋事。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多次进犯长沙，母亲带着大哥从外公在长沙城的印刷坊躲到乡下去了，国军布防驻扎长沙郊外，当一部队准备战时征用外公家住房，推门进去看见墙上挂有兵工署颁发的父亲文职中尉军銜证明时，便退出门去。（后来我知道了叔爷在1931年时就去了南京，进了金陵兵工厂，在第二十一厂时，已经是工⺁福利处处长。）长沙战事继续吃紧，父亲便把母亲和兄长从长沙接到了南京。在我几岁时就常听到母亲回想起长沙的天星阁、清水塘，南京的雨花台、夫子庙、秦淮河，但冬天特别寒冷，滴水便即成冰凌。至今我还保留着父亲在南京时带着金陵兵工厂职员徽章，和其它几位同僚的照片。

1938年武汉沦陷，在宜昌大撤退时，母亲和兄长和金陵兵工厂的家属们从南京撒离来到宜昌的三斗坪，三斗坪到万县的航道狹窄，湾多滩急，工厂护送队便僱用脚力把年幼时的兄长绑在滑杆上，和母亲一起在西陵峽的险峻山道中，从鄂西来到了川东的万县，辗转乘船到了重庆江北的簸箕石码头。在江北陈家馆，安顿了我们一家，兄长进入了工厂创办的宁和小学后，头带船形帽，手执木棍，进行了童子军的训练。1938年长沙大火时，祖父和娭毑他们还在长沙，两位年少的姑妈躲在了水陆洲（桔子洲），为防日本人，用锅烟末抹黑了脸。而母亲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长沙城国军士兵搜捕汉奸，只要发现了身上藏有小圆镜，就疑似放在地面的建筑物上，给日本飞机指明轰炸目标。1939年末时，长沙保卫战打响，祖父他们为避战难跋涉数千里来到重庆，父亲形容他们的举家团聚是“喜从望外”，而母亲却一直认为父亲是精心安排的。由父亲用直系亲属的名义担保，祖父由于眼疾病只好到南岸铜元局的二十一厂子弹厂当了司磅工，建国后成了长江电工厂的退休工人。娭毑他们和两位姑妈就和我们家一起生活了若干年。

那时候的江北，随着南京金陵兵工厂西迁而来，从沦陷区涌来数万人，江苏、上海、湖南、湖北、广东、福建、安徽等地，他们给自己取了一个区域性名字“下江人”，于是环绕第二十一厂的江北刘家台、陈家馆、五里店一带就成了下江人的聚落。父亲在南京时，常和厂里的北方人打交道，从他们餐桌上的水饺捏制手法综合南方味的馅料，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水饺外形工整，馅多肚大，饺耳小而褶纹规范，而吃起时除了舌尖上的享受外还带有煮熟后放入盆中时的观赏性。由饺子的包法启示用擀成圆形的面皮，摊上韮菜鸡蛋馅，摺成半圆，边沿捏合多道皱纹，烤煎而成，半圆形饼正对嘴形，趁热咬开，香气四溢。母亲把湘菜的烹饪带到南京后又带到四川，在重庆学会了回锅肉的精典做法，红烧鲫鱼的汤汁冷却一晚上成鱼冻，是下饭的最好佐料，把湖南人吃辣椒的狠劲在重庆创造了极致，一碗小面的面条上铺着一层红油辣椒，青叶子的菜香、䓤香，辣香的层次中透出花椒独特的辛香，每天早晨一碗形成当年的风景线，左邻右舍至今还能回忆起那种比重庆小面还具有的色鲜气味。

1940年11月，为避日军轰炸第二十一厂开始将轻机枪、迫击炮、工具厂疏散至巴县，建立铜罐驿办事处，父亲在福利课任职，辖供应、会计、合作社、医院等工作。家迁铜罐驿松林沟后，兄长留在江北陈家馆读书。但此时从湖南老家避战祸而来投奔叔爷的表伯、表叔甚多，兄长节假日时常在这些亲戚家走动，从湖北随汉阳步枪厂并入二十一厂的另一叔爷家也住在当时的江北城郊红土地，叔娭毑郑素贞的哥哥郑电石（家俊），系抗战初期前的汉阳兵工厂厂长，叔娭毑祖上曾是清朝官员，兄长在她家玩耍时还看见遗留下来红翎子官帽。兄长从小就伶牙俐齿，小名”金伢子”，常讨众亲属喜欢，在建设厂基建科工作时，建设医院高院长要修造医院地下手术室，兄长到他家去叙述设计方案时，高院长招呼他“金伢子床上坐”，兄长回家后笑而不止，这个故事在我们家流传了几十年，今年时我看见了三姐和高院长夫人周曼冰的合影照片。父亲和母亲还把湖南麻将的玩法带出了湘江，先是南京的星期六晚上，是父亲和同僚们欢聚的时候，湖南麻将以它独特的规则和玩法，丰富的牌型独具魅力，挑战性和社交性让大家可以暂时忘掉流离故土感的娱乐。特别是母亲一手湘菜，在年三十的晚上，一大钵板粟烧鸡，热腾腾间几只剝壳后的元宝蛋显露，让一家人增加了丝缕的乡愁。

　　汤家山以南存有一村庄，长江流经此地， 山体嵌入形成一处回水沱，名”汤家沱”。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属巴县，今属九龙坡区辖，铜罐驿黄金堡村十四社。八十多年前第二十一兵工厂在此设铜罐驿办事处。溯江而上，几里之处就是铜罐驿老街。沿老成渝铁路顺江往下行一里多路的江畔，汤家沱水厂的橘黄色水塔日夜喷射着水瀑，形成壮丽的风景线，沱岸边有三岟库区尾175米水位标志。水塔屹立的江岸汤家山刀片岩下，就是历史悠然的汤家沱隧道。三年前是汤家沱的一位村民把我从黄金堡村委会下车后一路向导，在五马山岭的沟壑间娓娓䜣说了八十年前，二十一兵工厂在铜罐驿建分厂制造军火支援前线的抗战史迹，并神奇地启示了在我还未出生之前，我的父兄从南京逆流三峽激浪到四川，与工厂共存的地方，铜罐驿松林沟，一个在地图上巳经消失地名的地方。

三年后，当我又来到依然还在营运的老成渝铁路边的汤家沱。在沿江岸密佈的铁丝网闭口处遇见另一位汤家沱村民，六零后的禁渔守护员。他听他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抗战烽火中的兵工厂在铜罐驿，他的爷爷在汤家沱当年的这个码头给兵工厂转运原材料，又从蜂窝子、铜罐驿隧道把生产好的武器搬运到汤家沱上船，送往前线，抗击小日本。在两年前我再去松林沟时，在二十一厂原供应所和经济食堂的那片旧址间，正好遇见两位黄金堡村的村民，她们从铜罐驿赶场回来，听说我是当年兵工厂人的后代，就带路到当年的防空洞，在公路边杂草灌木丛掩映下，还能清晣地看见洞口。正值中午后，那位村民大嫂听我说还要到河边悬崖间去看月亮洞工厂时，塞给我两块点心说先吃到，在荒山野岭中还要走好多路到老街才有食店。八十多年过去了，走进铜罐驿，追寻远去的抗战岁月，这里的老百姓还一代又一代的传扬着当年第二十一兵工厂的故事。

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三>中载有第廿一工厂厂长李承干《抗战中服务兵工回忆录》中，记述了1941年3月，第二十一工厂将轻机枪厂、迫炮厂，工具厂迁往铜罐驿隧道内，并设立办事处。铜罐驿距重庆约四十五公里，各部工作均在原成渝铁路之隧道中，“别有天地，几如世外桃源”，以<世外桃源之隧道工场>为题记载了铜罐驿办事处那段岁月。又以<枪弹炮弹之摇篮>为题记录了1944年接收在綦江张家坝的第四十工⺁，改为二十一厂綦江分厂的那段历史：1939年11月至1940年1月间，桂南会战期间，广西兵工厂，即第四十工厂从柳州迁入川境，是即第四十工厂。该厂于三十年六月，就原有綦江县张家坝第五工程处岩洞库房，加以扩充添建，计完成厂房一百八十五栋， 在岩洞中之厂房有八千四百余平公，平地上之厂房三万五千五百余平公，专造枪弹与炮弹，因机器甚新，历来出品尚能保持良好之标准。至三十三年二月奏令交本厂接收，改为綦江分厂，调本厂主任秘书孙学斌为分厂厂长，当时以该厂原动机类均用柴油，而柴油价格奇涨，即以菜油桐油代替，所费仍属不赀，经借鉴于长寿水力发电之设施，以九个月之时间，完成石龙溪之水力发电工程，遂月省油料可数千万元，源开流节，厂本粗立，水力原有白煤之称，涓滴溪流，已省费若此。同年间，又敷设小鱼沱至厂内岩洞之轻便铁道，与进行开采鱼跳圆塘两地之煤矿，盖期燃料之采运自给，作各种工矿建设创办之试验。从綦江区的赶水镇，沿着洋渡河逆流而上，在小鱼沱与打通煤矿之间的张家坝山区，在群山环抱之中，丛林深处，隐藏着一片废弃工业遗址。抗战期间，由广西内迁至重庆的原第四十兵工厂就在张家坝的一些山洞中制造子弹。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未至民国的兵器工业》中也能查证到：（兵工署第二十一厂）在1944年11月，接收设在四川基江县赶水镇张家坝的第四十工厂，改编为二十一厂綦江分厂，就地生产枪弹及82毫米迫击炮弹。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綦江分厂有员工兵夫2,559人，各类机器设备767台，月产枪弹100万发、82毫米迫击炮弹1万发。我的父亲曾在二十一厂接收四十厂后建立綦江分厂时，以少校职员级亲率一个警卫中队，四处奔忙转运设备物资到綦江张家坝，在执行任务时文职军衔也可全副武装，在我幼年时，常听母亲叙说父亲也曾“腰皮带发叉”，武装带一边挎枪，一边挎公文包，至1949年第二十一工厂鹅公岩制造处时，工厂还给他配有勤务兵一名。后来在父亲工作的川煤工程处我也听见他的同事们说：抗战时父亲带领一个加强排负责迁运建二十一分厂在綦江双溪。我查索了抗战时兵工资料，工厂警卫队在外武装执行保护也要完成装卸机器物资的任务。从那时起“綦江”这个地名就深深嵌入我的脑际。綦江双溪是因为洋渡河和石龙河两条溪水交汇而得名，建国后，在原四十厂和二十一分厂的旧址处建立了国营双溪机械厂。

