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白艳琴

—《南京照相馆》与其背后的故事

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普通公民，心中感慨万千，也总想以某种方式纪念让我们永世不能忘记的那段时日、那些英雄、那些被残害致死的几千万同胞，尤其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历史罪行。原本计划以近几年读的几位女性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生活为素材，写一篇《1945年8月15日的她们》，但因近期有一个重要培训需准备，无法如期成稿。于是在这个初秋的季节，一个烈日炎炎的上午，也是抗战8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我走进了距家不远的华映影城，观看了新上映的电影《南京照相馆》。‌

《南京照相馆》取材于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历史事件。1937年底，五万日军进入南京城，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对中国军民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的疯狂大屠杀，战争伦理的底线被彻底践踏。倭寇所到之处，无所不为，烧杀抢掠、奸淫杀掳，机枪扫射、集体活埋，这种残暴的禽兽行为，让南京城血流成河。南京沦陷！南京人民陷入了长达40多天的血腥天日，在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

《南京照相馆》聚焦于一家名为“吉祥照相馆”的避难所。影片主角邮差阿昌为保命冒充照相馆员工，改名为阿泰，遇到了躲避屠杀的五名同胞。在被迫为日军冲洗照片时，他们意外发现底片中记录着日军屠城的血腥罪证。面对民族存亡与个人安危的抉择，这些普通人最终决定冒险保存底片，试图将真相公之于世。片中角色包括给日本当翻译的王广海、演员林毓秀、照相馆老板老金一家人等，人物关系复杂且充满张力。‌‌他们在日本的占领下战战兢兢，过着非人的生活。起初日本鬼子为了在上级面前表功，以拍摄残杀、凌辱中国人民题材的照片为乐趣和荣耀，后又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想方设法回收、销毁作为罪证的照片。阿泰和老金在冲洗底片时看到刺刀挑婴儿、妇女被奸、集体枪决的屠杀画面，痛心之余，蒙生了保存照片作为日后罪证的想法。日军摄影师伊藤以“朋友”名义发放通行证，实则为诱杀陷阱，凸显侵略者的虚伪与残暴。几位同胞不知其中有诈，拿到通行证后互相推让，优先让同胞先走，自己继续留在危险环境中。在逃亡前，阿泰建议拍一张家庭合照留作纪念，那一刻不禁让人泪目。在分别逃亡过程中，遭到日本鬼子的残杀，最后只有毓秀和老金襁褓中的婴儿逃脱并将底片保存下来，成为战后审判日本杀人恶魔战犯的关键证据，这就是真实历史中的“京字第一号证据”。

小剧院中观看影片的观众不多，空调温度调的却很低，以致让人感到寒冷。然而长达140分钟的播放时长，我却一动不动坚持看完，虽然身体寒冷，但内心悲愤，有溢出眼眶的泪水，有燃烧心中的怒火，作为中华子民，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而且要告诫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铭记在心！

影片故事中真实原型人物是冒死保存日军罪证照片的“华东照相馆”的学徒罗瑾，以及后来收藏上交照片的他的战友吴连凯。一本相册，成为两个人命运的分野；历史的接力棒，在两个普通青年手中传递。

罗瑾，1923年生于南京。自幼家境贫寒，读过几年私塾后，便辍学在南京中山东路雨花巷口的“上海照相馆”做学徒。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大规模屠杀，“上海照相馆”迁至成都，14岁的罗瑾失业了，在国际安全区里躲过一劫。1938年元月，罗瑾在新开的“华东照相馆”里又谋得一份差事。某日，一个日军少尉军官走进照相馆，将两个胶卷递给罗瑾冲洗。在冲洗换水过程中，看到日军对老百姓杀人强奸的暴行，罗瑾被那些照片吓了一大跳，恐惧之余，生出一个朴素的念头，“想办法把这些照片留一套下来”，从此以后，陆续有日军前来洗照片，罗瑾也都多洗了一套。渐渐地，他保存了30多张沾满鲜血的罪证。考虑到受害者的尊严，他剔除了那些强奸凌辱女性的照片以及一些曝光不足、曝光过度的照片，最后留下的照片一共16张，并用厚卡纸装订成一本小相册。贴好照片的深夜，罗瑾在相册封面上画了一颗淌血的心脏，一把刺向心脏的刺刀，一个“耻”字，以及一个代表“为什么”的问号。为了纪念那些死去的人，他还给这些图案勾了黑边。后来，日军用长刀抵着胸口，问他有没有私藏日军的照片，罗瑾很害怕却守口如瓶，没有搜出照片的日军悻悻离去。就这样，这本相册如一颗定时炸弹般陪伴着罗瑾东躲西藏。

