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孃

君哥

二孃走了，是在一九八三年初夏的某一天，那时我已参加了工作。某天回家省亲，走在回家的路上，碰到同街居住的陈麻子爱人，我们的一个远房表婶，她看见我就给我打招呼：“老四，你也回来啦！你怎知道你二孃走了？”“走了？”我那时已经懂得，走了即是死去的意思。我来不及与表婶寒喧，急匆匆的赶回家里。

走进院子左拐，就看到我家门前有很多同院的邻居在忙着，门口摆放着几个花圈，几个熟悉的邻居看到我也点点头。我走进家门，看到堂屋正中存放着二孃的遗体，身上穿戴着死后的老衣，脸上盖着一张黄纸，遗体下面一盏孤独的长明灯在一闪一闪的摇曳着，正面墙上挂着一幅二孃的遗像。此刻，我才真正的相信，二孃真的走了。

此时，母亲从后面厨房出来，看见我，忙走过来问：“四娃，你怎么也回来了？”我告诉母亲，今休息，正好回家看看。我见母亲双眼红肿，似乎刚哭过。母亲告诉我，二孃是上午走的，我回答母亲：“哦，知道了！”

二孃，其实是我父亲的堂姐。二孃的父亲与我的爷爷是俩兄弟，阿公（爷爷的兄弟）是远近闻名的“杨豆芽”，做豆制品生意的一个小生意人，在杨泗楼有几间铺面及豆制品生产作坊。在作坊后面置了多间房及一片土地。我的爷爷，仅是一个跑船的船夫，明显没有兄弟混得好。阿公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即是二孃，二孃工于心计，为了守住阿公创下的这番家业，二孃甚至没有出阁，只是后来抱养了一个满脸麻子的小孩，即后来我们称之谓的大哥。

上世纪五十年代，宜宾市开始修地委行署，进行拆迁。我们家在都长街正在拆迁之列，等我父母接到拆迁通知，赶回家时，拆迁已拆到隔壁。阿公得知我们家的房子被拆，没有住处，想到自己反正房子多有闲置，就让自己的侄儿一家搬到一起居住。二孃心里不爽，但父亲是老大，开口说这样，也没有办法反驳，就这样，我的父母就在阿公家安顿了下来。父母亲长年在外讨生活，平时也难得在家，大家倒也相安无事。

后来阿公阿婆相继去世，家也交到了二孃手里。由于家里只有二孃一介女流，也难撑起豆制品作坊的摊子，后来豆制品作坊被公私合营，成了豆制品社，二孃也只是豆制品社的一个普通员工。阿公当年创下的偌大的家业，逐渐的在二孃手里衰落了。杨家院子，也逐渐的被邻里修房侵占，院落渐渐的由有坝子，到后来只剩下一个过道。

我在六十年代初在杨家大院出生，没有见到过阿公阿婆，但在杨家老屋长大。对这个二孃，我没有多少好感。杨家虽宽，但属于我们的只有一隅。在我之后，家里先后添了三个妹妹，在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里挤着，平时两人过路都需侧身。我见过二孃有时对我父母的恶语相向，从小就感受到过寄人篱下的世态炎凉，从母亲身上表现出来的对二孃的唯唯诺诺，让我对二孃尊重不起来。

我们和二孃共使用一个厨房，各自有各自的灶。但平时大凡家里弄点肉食，父母亲都要先铲一碗让我们端去给二孃尝尝。二孃的养子长大后去外面读书，毕业后在重庆工作，后来娶妻生子，也就二孃和堂嫂在一起生活。七十年代中期的某一个早上，二孃去上班，走在街上突然中风瘫痪了，被人发现送回了家。还是我去宜宾火车站找到正在转运货物的母亲，告诉母亲二孃中风的消息。

堂哥在得知二孃中风后，赶紧请假回了家，这一呆就是六七个月。在药物治疗下，二孃终于柱着拐杖可以下地行走，但方便及洗澡必须要人帮忙。堂嫂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事的，这时，我的母亲，二孃的这个堂兄弟媳妇，倒成为了二孃的救命稻草，每天的洗澡成了我母亲格外的工作。当母亲在外拖着劳累了一天的身体回家，顾不得休息，给二孃洗澡，有次甚至闪了腰。二孃由于长期活动少，体重达到了一百五六十斤，母亲一个去抱也是甚为吃力。母亲从未在二孃面前表露出丁点的不耐烦，我有时也很心疼母亲，为什么会对二孃这么好？母亲告诉我们，二孃是长辈理应得到尊重，即使她身上有诸多不是，我们也只应记住她的好！

我似乎明白，但也不是完全懂。我只记得家里添口时，父亲曾找二孃商量，想在堂屋铺张床，二孃还算通人情，点头应允了，那成为了我个人宽摆的地方。还有就是我去市场买豆腐，摊位上排着很长的队，我直接去摊前找到二孃，二孃先卖给了我。排队的顾客直嚷嚷，二孃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他是我的侄儿，嚷什么嚷？”众人当即失声，这个就是二孃留给我为数不多的好印象。

二孃在瘫痪十余年后，终于还是走了，她能拖这么久，一个是她儿媳妇的功劳，更大程度上是她祖上积德，收留了一个好的堂兄弟媳妇。出殡的这天，我的母亲哭得昏天黑地，这让我们也跟着动了真情。毕竟人已经去了，就如母亲所说，要记住别人的好。我暂时忘却了二孃曾经对我们的许多不是，决定送她最后一程。上山时，作为侄儿，我站在最前头抬棺，也算对二孃尽了一分孝道。看到二孃棺椁落坑填土，我也在心里默默念到，“二孃，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