　　沿成渝铁路走到新汤家沱隧道边，是自来水公司和长江岸边的取水塔。透过江风摇动的树枝，眺望汤家沱，宽阔的回水湾一汪碧波，给长江大河增加了几多壮丽。江对岸远处矗立着江津珞璜高大的水泥厂建筑。再望前走，黑樾樾的老汤家沱隧道口，遮满荒草杂树。早期的老成渝铁路沿江岸至此，在汤家山开凿“汤家沱隧道”。仰望洞口顶上的石灰岩山体结构，如刀片层层向斜复盖，充分显示了工程稳定性。走出洞口，是半里路的沿江岸，被绿树翠竹自然形成神话般的通道，有一对青年男女在这里探幽寻奇。曾经铺设过铁轨的路径，新中国第一枚铁路建设邮票原型取景地 ——铜罐驿煤窑桥。在绿荫中临江远眺猫儿峽口，地维长江大桥飞架在两岸的悬崖绝壁间。在煤窑桥尽头的杂树野草遮掩中，是几跨铁路腰洞。前面隧道口壁上刻着“蜂窝子隧道”，后面隧道口壁上标着“汤家沱隧道”。当年二十一兵工厂将轻机枪、迫击炮所和工具车间疏散至铜罐驿，分布在铜罐驿、蜂窝子隧道及月亮洞中，因其独特的隐敝性和空间优势，成为兵工厂的重要生产基地。这些洞穴不仅是工业生产的场所，更是抗战精神的象征。如今我看到铁路隧道腰洞口间，铁轨与枕柱间的道钉被维护过，路基碎石也整理过，听铁丝网边那位禁鱼守护员说，这条老铁路将成为成渝旅游观光列车线路，他还给我说，前面隧道半圆拱出口外也被网布拦着去月亮洞的登山险道，但还是可以掀开网格爬着出去登徒月亮洞，到了这里已属大渡口区了。可重庆的徒步旅游驴友们从小南海到汤家山攀岩、探洞、绳降，称为大渡口汤家山小环线，是主城区最有意思的天花板陡步路线。

　　从长江边的汤家沱村口，跨过老成渝铁路线，往斜坡走下去二百多米，隔着山弯的荒坡和小树林，就能听见哗哗的河水声，这里就是黄金堡村的堤坎，这条河没有其它名字，那位汤家沱人告䜣我打他爷爷那时起就叫“电力厂河”，在河的上游当年有二十一兵工厂的发电⺁，至今还残留坍塌的房屋。跨过宽广的堤坝，有一两三米宽的坝口，河水从这里倾泻而下，响声轰然，形成一湾泓水，和铜罐古镇边的杨柳溪汇合流入长江。过堤坝翻过两座小山㘭就到了松林沟。上世纪第二十一兵工厂在铜罐驿设立办事处后，1957年当我在谢家湾开始在新生小学读书识得字了，看见我们家户口薄上有“从巴县铜罐驿松林沟迁渝”的内容，从此后，“松林沟”这三个字就成了深深的记忆。松林沟，在铜罐驿五马山丘陵腹地间，散落在田坎阡陌中的几间农舍，已人去楼空，但还有一畦畦菜土青䓤郁绿，立有棚杆爬满虹豆和菜叶。一条小路从坡顶蜿蜒而来，又顺着沟边盘桓而去，沟边出处确有深壑，其间荗竹掩映，密蔽不见沟底，随沟的延伸向远处眺望，可隐约看见段段成渝铁路，放眼而望是长江北岸了，这条沟也许就是“松林沟”的得名之处。

从松林沟右边走上去，是起伏丘陵中一大片较为平坦的地带，那位汤家沱响导告诉我说，这里当年曾是兵工厂办事处的材料所、经济食堂等所在地，再平行望过去，有一条水泥公路向山里延伸而去，路的转弯处是兵工厂的防空洞。那次带我去找防空洞的黄金堡村大嫂就是从这条公路往里面走去，她们说那边还有兵工厂的发电厂。我观察了这里的地形连接着松林沟，又可望见靠河边的汤家沱，方圆几公里内也应是办事处1690多名员工及家属的活动范围。据有关二十一⺁组织系统显示，在铜罐驿办事处除员工住处和家属区外，还设有合作社、医务所，还有铜罐驿小学。而汤家沱除了办事机构外，也应住有相当的职工，那里离蜂窝子隧道和月亮洞生产场所要相对近些。听母亲说起，松林沟那边的防空洞经常有工人出来摘橘柑吃，看来那边的员工是从防空洞进入隧道生产的。从记载看，巴县及铜罐驿地区柑橘种植远早于清代乾隆时期，铜罐驿因山地丘陵地形，更适于种植，具有较强的地域特点，备受青睐，最大特征在于“味甜，皮厚，包泽鲜明”，种植面积和产量在抗战时期尤以为甚。我们家当年在松林沟时，在一位姓陶的老百姓的农舍里居住，屋前有三株柑橘树，果实成熟时可随意採摘，在屋后推开窗户，伸手就可摘到橘柑吃。当年陶家的三个儿子进了⺁，后来也随着办事处的搬迁到了鹅公岩。

但松林沟最为记忆的轶事还是文工程师一家的到来，他乡遇见湖南长沙的同乡人。从那时起挨着我们家下边住，逢周末文工程师和文太太和办事处的同仁们就在我们摆开桌子，打起了湖南麻将。直至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轻枪厂、迫炮厂迁鹅公岩原第一工厂旧址，成为第二十一工厂鹅公岩厂区。到后来的二十一工厂鹅公岩制造处和二十一厂分厂。在我的几十年间，至今我还常想起母亲的回忆：文工程师他们在我们家打麻将的情景，有时直至深夜，早晨母亲起床后，总是看见在牌桌上留下的几块银元，母亲于是在他们打麻将临近午夜时，给他们端上几碗当归党参红枣桂元汤，酱红的糖水中还浮着两个鸡蛋，说是给他们熬夜时补中气元气。听大哥说起当年二十一厂的文工程师一表人才，其夫人文太太如何资深高雅，赞叹不巳。直至五十年代末，姐姐说起她的班主任朱敬芳如何对她好，姐姐把同学朱家乐也是朱老师的妹妹带到家里，我听见朱家乐满口浓厚的湖南长沙话，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了什么叫“乡音乡情”。我们家从谢家湾搬往北碚后，一家人住的是一大间屋，有时从初梦间醒来，听见父亲和母亲在回忆往事的谈活，从金陵兵工厂到二十一厂。再到296厂，南京雨花台，江北陈家馆，铜罐驿到鹅公岩，李承干、郑点石、渝濯之、姚尔康、施政楷，程林森、高志峰等往事和人名，还有解放前夕二十一厂的地下党人李亚贵，父亲通风报信给他，还介绍他到大渡口汉阳钢铁厂（二十九厂）老乡那里去谋生，从童年时就嵌入了我的脑际中。

铜罐驿松林沟文工程师一家人：

文前毅工程师，湖南长沙人。1944年6月从湘途经陵零，柳州，独山等地逃难来渝。是年12月入兵工署废品处理厂(1945年4月由21兵工厂铜罐驿分厂接并，改称为火工所)任技术员。1945年兵工署21兵工厂任技术员。1950年11月任西南兵工局21兵工厂分厂(鹅公岩)助理工程师。1956年2.1兵工厂改称国营296厂任工程师。1957年国营296厂改称为国营建设厂，升為高级工程师。朱敬芬，湖南长沙人，文工程师夫人。女儿文哲槃，在重庆铜罐驿出生。

当我一说起文太太一家时，现巳八十来岁的姐姐马上能说出“文哲磐”三个字，岁月悠悠，记忆仍然清晣。难忘恩师朱敬芳，和文太太是姊妹，和文哲磐都是在铜罐驿出生，成长，同在新生小学读书，也曾同班同窗。六十年代初期姐姐和她的建设子弟一齐在南泉进入九龙坡区工业校，文哲磐也在1966年进入重庆大学。

　　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火工厂位于大渡口区跳磴镇。这里地貌特点以丘陵为主，依山傍水，草木繁多，利于隐蔽。地势西凹东平，常年有季节性河水流人涵洞，便于运输。南与白沙沱社区新华正街相邻，北距红胜村村委会办公室300米。旧址建筑周围多种植高大的桉树、香樟树、黄桷树。该处丛林密布，矿产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成渝铁路、川黔铁路夹其间，小梨线纵向穿过，白沙沱铁路大桥飞跨长江南北。长江左岸有白沙沱、李家码头两个渡口，横渡可到江津区珞璜镇。