1940年，为讨口饭吃的罗瑾，报名参加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受训期间，罗瑾把相册用胶布贴在床板的下方。1941年初，汪精卫要对通讯队进行视察，因例行检查中发现了一颗来历不明的手榴弹，于是在队员中进行一场紧急大清查。罗瑾慌了神，情急之下，他来到茅厕，在墙上抠了一个洞，将相册塞进去，然后再用泥巴将洞堵住。罗瑾每天都要去茅厕确认相册是否完好，十多天后，他突然发现相册竟然不翼而飞，吓得全身颤抖直冒冷汗。因为整个通讯队只有罗瑾是照相馆学徒出身，他意识到，如果查起来，自己一定是最先被怀疑的对象。于是让家里托关系给他请了个长假，连夜逃往安徽乡下避难。此后他流亡多地，去过上海、西北，最后在福建大田县落脚定居。

罗瑾不知道，那本相册被通讯队里一个同龄人吴连凯带走了。某天凌晨，还没有吹起床号，吴连凯去后院如厕，在低矮的茅厕里，他注意到墙角砖缝处的异样，掏出来一看，是一本巴掌大小的相册，十余张日军狰狞的屠杀照片赫然出现在眼前。封面上的血“心”、刺刀和那个“耻”字，让吴连凯相信，相册的主人和他一样，是位怀着国仇家恨的同胞。他冒着生命危险把相册收起，揣进贴身衬衫里，摸着衬衣的口袋他心跳加速。那段时间通讯队已经传出队员中藏有日军相册的风声，一位政训员召集全体学员训话，声称现在是中日亲善，如果不交出皇军的相册，一旦被查出，性命难保。那次训话后，吴连凯在思考把相册藏在哪里最安全。他们班住在庙内的万福楼里，楼上是方丈的寝室，楼下的大殿正中是一尊金身弥勒佛。他灵机一动：就藏在那里了。集训队两小时换一次岗，趁着夜里换岗的时间，吴连凯将相册放在弥勒佛背后底座的一个洞里。和罗瑾一样，他每天都要去确认一下相册是否还在。

1941年秋天，经过大半年学习，吴连凯被分配到通济门外的团队当电话机修理师。在离开前，他趁着夜色来到弥勒佛背后，取出了那本相册，放在黑色皮包底层。来不及和队友道别，带着行李和那个黑色皮包匆匆离开。五年多，那本相册一直躺在他的黑色皮包里。直到1946年，全南京城贴满告示，征集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证据，他打开尘封已久的黑色皮包，取出那本藏了多年的相册，送到位于新街口的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连凯郑重地写下呈文，“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写完后，他重重地按下一个手印。

1947年2月6日，在南京市黄埔厅大礼堂，“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开庭公审，这本相册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法庭呈现，成为谷寿夫被定罪的铁证。谷寿夫被侦讯时，见此证据，面色大变，慌乱不能自持。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押送至雨花台刑场依法枪决。

1990年的夏天，罗瑾在南京的旧友之子出差到福建，奉父母之命顺道去大田县看望罗瑾。在闲聊时，这位晚辈提及媒体报道了一名叫罗瑾的青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冒死保留了一本日军烧杀劫掠的相册，罗瑾听完，心里就像平静的湖面被投下一颗石子。1991年，罗瑾曾向南京的友人写信询问此事，对方给他寄来一份上海《文汇报》，沉积多年的谜团就此被揭开。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罗瑾回到了南京。6月9日，罗瑾和吴连凯共同受邀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是两人时隔半个多世纪的首次重逢。“我叫吴连凯，你知道吧？”吴连凯笑呵呵地朝罗瑾打招呼。为了纪念抗战胜利，他把原来的名字“吴连凯”改成了“吴旋”。罗瑾愣了两秒钟，脱口喊出吴旋当年的绰号——“黑皮！” 从少年到暮年，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双手紧紧握在一起。1997年7月，吴连凯就因贲门癌去世；8年后的2005年，罗瑾也在上海病逝。如今两位老人虽已离世多年，但他们冒死保存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证却永远摆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

当灯光亮起，走出影院的我，心仍被《南京照相馆》及现实中两位当事人的故事揪着。那刀挑婴儿的残忍，那妇女被强奸后的精神失常，那城头上吊起的人影，那百姓在河边被集体枪决血流成河的画面，以及日本鬼子狰狞的面孔……依然在眼前不时闪现；那城市上空飞机的轰鸣声、炸弹的爆炸声，那街头母亲的惨叫声、婴儿的哭嚎声，那河边群众被机抢扫射的嗒嗒声……依然在耳边回响；我仿佛闻到大屠杀的血腥味，闻到街头尸体的腐臭味，我的肠胃也翻滚起来……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血腥兽行，是中华民族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无论倭寇怎样串改，都洗涤不掉它的罪恶与血腥。它时刻唤醒着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团结精神，让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在振兴中华的路上永远自强不息！