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与朱龙广老师的一段交往岁月

lydia皖晴的秋天

得知朱龙广老师离世的消息时，我瞬间忆起他那总是洋溢着笑容的脸庞。在我从军的征途上，他堪称我的贵人，在我最无助、最迷茫的时刻，为我指明方向，点亮了希望的灯塔。

记得我家刚迁居北京时，第一次在军事博物馆的放映室观看的电影是《地道战》。影片中，高传宝这一角色的扮演者正是朱龙广。当时，影片中的一号人物高传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正认识朱龙广，是在我从北京知青变为话剧演员的那段岁月里。
在一次西北五省的美术交流大会上，我与陕西省人艺的一位同样被派去担任工作人员的周音老师住在同一个房间。大会结束后，我们成为了朋友，于是常去年长我十几岁的周音老师家做客。那时住房非常紧张，省人艺和我们西安话剧院的演员们一样，都居住在类似办公楼的房子里，水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周音老师家与朱龙广老师家正好住对门，我们进出时经常相遇。从周音老师那里得知，朱龙广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回到家乡西安的。
我们两个话剧团体在西安的演出市场上，自然以西安话剧院的名气更为响亮，不仅在西北五省享有盛誉，即便在全国也颇具影响力。然而，自从朱龙广老师加入省人艺以来，他们每次的演出总能吸引大批观众前来观赏，其中不少观众实际上是冲着朱龙广老师而来的。

朱龙广和妻子吴慧芳

那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兰州军区话剧团来西安招生。尽管我当时已经是一名正式的话剧演员，但为了实现参军的梦想，我从未停止努力，悄悄地去参加了招生考试。部队通常青睐那些已经能上台演出的演员，因此我顺利地被录取了。我满怀喜悦地在剧院等待招生办安排我去兰州，然而，万万没想到，由于军区高层领导之间的不合，我成了牺牲品，被点名不能带到兰州。

那时，父亲恢复工作前，来西安探望几个老战友，顺便来剧院看了看，对我的工作环境很满意。对我提出的参军愿望表示不赞同，要我安心在剧院工作。可我知道不用再为我的出身担忧了，这军我是参定了。尽管军区有几位父亲的战友，但我并没有想着去走后门，完全是按照正常程序参加的考试。不知何人打了小报告，声称我是某司令未来的儿媳妇。那位司令的两个儿子当时确实与我们在一起聚过，但只是普通朋友，况且他俩还比我小。再说了，为了参军，我一直就不考虑婚姻大事。当我得知招生办接到“如果要了她，所有招到的都不能要！”的上级指示后，我愣住了。

为了让文化局批准我参军，我竭尽全力地开了陕西文艺界演员参军的先河，甚至将自己的物品或送人或寄回家中，仅留下几件日常穿着的夏装，一心期待着那身梦寐以求的军装。然而，现实却让我陷入了困境，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绝望之情。我坐在剧院办公楼前的台阶上，茫然无措，思绪万千。剧院已非我久留之地，毕竟我曾多次嚷嚷着要参军，如今这场“热闹”怕是躲不过了。

我去找周音老师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她告诉我，对门的朱龙广已被工程兵文工团落实政策，他们一家即将返回北京，你去找找他，看他能否帮帮你。听到这个消息，我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于是，我进了朱龙广老师的家，请求他帮助我参军。他微笑着，态度模棱两可，只说等回到北京后再看看情况。不久后，他们一家便动身前往北京。我实在无法再等待，况且我连过冬的衣物都没有，只得赶紧踏上回北京的路程。
在北京，我与朱龙广老师取得了联系。他告知我工程兵文工团尚未开始招生，但听说铁道兵文工团正筹备恢复话剧，建议我先去尝试一下。若未能成功，待工程兵文工团开始招生时，他承诺一定会录取我。他还让我去找一位名叫王泉的人，称其为话剧团的分队长。因为我当时的入伍是按调干，办理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经过一番波折，我终于如愿穿上了军装，实现了参军的梦想。此后，我虽然从未去过朱龙广老师的家，但内心始终记着他对我的恩情。

多年前，我见过几次朱龙广老师骑着自行车前往超市购物，每次见到我，他都会下车与我寒暄几句。那时的他，尽管有些发福，但依旧显得十分健壮。他的爱妻吴慧芳曾是一名舞蹈演员。每当街道举办舞蹈比赛，总会邀请她担任评委，我只有那时才能见到她。疫情之后，我便再也没有与她见过面，也不知道朱龙广夫妇的情况。

去年，我家的有线网络出现了故障，歌华有线的维修小师傅前来修理。他一边忙碌着，一边与我闲聊。不知怎的，话题转到了朱龙广老师家的网络维修上。从他的口中，我得知朱龙广老师一家已从工程兵大院搬至干休所，而且他夫妇俩的身体状况看上去尚佳。我跟小师傅说，哪天再去他们家，记得给我带个好，我很多年都没见过他们了。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朱龙广老师便不幸离世，具体病因不得而知。心中满是遗憾与伤感，愿朱老师一路走好。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