1938年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位于前方的兵工厂基本转移至后方，以重庆为中心的后方兵工生产基地逐渐形成。1938年秋开始，日机轰炸重庆，尤以1939年至1941年最为频繁。相当部分兵工厂的主要生产车间都疏散到隐蔽区域，有的还搬进了山洞。因战时各战区陆续积存了不少废旧武器弹药，军队无法处理，1941年8月1日兵工署选址在巴县白沙沱(今大渡口区跳磴镇)建立废品整理工厂。1946年2 月《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沿革概况》记载:“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奉令接并兵工署废品整理工厂，改称本厂火工厂，其编制及员额暂并附本厂利用。” 重庆解放后第二十一工厂火工厂由人民解放军接管。1950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修建成渝铁路时，厂房划归铁路国有，改作成渝铁路小南海段沿线筑路工人宿舍、西南工会疗养院分部使用。此后相当长时间为成都铁路局重庆工务段中工一区使用，现废置。火工厂旧址现存砖木建筑三栋，分别为火工厂生产车间(两栋)、办公室，三栋房屋总建筑面积1306平方米。火工厂生产车间有两栋建筑:一栋位于大渡口区跳磴镇红胜村1社，房屋建筑为砖混结构平房。火工厂办公室位于大渡口区跳磴镇南草村28号至36号。房屋建筑为砖混结构平房，平面呈“工”字形，占地面积88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71平方米，其圆拱形的门洞与墙体局部装饰带有民国时期建筑特色。东北角外还发现有一处同时代房基基址。现有三处建筑主体结构墙体稳定，无开裂现象，房屋布局整体格局基本完整。

抗战时期，兵器工业是支持抗战的重要产业。第二十一工厂前身是金陵制造局，它是晚清洋务洋务运动中开办较早、规模较大的工厂，也是中国近代兵工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的工厂。第二十一工厂的发展和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发展历程。在内迁的各兵工厂中，金陵兵工厂是内迁最早、复产速度最快、损失较小、生产成绩最显著的一家兵工厂，是抗战兵工内迁的一个典范。从1937年12月奉令西迁到1938年3月1日迁渝后正式复工生产，金陵兵工厂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新华日报》在1938年11月26日发表的《开发后方与建立国工业》的社论中，以第二十一工厂的迅速搬迁和复工为例，阐明“经济建设作应当以国防工业为第一重要”和“轻重式武器生产急不容缓”的主张，并较大篇幅赞扬了李承干的功绩和他坚韧不拔的精神。第二十一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补充给前线部队，约占全国兵工⺁武器总产量的60%以上，满足对日作战的需要，成为战时后方首屈一指的综合性兵工厂，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目前，第二十一工厂的抗战遗址除大渡口区新发现的火工厂旧址以外，已没有其他旧址留存。火工厂旧址作为目前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唯一留存下来的抗战遗址，旧址本体的历史沿革清晰，历史价值突出，建筑基础和建筑格局仍保留了抗战时期建筑的特点和样式。目前，第二十一兵工厂火工厂旧址已被列为重庆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摘自《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研究》艾智科主编，重庆出版社2020年

隐秘在小南海的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火工所旧址，位于大渡口区跳蹬镇红胜村洞子湾。为探索父老前辈们远去岁月的遗址，我走出轨道跳蹬站，坐上出租车往南海温泉方向奔去，导航“火工所”进入乡村公路绕到红胜村，在路边一家民舍前打听，幸好有一位慈眉短髯八十多岁的老人瞬间应答：“兵工厂”，就在后面那条小路进去。1958年公社化时期，其地址取“红色象征胜利”之意成立“红胜大队”，1982年更名为“红胜村”，红胜村村民委员会随之成立并得名，地名沿用至今。乡野，空气清新，顺着小山梁斜坡走去，植被茂盛，小道若有若无，行了一会觉得太过荒僻，还隔有呈封闭状的铁路线。也许是战时兵工业的特殊性，兵工厂的情况鲜为人知，其方位不光是掩藏在浓厚的历史迷雾中，还得在四野茫寂中寻觅。几经辗转再越铁轨时，逢一守护建筑材料的人确定大致方位后，在树木遮掩中映入眼廉的是一座灰白相间的老房，房子是砖混架构，平房架构，从高处往下看，呈一个“工”字，墙上爬满了藤蔓和青苔，可见鲜有人来，在灰漆围栏中，远远看见大门口一块大理石文保牌显示着它的身份：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火工厂旧址。火工所旧址充满历史沧桑感，房子附近全是遮天蔽日的树木，周围也铺满了青藤和野草，这一栋栋的老房子静静的矗立在密林深处，见证了那段烽火狼烟、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于1940年10月接收第十一工厂设巴县铜罐驿的动力厂，11月将轻机枪厂、迫击炮厂、工具厂疏散到铜罐驿，利用山洞及尚未建成铁路的隧道作为厂房进行生产，成立了铜罐驿办事处。1945年4月，接收设在重庆白沙沱的兵工署废品整理工厂，改为火工所。于是铜罐驿办事处辖厂之地区，更延伸十余里。1951年7月将白沙沱废品整理所移交解放军西南军区后勤部。早在1950年6月修建成渝铁路时，其部份旧址改建为成渝铁路渝赶段沿线筑路工人宿舍。后又作为重庆西工务段中梁山第一养路工区宿舍使用，80年代在此还修建过红胜电影院。而今红胜村一带的旧厂房早已折除，现存包括仓库、车间、花园、办公室和礼堂等民国时期厂房建筑。目前可见的建筑是保留下来的一部分。其他更多的建筑，已慢慢湮没在历史长河中。2011年大渡口区文物管理所根据三普查到的线索实地寻访相关的人员，通过查到相关的档案资料，确定长江北岸白沙沱码头今跳磴镇西小路和红小路之间就是军政部兵工署废品整理工厂(后改名第二十一兵工厂火工所)旧址。当地老村民也说当年他们在附近劳动时常能听到生产和处理军用炸药的爆炸声。原先模糊的历史印记变得清晰起来。

当我从火工⺁遗址现存工厂车间前面沿小路跨上铁路轨道时，朝白沙沱老街走去，远远地看见铁路尽头高耸起新白沙沱大桥双塔钢桁梁，似两把利剑直刺兰天，塔两侧钢索连接主梁呈扇面展开如巨型琴弦。1959年白沙沱长江大桥架梁和铺轨施工时，由于地形限制，为使成渝铁路和大桥连通横跨长江天堑，在红胜村设计转一个圈，抬升坡度后才能上桥，我眼前的这条铁路就正是循环上桥的线路。钻过铁轨下的通道就是白沙沱老街了，在青石板路几经拐弯穿巷而到码头，看见新长冮大桥时就是小南海水泥厂公交车站，当初若从这里去寻火工所旧址，只有几百公尺的距离。

2019年3月27日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在此地立文物保护牌给予重点保护。文物时代是1938年至1949年，属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旧址本体的历史沿革清晰，对研究抗战时期重庆火工生产和雷管、引信、炸药的制造技术，历史价值突出，是重庆现存为数不多的抗战军工遗址。见证了战时兵工体系的发展历程，其建筑布局与生产流程设计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工业建筑的特点，防空洞设施体现战备思维作为三线建设时期延续使用的工业遗产,兼具军事史与工业史研究价值特征。在百度里搜索到对其文物保护的措施:2023年12月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作为文物使用单位，与大渡口区政府签订修缮委托协议并拨付专项资金680万元。2024年7月4日修缮工程正式开工，重点修复屋顶结构、更换腐朽构件、完善消防设施，同时保留建筑历史原貌。2024年9月18日，《重庆日报》以“守护红色记忆川渝携手助力大渡口火工所旧址保护”为题报道“修善工程已正式启动，屋顶正在进行维护中....”，大渡口区对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具体开展情况进行回访。今年（2025年）的六月，当我从南海温泉进入的乡村公路间，开始沿荒野间的坡梁沟壑寻觅到老成渝铁路，在轨道路基下八十年代残留的住楼和仓库平坝，看见有人正在搬运木材和墙板，听他们说四周都围起正在维护期间，修好了欢迎来参观。

史瑜英和她的一家

史瑜英，1943年生于重庆（巴县）铜罐驿。1962年7月毕业于重庆35中学。史瑜英的父親史宗荣、母親林怀英，都是福建福州人。父亲史宗荣，1926年进入福州电气公司实习工作。师从当年担任福州电气公司工场部部长李承干。1928年4月由李承干引鉴进入南京金陵兵工厂，从基层绘图员开始一步步晋升到工程师。1922年李承干任福州电气公司工场部部长，祖父史景潮当年在福州电气公司收银课课长，他们曾同僚供事。1937年11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父親随金陵兵工厂内迁重庆江北。

1941年3月，第二十一工厂将轻机枪厂、迫炮厂，工具厂迁往铜罐驿隧道内复工后，在铜罐驿设立办事处，处本部设考工室、购置室、福利室、医院分诊所、合作社等16个机构。生产单位有迫炮厂、 轻机枪厂、工具厂、动力厂、火工厂、炼油所，办事处各厂延伸达10余华里。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史瑜英一家由铜罐驿办事处火工厂搬迁到鹅公岩(现鹅公岩北桥头建设医院右侧下文化三村4幢)。据她的回忆，姚尔康当年也住在她家后面一幢(现鹅公岩大桥北桥头，建设厂医院右侧下面)

1947年2月，火工厂留白沙， 轻枪厂、迫炮厂迁鹅公岩原第一工厂旧址，成为第二十一工厂鹅公岩厂区。迫炮厂迁入鹅公岩以后，均在洞外生产，轻枪厂全部入洞生产。1949年1月11日，鹅公岩保管处撤销，正式成立第二十一工厂鹅公岩制造处，由厂总工程师姚尔康兼任处长(原兼铜罐驿办事处处长)。9月1 日鹅公岩制造处改名为21工厂第1分厂。1950年1月，改名为西南兵工局21分厂，12月6日更名为西南兵工局21分厂。1951年6月17日，更名为中央兵工总局第296厂。1957年4月，工厂第二厂名为国营建设机床制造厂。1955年，史瑜英的父亲被调往化龙桥电机厂工作。1959年6月调往四川省（成都）工业机械厅，

2021年10月，史瑜英随姐姐一家开车前往铜罐驿火工所寻根，留下珍贵的瞬间。在我姐姐的记忆中，当年在谢家湾新生小学读书时，同学中只有一位姓史，并能清晰地喊出她的名字：史瑜英。

在史瑜英的美篇《兵工子弟跨时空重逢》中寻觅到建设医院院长高芝峰的兵工经历，一个在21⺁、296厂、建设厂，建设工业集团期间跨越时代的传奇人物，一个千家万户都知晓，在我们家传颂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名字。他在1941年毕业于贵阳医学院，抗战烽火中辗转云贵川，1943年7月进入兵工署重庆白沙沱废品整理工厂出任医官；1945年4月出任重庆铜罐驿兵工署第21兵工厂火工所医务室医师；1946年10月随21兵工厂接收第一兵工厂搬迁至鹅公岩，出任医务室医师。共和国建立后的1949年11月出任国营456厂诊所医师，1958年任国营建设厂厂医院医师、副院长。至1976年6月退休，继续在厂医院义务上班，为患者看病服务，直至1985年10月。历时42年服务于兵工。还有他的夫人周曼斌，我的父母和兄姊们言传中的高太太，有几姊妹都是她亲自接生诞生于人间，给我们的家族留下的是千丝万缕的萦怀。她早年求学于汉口协和医院高级护校和重庆仁济医院高级护校，1944年在抗战时期投身兵工，为兵工暑废品整理工厂的 医务课护士；1945年为第21兵工厂火工所(铜罐驿)医务室护士；1946年在第21兵工厂(鹅公岩)医务室；1950年在国营第296工厂卫生科；1958年成为国营建设机床厂卫生科医师；70年代初起成为建设厂医院的内科医师，直至1978年退休。2015年9月3日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在她有生之年97岁高龄时，接受当地政府为她颁发的“向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兵器老同志致敬70周年(1945一2015) ” 纪念品和奖励500元，以表彰她为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在如今的谢家湾民主村社区食堂里，就餐余时，你只要谈及高芝峰院长和高太太，就会让大家回想起多少建设往事。

　　汉阳兵工厂

（原名湖北枪炮厂，后名兵工署第一工厂)

湖北枪炮厂，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开办。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图谋自强，萌发了兴建新式枪炮厂的思想，1888年向德国商购机器，1889年拟在广东石门建厂。后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他又以湖北地理位置适中，水陆交通和煤铁方便为由，奏请将枪炮厂移设湖北汉阳大别山(今角山)北麓，1800年4月 7 日清廷准奏，定名为湖北枪炮厂。

湖北枪炮厂于1892年5月动工兴建，与湖北铁政局合为一体，由蔡锡勇任铁政局总办兼枪炮厂总办。1894年至1895年，枪炮厂所属炮厂、枪厂、炮弹厂、枪弹⺁、炮架厂先后建成。1895年5月，归湖北枪炮总局管辖。至1904年又先后建成熔铜厂、铜壳厂、机器厂、锅炉厂、翻砂厂、木样厂、打铁厂、打铜厂等，拥有员工兵夫约4500人。湖北枪炮厂的设备是当时全国兵器制造工厂中最新式的，主要设备购自德国力佛厂和格鲁森厂。生产枪、炮、枪弹、炮弹，与其配套的炮架、铜壳、底火等产品。建厂初期，仿造德国1888年式7.9毫米5响毛瑟步枪为主，称汉阳式7.9毫米步枪。此枪1895年投入生产，曾一度为全国生产量最大的一种步枪。另外还生产7.9毫米毛瑟马枪。1895年至1899年仿造37毫米格鲁森过山炮为主；1900年后以仿造57毫米格鲁森过山炮为主，为轻型后膛炮（火炮）。湖北枪炮厂步枪最高年产9000余支，37毫米格鲁森过山炮最高年产90余门，57毫米格鲁森过山炮最高年产80余门，7.9毫米枪弹最高年产500万发，炮弹最高年产27万发。1904年10月，湖北枪炮厂改名湖北兵工厂，归湖北驻省兵工总局管辖。1908年与湖北钢药厂(1898年兴建)合并，改称湖北兵工钢药厂。1910年4月由湖北兵工总局管辖。

清末，湖北枪炮厂、湖北兵工厂、湖北兵工钢药厂三个时期的产品产量，据统计:1895 年至1909年生产步枪12.25 95万支，马枪8063支，7.9毫米枪弹6177万发，1895年至1899年生产37毫米格鲁森过山炮223门；1895年至1900年生产47毫米、53毫米、60毫米格鲁森炮、87毫米克虏伯式钢炮、子母炮等共52门；1900年至1901年生产前膛钢车炮123门；1900年至1906年生产57毫米格鲁森过山炮480门；1908年生产水师船用生铁头炮、尾炮共124门；1895年至1906年生产各种炮弹98.93万发。1906年，57毫米格鲁森过山炮等旧式火炮停造后，开始研制新式火炮，1911年，试造成57毫米陆炮、75毫米陆炮、75毫米山炮。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北兵工钢药厂成为清军和革命军争夺的焦点，在战火中，工厂房屋、机器遭受破坏，生产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912年(民国元年)，湖北兵工钢药厂的兵工、钢药两部分互相独立，钢药部分仍称湖北钢药厂，兵工部分仍称湖北兵工厂。除受湖北督军府直接管辖外并受北洋政府陆军部节制，湖北兵工厂亦称中华民国鄂军兵工厂。7月陆军部委任刘庆恩为总办，同时拨款修整；10月湖北兵工厂全面复工。1913年，火炮改造德国克虏伯式29倍75毫米管退陆炮，汉阳式7.9毫米步枪仿照德国1898年、1907年式毛瑟枪进行改良，6.8毫米毛瑟枪在试制的基础上亦准备正式投产。

1914年湖北兵工厂收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改称陆军部汉阳兵工厂。同年所购新机运回安装。1915年，北洋政府设立督办兵工厂事务处，决定将上海制造局迁并汉阳兵工厂。袁世凯恐汉阳兵工厂落入南方革命党人手中，不久又取消上海制造局迁并汉阳兵工厂计划，另择河南巩县建立新兵工厂。1916年6月，黎元洪提出全国只设六个军火厂，即汉阳兵工厂为全国兵工厂第一厂、北洋第二厂、南洋第三厂(上海)、广州第四厂、 德州第五厂、引边第六厂(新建)。1917年1月汉阳钢药厂并入，成为汉阳兵工分厂。2月汉阳兵工厂又改归陆军部直辖。1920年7月增建机枪厂，重建炮弹厂。1925年2月建电机厂。

北洋政府时期，1914年曾试造出可以拆卸的两节式75毫米山炮4门。1915年开始试造丹麦式机枪和马克沁机枪。是年秋总办刘庆恩试造出自动步枪，口径7.9毫米，可连发也可单发。1917年11月开始陆军部每月增拨经费24万银元。这时，汉阳兵工厂日夜加工，可年产7.9毫米步枪6万支、枪弹6000万发、75豪米陆炮12门，汉阳兵工分厂可年产无烟药6.8万公斤，1918年仿造出克虏伯式120毫米14倍榴弹炮，这是该厂生产的口径最大的后膛炮。1921年始仿造毛瑟半自动手枪，此枪是仿德国1896年式7.65毫米毛瑟驳壳枪，有单发机和10响全自动装置。1921年制成三十节机枪，此枪是仿美国1917年勃朗宁水冷式机枪，在制造中将其口径7.62毫米改为7.9毫米，因于民国10年10月10目试造成功，故定名为三十节机枪，此后这种枪成为汉阳兵工厂主要机关枪生产品种。火炮原以生产德国克虏伯式29倍75毫米管退陆炮为主，后改为以生产日本大正6年式75毫米山炮为主，因日本大正6年式山炮于民国10年仿造成功，又称汉10年式山炮。1923年仿造英国斯托克斯式75毫米迫击炮。1925年又改造英国斯托克斯式83毫米迫击炮， 并试造成功柏克门手提式机枪和沪式75毫米14倍山炮(此炮系仿德国克虏伯式，又称克式75毫米山炮)。

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汉阳、汉口，结束了北洋军阀对汉阳兵工厂的控制，汉阳兵工厂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取消总办制实行厂长制。1912年至1927年各项产品产量：7.9毫米步枪57.7982万支、马克沁机枪86挺、三十节机枪938挺、毛瑟半自动手枪1.48万支、大正6年式山炮68门、克式75毫米山炮6 门、75毫米迫击炮1055门、克式75毫米陆炮67门、83毫米迫击炮107门、7.9毫米步枪弹34677万发、7.9毫米机枪弹798万发、6.8毫米尖头枪弹3992万发、手枪弹644万发、 75毫米迫击炮弹10.8万发、83毫米迫击炮弹1.38万余发、手榴弹3.96万枚(1927年开始生产)，另有20磅、40磅、60磅、120磅航空炸弹864枚(1926年开始生产)。

1928年11月，汉阳兵工厂由军政部兵工署接管。总厂有员工3710人，分厂有员工845人；机器设备，仅步枪、机枪、枪弹、炮、炮架、炮弹等6厂即有1378台。组织机构也比较健全，厂长、副厂长下设总务、工务两处。总务处设庶务、检查、材料、经理、文书等课和卫队连、消防队、材料验收委员会；工务处设制机、制炮、制枪、制弹、检验、电机、理化、建筑等课，另有技术研究会、兵工专门学校和职工子弟学校。制机课设图案股和木样、锅炉、翻砂、 打铜、打铁、打铝、机器等厂；制炮课设炮厂、炮弹厂、炮架厂；制枪课设枪厂、机枪厂；制弹课设枪弹厂、轧铜厂、熔铜厂。分厂(火药厂)设总务、工务两处。总务处设材料课、庶务课、 稽查课、消防队；工务处设制药课、制酸课、电机课、建筑课。制药课设硝化室、漂棉厂、修理厂；制酸课设硝酸厂、硫酸厂、依脱厂、提酸厂。

1928年开始试造37毫米平射炮(又称步兵炮)，至1929年告成。1932年9月汉阳兵工厂分厂从汉阳兵工厂分出成立汉阳火药厂。1934年至1935年，最高月产量为：克式75毫来野炮2门、7.9毫米步枪4700支、三十节机枪35挺、7.9毫米枪弹430万发、本柄手榴弹2.2万枚。1936年11月1日 汉阳兵工厂炮厂移交兵工署炮兵技术研究处。1938年7月，步枪厂移交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至此，汉阳兵工厂规模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武汉遭日本侵略军威胁，汉阳兵工厂被迫内迁，1938年6月迁至湖南辰溪。11月21日改称军政部兵工署第一工厂。炮兵技术研究处所属的汉阳炮厂也迁至湖南沅陵，成立沅陵修炮厂。1939年6月兵工署第一工厂接收炮兵技术研究处沅陵修炮厂，改称第一工厂沅陵修炮厂。1940年春第一工厂与设湖南安化县的第十一工厂同时奉令迁渝。6月14日宜昌陷敌，结果两厂仅部分人员和设备迁渝。7月6日，沅陵修炮厂移交中央修械厂。10月第一工厂迁渝部分除枪弹厂一部分设备拨交第二十五工厂外，其余炮弹、机器等厂与第十一工厂迁渝的制枪厂、样板厂和炮弹厂合并，在重庆鹅公岩设厂，仍使用第一工厂厂名(对外代号汉兴公司)；而第一工厂留湖南的电机、机器、枪弹、机枪四厂和火工所等与第十一工厂未迁渝部分合并在辰溪设厂，使用第十一工厂厂名。

1942年，第一工厂在鹅公岩的迁建工作基本完成，陆续开工生产。这时，第一工厂仍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兵工厂，占地面积2000余亩，拥有机器设备1000余台。据1944年4月统计：有官佐449人，兵夫437人，工人5521人，共计6407 人。工厂管理机构按兵工署的统一要求设置，生产单位设有步枪、炮弹、手榴弹、机器、样板、火工、木工等9个制造所。第一工厂迁渝后，主要生产7.9毫米中正式步枪和75毫米炮弹。1942年开始制造中正式步枪，1944年9月月产达2000支，1945年8月月产达5400支；1942年开始制造75毫米炮弹，1944年9月月产达4000发。此外还生产手榴弹、60毫米迫击炮弹、榴弹、105毫米榴弹引信、60毫米迫击炮弹引信和多项武器零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兵工署决定裁撤部分兵工厂。1946年3月第一工厂奉今撤销员工大部分资遣回乡，机器设备分别移交第二十一工厂和第五十工厂，厂房由第二十一工厂接管。

—— 选自《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未至民国的兵器工业》,《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年

第 一 工 厂 厂 史

(一九四八年二月)

兵工署前第一工厂厂史：前第一工厂创自废清光绪十七年，由鄂督张之洞将督粤时所购制枪炮机件运鄂，建于湖北汉阳县大别山之麓，滨临襄河，背山面水，形势优胜，水陆交通极称便利，始命名湖北枪炮厂。旋改称汉阳兵工厂，隶属驻省总局，委任各司道兼总办，遥领其职，以总其成。如藩司瞿廷韶、臬司岑春蓂任职最久。其采地建厂、购机兴工与夫平日用人、行政考工核料诸事宜，另行遴员为提调驻厂处理，以补用道蔡琦任职最久。嗣以经费奇绌，将驻省总局归并善后局，擢升蔡琦为总办，始建制枪制炮两厂，运到机器，完全装置，惟所购皮带未到，未能开工。旋于十九年六月制枪失慎①，致将房屋及设备全被烧毁，当经重行建筑，于二十年终工程告竣，二十一年冬开始工作，仿造德国八十八年式毛瑟步枪，每日出品仅十数枝逐渐增加至五十。制炮于开办三年后始有出品，每月造七格鲁森山炮六门。在二十年时添建枪弹厂，于二十一年竣工。二十七年后成立机器厂，专修全厂机件。但枪弹厂成立之初仅制弹机一套，每月能造七九圆头弹十三万粒，后由美国购到两套，每月出品增为八十万粒。于宣统三年改任后补道王寿昌为总办，辛亥武昌首义，民国纪元，厂名仍旧，由鄂都督黎元洪初任曹国勋为总办，继任萧佐汉为总办。未几，改任刘庆恩为总办。以该厂出品过少，改为包工制，论件计值，如是出品增多，每日能出步枪七十枝。三年陆军部接收厂政，该厂即归部直辖。四年设兵工督办事处，该厂移归督办处管辖。六年督办处裁撤，该厂仍归部辖。是时，因沪厂停造步枪，所有造枪机器一百七十余部奉令搬运到厂，陆续增加造数，每日至一百枝。制炮厂则改造二十九倍七五克式野炮，七年复改造十二生的重炮。旋又改造十年式山炮每月一二门，三七平射炮每月八门，并该项炮弹每月八百枚。在九年冬，创设机关枪厂， 制造三十节式机关枪，月出十二挺，旋增至二十五挺，并兼造自来得手枪，月出六十枝，旋增至二百六十枝。是时改任杨文恺为总办，奉令代造各省订购械弹步枪，每日增至一百二十枝，加开夜工，出八十枝，日夜共出枪二百枝，枪弹产量每月增至二百万粒。该厂原只有直流发电机一座，供给各处电灯，由机器厂管理。于十三年成立电机课，建筑发电厂，装设交流发电机两座，年底竣工。翌年元月，全厂方改用电力，旋更名为动力厂。惟军阀祸国，频年内战迭起，该厂名隶中央，实则由所在地之最高长官监督指挥制造，虽仍照常出品，而主管长官多随时局为转移，十四年为刘文明，十五年为杜节义，十六年为胡恩光，风雨飘摇， 苟延残喘。是年北伐军到武汉②，任邓演存为厂长，受第四集团军指挥。十七年，北伐告成，该厂始复直隶中央归军政部兵工署管辖。是时，邓厂长因亲试手榴弹受伤，愈后请辞。 十八年改任毓璋为厂长。二十年改任黄公柱为厂长，是年，武汉大水，该厂浸淹二月余， 深者丈余，浅者数尺，水退擦洗复工，不两月厂中发生工潮，停工整理淘汰不良份子。翌年枪弹厂奉令迁巩，旋因巩厂厂房不敷应用，另建需费过巨，为时太久，复奉令迁回筹备安装。是年改住钟毓灵为厂长，二十二年改任郑家俊为厂长。枪弹厂于五月全部复工，每月出品由一百万粒增为三百三十万粒，并将包工制度一律改为点工，工人名额亦较前减少，因此步机枪及枪弹成本约减三分之一。为时数载，并节余公帑约数百万元。抗战军兴，敌寇深入，当以武汉易受敌人威胁，于二十七年六月遵令迁建湖南辰溪。在迁建前制炮厂已奉令拨交炮技处(即现在之五十厂忠恕分厂之前身)，滋复奉令将制枪厂拨交二十一厂，是时改任丁天雄为厂长。二十八年五月间机料员工大部运达辰溪，厂房亦逐渐完成，开始安装。其枪弹厂一部份，于三月间已先开工出品。机关枪厂、火工厂、机器厂亦于七月间复工。是时遵令改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一工厂②。内部工作逐渐扩展，运输行将结束，复奉令由辰迁渝。 该厂图继续出品，先在鹅公岩勘定地址，开凿山洞，建筑厂房，机件材料以三分之二拆卸启运，其余仍留辰溪，继续制造，俟渝厂完成，再行全部运渝。嗣以运输关系，奉令与第十一厂调整作业。将未迁渝之枪弹厂及机关枪厂、动力厂拨交十一厂。十一厂已迁渝之制枪厂及炮弹厂拨交第一厂。至第一厂迁渝之枪弹厂一部分机件则拨交第二十五工厂。于三十一年二月调任李维城为厂长。迁建工作大部完成，各制造所先后开工制造中正式步枪及各式炮弹、手榴弹等品。后又将手榴弹停制，改造枪榴弹及六公分迫击炮弹。至三十四年间，每月出步枪四千余枝、各式炮弹万余枚及武器零件、铜条等项甚多。

三十五年三月奉令以抗战胜利兵工复员，各厂在此期间重行调整。第一厂遂奉令于此时结束，员工或调友厂服务或予资遣，机料及半成品等分拨第二十一工厂及第五十工厂接收利用。经半年整理于九月底结束完竣，同时成立保管处，以原第一厂未资遣员工留在保管处工作，隶属第二十一工厂。至三十六年八月底迁运交接任务完毕，于九月一日，正式将保管处撤销矣。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二月由第二十一工厂

代为繕制(重档21厂总86目1—3卷)

注：①制枪厂失火时间为光绪二十年六月

十四日，

②北伐军攻克汉阳，汉口时间为1926

年9月7日攻克武昌时间为同年10

月10日。

附：汉阳兵工厂、兵工署第一工厂厂长简历

郑家俊，字点石(1897一？)，湖南长沙人。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回国后任上海兵工厂工程师兼工务处处长。1929年10月，任汉阳兵工厂工务处处长；1931年10月，任副厂长兼工务处处长。1932年4月 ，任兵工署监查科科长。1933年2月任汉阳兵工厂厂长兼工务处处长。1935年7月兼汉阳火药厂厂长。在组织汉阳兵工厂生产的同时，着手进行整顿:严格劳动纪律，推行成本会计，革除购料回佣，严格材料检验、过磅、收发制度，公开择优招补工人，统一直接发放工资、奖金，改善了工厂的管理，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又添置制造枪弹和火药的机器设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了产品质量，枪弹成本由每发9分降为6分。1934年11月，军政部称赞他办厂“不辞劳怨，力加整顿，物质精神均改旧观”。1936年11月，主持仿制成功法国布朗德82毫米迫击炮和150毫米迫击炮。1938年7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1939年8月任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1941年10月任兵工署技术司司长。1945年1月 任兵工署制造司司长。1946年3月去职。

李维城(1892-?)，字葆峡，江苏嘉定人。江南制造局兵工学校机械科毕业，继留学美国学习机械制造。1919年8月任汉阳兵工厂机器厂主任。1934年11月任兵工署制造司考工科科长。1937年8月奉派会同兵工委员胡霨、重庆行营科长孙杰轩，接收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子弹厂。10月改名四川第一兵工厂任厂长，主持制造枪弹和启拉利轻机枪， 取得成效。1940年6月任第五十一工厂筹备处处长。在建厂期间，即着手制定管理制度， 整饬厂纪，择优用人，使该厂在正式成立前，就试造捷克式轻机枪成功，并开始小批量生产。1941年9月 兵工署第五十一工厂成立任厂长。1942年2月任兵工署第一工厂厂长。从抓技术入手，推进生产发展，使中正式步枪的产量逐步上升。1944年该厂取得技术研究改进成果18项，兵工署推广其中的7项。他因督导压制自动机用和离心子用两种铜条成功，受兵工署传令嘉奖。1946年9月工厂撤销清理交接完毕，免职。1947年任国防部驻沪接收日本赔偿物资总代表。

丁天雄(1903-?)，浙江余姚人。德国勃来劳司工科大学毕业。1928年11月兵工署成立后不久，受派与吴钦烈、杨继曾、胡霨一道，赴欧美考察兵器制造。返国后任兵工研究委员会委员。1934年5月参与应用化学研究所的筹组工作。7月任兵工署技术司弹道科代理科长。1937年7月兵工署弹道研究所成立，任该所专员，协助兼所长俞大维处理· 所务。1938年7月 任汉阳兵工厂(后改名军政部兵工署第一工厂)厂长。1940年2月兼任第二十五工厂厂长。1941年3月又兼任第五十工厂厂长。1942年2月免第一工厂厂长职，1942年11月免第二十五工厂兼厂长职，专任第五十工厂厂长。1945年10月兼任第十工厂厂长。在第五十工厂，他于1941年7月开始主持试制60毫米迫击炮，9月试制成功，1942年投入批量生产，兵工署命名为31年式60毫米迫击炮。该炮为第五十工厂的主产品，也是抗日战争中军队配备的国产主要兵器之一。1942年9月受到兵工署嘉奖。1946年6月调职。

汉阳兵工厂目1927年北洋军阀溃逃、即由国民政府接办。当任德国留学生郑点石（家俊）为厂长。该厂以旧式步枪为主要产品。郑点石廉洁奉公，但直到1937年抗战军兴，还是生产旧式产品，机器设备也还是张之洞建厂时的旧东西。十年来虽节约了二百余万元资金，但对国家效益不大。到1938年日寇进逼，武汉吃紧时上令将厂西迁重庆，而郑厂长却考虑到，那些用了几十年的旧机器设备，如果拆迁，将成一堆废铁（等原故）。后兼任湖北省省长陈诚邀请郑电石担任建设厅长。兵工署长俞大维考虑再三，迫不得已亲到重庆江北请直公（李承干）收拾残局，直公考虑到国难当头理应为国分忧，遂毫不犹豫一口承诺。他派动力厂主任周治同等干员赴汉阳负责拆迁工作，又派修理厂技术员赵国才勇挑修复机械及生产新品重任，他俩不负重托，设备运到一批就修复一批，安装一批不到半年全部设备均修旧为新，同时放弃继续制造陈旧的汉阳式步枪，改制当时最新式的德国二四式步枪，改名中正式。于此汉阳兵工厂改为二十一兵工厂步枪厂，每月所产步枪可装备一个步兵师。

—— 登载于《怀念与祝福》专辑,《忆李直卿(承干)先生》,宁和中学第一任校董何振廉先生生前以何痴为笔名撰写的一篇回忆录,1990年。

　　在重庆市文物局公布的现存抗战遗址中，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旧址原位于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街道雨花村社区长安机器厂内。1949年12 月，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由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后为长安汽车股份责任公司厂房。旧址仅存两栋车间，同向排列，坐东北向西南，墙体和柱体为砖筑，房梁架为木结构，悬山式组合式屋顶，小青瓦屋面，长69.7米，宽16.52米，占地面积均为1151.4平方米。该旧址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仅为一般文物点，没有挂牌保护，已随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此处的厂区整体拆除而消失，后又经房地产开发，在此处新建名为“融景城”的小区楼盘，原旧址完全消失。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母亲想起要到江北去旧地重游，当年的交通并不方便，尤其是中梁山那边，趁星期天下面厂里的渝城四座轻卡车闲着，我们就到江北的红土地。邻近七十的母亲凭着往日的记忆，找到长安厂叔娭毑一家，他们也是抗战期间长沙沦陷前就到了重庆江北的二十一兵工，见了几位姑妈分外亲热，只是叔娭毑最小的女儿在成都热电厂去了，但这位姑妈的年龄比我还小，那几位姑父都是长安厂的职工。她们给了我这张全家福照片，说其中有位姑父路国玺，就是长安厂的总工。在《重庆文史资料》第三十五辑中，登载有姑父路国玺《新中国时期长安厂生产技术的发展》一文，现摘录其中一段：“工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后，1957年初中央指示：军民结合，学会两套本领，展开了大面积上民品的局面。当时民品有五大类：机床、猎枪、工具、 柴油机和轻越野汽车(吉普车)。长江46型越野轻型车以路国玺总工艺师为首，组织汽车产品图测绘、设计。除发动机外，仅花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图纸资料。1958年全体人员下车间试制。由王鹤年技师分段冲压大梁，利用九付模具在200吨水压机制造轮盘。周茂松工程师设计了刀具，调整了机床，制造了前后牙包的螺旋伞齿轮。自行搭棚土法上马，制作了大型覆盖件。于1958年初投料， 5月份就生产出第一辆汽车。到1963年共生产1390辆，为长安厂的职工谱写了一页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光辉篇章。长安厂1958年5月份生产出第一辆吉普车，并正式命名为“长江牌46型4X4” 轻型越野指挥车。1959年由路国玺带队，20辆长江牌吉普车参加了建国十周年阅兵。直至1963年为止，“长江牌” 46型吉普车累计生产1390辆，绝大部分装备于解放军各大部队。1963年，全部资料转交给北京汽车制造厂，而北京汽车制造厂在此基础上研制了举世闻名的北京吉普212。

在《怀念与祝福》专辑中，登载俞楷记父亲俞濯之先生工作二三事《从零开始不懈追求》中，掲示了当年重庆长安机器厂试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那段历史：重庆解放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部长段君毅交给父亲一项重要任务: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原样是用木材制成的，涂了应有的颜色，要求用金属制成，并在半个月内拿出试制品。父亲还是第一次见到国徽，当时心情万分激动，这是一种非常光荣的任务，是党对456厂(即原廿一厂，现为长安汽车责任有限公司)全体职工的信任。456厂有全国最精密的机床和技术高超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他和葛庭芝、吴世泽伯伯一起研究制造方法，选用材料和制造工艺。经过了若干个日日夜夜，国徽的试制品终于完成了。用红绸子包裹着送段部长审查。经批准第一批国徽开始在456厂生产。（俞濯之在1947年5月任第二十一厂厂长。重庆解放后任长安机器厂厂长，直至1951年11月调京。）

也正是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五叔爷熊宇岑从南京的来信，他说八几年时他到江北雨花村去见原金陵兵工厂的老友们时，到谢家湾劳动村去找过我们家，其实我们家早已搬迁到北碚去了。我回信了，想知道他在三一年时离开长沙湘江到南京秦淮河岸的那段漫漫兮路，他给我回信了：唉，不提当年了。信里面有张照片是他和五叔娭毑的合影，叔娭毑李素非，是李承干的四妹。 在《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料》<三>中记载了李承干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辞卸第廿一工厂厂长职呈文，其中述到五叔爷在1945年又回到南京的那段历史：“抗战胜利后，本厂复奉令指派綦江分厂厂长孙学斌及本厂工务处长虞绍唐、福利处长熊宇岑率领员工三十余人，驰往京沪接收敌伪兵工器材。历时短，用费省，循法守纪，丝毫不苟，现已成立为第六十工厂。尤忆胜利后，俞前署长暨今杨署长尝谕知今后第二十一厂可与钢铁厂合作进行应以原料与机器工具制造为主，武器制造为副。并曾令承干兼大渡口钢铁厂职，虽因事繁任重， 才学不足，坚辞未就，然其贤明之指针，实为至当而不可易者。 现承干以血压过高，蒙上峰之体念，得以离职赴美，中心感激不已。惟于俞前署长暨今杨署长谕示，以原料与机器工具制造为主，武器制造为副，依此以建设第二十一工厂之意旨，未能遵从实现，不无遗憾”。在和五叔爷的联系中，我知道了他的女儿熊苾在北京北太平荘的北京邮电学院，姑父项万鹏是该校的教授，还有表伯张绵光在成都。那年我到成都去企业用户落实工厂第二年的产品合同时，在省轻工厅家电处找到表哥后见到表伯张绵光，得知他曾任第二十一厂审计课课长，六十年代从长安厂调往成都量具刃具厂。在《怀念与祝福》专辑中登载有李承干的外姪张克《为筹建成都等一批量具刃具厂操心》的纪念 文章：“1955年大舅舅担任首届国家计量局局长，常考虑计量工作首先票有精密的量具刃具。当时我的五舅舅(李力仁)在上海柴油机厂想任总工程师，他留学德国，是学机械的。有次出差来北京，那几天晚上我看见他们兄弟俩在讨论在全国各地筹建一批量具刀具厂问题，其中提到在成都建厂。他们有时争论、有时在纸上划来划去”。原来，成都量具刃具厂是李承干担任国家计量局长时创办的，我也明白了表伯张绵光从重庆江北长安机器厂到成都量具刃具厂也很正常的了。原宁中校友、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敎授郑洪泉先生1998年在编辑《怀念与祝福》专辑的<编者絮语>中提及：“九十高龄的熊字岑先生亦曾亲笔写来信函帮助我弄清有关史实”，“此外，还有一些金陵厂和廿一厂的老前辈如张绵光、张绵宅和李景春等先生都曾给我很大帮助”。“李承干先生的外甥女熊苾同志，几十年来一直珍藏着李承干先生的一些文稿、书信、不厌其繁地介绍她所了解的各种情况，并动员其他亲属也这样做”。<编者絮语>中提及的张绵光系我表伯，兄弟张绵宅我应叫他表叔了，我大哥对二十一厂和长安厂往事记忆特别清䀿，表叔在二十一厂的宁和中学毕业后进入重庆某大学学医，女友系黄桷坪美术学校学生，我大哥还在江北读宁和小学，时常奔跑江北和杨家坪之间与他们传递书信，后来他们俩参加学潮后，为躲避清捕双双奔向延安，待我知道表叔的消息时，他在湖北广水空军医院了。

也是九十年代时，我到河南巩义去考察高岭土超微高速粉碎设备后，午夜在郑州坐上去北京的高速大巴车，凌晨四点多钟时就看见北方的天空临近地平线上明灿灿的一片，北京用朝霞迎接了我。在北京海淀太舟坞航天精密量具研究所，我找到了阔别四十多年的大姑妈。又到北太平莊的北京邮电大学找到了五叔爷的女儿、我从未见过面的姑妈熊苾，她在舅舅李承干身边相隨多年，熟悉多少与李承干交往的人，如化学工业家侯德榜伯伯，和他们同住一个胡同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她珍藏最好的是从海峽对岸传真来的那张照片，舅舅李承干升职兵工署副署长，身着中将军銜戎装，众多将官在机场欢送他到美国考察的合影。临走时她给我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她和姑父在清华大学的同年级校友，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和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郑洪泉的电话号码，我只记下了郑教授的联系电话。回到重庆后，我即到沙坪坝的重庆师院找到了郑洪泉敎授，他正在筹办海峽两岸的宁和中学校友聚集重庆纪念老校长李承干先生，以永久的怀念的集会，届时还有长安厂和工业管理学院的领导，他邀请我也去参加。那是1998那年的事了，我因故未能去江北参加这次集会，后来郑教授给我留了两本《怀念与祝福》。在这本《怀念和祝福》专辑里我看见了姑妈熊宓1996年的文章,<怀念我的大舅李承干先生>：“家父熊宇岑，自1931年起先后在南京金陵兵工厂、重庆廿一兵工厂、南京六十兵工厂任职至1948年3月。 他是重庆宁和中学校董。家母李素非，是位勤劳纯朴，有文化、 有素养的好母亲。她是李承干的四妹。我是抗战时期1940年在重庆出生的，因为躲避日机轰炸，当时是在郊区鸡冠岩。1950年至1959年，当我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很幸运地和我大舅李承干生活在一起（李承干是我母亲的长兄）。听家父说过，刘伯承将军一打到南京，就四处寻找李承干，这可能就是受周总理之托来寻找的。1948年，李承干应化学家候德榜之邀，应聘南京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协理兼南京硫酸亚厂厂长。大舅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时就常与郭沫若、李四光、竺可桢、吴玉章、成仿吾等有往来。抗战在重庆时还请郭老为廿一兵工厂厂歌作词。1949年3月，他应郭老的邀请到北京参加了中华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1951年调到北京任永化学工业公司经理。他经常是自己坐有轨电车去金鱼胡同上班”。

国营长安机器制造厂

（第四五六工厂）

国营第四五六厂是一个有120多年历史的老军工企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41年的建设，现已发展成为一个以生产大口径高射机枪和小口径高射炮为主要军品，微型汽车、三牙轮石油钻头，猎枪为主要民品的军民结合型大企业。厂址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刘家台，陈家馆和红土地之间。 第二厂名为国营长安机器制造厂。1863年工厂在上海创立，当时名为上海洋炮局。同年12月迁往苏州，更名为苏州洋炮局。1865年迁往南京雨花台，更名为金陵制造局。1937年11月迁到重庆陈家馆，更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1949年重庆解放，12月初重庆市军管会派员接收，1950年1月15日交接完毕。接管时有职工8978人，建筑面积19.5万平方米，各种机器设备3669台。1951 年工厂更名为中央兵工总局第四五六厂。

解放后，1950年10月恢复迫击炮、迫击炮弹生产，测绘、试制、生产51式手枪和驮鞍、圆锹、十字镐等军品以支援抗美援朝，赶制了一批马克沁重机枪和中正式步枪以支援解放西藏。1951年6月，所属步枪所全部人员、设备迁并鹅公岩分厂，分厂更名为国营第二九六厂(1953年搬迁完毕)；同年7月，将白沙沱废品整理所移交解放军西南军区后勤部。 1952年4月，中央兵工总局确定工厂为重机枪和高射机枪专业工厂后，同年将董家溪的制革所移交给重庆市工业局，炮弹所、火工所和机器所重炮部迁并山西长治三O七厂，进口全套螺旋伞齿轮加工设备移交给北京市机械局。技工学校也于1950年交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经过调整，工厂职工5049名，设备1726台，固定资产原值1505万元。1953年初，7.62毫米重机枪的开始试制后，基本定型，当年完成重机枪2000多挺。1954年初，又开始12.7毫米高射机枪的试制，当年完成600余挺，并生产7.62毫米重机抢4000余挺。1955年初，工厂实行第二次改扩建，12月开始试制14.5毫米高射机，1956年12月正式批准定型。为适应14，5毫米高射机枪枪架生产的需要，1955年6月接管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的重庆空气压缩机厂为四五六厂分厂。1957年3月，该厂独立建制，更名为第二五六厂。

“一五”期间，工厂实现了产品结构的转变，建成重机枪和高射机枪专业厂，实现了产品制式化生产。经过两次改扩建，新增生产面积2.6万平方米，设备437台，1957年固定资产总值为4095万元，职工6799人。建成了两条完整的生产线。技术力量增强，技术水平提高，天轴皮带传动的老式机床全部改为自带变速牙箱传动的新式机床，全齿轮机床大量增加，工厂面貌大为改观。1958年，工厂调整为生产大口径机枪和小口径高炮。9月开始研制双37自行高炮和双37舰炮。1962年根据归口的原则，上述两个产品移交给四九七厂。

1960年上半年开始双25舰炮的试制工作。1963年达到定型，投人小批量生产。工厂的技术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此期间工厂大上民品，先后研制、生产的有:机床、猎枪、柴油机、 吉普车、工具等五大类。1962年工厂确定7.62毫米重机枪、12.7和14.5毫米高射机枪、双25舰炮为工厂生产的主要军品。1964年10月，工厂接受为四九七厂协作生产65式双37高炮自动机的部分配套任务，1966年定型并投人批生产，同年开始进行20毫米高炮的研制，这是工厂首次承担小口径高炮的全部自行研制任务。从1966年始，除老产品继续生产外，还进行了双30舰炮、上光液压和反坦克防滑帽的试制和生产，双25舰炮改配交流电机，双25舰炮立式改平装，双25舰炮的调研论证等产品科研以及对外经援工作。1968年试制双30舰炮，至1973年批准设计定型并投人小量生产。1971年接受双25高炮的调研和论证任务，1976年开始试制。

从1980年开始，积极进行支柱民品的选择、建线。猎枪，是工厂50年代最早试制生产的民品，1980年，首先把原有的旧式双管猎枪改为单扳机。1982年试制100支，1983年底投人批生产。1984年6月四川兵器工业管理局组织生产技术鉴定，成为正式生产的主要品种，在以后的五、六年中，曾先后试制生产了6种猎枪，销往德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现已建成年产2万支的生产线，实际生产能力可达年产3万支。1979年工厂开发三牙轮石油钻头，1982年171/2”三牙轮钻头获得国家银质奖。1984年建立石油钻头生产线，1985年达到生产1490只的水平，并形成系列。

长安牌微型汽车，是工厂鉴于猎枪、石油钻头这两种民品年产值不高，要达到以民养军的要求，还须有一个能大批量生产的支柱民品而进行开发的，微型汽车的试制、生产共经历了四个阶段：抠样，引进散件组装，稳步国产化，扩展新车型。

1982年10月至1983年12月，长安牌微型汽车进行8辆样车的试制工作开始。1984年5月，四川兵器工业管理局组织微型汽车考察组赴日本铃木公司进行技术考察，并签订了生产、技术合作协议和贸易合同，1985 年3月，成立长安微型汽车联合体的生产集团，四五六厂担任总装任务。建立了年产3万辆的总装生产线。1986年11月，生产线经过1万辆汽车生产的性能考验，相继开发、投产的有长安牌Sc113交通事故现场勘察车、sc112厢式货车、客车、医疗车、客货两用车等。1986年起，工厂对技术后方分阶段有重点地继续进行改造。建成5600平方米的西南理化测试中心。1990年工厂拥有职工近12000人。

“七五”期间工厂获四川省先进单位、国家二级企业、园林式工厂等称号，并通过军工质保体系验收及安全性评价，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近10年来，军品获国家银质奖一项， 国家新品开发奖二项，部新品开发一等奖和二等奖各一项。1990年，工厂居全国评选“五百家企业”的第196位。

—— 摘自《西南兵器工业四十一年》，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编篡1995年（内容有删减）

　　国营长安机器厂

1949年12月初重庆市军管会派员接收原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1951年工厂更名为中央兵工总局第四五六厂。1950年10月恢复迫击炮、迫击炮弹、马克沁重机枪、中正式步枪生产，测绘、试制、生产51式手枪。1952年4月， 中央兵工总局确定工厂为重机枪和高射机枪专业工厂。1957年4月，置第二厂名: 国营长安机器制造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保存抗敌实力，1937年11月16日，金陵兵工厂奉命西迁，1938年初首批物资抵达重庆江北簸箕石，选址在陈家馆，更名为兵工署21厂。簸箕石位于江北，与江对岸的纱帽石遥相呼应。尽管在修建北滨路时，簸箕石被掩埋了大半，但至今仍能辨识其轮廓，依然发挥着防止洪水冲刷刘家台、简家台、廖家台一带江岸的作用。过去嘉陵江上的船只常停靠在临江门码头，从临江门起锚的木船逆流而上，驶入江北沿金沙滩西行，必经簸箕石，在洪水季节，簸箕石可能被淹没大半，枯水期显露宛如一个大簸箕。在清末嘉陵江的航运愈发繁荣，每日往返于簸箕石的木船络绎不绝。但昔日嘉陵江边的一个码头，已寻觅不了原先停靠船舶的泊位，更不见舟船往来。只剩下江岸的铭文碑在述说，原二十一厂专用码头，抗战期间通过此码头向前线向前线输送的武器和弹药占全国总量的60%以上。如今硝烟散尽，长安汽车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大型汽车集团。一江碧水留下了“长安码头”永远的记载。

北滨路刘家台段，矗立着一座从嘉陵江抽水的水塔，是原长安厂的生产生活两用建筑。现在是茶园水厂一级站，上半部分如同老火锅，下半部分犹如草围裙，两侧是车水马龙，一座天桥联通到一侧的山坡上，造型显得古朴典雅，矗立在主干道中间显得格外显眼，形成了北滨路上的独特风景。坚立在附近的标识碑铭文中溯源为长安水塔，原二十一厂水塔。如今长安厂也离开了陈家馆，那里的面目依稀。但簸箕石、嘉陵江、陈家馆、刘家台过往镌刻在人们心中。滨江路江岸视野开阔，江水清澈。夕阳下远望中的景象依旧繁华，仿佛还能听见岁月的回声，见证着中国工业的一段历史。

　　洋炮局1862文创园项目位于江北区大石坝二村嘉陵江畔，是原抗战期间第十兵工厂和原江陵厂所在地，项目名称来源于1862年12月(清同治元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的上海洋炮局，1938年迁至重庆嘉陵江边，更名为第21 兵工厂。第十工厂的前身是1936年创办的兵工署炮兵技术研究处，从南京迁至湖南株洲，1938年西迁重庆，1941年更名为第十兵工厂。1951年6月工厂更名为第一五二厂，隶属中央兵工总局。为了支援抗美援朝，1951年生产60迫击炮弹达108万发。1953年至1956年，新厂区由忠恕沱扩建到大石坝。1957年第二十一工⺁更名为国营长安机器厂，第十兵工厂更名为国营江陵机器厂。1950-1990年工厂在军品方而，生产各种口径炮弹十余个品种。民品方面，有石油射孔弹和射孔器，人工降雨弹，报时座钟挂钟、微型汽车发动机等一百多个品种。1995年与国营长安机器制造厂合并成立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成为长安发动机生产地。现在长安汽车是中国第一阵营汽车企业，旗下拥有长安、深蓝阿维塔等众多品牌，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大型汽车集团。

兵工署第十工厂旧址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街道前卫社区。地理位置上，该处东面是海拔451米的任家坡山岭，北面有海拔350米的石子山和盘溪河，南面和西面濒临嘉陵江，与著名的红岩村隔江相望。江边有专用码头，汉渝公路自西向东贯通。工厂旧址现存29处文保建筑和1.3公里滨江岸线，保留了大量防空洞、烟囱、厂房等工业遗迹。现存抗战生产洞共有洞口3个，洞体全长210米，建筑面积约330平方米。南洞口高3.2米，宽约3米，洞口上方有第十工厂水泥厂徽一枚。2012年，江北区政府提出具有创意的规划和设想，在第十工厂旧址上规划建设重庆抗战兵工博物馆产业园区—“长安1862”项目。2013年3月5日，国务院公布该旧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洞车间两洞口处，分别置青石材质保护标志碑一座，上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2017年江北区政府与上海八号桥集团启动洋炮局1862文创园项目，总投资3.9亿元，打造国家级兵工主题文旅目的地。园区占地323 亩，分为“兵工文化区”"防空洞记忆区”等五大功能区，保留红砖厂房、烟囱等历史建筑，并融入涂鸦艺术、现代商业等元素，形成新旧碰撞的美学风格。

在洋炮局路口第十兵工厂旧址，江陵厂的小石屋旁，陈列着两尊炮：金陵制造局1884年仿制出格鲁森二磅(37mm)架退炮，这是我国最早制成的可移动车轮式后装炮。在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这种后膛炮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抗战时期的第二十一兵工厂炮弹厂工房生产的仿第二十一兵工厂迫击炮，展示出中国近现代抵御外强的兵工历史。在洞见.兵工记忆展览馆路口，陈列着59式中型坦克，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阅兵式上第一次亮相，向国人展示了中国坦克工业从无到有的辉煌，也揭示出共和国初期那段兵工史：长安厂的前身，中央兵工总局456工⺁为适应14.5毫米高射机枪枪架生产的需要，1955年6月接管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的重庆空气压缩机厂为四五六厂分厂，1957年3月该厂独立建制更名为第二五六厂。

园区内设“洞见·兵工记忆”展陈馆，通过全息投影、互动魔镜等技术再现军工历史：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失守，南京沦陷，金陵兵工厂危在旦夕。在厂长李承干的带领下，逆江而上，突破重重险关，历时三个月，在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轮船帮助下，金陵兵工厂完成了艰难西迁。迎着炮火，许多兵工厂也内迁重庆，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四五六厂、一五二厂成为实业强国的典范之一。1950年2月，456工厂有1200多名员参加抢修綦江成渝铁路段。1951年支援抗美援朝，入朝志愿军装备了一五二厂和四五六厂生产的迫击炮和迫击炮弹。1958年长安厂（国营第456工厂）庆祝首批“长江牌”军用吉普车制造成功。1965年，在三线援建中由长安厂负责修建二四六厂(现青山厂）。重庆洋炮局1862文创园是中国近代工业遗产与现代文旅融合的典范，历经战火洗礼与时代变迁，如今成为兼具历史厚重与时尚活力的文化地标。

主要参考资料：

①《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1-3，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编委会,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

②《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未至民国的兵器工业》,《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年

③《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研究》艾智科主编，重庆出版社2020年

④《西南兵器工业四十一年》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重庆市大坪长江二路77号)编篡，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印装1995年

⑤《国营第四五六厂史》(1862-1985),中国兵器工业史丛书，1988年

⑤《重庆文史资料》第三十五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⑦《怀念与祝福-纪念李承干先生诞辰110周年暨恭贺俞濯之先生90华诞专辑》，郑洪泉主编，重庆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工业管理管理学院、宁和中学校友联谊会编，1998年

⑧《江北区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重庆市江北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